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誕生于1904年，1997年離世，幾乎與20世紀相始終，與孫中山、毛澤東一起被人們尊稱為20世紀中國的三位偉人。他一生曲折坎坷，初衷不改，愈挫愈強，鑄就輝煌，而最為國內外稱贊的還是倡導并開啟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偉業，是當之無愧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業績和貢獻，留存于炎黃子孫的集體記憶之中，載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史冊。
扭轉乾坤 首創改革開放
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幫”為標志，結束了持續10年的“文化大革命”。許多被顛倒的歷史又顛倒過來，黨和國家開始逐步走上了正常的軌道。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決議：恢復鄧小平原來擔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時年73歲的鄧小平在全會講話中說：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這位老共產黨員一生三落三起，當他第三次復出時，首先想到的是要“做點工作”。作為政治家、戰略家的鄧小平要“做點工作”，當然不是一般的行政事務，而是關系到國家興衰成敗、民族發展前途的大事——改革開放。這件大事，鄧小平在江西三年監督勞動期間就反復思考過，1975年代替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時也曾以全面整頓的方式作過實驗，雖然遭受挫折仍義無反顧地堅持自己的選擇。
十年內亂，又加上兩年徘徊，黨和國家積弊甚多，百廢待興。中國向何處去？這是億萬人關注的大問題，人民把希望寄托在鄧小平身上。鄧小平沒有辜負全黨和人民的期望，他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和遠見卓識，披荊斬棘，銳意創新，開辟出一條改革開放的新途。
由于長期受著“左”傾錯誤的影響，思想僵化，積重難返，在中國實行前所未有的改革開放政策，談何容易。鄧小平深知阻力和難度，抓改革開放必須先從解放思想入手。早在恢復工作之前，他在給黨中央的信中就針對“兩個凡是”的觀點，提出要用準確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他倡導和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主題報告，明確指出“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要政治問題”，并發人深省地說：“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1]這是新的歷史條件下解放思想的宣言書，吹響了改革開放的時代號角。在此前后，他還以很大的精力撥亂反正，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調整好各方面的社會關系，實現安定團結。這一系列舉措都為推進改革開放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和政治準備。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并強調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大幅度提高生產力，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中國的改革首先從農村起步，又一次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鄧小平十分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熱情支持安徽鳳陽縣小崗村實行包干到戶的壯舉，充分肯定安徽、四川等地率先進行農村改革的試驗，并說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當農村改革遇到阻力和非難時，他又旗幟鮮明地推廣農村改革的典型經驗，打破當時普遍存在的畏懼心理，逐步在全國農村建立起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業生產面貌得到明顯改變。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展起來，既解決了農村富裕勞動力的出路問題，又增加了農民收入，反過來加大對農業的支持。鄧小平對這一新生事物的出現給予很高評價，并以優惠政策大力扶持。在農村改革獲得成功的基礎上，鄧小平又把關注點轉移到城市經濟體制的改革，擴大企業自主權，建立經濟責任制，并對城市經濟的生產、流通、交換、分配等方面進行了配套改革，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千方百計提高經濟效益。鄧小平還十分重視政治體制的改革，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代表黨中央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深刻分析了現行政治體制中存在的弊端及其產生的根源，精辟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意義，并提出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實行六項重大改革措施，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在鄧小平的指引下，經過幾年的努力，全面改革的新局面已經形成。
鄧小平總結了明、清兩朝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后、愚昧無知的教訓，多次強調搞四個現代化，不開放不行。20世紀70年代他頻繁出訪，通過對發達國家日新月異科學技術的切身感受，策劃我國的對外開放政策。1979年4月，鄧小平在聽取廣東省委匯報時，認為給廣東某些特殊政策是個好主意，對外開放要找一個突破口，辦好試驗場。總要有人邁出第一步，才能開拓新路。當大家紛紛議論取個什么名稱時，有的主張叫出口加工區，他脫口而出：就叫特區吧！過去陜甘寧邊區就是特區嘛。不久，深圳、珠海、廈門、汕頭四個經濟特區相繼建立起來。鄧小平滿懷激情地鼓勵特區：中央沒有錢，可以給政策，從這里“殺出一條血路來”！實踐證明，經濟特區在吸引外資、僑資，借鑒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增加出口創匯等方面給全國作出了示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正如鄧小平后來所說：“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2]這個窗口的成功建立，在國內建設起對外開放的決心和信心，在國外透過特區看到了中國發展的機遇和前景，對外開放邁開了可喜的一步。
鄧小平主持起草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經過反復討論和修改，于1981年6月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這標志著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撥亂反正已經勝利完成。1982年9月，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致開幕詞時，第一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大命題，并點明這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為中國的發展進步鋪就了一條光明的道路。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在鄧小平的指導下，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和創造性勞動，改革開放已成為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旋律，開啟了一個新時代。
勵精圖治 拓展改革開放
鄧小平是名符其實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總是站在改革開放的潮頭上，以敏銳的目光注視著中國發展的前景，以其深邃的思想精心設計改革開放的藍圖。他立足于中國的國情，在改革開放的不同階段，制訂相應的戰略目標，提出明確的發展方向，既有總體的宏觀規劃，又有量化的具體要求，引導改革開放邁上一個又一個臺階。
鄧小平在與黨內同志交流，或與外國政要談話中，多次講到改革開放的發展規劃和戰略目標。他認為，我們搞的現代化，只能是中國式的現代化，因為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科學技術落后，不能與發達國家比，發展目標不能定得太高，不能重犯急躁冒進的錯誤。鄧小平提出了我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部署：第一步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為基數，當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有250美元，翻一番達到500美元，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20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1000美元，進入小康水平；第三步21世紀用30年到50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4000美元，進入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這些發展目標不高，但做起來不容易，對于我們來說已經是壯志雄心了。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發展戰略，使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看到了改革開放的光明前景和美好未來，受到很大的鼓舞，調動了億萬人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積極性。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正是按照總設計師繪制的這個宏偉藍圖一步步推進的。
1984年1月22日至2月17日，鄧小平先后到深圳、珠海、廈門經濟特區和上海考察，親眼看到這幾個對外開放的重點地區發展勢頭強勁，一派繁榮景象，心中十分高興。同時，他也聽到了一些議論，對特區前進中存在的問題加以責難，甚至把特區比作舊中國的“租界”，有人到深圳參觀后說什么“出生入死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鄧小平回到北京約了中央有關負責同志交談，開門見山提出：“建立經濟特區，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3]還說：“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我們還要開發海南島，如果能把海南島的經濟迅速發展起來，那就是很大的勝利。”[4]當年3月至4月，中央召開了沿海部分城市工作座談會，著重研究港口城市開放問題。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正式確定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14個港口城市對外開放。1985年1月，中央召開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三角地區座談會，2月正式批準上述三個地區劃為沿海經濟開放區。隨后，中央又相繼開放內地和沿邊地區的城市，形成了多層次、全方位、點面結合的對外開放格局，有力推動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啟動和深入發展，鄧小平對科學與教育事業、民主法制與精神文明建設、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外交政策的調整、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的戰略轉變以及黨的自身建設等方面發表了一系列深刻的論述，作出在新形勢下促進各項事業深化改革的周密計劃，使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他首次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強調培養人才的重要性，為改革開放提供智力支持。他還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開辟了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歷史使命的新途徑，擬定出推動祖國和平統一的最佳方案。這也是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方面，受到海內外炎黃子孫的熱烈擁護。環視神州大地，改革開放的成效日益顯現，經濟和社會發展有了顯著的進步，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新局面。
危急關頭 力挺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前進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風順。1989年國內發生了政治風波，國際上西方國家聯手對華實施“制裁”，內有分歧，外有壓力，中國的改革開放面臨著復雜形勢和嚴峻考驗。由于黨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更替，有人對黨的十三大政治報告產生了疑惑，實質上是對改革開放政策發生動搖。這是一個危險的傾向，如不及時糾正，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就可能付諸東流。
鄧小平在危急關頭力挽狂瀾，斬釘截鐵地說：“改革開放政策不變，幾十年不變，一直要講下去。國際和國內都很關心這個問題。要繼續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連語言都不變。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5]黨的十三大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一次重要會議，科學總結了8年改革開放的經驗，并在理論上加以概括和提升，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明確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回答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不能因為十三大報告人的沉浮，而懷疑代表大會決議的正確性。鄧小平有針對性地指出：“黨的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對不對？兩個基本點，即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不是錯了？我最近總在想這個問題。我們沒有錯”。“總結我們過去十年。我們的一些基本提法，從發展戰略到方針政策，包括改革開放，都是對的。要說不夠，就是改革開放得還不夠”。[6]鄧小平以極其敏銳的洞察力，堅定的信念和意志，抓住問題的關鍵，剖析疑惑的實質，緊緊圍繞改革開放這個主題，連續發表重要談話，一招一式神態鐵定，一言一語擲地有聲，堅定不移地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站在改革開放的前列，引導人們繼續前進。
鄧小平善于抓住要害問題，強調中國不允許亂，只有保持社會穩定，改革開放才能順利推進。他在不同場合多次講到穩定問題：“我們搞四化，搞改革開放，關鍵是穩定。……中國不能允許隨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國資金也不會進來了。”“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中國一定要堅持改革開放，這是解決問題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穩定的政治環境。”[7]鄧小平把改革開放與社會穩定的關系講得非常直白、非常透徹，對社會動向尤其是不安定因素保持著高度的警覺，以多種方式釋放出決不允許亂的信號。經過中央和各級黨組織、政府部門的艱苦工作，統一了思想認識，采取了切實有效的措施，排除了來自“左”的或右的干擾，保持了國家政治穩定，為繼續推進改革開放提供了前提條件。
關鍵時刻 深化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是中國前所未有的壯舉，既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供選擇，更無成功經驗可供借鑒，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正因如此，鄧小平特別注重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從群眾中尋找靈感，在調研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他在1978年至1993年的16年間，外出調研18次。從北國雪原到南疆熱土，從東海之濱到新疆廣袤土地都留下足跡，許多重要決策是先后在20多個省市調研中形成或提出的。在這一系列調研中，1992年視察南方的談話達到了高潮。
1992年南方談話有著特殊的背景。國際上發生的蘇東劇變，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落入低潮，對人們的理想信念造成極大的沖擊；國內的經濟發展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出現明顯下滑，1988年比上一年增長11.2%，1989下降到4.1%，1990年更下降到3.8%。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遭到很大困難，到了一個關鍵時刻。鄧小平明察秋毫，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最擔心的是經濟發展出現滑坡，改革開放發生逆轉。1991年初，他在視察上海時就有針對性地提出：改革開放還要講幾十年、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并要求抓緊開發浦東，不要動搖，一直到浦東新區建成，帶動上海和長江三角洲的加速發展。
鄧小平覺得言猶未盡，還感到力度和舉措不足以扭轉局面，走出困境。于是，他又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不顧88歲高齡且疾病在身，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35天里行程6000多公里，邊走邊講，發表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談話。他針對蘇東劇變后的復雜形勢，引起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信念的動搖，指出：“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8]這是致力于從根本上支撐改革開放，因為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如果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信念動搖了，還談何改革開放？講堅信馬克思主義正是為堅持改革開放奠定政治基礎。
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側重點還是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以不容置疑的語言告誡人們：“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9]他在這次談話中使用了“死路一條”、“會被打倒”等嚴厲語匯，過去是不多見的，急切之情溢于言表。鄧小平深知改革開放的阻力和對經濟特區的責難，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問題，諸如“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之類的議論，根子還在“左”的錯誤傾向。他作為經濟特區的倡導者，理直氣壯地指出：“特區姓‘社’不姓‘資’”。“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0]這就回答了多年來關于右和‘左’哪個是主要危險的爭議，批駁了“‘左’比右好”的謬論，使人們的思想再一次得到解放，為堅持改革開放消除了思想障礙。
鄧小平舉重若輕，以獨特視角和戰略遠見強調千萬不要貽誤時機，改革開放膽子要大，敢于試驗，勇于創新，“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11]要走出“新路”、干成“新的事業”不能在老路上修修補補，必須在經濟體制作一番徹底的突破和創新。正是在這次南方談話中，他又重提十幾年前講過的市場經濟問題，作了更深刻的論述：“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對大家講這個道理。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12]這是為市場經濟和股市正名，轉變了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傳統觀念，指明了深化改革的新途徑。經過黨的十四大和十四屆三中全會，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并制定出這一重大改革的總體規劃，作出了一系列政策調整和實施舉措。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結合在一起，這是在鄧小平倡導下中國共產黨人的原始創新，也是中國改革的實質性突破和飛躍。后來的實踐證明：這一創舉對推動各個方面改革的深化，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1992年國民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12.8%，1993年更達到了13.4%。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又重現快速發展，充滿了生機和活力。
中共中央于1992年2月28日將鄧小平視察南方的談話要點，作為中央文件下發，在全黨興起了學習貫徹南方談話的熱潮。鄧小平關于改革開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尤其是南方談話，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重大的基本問題，集中體現了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和創新精神。他作為政治家、戰略家的膽識和遠見，駕馭復雜局面的能力，使廣大干部和黨員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震動，進一步統一了全黨的思想，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正當我國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今天，回顧30多年的風雨歷程，十分感慨，思緒萬千。鄧小平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對倡導和推進改革開放事業作出了不可替代的杰出貢獻，在中華民族復興的史冊上樹起了一座豐碑，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向新境界。作為后繼者的當代人，要繼承和發展鄧小平理論，堅定不移地把改革開放偉業引向深入，并取得全面而又扎實的成效，就是對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的最好紀念。
作者系解放軍后勤學院一級教授、少將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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