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6年2月9日，大年初二。
下午，我收拾行李，準備從隔蒲潭鎮(zhèn)張家坡的鄉(xiāng)下老家去云夢縣城。回家時帶的牛肉、羊腿，給父母帶回的衣服都已“減負”，自己的衣物原值不變。本以為，回北京的行李會輕一些。不料，伯母送來了土雞蛋和咸菜，母親讓我?guī)纤嗪玫南烫}卜，父親讓我?guī)鲜畮捉锼约悍N植的綠豆……土雞蛋是無法帶到北京了，但是，我的行李卻不可避免地變得更重，巨大的旅行箱有了與體積相稱的重量。
母親在院子里和我們一家四口作別。我、妻子和兒子一人拉著一個旅行箱，女兒提著兩個白色的手袋。我們徐徐而行，旅行箱在水泥地面發(fā)出呼呼的響聲。父親佝僂著身子，一手夾著香煙，跟在后面。走過巷子，經(jīng)過村后約60米的水泥路，向北轉(zhuǎn)彎，跨過村子中間的小橋。我轉(zhuǎn)過頭，看到父親舉起右臂，揮動了幾下。
父親送別了我們。這二十幾年里，在他生活了大半生的村子里，他先后送別了我和弟弟，以及兩個妹妹。去年夏天，他又送別了兩個考上大學的孫子，欣慰地看著他們踏上通往城市的道路。然后，他和母親在家，在思念和回憶中品味孤獨。
二
湖北省云夢縣是全國人口密度最大的縣，而隔蒲潭鎮(zhèn)又是云夢人口密度最大的鎮(zhèn)。我所在的張家坡塆，人均僅有六七分地。
我的父親張金明生于1949年，他的求學生涯，因為“文革”而終止。后來，他到村小學任教，并當過副校長。父親是縣里、公社聞名的筆桿子，經(jīng)常被政府抽調(diào)去寫材料。
本來，他至少有兩次絕好的機會跳出農(nóng)門，成為拿“月月紅”的公家人。但是，因為我爺爺?shù)亩桃暫推渌颍@兩次好機會都被錯過了。1978年高考恢復以后，父親直接報考了華中師范大學的研究生。但是，他沒有易中天和秦暉那樣的好運，遇到劉道玉這樣的校長和趙儷生這樣的導師——因為外語成績太差，父親沒有被錄取。
從此以后，父親就斷絕了自己跳出農(nóng)門的念頭，到武漢大東門做了一名被城市人和當?shù)夭宿r(nóng)歧視的菜販子，養(yǎng)活我們一家。
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分田到戶解決了農(nóng)民的溫飽問題。在近500人的張家坡，年末有幾百塊結(jié)余的人家大概很少。父母在地里辛苦勞作，農(nóng)閑時去武漢做菜販，也只能做到勉強度日，歲末盤點，基本沒有存款。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父母將家里承包的土地轉(zhuǎn)出一大半給村里人耕種，自己長年累月在武漢賣菜，我則留在老家照顧弟弟和兩個妹妹。
父親最早送別的是小我兩歲，1972年出生的弟弟張英。那還是1994年。弟弟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跳出農(nóng)門了。這時的父親格外高興，因為弟弟可能實現(xiàn)了他的兩個夢想：當作家和跳出農(nóng)門。父親很清楚，弟弟這次求學之后，再也不會回到農(nóng)村，被迫過著和自己一樣卑微的生活。
在四個子女中，父親最喜歡弟弟。1991年，攢下一些血汗錢的父親，決定在村里蓋樓房。此前，弟弟勸他在武漢購買一套二手房，但是，父親對未來沒有把握，沒有聽。經(jīng)過幾個月的施工，樓房在1991年冬天到來之前竣工。當時，張家坡僅有三四棟樓房，而我家的新房最為耀眼。村里人口頭的恭維，以及羨慕的眼光，讓父親很是得意了一陣。
但是，他最大的心愿，還是讓子女跳出農(nóng)門，脫離自己經(jīng)歷的生活。我和妻子1993年結(jié)婚，1995年女兒出生,1997年兒子出生并被罰款。在他和村里人看來，這已經(jīng)注定了當一個農(nóng)村人的宿命。當?shù)艿苡袡C會通過個人努力進入城市，他倍感欣慰，長長地噓了一口氣。
弟弟沒有讓他失望。他先后在上海、北京的多家媒體工作，后來進入《南方周末》工作了十幾年，并成為有限的幾名高級記者之一。2015年春節(jié)，弟弟攜帶妻女，開著自己的小車回到張家坡。父親看到，四個子女之中，他最疼愛的小兒子“衣錦還鄉(xiāng)”。春節(jié)幾天，他的情緒格外地好，興奮一直在臉上蕩漾。
三
繼弟弟之后，父親又送別了他最小的女兒，我的小妹劉亦航。
和我一樣，1976年出生的小妹上完初中以后，就沒有繼續(xù)上高中。但是，她的英語極好，通過自學，考入湖北大學的外貿(mào)英語專業(yè)，并取得了大學文憑。畢業(yè)后，她在武漢找到了工作，在父母身邊待了一陣，然后只身去了廣州。
小妹在父母身邊時間較長，也是四個子女中被父親打得最少的。90年代初期的中國，廣東是最開放的地方。張家坡前面的歐陽塆，因為有臺商在東莞開鞋廠，村里的年輕人大包小包回家過年，節(jié)后成群結(jié)隊出門，讓其他村子人很是羨慕。以就業(yè)前景而論，廣州無疑遠遠好于武漢。小妹孤身一人離家遠行，父親心中萬般不舍。但他深知，自己不能耽擱女兒的前途。就這樣，他送別了小妹。
小妹在廣州工作了幾年。每年春節(jié)，她基本都回家。我們兄弟姐妹四人中，她最為父母疼愛。2000年我到北京不久，小妹也從廣州來到了北京。她曾經(jīng)在汪峰、李亞鵬的策劃、宣傳團隊工作，并在一家娛樂刊物做過編輯。此時，我已經(jīng)在《新京報》當記者。自己的四個子女中，出了三個記者，這讓父親感到很光榮，覺得在老家人面前很有面子。我回到老家，一些多年不見的親朋和熟人和我攀談，都大致知道我的情形。后來，我和弟弟都勸他在老家要低調(diào)些。
這些年，小妹回家的次數(shù)較多。每一次，她都會緊緊擁抱父親，用溫情撫慰他的寂寞。[page]
四
90年代末，父親在老家送別了大妹。
1974年出生的大妹沒有上初中。那還是80年代。有一年春節(jié)過后，弟弟帶著父母給兩個妹妹上學的學費，從武漢回到了張家坡。這時，大妹因為成績不好，和小兩歲的小妹一起，都在讀小學四年級。弟弟對我說，父母只讓他帶回了小妹妹的學費，大妹妹以后就不讀書了。我不知詳情，信以為真。后來父母回家，發(fā)現(xiàn)大妹妹沒有上學，就問我。我這才知道，父母給了兩個妹妹上學的學費，少不更事的弟弟覺得大妹妹成績不好還費錢，不如不讀，就這樣，大妹妹失學了。
因為這樣的原因，父母和弟弟一直覺得虧欠了大妹。稍大一點之后，大妹來到了武漢，先后在幾家餐館做服務(wù)員。大妹比較節(jié)儉，除了女孩子必須的化妝品和衣物，她剩余的工資都交給了父母。但是，在戀愛和結(jié)婚的問題上，大妹堅持己見。她愛上了一位安徽省肥東縣的農(nóng)家男孩，并決定和他結(jié)婚。盡管對這樁婚事并不滿意，父母也沒有棒打鴛鴦。1998年春節(jié)，大妹在老家舉辦了婚禮。
幾輛婚車從武漢開到了張家坡，帶走了大妹。就這樣，父親送別了他的大女兒。有兩年春節(jié)，他和母親遠赴安徽，在大妹那里過年。
五
四個子女中，父親最后送別的是我們夫妻。
2000年，我的女兒5歲，兒子3歲。此時，51歲的父親和52歲的母親繼續(xù)做菜販已經(jīng)很吃力了。他決定回到張家坡，幫我們照看兩個孩子，讓我們夫妻倆到北京。
這主意，其實是弟弟兩年前提出來的。當時父親考慮到，我們的孩子年紀太小，照看不便，因此把這一計劃延后。2000年春節(jié)過后，他才做決定。正月下旬，我和妻子收拾好行李，拖著箱子在兒子的哭聲中離開了張家坡。父親和母親把我們送到村子中間的橋上。當兒子哭喊著掙脫他的懷抱，追趕我們時，父親一把抱緊了他。
得益于從小到大的圖書閱讀，到北京之后，弟弟介紹我到野夫的成誠圖書公司做了一年的圖書編輯。2001年，我又到了辛繼平做總經(jīng)理，苗洪做總編輯的正源圖書公司做了三年半的圖書編輯。2004年6月，我進入《新京報》，在那里足足工作了11年。
從2000年至今的16年里，幾乎每年春節(jié)我都會回家。進入《新京報》之后，五一和十一長假，我們一般都會回到云夢，看望父母和子女。作為曾經(jīng)的留守兒童，我深知孩子對于父母的思念，對親情的渴望。盡管父親一改他年輕時的火爆脾氣和棍棒教育，對我的兩個孩子很好。但是，對孩子而言，父母始終是無法取代的。因此，我們盡量多給孩子打電話，并盡可能多回家。
很長一段時間，父親很看重他在張家坡建造的樓房。他曾經(jīng)“威脅”我們說，這棟房子，張英和兩個妹妹都有份。意思是說，盡管我是長子，經(jīng)濟狀況很差，但這棟房子不一定都會留給我。對此，妻子一度很生氣。2005年，我們在北京購買了自己的房子，并且在2006年接父母和兩個孩子到北京過春節(jié)。父親知道，他看重的樓房，我們以后也不會要了，再也沒有說過類似的話。
先后送別了四個子女，父親的身邊只剩下孫女和孫子。然而，他的送別并未終結(jié)。
六
2015年，父親和母親送別了孫女和孫子。自此以后，身邊再無一個子女，也沒有任何親人。
2000年我們夫妻來北京不久，女兒和兒子就先后進入村小學上學。到他們上到五六年級時，因為生源減少，云夢縣搞起了學校大合并，他們就到離張家坡四里地的隔蒲潭鎮(zhèn)繼續(xù)上小學。此前，盡管父親在村里覺得很風光。但是也有人說，我們都不是通過正規(guī)的高考考出去的，因此不怎么樣。盡管耳背多年，這句話還是傳到父親的耳中，并對此耿耿于懷。兩個孩子學習成績不錯，這讓父親看到了希望。他對我岳父說，我一定要把孩子送入大學!
然而，我女兒上到初二時，一直領(lǐng)先的學習成績大幅下滑，再也沒有趕上來。好在我兒子比較爭氣，學習成績一直穩(wěn)居前列。2012年，兒子考入縣一中，妻子覺得，兩個孩子在一起更容易照顧，于是花了四五萬元，讓女兒到縣一中借讀。我們出錢在鄰近一中的村子里租了房子，女兒住在租住的房子里，由我母親照料。兒子因為是實驗班，每周末才能到租住的房子一次。
和母親很少分開的父親，仍然住在張家坡。前一輛電動車壞了，小妹為父親買了一輛新的電動車。 從張家坡到云夢縣城關(guān)的縣一中，大約有12公里路程。想孫女和孫子了，父親就會騎上電動車，到租住的房子，為母親和兩個孩子送去他種植的白菜、蘿卜、土豆、茄子、豇豆、西瓜等等。有時吃不了，母親就把這些蔬菜拿到附近的早市出售。
父親很喜歡我的兩個孩子。由于年歲漸高，有時，他也會對孩子們講一些不曾對我說過的往事。村里一個本家叔叔閑聊時曾說，大饑荒時期，自己剛分到一坨飯，父親就一把搶了過去，三口兩口就塞進了嘴里。父親告訴兩個孩子，大饑荒時，自己只有十一二歲，有一次餓狠了，因為母親沒有東西給自己吃，父親拿著斧頭要砍自己的母親，追著母親繞著房子跑了兩三個圈，后來，母子倆抱頭痛哭。
聽到孩子向我轉(zhuǎn)述這一經(jīng)歷時，我突然明白，為什么父親總是喜歡喝酒吃肉吃魚，而不愛吃米飯和蔬菜。我也突然明白，為什么他最高峰時，一天能夠抽五包香煙。甚至在吃飯時，一手舉著酒杯，一手夾著香煙。
兩個孩子上到高二時，弟弟賣掉了北京的房子，決定在縣城最好，房價最高的隆盛華府買一套三居室，讓父母居住。到2015年夏季，我的兩個孩子高考時，房子已經(jīng)裝修得差不多了。
弟弟在縣城購房之前，父親曾經(jīng)中風，他的語言能力受到很大影響，好在漸漸恢復了大半。2015年7月，我兒子考入北京郵電大學，女兒考入北京吉利學院。父親大喜過望，他的孫子終于通過高考，進入了在北京的一本重點大學。十一期間，應(yīng)父親的堅決要求，我們在張家坡管客，招待前來祝賀道喜的親戚和鄉(xiāng)親，然后才在縣城擺酒席。孩子告訴我，爹爹(即爺爺)這幾天格外高興，在村里走來走去時，連幾十年的駝背也挺直了幾分。
就這樣，在送別四個子女之后，父親又送別了孫女和孫子，目睹他們離開自己，進入城市和異鄉(xiāng)。陪伴他的，只有同樣年邁的母親。
七
客觀地說，我們一家的遭遇，比梁鴻筆下大部分的梁莊人要好很多。在結(jié)束集體化，分田到戶多年之后，盡管農(nóng)民的境遇有所改變。但是，相對于他們幾十年來被壓迫和被剝奪的悲苦命運，這些只是九牛一毛。
從1949年至今，農(nóng)民的公民權(quán)利一直被剝奪，至今仍未獲得公正的對待。這個國家，虧欠他們實在太多。在政治壓力和遷徙限制、經(jīng)濟上的壓榨和盤剝之下，我的爺爺、父親和老家的鄉(xiāng)親們，在幾十年的時間里陷于赤貧，成為被欺凌和被傷害的最大群體。
在張家坡，我自幼見慣了太多這樣的場景：為了爭奪有限的生存資源，甚至一些蠅頭小利，兄弟之間刀斧相向，父子之間大打出手，鄉(xiāng)親之間勾心斗角……直到80年代中期，我的一位本家叔叔和姑姑，因為對生活的絕望而服農(nóng)藥自殺……90年代中期，小我一歲的女孩魯春蓉出嫁之后，因為對生活的極度絕望，扔下年幼的女嬰，服下農(nóng)藥自殺而亡。直到90年代后期，打工的渠道漸漸增多，村子里自殺的現(xiàn)象才得以減少。
太多的悲劇已經(jīng)發(fā)生，并且仍在繼續(xù);太多的苦難已經(jīng)經(jīng)歷，今天依然遺傳。
我曾經(jīng)作為留守兒童，在老家照看弟妹;而我的女兒和兒子，也由于北京的戶籍政策，以及高考的限制，不得不和我們分開，再度在老家成為留守兒童。對于農(nóng)民的冀望和訴求，這個國家在絕大多數(shù)時間里，都反應(yīng)遲鈍，視若無睹。
黃炎培曾經(jīng)告訴過黃萬里，在中國過去的幾千年里，只有統(tǒng)治者對不起老百姓，從來沒有老百姓對不起統(tǒng)治者。這樣的惡性循環(huán)，到今天似乎仍然持續(xù)。知識分子的痛苦，可以通過書寫，被史書記載。上山下鄉(xiāng)和勞動改造，已經(jīng)被記錄于汗牛充棟的文本。農(nóng)民的苦難，卻沉寂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里，悄無聲息。
迄今為止，戶籍的藩籬，阻隔他們進入北上廣，他們也難以帶著孩子，在打工的大城市享受和當?shù)厥忻裢耆瑯拥拇觥１粍儕Z公民基本權(quán)利的父親，早就對國家的壓迫和欺凌刻骨銘心，他一次一次的送別，無非是希望兒孫們不再重復自己和上輩人農(nóng)奴的命運——而實際上，他的兒孫們在城市遭到了的壓迫和欺凌只是略小和隱蔽。
父親看到的，只是兒孫命運相對的改變。正因如此，他甘心獨居老家。這樣的故事，既非獨有，也未終結(jié)，它仍然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周而復始，在千家萬戶的際遇中重復發(fā)生。
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xiàn)網(wǎng)轉(zhuǎn)自：鳳凰網(wǎng)評論 2016.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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