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評賀雪峰先生新作《最后一公里村莊》
在我從一名農業技術干部轉向三農研究者的過程中，有幾位重要的三農人物影響了我，賀雪峰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在2003年之后的幾年間，我曾采購了大量的三農著作埋頭苦讀，以期能在浩瀚的三農研究海洋中找到一些路徑，這些作品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對我三農的研究方向和思維方式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中國三農問題復雜程度前所未有，世界罕見，地大而物不博，長期處在人多地少的小農經濟矛盾中，又趕上了工業化、城鎮化的急速浪潮，新老問題并發，可謂“病來如山倒”，很難說有一劑特殊的快速藥方，大體只能是以時間換空間，在城鄉統籌的進程中逐漸消解。
為了中國的三農問題，各個學派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不同學者發表了獨特觀點，也不乏兜售“靈丹妙藥”者，觀點誘人而可操作性極差。在一批觀察者眼中，以溫鐵軍、賀雪峰、李昌平等為代表的一批三農學者可算作是“左派”，主要的觀點是從小農的角度出發的；而以陸學藝、周其仁、黨國英等為代表的一批三農學者可算作是“右派”，主要的觀點是從市場的角度出發的；而陳錫文、唐仁健、韓俊等負責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的一批人則是“中間派”，他們是中國農村政策的制訂者，總體的觀點是“中庸”的，一些政策的出臺在“左”“右”兩邊看來都不滿意。但也沒有辦法，以中國地域之廣大和地域情況之復雜，恐怕難有萬全之策。
這些年，我也陸續寫了一些三農方面的東西，有人評價說，我總體是居“中”偏“左”的，也能看到賀雪峰等人的影響。我對這些門派之見本來沒有概念，更沒有興趣，只是覺得討論中國三農問題的一個基本原則應該是從實際出發，因為這方面的教訓實在是太深刻了。不管一個觀點有多么新穎、美觀、誘人，如果不能切中農業農村和廣大農民的實際，則就是失敗的。建國后至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政策幾經調整，農民既歡呼雀躍過，也默默抵制過，一切都要看是否切合實際。從國外搬來的東西太多了，中國至今還沒有完全消化，不能再指望著“洋方子”立馬解決“土問題”。如果問為什么我會出現居“中”偏“左”的傾向，只能說他們更懂農村實際，更知道農民在想什么！今天關于中國三農的研究，最需要一切從實際出發，而不是空洞的理論PK，更不是一地雞毛式的道德批判。
我對賀雪峰先生的尊重是在三農的閱讀中逐漸形成的，他的文章讓人感受到了一個學者深入基層的扎實足跡，體現了“接地氣”這一可貴的學風。比如我是關中人，他關于關中戶族的論述就我讓感到震撼，因為這種農村社會架構與南方的宗族明顯不同，但也不是以戶為單位的“原子化”狀態，是一種較為松散的血緣組織結構，一般是不好說得清、道得明的，但作者卻通過對比的方式說得十分到位。僅這一個小的問題就足以說明，如果沒有深入的調研和精確分析，則很難解釋為什么同樣的社會命題卻在各地農村呈現不同的現實形態；而忽略這種差異，采取“大水漫灌”，農村政策執行效果的參差不齊也就不足為怪了。
《最后一公里村莊》一如作者既往的風格，堅持用第一手資料說話，堅持從調研情況來分析論證，是真正來自于農村第一線的“真材實料”，涉及農村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各個方面，綜合展現了當前三農發展的現狀與問題，并從這個現狀出發，提出了切合實際的建議，讀來深受啟發。有一些篇目，其實在互聯網上，在其他的論文集里，已經提前學習過，重新讀來依然有新的感受，是名副其實的“現實主義”力作。
我雖然讀賀雪峰先生的文章有十多年了，但卻一直沒有機會謀面，直到2015年才加上了微信，偶爾聊上幾句。2016年9月，我帶隊在湖北孝感參加青年創業大賽，趁著晚上有點時間，夜赴武漢與他會面，受到熱情接待，請我吃飯，和我聊當前的三農問題，真是一見如故。特別是在他那書香充盈的辦公室里，我都舍不得離開，直到帶走好幾本簽名的書才心滿意足。現在想起當時的場景，真為自己的“貪心”而感到好笑。
現在，賀雪峰先生又有新作即將面世，我本想先讀為快，卻在“賀”門立雪未久的情況下，承蒙厚愛，囑我寫讀后感一篇，只好勉力為之，權為先生新作之賀。
( 2017年3月寫于古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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