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5年10月23日上午，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先生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舉行。
杜潤生于2015年10月9日晨6點20分在北京醫院病逝，享年102歲。
本文作者多年前曾與杜老共事，我們在此刊發一篇她寫的回憶杜老的文章以紀念。
89年以前，杜老是忙人。那幾年的農村改革，每一步都翻天，步步驚心。這些不用我說。
而20出頭的我剛畢業在人民大學工作，精力旺盛閑得很，又有寒暑假，就因緣際會參與到發展所的“保無課題”。
說實在的，發展所那時候是三所一會的一所也好，是中央書記處農研室也好，是國務院農研中心，一套班子幾塊牌子，我并不很清楚，只想參與他們的工作，因為那是一些非常令人喜歡和鼓舞的人們。
1986年暑假我在河北正定（如今這個縣挺有名的）呆了近兩個月，白天走大隊、找會計，晚上整筆記、理問卷，住在縣招。同行的老三屆都多少像京官，工作證有前面說的那么多機構大印的“紅PASS”，唯我穿著當時算很時髦的很短的短褲，渾然不知。唯一的優點就是聽話得一塌糊涂，工作起來很專注，沒日沒夜。
也因此亂讀了好多書，那些前輩讀什么，我也試著讀。大本的宏微、大本的統計學、民俗學。還讀了不少滿鐵資料，淘到一本《清苑縣事情》，他們看我居然找到了這本書，頗為佩服，從此我就差不多成了負責給他們找書的人。
第二年寒假又去了無錫縣的劉巷，去到半月后上海爆發甲肝，31萬人受染，波及周邊，所里電令我們“立即回京”，我們卻覺得一點事兒沒有，堅持把問卷做完。最后被指派堅守在那里過春節的，是我和北大社會學系的李鯉。我們不僅完成了問卷，還從農戶手里“挖”出了賬簿，對一家四世同堂農戶的生活變遷作了詳細的口述調查，那家戶主是個鄉紳式人物，藏有四五十年代的家庭收支帳薄，細致清晰，我們恭敬地稱戶主夫婦老師，我就住在他們家。回京后我還主動寫就了長篇報告《春節前后劉巷的民俗》，寫得真挺好的。八十年代中國農村正發生著巨變，經濟好轉、意識形態松動，使一些老的過節風俗有了恢復的條件，而懂那些風俗的老人還在，還原得比較樸素，其神喻的魅力還在。可惜那時都是手寫，正式的謄寫稿我交所里了，自己的原稿早已不知身在何處，卻只記得所里相關師長對我那篇文章的贊許（一笑）。
還能記得的，就是那個三十夜小雨雪中，李鯉跟我說老鄉家要祭祖外人不好在場，讓我和他到縣里看夜場電影，也算過節，第二天清晨才踏著霧光回村。來去時聊天的那種認同感真是好極了。他有漂亮女友，我有英俊愛人，但那一個多月里我們總有面臨考驗的感覺，用各種暗示互相提醒：我們是最好的朋友。因為他真的很可愛，而我也不差。回京時他的女友和我的愛人都出現在車窗外站臺上，我們四人當然就成了“一生的朋友”，常有相聚。只是不到半生時，他失蹤了，至今是謎。
回京后要整理問卷，填數據是苦活兒，所里已經有了王選的激光照排機，我搬過一次好沉的，也覺得真先進呀。因此常住在所里，門牌是六里橋北里5號4#樓，和那里的年輕人成了“哥兒們團”，一起做飯、一道春游秋走的，好幾年。還結下了可以過命的閨蜜。
在所里常看到陳錫文呀、林毅夫、羅小朋、周其仁、高小蒙、白南生、杜鷹、盧邁、鄧英淘、王振耀等等一堆師長出出進進的，其實也有代溝，但不嚴重。無非是我們更快樂，他們更忙活，但也不會見到陰沉的“領導的臉”，都挺陽光。那時他們不是官僚，即便是對杜主任，更多是師長、前輩的感覺。見面大家也都是把姓去了直呼名字，只有杜潤生，我一直叫他杜老，錫文、南生他們叫他杜主任。夏天還跟著他們去北戴河，吃吃住住的，享受些特殊。不過那真是個非常好的團體，新年聚會上，大家唱歌或背詩，每個人輪流，不是光領導演講。
1989年，那個“廟”被拆了，杜老面臨極大壓力。發展所的男人少了好幾位……那時起我們才開始常去看望他。我也因為那場風波放棄了人大的工作，很多當時有很好位置的人都是那樣，因為想守住最后的真誠，沒有患得患失便放棄了公職。
我拿著自己的檔案回家，那沉寂的日子，比現在好多日子難熬多了。我寫詩、去看望他們的母親、幫著收留北大學生，送朋友出國……就那樣忙著、等待著。
有一天杜老叫我去他辦公室，那時進高大上的“9號院”門衛往他秘書室打個電話就可以了。杜老只為問我一件事，要不要給一些人的家里送錢，并讓我去。現在想來，從那天起，我就開始幫人送錢了，然后送了這么多年，直到今天。
9號院里的院中院都很美，冬末有梅花，春天有芍藥，夏季參天的大樹繁茂，卻沒有什么蟲子。杜老的長方小院，月亮門、古磚、古瓦，四季里地面自生長的植物顏色不同。入月亮右手秘書室 、接待室，他的三開套間，整一排房，有典型的“軍機處”風格。
那時我住同條街的45號院，離9號院非常近，就常去看望他，在那個半年前還熱鬧非凡而那年卻異常清爽的小院聽他聊天。從土改到合作化，在香山，毛主席說過什么，劉少奇怎么講的，他記得清，描述得我能想像出場景。偶爾看他發呆，也不打擾，等他老人家省過來接著聊。幫他做些他做不了的事，比如和人聯絡。我那時是個爽快的聽者，什么都敢問，但過后絕不跟別人傳。我也不知道那時的我怎么那樣“乖”，真是年代不同了，連個人風格都不知不覺會變。
可惜在杜老小院里給他、和他照的相片我也找不到了，只有一張電腦里的掃描片。看桌上的紅線電話還在，但那時杜老已經離紅線越來越遠。
當年我拍的杜老在他的辦公室他講在太谷時孔祥熙家出的錢送他到北京進大學，中國一直有鄉間大戶負責送同鄉里聰慧青年出來讀書的傳統。他還回憶在清華如何搞地工（地下工作），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他念叨49后的國家歷史、也講過林彪，他的上司。我呢，給他講外面的事情，比如蘇芮和《瀟灑走一回》，學校里的人人過關，最流行的政治小說和報告文學。有時發現他有些沉重，我就說您去打球吧，我走啦。其實是想讓他身體別垮。陳云找他談話的第二天，也或許就是當天下午，他凝重地發呆，我看著那么好的一個好老頭那樣，內心也很酸沉，只是我知道，他可不是在為自已凝重。
后來，杜老決定繼續研究農村，他的精神非常堅強，精力和腦力也驚人。
而我因為沒有工作閑得無事，便有幸被他選重，加入了他主持的課題組。
組員那都是當時的“大家”，錫文、小蒙、毅夫、高王凌、南生、曉黎，還有劉堪主任等等。差不多一年多的時間，每個月都正式討論。他們對話犀利，你一言我一語的，無廢話，思路極快，直言闡述同意和為什么不同意對方。而我只是“長工”，以我的左撇子幾乎一字不漏地負責記錄、整理記錄、查并復印他們提到的資料、數據等等。每次討論我都提前到些時候，把上次記錄謄寫稿和新查到的資料給杜老看，然后各位大師們就陸續來了。來了就說，沒有客套和插科打諢，那時好像不會這些。每次討論起碼三小時，中間吃點餅干什么的，還是因為我想吃而提出的。偶爾有老外送給杜老巧克力，那我會不客氣地多拿兩塊。9號院里臉上有著“紅二團”的小村姑服務員們，會提來好幾個暖瓶的熱水沏茶，她們都穿自己的衣服，沒有工作服，樸素圓潤得可愛極了。
這么多年我從來沒把這些記錄拿給外人看，我覺得杜老又沒委托我給別人。就像當年在他的辦公室，我從不看他桌上的東西。其實他沒有囑咐過我，沒給我提過任何要求。討論結束后他只把復印件留下，把原筆記還給我，他是個多么理解和相信人的老頭！
我參加的最后一次討論是91年6月4日，好巧。7月我就生女兒了。此后因為帶孩子漸少去看他。有一天他突然打電話，說昨天看到我用自行車帶著孩子，他操著山西口音并且顫音著說：“小煥可不行，太危險。推著車走嘛，不要騎。”那時我女兒在國管局那邊上幼兒園，送她時總是路過9號院。
當時我心里卻想起有一次搭他的大奔，先到的他家木樨地，他不讓司機開到隔離帶盡處去挑頭，而是在人行道口下車，步行穿過長安街那寬寬的馬路。老頭當年快80了，我跟司機說太危險了吧，司機就杜老堅持每天自己過馬路。
后來，杜老的老秘書都走了，記得傳說他的大秘在黃城根開了間面包房，我還去支持過，買了不少。那時搞關系、腐敗已經很嚴重了，杜老卻是難得的明白人，靜看過眼煙云。
他還讓我給他帶書，他讀書快、明白，三言兩語就能說清一本書，卻從不掉書袋。有時會在他那兒碰上其他人人物物，就有人讓我也幫他們買書，那時我手里有好幾份別人存的錢，一種好書我常會一次買好幾本。也遇到過前去“單獨請教”杜老的人，若談的是相關研究問題，杜老偶爾也會讓我留下來聽，我明白他是想讓年輕人多聽多想，吸引我們更深地理解中國農村。記得林毅夫有一次來和杜老單談了一個多小時，紅著臉回答杜老尖銳的問題，窘得也挺可愛的。還有一次高小蒙輕松自在地談了一下午，聽得我都困了，杜老還評價很高地點評著、問著。他對小蒙說你的報告可以“科學地”提交題目，然后“不科學地寫”……小蒙是糧食專家，可惜已不在世間。
杜老手書讓我收集資料的大綱再后來我下海了，杜老的9號院也被收歸新人。我他家看過他，還是為了陪回國的他的老部下。在全國“干部”都那么多房的后來，杜老一直住在單元樓里。
和老朋友見面有時會說起杜老，有一年聽說他八十多歲了還非回了趟老家，下了太谷的礦井，非要下去看看，嚇得當地干部找來軍大衣怕他感冒。有時朋友會告知要發起給杜老過生日，我聽著，心里祝福著，覺得完全沒必要親往，因為我早就決心告別自己前三十年的私人以外的那個世界……
記得小朋說過，改革開放后一批老干部，無論中央還是基層，有贖罪心，覺得中共的30年虧待了人民，要用自己的努力贖罪，要好好改革開放。我覺得杜老就是，他覺得49以來虧欠農民了，他想補過，即便在沒有了權、地位、財政支持后，他仍然想把中國農民農村農業搞得更清楚些，其實他是已經發現了改革到那個階段的新問題，他知道必須拿出新策略。他沒有停止反省，此一點難能可貴。對沒有完成的農村改革，我相信他死沒瞑目。
杜老在北京醫院時，我和閨蜜、還有蘇里去看望他，小警衛不讓我們進，說高干部病房區要到北門取登記牌。蘇里老老實實地去了那邊，他一走我就全臉放笑地對小戰士說，我們一會兒就出來！小戰士也靦腆地一笑，我們兩個女的順勢就溜進去了，看到了住在空蕩的大病房里的杜老，那時他還能說話，能寫字，為了表達他有力氣，還和我們掰手腕。
但是那天，我在心里已經和他作了最后的告別，一個90多歲的人，其物質的生命已經不重要了，而他的思想和風格在這個體制里、這架機器上能否傳承，我沒有想像力。他帶領年輕人改革中國農村的努力，那些研究成果中有價值的內容，能否給下一代知識人些啟發，而不是輕視、甚至無視，那也只由“命運”安排了。
我其實不愿意想起和杜老、和發展所那些我尊敬的師長的那些交往，因為嘆息太多，參與這個課題的人中，已經有三位比杜老還先離開這個世界了。
而杜老作為一個1936年的老黨員，我一直沒正面問他，您重新登記了嗎？我看到另外人的回憶說，他沒有。
再后來我讀了更多的書，對近代中國革命有了更多了解，對中共黨史有了更多知識后，我甚至對杜老的情感也變得十分復雜。我更愿意記得他是那個說咱們唱首歌吧、哪天去香山坐纜車吧，對我說諾斯的理論實際是什么什么，自言自語地講“老區”農民怎么推著獨輪車繳軍糧，而為什么手里居然還能有余糧拿到市場上流通，那時的畝產、那時的土地量……
我愿意記得那個睿智、審慎、直率的老頭，那個會用幽默解決難題和阻力的政治家，而不愿意記得他是另外的任何人。
昨夜我翻箱倒柜找出當年的記錄，認真讀了一夜，大笑了兩處。在二十四年后重新看杜老和他的“弟子們”的對話，那些尖銳的爭論，其中包括這幾天我看到的一些年輕學人對農村改革提出的異議，其實當時那個課題組就有提出過、也有深刻的討論，乃至政治的現場回顧、譴責和分析。農村改革以來杜老一直是負責實際“過日子”的人，他們沒有那么簡單。對新的好的思路他一聽眼就放光，對世界上不同經濟環境、不同時期的農業發展熟悉，而有與中國對比的思考力，對一個農業政策在中國不同地區可能產生的問題，有判斷力。同時不剛愎，更相信實際的調查，更信任年輕一輩的結論。
當然，這些品格本該是現代官僚應有的素養，但于那代政治老人，主要是胸襟和視野。
我一直讀到太陽照到我的書桌，內心的種種遺憾真是與這二十四年的歲月一樣悠長，且此憾綿綿無絕期。
從聽說杜老去世，就回顧起20多年前他的好多話，所謂音容笑貌。只是那些話現在我也不想說出來，留著吧，看以后有沒有必要說，也或許，那段歷史就完全被湮沒呢！
悲哀嗎？也沒有什么。歷史總是在悄悄地邁著大步。
從80 年代、90年代到今天，中國又是翻天覆地，“三農”面臨的又是全新格局。雖然有些百思不得其解地發現歷史總在某塊土地上脫韁，但習慣了，也都受得住。
但是，我仍相信新世代的年輕人，他們必將重新選擇道路。當然更希望現在有能力承擔起責任的青年學人，在更廣闊的視野里研究中國，在對歷史的學習和反省中尋找解決之道。你們的學歷和訓練遠超那一代改革者，條件好了太多。
杜老，謝謝你當初讓我傾聽你們的談話。那些談話讓我對歷史的邏輯有了更多理解，對個體的生活有了更堅定的信念，一直以來。
而且，也謝謝你給我寫的“證明”，想讓我找個好工作，雖然從沒有用上，但我從那個“證明”里得到了激勵。
杜老安息！您是高壽，一定能走好。此時我望向天空，明明看到您已漸行漸遠，不再管這塊土地上的是非曲直！
晨光里又好像在某個十字街口看到您的身影，您走著，執著而踟躕。
不過當年斑馬線上的小警察不會在了，記得他看到杜老時就展臂示意別的車慢一下，讓在難以阻擋的滾滾車流中走不快的，那個堅定而無奈的老頭兒先過去。
是的，我們曾非常愛那個老頭。
當年的小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