當年杜潤生差不多就是這個辦法，從來沒有一句肯定的話，也不輕易表揚，決不會批評。不斷在積極研究農村問題上鼓勵你，同時提醒你，同時用他的經驗知識、判斷力，校正你的看法，然后把你一次次引向農村調查，那時候真想去，因為去了可以學到東西。
其實這一代人都很普通，就是77、78上來的，當時你看就是因為對課堂上不夠滿足，然后參加這樣一個小組，杜老辦法就是跟你提問題，跟你討論，說得你心服口服，從來沒有批評我們小組當中任何人，就是問問題。
最近老談論人類思想的源泉，有希臘文明，希臘文明源頭上就是蘇格拉底對話，就是你一句他一句，他再一句，這個問題你越想越深了，當年杜潤生差不多就是這個辦法，從來沒有一句肯定的話，也不輕易表揚，決不會批評。不斷在積極研究農村問題上鼓勵你，同時提醒你，同時用他的經驗知識、判斷力，校正你的看法，然后把你一次次引向農村調查，那時候真想去，因為去了可以學到東西，你以前懂的事情發現不懂，你就去找答案。
那一段80年代對我們這一伙人，很大的鍛煉。當然上頭給好多架構，給翁永曦，比較年輕的跟我們接上話的干部，不是官僚氣很重的干部，同時我們這個架構里面也得有一個層面，搞農村研究一把手叫陳錫文，就是當年我們小組黨支部書記，沒有陳錫文可不行，因為我們討論問題可以，說話比較順便。但是對于政治紀律，政治文化，真是不懂。所以有很多因素錯過了，給我們這個機會，這個機會就是深入中國的時機，可以從村，從戶，一直越過所有中間層次到參加所謂一號文件起草。這樣對國家整體的運行，比單獨讀書本稍微多了一點知識。
本文整理自周其仁2013年9月20日在中國國際金融博物館主辦的“江湖”沙龍上的發言。
(作者簡介：教授、博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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