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102歲高齡的杜潤生先生去世。關于杜潤生，正如北京某報紙評論文章的所說的，“杜潤生的‘遺產’不只是農村改革”。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杜潤生被作為“思想解放”者而紀念。人人都說要學習杜老解放思想的精神，因此就提出要像他一樣推動土地制度改革、要像他一樣培養后輩，甚至要將他的農村改革的思路照搬到正在進行的國企、金融、醫療等重大領域上。改革上的“解放思想”就是根據歷史條件實時調整政策，反對“教條主義”。站在今天，從當下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紀念杜潤生可以做的也許不僅是回憶往事，更多應當做的是繼續解決思想，繼續推動制度向著更有益于農民、更有益于農村的角度改革。
八十年代的農村改革通常被稱為“單干”，就是將原來的集體經營單元變成家庭為基本經營單元。學者給出的解釋是，產權制度變革帶來的激勵效益推動了農業經營效率提高，其中林毅夫對于這一實踐最早給出完整學理解釋。武漢的一位極其睿智的“民間學者”老田，稱八十年以來農村改革主導思路一直受到“杜（潤生）——林（毅夫）假說”影響。之后包括國企、醫療、教育在內的一改就靈、一私有化就靈、一私有化就靈的思路，都受相似理論假說支配。
如果說八十年代的農村改革所取得一定成功，對此可以套用的一句老話是，通過“單干”這種生產關系變革適應了當時的生產力發展要求。三十多年過去了，今日農村、農業方面的生產力相較于八十年代，又發生了巨大進步。
前幾日我們到蘇北的一個國營那場參觀，一起參觀的人都為農場的機械裝備水平而感嘆，僅一臺收割機就有500匹馬力，農場負責人說“比高級寶馬車還貴”；同樣，我們在湖北農村看到一些喜歡探索的農民居然也在使用無人機進行農藥噴灑。若不經常到實地看一看，很難想象農村變化這么快。農民、機械、農業技術，這些都是生產力。生產力巨大進步就要求生產關系隨著發生變革，否則落后的生產關系就會成為生產力的束縛。
2010年左右，我國西南地區發生嚴重大旱，之后國家開始加大重視農田水利問題，當時計劃投資4萬億進行水利建設。這是繼60、70年代“農業學大寨”之后的又一次全國農田水利大建設。我們在鄉下調研時，農民指著渠道、泵站和水庫等水利設施說“都是毛爺爺留下的”。“農業學大寨”改變農業基礎設施，極大提升農業生產力，從這個角度看，將集體生產這種生產關系形式一棍子打死，也是不科學的。
這幾年國家花大錢投資農田水利，有一定效果，成效卻比不過“農業學大寨”時的肩挑人扛式建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到徹底“單干”這種生產形式的制約。當前國家投資農田水利建設后最常見的結果是，花費幾千萬上億地進行水庫除險加固、機械更行、渠道硬化后，農民卻沒有辦法組織起來一起用水，致使嶄新現代化的水利設施成為擺設。“一盤散沙”的農民普遍不能合作使用水庫而是選擇自己打機井、用小潛水泵抽水灌溉。相對于一家一戶的小機井和一千瓦兩千瓦的潛水泵，大中型水庫、幾百千瓦的泵房等一類“大水利”設施必然代表著更高的生產力。現在的問題是，這些大生產力無法與一家一戶小農對接，缺乏組織的小農家庭“單干”經營形式無法適應當前生產力迅速發展的現實需求。
中國不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這些通過殖民移民建立起來國家和地區具有人少地多、地廣人稀的特點，它們的一個農場面積通常超過我國的一個行政村面積。這些地區實施土地私有化已經農業經營上徹底“單干”是合適的。而我國人多地少，所以徹底“單干”的經營形式并不適用。
在傳統時期，家庭經營之外有宗族、家族、村莊等社會組織負責水利等公共生產職能，解決農業生產中的公共問題。八十年代實施“單干”之后，我們發展出“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后來還將這句話寫進了《憲法》。“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特點是在家庭經營之外，存在一個集體組織來解決農業生產中“一家一戶辦不好、不好辦和辦了不合算的事情”（八十年代的中央一號文件中有類似的表述）。因為有了集體統籌，八十年代的“單干”就不同于徹底“單干”。常常被忽視的是，八十年代的改革是發揮集體統籌基礎上的家庭經營，而不是一家一戶沒人管、不需要人管的徹底“單干”。
盡管八十年的改革者初衷是搞集體統籌基礎上的家庭經營，但是后來的改革卻朝著放任管理的徹底“單干”方向發展。其中最關鍵的是土地制度變革。早期實施土地承包制度還維持著集體與農戶之間的平衡關系，承包者向集體交納一定的費用用于集體生產開支，比如改善水利設施、維護機耕道等，統稱為“集體生產費”（注意不是農業稅）。后來的系列改革是取消農戶對集體的責任，土地承包不僅無償，而且由30年承包期限變成“長久不變”。豈不知，沒有負擔、沒有對價且長久不變的“用益物權”（《物權法》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為“用益物權”）實質就是私有化的所有權。
八十年代以來的產權化、私有化的改革一路走來，最終將集體抽空，離開集體統籌而徹底“單干”的農民像是“沒爹沒媽的孩子”，巨大的國家投資也因為喪失了承接對象而效率低小。以土地整治項目為例，該項目是政府投資用于改善農業基礎設施，“十二五”期間規劃總投資近6000億元，用于保障糧食安全。我們曾經比較考察過普通農村與國營農場的投資效率，前者效率極其低下，實際操作中只有小部分項目資金變成工程建設，因為在項目落地過程中一家一戶農民會造成千奇百怪的矛盾，結果是國家投錢為農民做好事都做不成。常見的現象時國家在農民物權化的土地上不能動一鋤頭一鍬。“小而散”的農戶加上物權化的土地產權，極大放大徹底“單干”的負面后果。
矛盾是推動事物發展的動力。實際上，國家和農民都體會到了徹底“單干”的壞處。國家已經意識到了徹底“單干”這種經營形式無益于農業基礎設施改善，因此提出要創新農村經營制度。農民更是直接地體會到徹底“單干”的痛處。八十年代分田是按照遠近肥瘦搭配，每家每戶都按照土地等級分塊承包，造成地塊高度插花狀態，使得當前農業生產極其費時費力費成本。隨著技術條件改進，地力對產出影響下降，農民對于統一耕作、便捷耕作和機械生產的需求提高。
作為徹底“單干”基礎的土地制度，成為當前農業發展的巨大阻力。過去集體有調整土地的權力，可呼應農民的需求，現在集體土地所有權基本成為擺設，農民想調整土地而不得。當前國家又投資幾百億元，要求地方幾年之內將之前已經十分明確的承包地權利（二輪承包時已經辦過證）再“確權登記辦證”一次。這樣的改革離農民的利益越來越遠。
當前農業政策應當調整到不排斥農民且回應農民生產需求的方向上來。這樣的政策不可能從理論中來，也不是從權威那里來，而是從現實實踐中來。隨著城鎮化快速推進，當前農業生產條件、生產技術、市場程度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當前的農業政策環境與八十年代完全不同。
鄧小平同志曾提出我國社會主義農業要經過兩次飛躍。“單干”算是第一次飛躍，而第二次飛躍則要發揮社會主義統籌優勢。直面矛盾，當前的農業政策要從八十年代延續至今的不斷繼續深化“單干”的思路中解放出來，在堅持家庭經營基礎上要強化統籌功能，真正做實“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解放思想”不是口號，今天要做的是通過農村政策上的“解放思想”來探索農業第二次飛躍。杜潤生常說要“尊重農民”，而這只有真正解放思想的人才能做到。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觀察者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