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老要是還在，當不會贊成我們為他而哭。十二年前他生日，當著戰友、同事、部下和學生，老壽星開口第一句，抑揚頓挫講出了他的人生感慨：“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能活九十歲！”言下之意，他的長壽超出預期。又過一個生肖輪回，2015年10月9日杜老辭世時，是102歲的老人。即便當下舉國議論老齡化，百歲也算為數稀少之高壽，畢生樂觀通達的老人家，應該不喜歡后生悲悲切切。
那就不哭了吧。可是，止不住還是要為杜老難過。不是痛悼之情，在杜老辭世消息沖擊下，剎那間的淚流滿面；就是難過，一種隱隱的、揮之不去的心頭之痛。眼見一個精彩絕倫的生命永遠逝去、想到此生再也見不到這等人杰的時候，要不要難過？當造物主再也無從帶給世界同一件稀世珍寶的時候，要不要難過？要難過——就是那種難過。
杜老喜聽也善聽
現在說說也無妨，晚輩早就為杜老感到難過了。遠的不提，大約2005年前后，大家探望杜老，發覺他聽力越來越不濟。開始時，要靠近他、大聲說，這讓人不習慣，因為老人家自己通常總是慢聲細語的。后來大聲說也不成了，而那神乎其技的助聽器，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也還不夠好。接下來改成筆談：倘若來探望他的人想告訴他什么，就寫在字條上，結果字越寫越大，字數越來越少。杜老自己也動筆，顫顫巍巍的，寫下字來煞是好看。可筆談哪里比得上口談？老人家還是不停思考，無奈人腦本是一座加工廠，“進口”信息量日減，再杰出的大腦，生產力也無可挽回被平減不少。
在場聽杜老90歲和95歲兩次生日致辭的人，一定感受到了那兩次講話有不小差別。前一篇，思想精湛，理路清晰，情感飽滿，加之大家熟知的杜氏語言的生動與幽默，與老人家平生多少次精彩講話一樣，足令聽者久久回味無窮。后一篇呢，寥寥數語富含深意，卻未能舒展，仿佛是用契刀刻劃于龜甲之上的古文字。何以如此？我猜，是他聽力下降使然。其實，就是101歲的時候，醫院檢查還說杜老周身健康，心腦器官狀態良好。晚年杜老身體上唯獨欠虧的，就是他的聽力。聽力下降在先，視力減弱在后，輸入大腦的信息流減量，生理規律就要發生作用了。
老天爺不公，為什么偏對杜老最令世人彌足珍貴的能力下手？人們拜服杜潤生多方面的杰出才能——舉凡思想、綜合、協調、判斷、說服、文字以及他的講話能力，杜老的本事公認一流。不過，在下以為，他最為擅長的、也構成杜老風范最鮮明特點的，還數他善于傾聽的偏好與能力。
是的，杜老喜好傾聽。聽情況、聽判斷、聽建議、聽議論，他總是那么興致盎然。1980年代九號院里大大小小開過多少會？大多數時間杜老就是坐在那里聽。實話實說，農口總比較“土”，講起話來什么模式都有。那年頭還沒有發言限時這一說，更沒人知道把講話要點投影到墻上。有時我等毛頭小子以編外人員列席，碰巧遇上車轱轆話來回說的場合，不免嘀咕怎么此地開會與生產隊里差不多。可杜老總是安安穩穩地聽，不時問上幾句、點評一二，讓匯報人越講越來勁。遇到自我感覺實在太好的，杜老一邊批文件、寫回信、翻材料，一邊還聽人家講。到地方調查，途中他照例聽地方陪同人員介紹情況；到現場，不論開座談會還是訪問農家，他總有辦法幾句話引得東道主講個滔滔不絕。去更高級機關開會，即便由他匯報，杜老也有辦法讓大領導插話、提問、議論，他自己仔細聽。這么說好了，倘若問工作中的杜老最常見的狀態是什么？我從自己所見有限的印象里檢索出來的答案，竟然只一個“聽”字了得。
杜老善聽，尤其善聽不同意見。對他來說，“在任何問題上總有不同意見”，再也正常不過。這也是他迷人的精彩所在。杜老帳下農口團隊，總是老中青、左中右，一個也不少。
開始我們這些“小年輕”挺納悶：改革要大刀闊斧推進，為什么老要聽那些“保守”意見？記得準備1號文件的班子里，有位農業部老副部長幾乎每場不落，不斷對擬議中的改革提保留意見。杜老總聽他講，還幾次三番打趣“老九不能走”（那位老部長叫李友九）。同時，在改革問題上向來旗幟鮮明的杜瑞芝——人稱“小杜主任”是也——也常常出現在杜老文件班子里，一樣也不讓走。至于我們這批后輩，過了很多年才明白，當年自以為正確得不得了的意見，聽在別人耳里有多么的不可被接受。要不是看了杜老的面，人家做農村工作幾十年的老前輩，才不屑于坐下來和你理論吶。
對杜老來說，意見有片面性，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畢竟，有哪種認識完全沒有片面性呢？杜老的功夫，在于把不同意見里的合理成分一一“萃取”出來，“合成”能為方方面面接受、至少也無從激烈反對的改革共識。他似乎熟知各類言者的心理：對以為真理在手、咄咄逼人的論者，他會沿著你的邏輯推幾步，讓你覺察到自己的真理里或許也藏有謬誤；對好勝的辯者，杜老有意激將一番，讓你把沒想清楚的想清楚，明明白白說出來；對深思熟慮卻訥于言表者，杜老鼓勵再鼓勵，直到把真知灼見掏出來才算完。杜老自己的經驗相當豐富，遇上囿于一時一地經驗的，或推理天馬行空的“理論家”，他會敏捷地拿出反例構造問題，好教人注意歸納與推理皆有合理限度。
回想自己第一次見杜老，還是上山下鄉后恢復高考讀上大學不久，經人大經濟系資料室白如冰引薦，到杜老那里談天。看到老人家鼓勵年輕人放開講看法，就憑下鄉所知“大鍋飯”的體制毛病，來了一番迎頭通批。杜老就是聽，不時還在小本上寫寫劃劃。看我們講得激動，他停下來嘿嘿一笑：“所以毛主席他老人家教育農民不要斤斤計較。”那明知后輩幼稚，但還是鼓勵你放言直說的神態，到今天還清清楚楚印在我的記憶里。從此懂得一點，相比于能說的本領，善聽要高明很多。是的，民間智慧說得準——“能說的，不如會聽的”。
在思想矛盾的糾結中辨析不同意見，是杜潤生的拿手好戲。上世紀80年代中有一次跟班陪他到溫州，途中傳來鄧小平對科技體制改革的指示，其中一句講到我們的改革不能出百萬富翁。到了溫州，此話何解，一時引起當地各界人士思想波濤洶涌。杜老怎么應對？他還是聽字當頭，安頓下來就找幾方面人來座談，照常鼓勵大家各講各的想法，包括顧慮、擔心、誤解與質疑。聽夠之后，杜老說他的理解，小平的意思是一定要避免兩極分化，不能富的越來越富、窮得越來越窮。積多年經驗教訓，非發展生產、鼓勵投資不可。所以他贊同一位發言者，要把先富起來人群用于自家消費的財富，與用于擴大生產的資產，有個恰當的區分。杜老這么一說，溫州人放心了。那是1985年，哪家民企老板自家吃喝消費，一般也不過百萬。不知道回北京之后，杜老有沒有向中央報告他的解讀。后來讀《鄧小平文選》正式收入的那篇講話，那句話修訂為：“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善聽有善報。那就是方方面面人士，都對杜老暢所欲言。沒人擔心自己意見的片面、幼稚或“不成熟”，也沒人顧忌自己意見偏左還是偏右。大家相信，任何片面性與可能的錯失，杜老都會妥當處理。大家也相信，對杜老說話不會說了白說，哪怕有一丁點合理成分，也會被杜老注意，有機會被他吸收。杜老聽意見，從來不在乎言者的地位和來頭，不在乎言說的態度與表達技巧，更不去深究言者的動機與意圖。對他來說，意見就是意見，可以、也只可以被是否經得起邏輯與經驗檢驗來給予考量。
也許上世紀30年代的北師大教育有過人之處，也許50年代中期之后他與自然科學家們常年泡在一起受到影響，杜老的思維在本質上是科學的思維。他相信現象背后總有規律，傾向于按照規律來定政策。他親歷的教訓，不容許以意圖之正確或抱負之偉大，就作為不聽意見的理由。杜老深知認知規律的困難，唯有反復試錯，在不斷檢驗、修正假說的過程中才有機會逼近真理。其中，善聽他人之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聯系當下，能說者眾而善聽者寡，杜老的善聽風范，是不是依然值得發揚光大呢？
解決問題導向
杜老喜歡聽也善于聽，與他另一項偏好有關。但凡可能，他老人家研判形勢、分析問題、琢磨政策，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取向，那就是要盡力解決問題。現在提倡問題導向，比愿望導向、甚至空想導向高明很多。問題導向，最后導到哪里？杜老的傾向，是導到問題的解決。
我們是從反差中感悟到這一點的。1980年代，號稱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多少總是受了些理論訓練。凡理論，皆重因果。所謂規律，講破了就是世界上的現象有因有果，人們一旦從結果發現成因，就能以原因預判結果。所以稱得上科學定理的，基本形式永遠是“若怎么樣（因），必怎么樣（果）”。這套思維下，見到結果追溯成因，然后有能力提出預判，就是科學功夫了。舉個例，知道何謂大鍋飯、何謂餓肚子，不算啥。重點是在不堪回首的過往探得兩者的因果聯系，擲地有聲說一句，“倘若再搞大鍋飯，必將繼續餓肚子”！
杜老當然重視因果。他花那么多時間和精力聽方方面面的見解，還不就是聽各家各派對重大現象的因果分析。不過他高明的地方，是知道某些現象的成因相當復雜，橫看豎看有不同的因果鏈，多聽聽、也換角度看看，對因果關系的理解會更加透徹一些。
杜老更高人一籌之處，是他明白僅僅掌握因果聯系，還不一定解決問題。為什么？因為一旦由因生果，構成新的存在，即便人們有能力把原因去除，也不一定能消除由那個原因已經生出來的結果。例如，臭水溝繁衍蚊蠅，因果關系明了；可是立馬填掉臭水溝，蚊蠅并不會立馬無影無蹤；何況，臭水溝也不是說填就填得了的。以解決問題為導向，不光要懂問題由來，更要探查實際解決問題需要滿足的條件。
生性愚頓如我，過了很久才發現與杜老的思想差距。開始以為，那些板上釘釘的事，下個決心不就結了。公社大鍋飯讓農民干活沒有積極性，還不是早就看明白啦。出工不出力的社員回到自留地干活毫不惜力，不也早就看明白啦。國家不就是要農業增產、農民吃飽嗎，把公社大田分給農戶當自留地，大功便可告成，為什么還要費那么大勁，來來回回顧及那些反對的聲音、質疑與顧慮呢？
杜老怎么不知道“農民沒積極性”的成因！他從上世紀50年代就明白，土改之后中國農民有兩個積極性，一靠個體勞動致富，二靠合作互助發展。當年他和鄧子恢堅持的，就是要同時保護農民的兩個積極性。不過后來急風暴雨推進的合作化、公社化，讓上述農民的兩個積極性都受挫傷。農民窮、農業弱以及農村不得發展的根子，就此埋下。形成這么一套因果關聯，杜老是當事人，也是見證者，比我們這批不過下鄉幾年的后生遠為知之深刻。
但是杜老還知道，完成公社化已經二十年，即便當下人們不滿意其果，也不等于易除其因。譬如“把大田分給農戶”，說說容易，真要分起來問題一大堆。以結果追成因，公社土地無非是土改后農民私產“入社”而成，現在要改，“土地回老家”是不是順理成章呢——當年張三李四的土地，該誰家的就讓誰家拿回去種，外戴一頂承包帽子，不就改革了嗎？
以我所知，這等痛快淋漓的主張，在不少地方確實提出來過。杜老聽到了，想了又想，然后輕輕問：公社化以后新生多少農民，組成多少個家庭？我們查了報告他，引出讓我永志難忘的一個杜潤生式問題——土地回老家，這么些個新家怎么辦？那叫一語驚醒夢中人：好幾億公社體制下出生的新農民，一律回他們爸爸或爺爺的老家去分土地，上層建筑能不能通過另說，“下層建筑”里怕就要打起來。倘若出現此等局面，能算解決問題嗎？
杜潤生兵分兩路。他在上層建筑里一步步為包產到戶爭取合法空間，又在村莊一級仔細搜尋能為大多數農民可接受的實際經驗。結果當然是老家新家一起包產，全體農民家庭都獲得集體土地承包權。“孩子”順利產下，取名字、上戶口就容易了：中國集體農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好家伙，那老長。沒關系，農民自己簡稱分田分地。可惜不明就里的，還以為這不過都是些彎彎繞的文字游戲，哪里會明白，對杜老而言，能實際解決時代留下的問題，是他那代人的使命。
在問題里找辦法
杜老要解決的問題，首推“八億農民搞飯吃，飯還不夠吃”。今人恐怕不容易相信，和平建設幾十年，怎么還出現如此尷尬的局面？成因能夠找出一堆，可以說上幾天幾夜。關鍵是怎么解決，怎么湊齊解決問題所必不可少的那一組條件。要知道，那時工業、城市、財政都幫不上忙。不是不想幫，是想幫也沒那份能耐。
逼到墻角上，1979年重回制定農村政策崗位的杜老，轉過來在問題里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飯不夠吃，餓飯最多的還是農民自己。農民不想吃飽飯嗎？沒有那回事。農民不但要吃飽，還屢屢希望、要求為吃飽肚子、過好日子而讓他們多下力氣搞生產。別“三農問題”說得朗朗上口，就以為農民是一個問題。農民不是問題，不但從來不是，還是解決問題靠得住的力量。真正的問題，是在我們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里，充斥太多捆綁農民手腳、妨礙生產力發揮、又自以為正確無比的安邦治國妙計。
杜潤生眼睛朝下的工作習慣，應該就是這么來的。余生見識也少，不過印象之中，像他這般位高權重的領導干部，對底層自發行為如此興致勃勃，如此渴望從中學點什么的，實在少見。說來奇怪，列寧文章幾十卷，但到了我們這個地方，最廣為人知的居然只有一句，“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思維定式之下，“自發”總是壞的、危險的。不少人的為官之道，似乎天生下來就要與一切自發傾向作斗爭。
多年批判包產到戶，以至于十一屆三中全會啟動中國改革之際，在附加通過的農業文件里還留有“不準包產到戶”的戒條。此時，若換其他夠級別的人物主持農村政策制定，能有什么作為？何況杜老還犯過“歷史錯誤”。他當年所犯錯誤，恰恰就是對過快、過急推進集體化持保留態度。好不容易重回崗位，再犯“右”的錯誤，知道不知道后果嚴重？
杜老顧不上明哲保身，解決問題要緊。1979年初，他重回國家農委工作，職務是排名靠后的副主任。是年三月，杜潤生受命主持七省三縣農村工作座談會，專門研究責任制。背景是底層發生又一波包產到戶，但各地以及中央機關意見分歧，有反對，有支持，有觀望。時任國家農委主任以及排位在前的副主任——今天講起來那可都是杜潤生的“老板”——對包產到戶皆持反對意見。會議開到中途，當時中央主席蒞臨講話，強調發揮集體優越性。也在會議中間，人民日報發表著名的張浩來信，批評安徽、四川已出現的責任制，要求“引導”重回集體。
底層要突破、上層不贊成，杜潤生夾在中間。磨來磨去，杜老只有妥協。不過“杜式妥協”很特別，他硬是把下面這句話寫進了會議紀要：“深山、偏僻地區的孤門獨戶，實行包產到戶，也應當許可”。真是一手絕活：都孤門獨戶了，人家要包產到戶，總不好反對吧？杜老看勉強可被接受，又加一句，對（非孤門獨戶情況下）群眾搞了包產到戶的，“如果一時說不服，也不要勉強去糾正，更不能搞批判斗爭”。
“個人還能做多少事？”“我不過是農口的一個符號”——是這位老人家不以物喜的證言
三十多年過去了，把這段神來之筆翻出來細讀再三，讓我領悟，如果改革免不了妥協，那妥協也可以分兩種。一種純粹和稀泥，除了“正確的廢話”，什么實質的改革推進也沒有。另一種為推改革而妥協，開不了大門開中門，要是連中門也開不了，那就先開一個小口子。底線是，保護自發實踐的改革實驗，讓結果來說服人、教育人。杜老是達成后一類妥協的高手。他最為出彩之處，是重視、欣賞、愛護來自底層的自發實踐。且不論他那一輩共產黨人“不唯書、不唯上、唯實”的非凡勇氣，若不是對農村底層故事了如指掌，哪里能夠信手拈來，波瀾不驚就寫出孤門獨戶那寥寥25個字？
自發傾向里當然什么都有。還以底層冒出來的包產到戶為例——土地剛剛包到戶，但耕牛還屬集體經營，結果家家搶著用牛，又都不好好喂，造成一批耕牛死亡。承包年限多長不明確，老鄉擔心政策變，用化肥多、施農家肥少，“掠奪式種地”。包山林的擔心政策回收，干脆先砍樹賣錢再說。家庭為本，多勞多得，有利生產；但對病弱之戶，想多勞也無能力，出現新的貧困戶。還有超越一家一戶范圍的水利公共設施，如何協調利用、如何組織維護。諸如此類，問題一個接一個。以解決問題為導向，要直面在解決問題中出現的新問題。改革路上到處有“問題串串”，常常是引出來的問題比解決了的還要多。
杜老的應對，還是在新問題里發現解決新問題的辦法。他相信一條哲理：“問題”給人帶來損傷，也逼人奮起尋找減輕損傷的辦法。中國如此之大，能干的人哪里都有，只要眼睛向下，問題之處常常就有解決問題的努力與辦法。杜老自己帶頭下去調查，也要求農口團隊把調查研究作為制定政策的基本功。不但調查問題，更調查底層冒出來的能解決問題的點子和措施，衡量、選取可為全局所用的管用辦法。
不過幾年時間，中國靠責任制突破多年糧食嚴重短缺之瓶頸，靠多種經營、開放務工經商為數億農村勞力打開增加收入之門。今日回首，說農村變革為后來中國經濟騰飛奠定了一個基礎，當不為過。其間，杜老主持制定的農村政策，沒有哪一條哪一款是坐在機關里拍腦袋想出來的。杜潤生出品的農村政策，不是發明，只是對底層經驗的發現、集中和提煉。他領導的九號院，其實不過是農村改革實踐經驗的一個加工場，所做工作無非是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如果非說也有發明，那至多是幾個新詞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疏通流通、土地轉包、“允許自帶口糧進城鎮務工經商”，等等。每個詞匯的內核，都是經過提煉的、濃縮的、精致的以便在上層建筑被接受和認可的底層經驗。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杜潤生絕不接受對他自己所做貢獻的贊譽。那本值得后人讀之再三的《杜潤生自述》，據說封底清樣原來印有“中國農村改革之父”字樣，被杜老看到，一筆勾掉。不知誰是這段廣為傳播佳話的現場見證人，不過讀來令人覺得千真萬確，杜老風范不允許他做出別樣反應。
杜老平生當然是位難得一見的謙謙君子。幾年前《經濟研究》要筆者為他自述提供書評，我想不出恰當詞語，只好從蘇格蘭偉大學者休姆的傳記里，引出一句“人貴述己而不自詡”來予以概括。不是嗎？那么一位畢生關注農村和農民、又被歷史證明其所謂“錯誤”不過是先見之明的老人，回憶認知中國農村的來龍去脈，卻沒有一句自詡之詞。反之，他誠誠懇懇地說，“我的思想從來是在農民的自發行為、地方的選擇和歷史經驗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變化的，絕非先知先覺的‘一貫正確’”（見馬國川，“杜潤生：要給農民自由權”，刊《財經》2011年1月4日）。
不過，把“中國農村改革之父”一筆勾掉，卻不是因為杜老的謙虛。凡了解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決策體系的，都知道在事實層面，杜潤生就不是、也不可能是農村改革之父。離開黨中央，離開鄧小平陳云，離開胡趙萬，“一號文件”就算寫的出來也發不出去，何況中央文件從來就是在中央領導下準備、審議、通過、生效的。杜老當時的正式職務，是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在建制上對中央書記處負責，上面還有政治局和常委會。到杜老逝世，吊唁通知里標有他一生的最高職級，不過是寫入括號的“正部級”——怎么說離改革之父的地位還遠著吶。
我的理解，倘若杜老真是一言九鼎的農村改革之父，要東就東、要西就西，他對農村改革的貢獻，反倒沒有像后來實際呈現的那么大，他的思想和生命，也沒有像后來實際展開的那么精彩。聽來覺得比較妥貼的稱譽，或是吳象所說“農村改革總參謀長”（見吳象：“杜潤生：農村改革的‘總參謀長’”，刊《炎黃春秋》2012年第7期，第37－41頁）——他參與決策，卻并不是最后拍板人，其主要職責是為決策拍板做好一切準備。
杜老深諳決策之道。情況要明，又做不到全明，所以要盡可能掌握全部相關的實際情況。判斷或偏，要仔細反復推敲，把最接近正確的判斷，扼要表達清楚。拍板時分，難免有一些擔心與顧慮，要備下針對性強的說明，避免問到答不出，白白錯過決策的窗口期。建議方案不可只有一套，最優次優次次優，反正多多益善。還要認準即便“科學決策”，非理性元素還是免不了飛來飛去，有備為上。更要對政策出臺后可能的各方反應，預作估計、預想化解辦法。難度最大的，是明白農村事項與全局的關聯——1980年長期計劃會議，杜老說動國務院領導人允許貧困地區包產到戶的，正是減輕國家返銷糧負擔，不讓農村落后地區拖腿翻兩番。機緣巧合，1980年代讓我等后生一窺中央農村政策形成過程，才知道那一盤大戲，“總參謀長”不是好當的。
國家權力在杜老眼里，從來不過是一件公器。過去的教訓讓他明白，底層農民自發動作再精彩、地方選擇再對路，若不被中央政策吸納，不能獲得全局范圍的合法地位，那就無從制度化解決問題。杜老對照親歷事件問：“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產隊已實行包產到戶，卻未獲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風行全國，從而振興了農業”？他的回答，“一種關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眾創新加上政治組織支持這兩方面的因素一起發生作用”（見《杜潤生自述》，第127頁）。這樣看，國家權力諸種必要職能當中，很重要一項是提供合法化服務——把底層自發解決問題的辦法，加工、完善成全局政策與法律，避免餓得不行搞“權宜之計”，吃飽了飯再折騰。
從制度演化的角度，要根本解決問題，國家權力不可或缺。不過，權力有副產品，帶有極強的腐蝕性。杜老對他帳下的年輕人，別的都不怕，就怕受權力侵蝕。比之今天，上層建筑特別是中央機關，上世紀80年代多少還籠罩著較多神秘性。官本位悠久的傳統里，神秘也是特權來源。小本本上記幾個大領導的電話，能唬一大片人哩。杜老對此事防得緊，發展所自成立起，他就規定不走行政級別、不走官道，行科研體制。他還特別不喜歡年輕人接觸高層就跑到外面吹牛擺譜。他花很多時間與年輕人在一起談天談地，不過談來談去都是農民、農村和國民經濟，從來不扯級別、升職、待遇、房子，仿佛根本就沒有那些個“實際問題”。他關心年輕人，著眼點是思想、情操、認知能力。真有妨礙工作的實際困難，他會派得力干部一錘子解決。反正那時杜老領導的九號院，風正氣清，有口皆碑，從來沒有“誘以官祿德”那一套。也是種豆得豆吧：杜老90大壽講得最開心自豪的一句，是九號院“沒出一個貪官”！
古人所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杜老是做到了的。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他與鄧子恢一起被批評為“小腳女人”，革職改行到科學院。當時杜老的精神狀態，后輩無緣親見。不過讀吳明瑜的回憶，杜老為保護科學家不受沖擊，提出知識分子已經實現“初步紅”。他還與張勁夫一起，當面向毛主席提出在科學院自然科學家范圍里不打右派的“大膽”建議（見南方周末記者錢吳平的采訪稿，“杜潤生：不僅是農民的朋友”，2015年10月19日）。杜老應該沒時間為己而悲，否則連自家是不是紅都說不好，怎么還管人家紅不紅呢？
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杜老之紅當無問題。上上下下的信任、欣賞、贊揚與推崇，久久圍著杜潤生。他逝世之后，網上傳來多少發自肺腑的溢美之詞，不少在當年就有耳聞。不過杜老屬于“越受贊、越謹慎”那種特殊材料制成的大寫之人，從沒一點志滿意得，更不見絲毫盛氣凌人。遇到贊揚實在躲不開的場合，他會自我調侃一番，切換題目而言他。“個人還能做多少事？”“我不過是農口的一個符號”——是這位老人家不以物喜的證言。
孰料杜老究竟紅還是不紅，
后來又成為問題。據他秘書劉伯庸記錄，1989年7月14日下午5：25，杜老在九號院他自己辦公室里，信筆寫下“洛陽親友若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寫時老人家神色異樣，“他的眼眶濕潤了，淚水開始聚集并在眼眶里打轉”，“他哽咽著，用兩只大手不停在自己的臉上擦著，抹著”。伯庸跟杜老多年，從沒見過老人家有這等神態，于是那一刻就永遠印在他腦海之中（見劉伯庸：“一片冰心在玉壺”，刊財新網，2012年9月2日）。10月23日在八寶山，我和伯庸排在一起等著向杜老最后鞠躬告別，我問他那件事是怎么個由來，伯庸說在上蒼也為之動容那一幕之前兩天，1989年7月12日，杜老接到解散農研室的正式通知。
杜老不會哭自己。他哭的是失去農研室這個平臺，還怎么繼續工作？歷史好吝嗇，滿打滿算只給杜潤生不到十年時間，可要解決積重難返的農村問題，還有多少工作要做！別的不提，就是廣受老鄉歡迎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長久不變”也還沒完全落實。1988年夏天在貴州遵義，杜老最后一次組織全國性農村政策研討會，細聽湄潭試驗區匯報，對農村內生的“人口變動重分承包土地”機制有深刻理解，也支持把“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湄潭經驗，相機推向全局。可惜轉到來年，形勢已容不下那些改革的細活，甚至連九號院也被列入解散之列。
我自己見過杜老神情異常，是1993年。那時還在UCLA讀書，受毅夫之邀，回國參加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籌辦研討。到杜老家探望，談著談著，老人家談到曾有人不同意給他辦重新登記——那意味要開除杜潤生的黨籍！后來陳云同志出面講話，才制止了這出如果辦了“將來還會平反”的荒誕劇。杜老講到這段時，神情痛苦、幾近落淚，為我多年接觸老人家所僅見。他難道是為自己傷心嗎？我想不是的。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我們這個偉大文明還怎么吸引優秀分子為之努力奮斗？
《杜潤生自述》的下篇，以約占全書一半的篇幅，收入杜老離開農研室領導崗位之后的文稿。遠離權位，他關注的問題還是一以貫之。如果說有變化，那就是視野更廣闊、言說更直白。閱讀這些文字，讓我們知道，晚年杜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惟常懷其憂。憂些什么呢？他憂農村改革裹足不前，憂農民無從持續提高收入。他也憂進城留鄉的農民權利無保障，農民難以解決農民自己的問題。杜老更憂中國過不好市場關、民主關，在現代化的路上走歪。
文字之外，晚年杜老還留下不少閑聞逸事，展示他的胸襟。印象至深有三件：一是多年住院的他，時不時一覺醒來，以為還在九號院，嚷著要護士趕快招呼錫文們來開會。二是有次杜鷹貼著他耳朵報告糧食增產，杜老聽得笑出聲來，豎起大拇指喃喃自語“糧食增產、糧食增產”，一副當年聽匯報時的“杜主任神態”。三是2007年春，高文斌在病房拿出一張字條讓前來探視的后生傳看，但見杜老手書，“你們要協助岐山同志管好金融”。讀罷忍不住搖頭：老人家不知道他的弟子早就東西南北、干甚的都有嗎？像區區在下在學校教書，哪里會懂金融，有心協助也幫不上忙。不過大家理解杜老，他是在位正能量、離崗還正能量，永遠是國家人民事業的正能量。于是幾個后生一起對靜臥病榻的杜老連連點頭，協助不了也要協助。
杜老95歲前后，健康狀況下了一個臺階。大家嘴上不說，心里很擔心老人家隨時離我們而去。但過了那道坎，杜老身體穩定下來，過了一個生日又一個生日，讓大家覺得他似乎從此再也不會離開。沒想到，102歲的杜老在人們各忙各的時候，突然平平靜靜走了。更沒有想到，那么多從來沒見過杜老的年輕人，一樣為老人家離去由衷傷心難過。我任教的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也就是杜老生前一直支持、鼓舞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一群同學一定要送花圈、一定要到吊唁現場與杜老作最后的告別。他們都是80后，有位農村來的孩子講的真切：沒有杜老的奮斗，我們會是另一種命運。這讓我相信，在有機會直接受教于杜潤生以及更多沒趕上那個機會的人們的心目中，杜老風范長存。
（本文刊發于11月8日《經濟觀察報》觀察家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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