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這不僅是實現鄉村振興“治理有效”這一目標的內在要求，也是實施整個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此而言，如何真正實現自治、法治與德治相結合，仍舊是一個亟待從理論上加以進一步闡釋的重要問題。同時，從實踐來看，如果不盡快厘清“三治”之間的內在關系，就極有可能導致基層在推進“三治”建設中出現“三張皮”現象，從而背離“三治”相結合的目標，甚至可能導致“三治”建設彼此沖突。基于此，厘清“三治”之間的內在關系，需要在理論與實踐上把握好以下三個方面的基本邏輯。
自治是鄉村治理的根本原則與框架。所謂自治是農村村民自治制度的簡稱。我國村民組織法規定村民自治是農村的基本組織制度，這就決定了自治是整個鄉村治理的根本原則與框架，無論是法治與德治都要以自治為根本。
首先，自治作為鄉村治理的根本原則與框架，體現在制度層面，它是一種在黨的領導下，廣大農民通過“五個民主”（即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民主協商），實現“三個自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一種有中國特色的基層民主形式。這種基層民主形式要求做到治理為了村民、治理依靠村民、治理成果由村民共享、治理得失由村民評判，在鄉村治理的過程中要順民意、借民力、用民智，為村民參與治理搭建平臺、拓展渠道、豐富形式，引導村民積極有序參與農村管理。
其次，自治作為鄉村治理的根本原則與框架，還體現在鄉村治理實踐中基層政府必須依法行政，不能用行政代替自治。村民自治是法律賦予農民直接行使民主權利進行自我管理，這意味著村級自治組織雖然負有“協助鄉、民族鄉、鎮人民政府開展工作”的義務，但不能成為鄉鎮政府的下級機關，不能成為鄉鎮政府運作的中介。基層政府不得干預依法屬于村民自治范圍的事項，不能用行政命令、包辦代替等傳統方式侵害村民的自治權。
最后，自治作為鄉村治理的根本原則與框架，還體現在鄉村治理實踐中不能用德治代替自治。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倫理為本位的社會，道德原則時至今日仍深植于中國鄉村社會，成為村莊治理的重要基礎。當然村莊治理雖然亟待加強村莊德治建設，但是仍舊需要強調自治是村莊治理中最為根本的一條組織原則，無論是村干部還是個別村民不能因為符合道德原則，而搞一言堂，不講村民自治原則。
做好自治需要加強自治的法治化建設。村民自治雖然是農村最為根本的組織制度，但是，任何自治都是有條件的，自治決不意味著無視法律法規，也不能不借助于各種形式的法律規約。從這個角度而言，做好村民自治還需要加強自治的法治化建設。
首先，村民自治要在法律的約束下進行，即要“依法自治”。這主要表現在村民自治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接受政權機關指導；村民自治的一系列組織框架與運行程序都必須嚴格按照村組法的規定進行；村民各類會議不能表決通過有違法律的決議，一旦與法律相違背則不具有任何約束力。
其次，村民自治需要以法律規章為后盾，即要“以法治村”。一方面，要明確對于符合村民自治程序且不違背國家相關法律的村民自治決議具有法律效率，任何村民在自身合法權益得到合理保障的前提下，需要自覺遵守；另一方面，村民自治作為村莊治理的基本原則與框架，并不能解決村莊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的所有問題，如農村宅基地管理、村莊股份制改革、村干部的貪腐等。這些超出村民自治范圍的違法問題的解決需要借助國家法律。
最后，村民自治要求建立一套符合村莊實際的村規民約實現村莊常態化治理，即要“以規治村”。村民自治不僅意味著在面對村莊發展重大事項時要采取民主決議、民主監督、民主協商等自治形式，更需要在日常治理過程中，通過村民自治制定一部讓全體村民自覺遵守的村規民約，讓村規民約成為村莊治理中的“法律”，從而確保農村日常治理的有序與有效。目前，我國絕大多數農村都制定了村規民約，接下去需要進一步加強村規民約的效用建設，進一步增強村規民約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
做好自治需要加強自治的德治基礎建設。村民自治的核心要義在于村民通過民主手段進行自我管理，這是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鄉村治理要“管理民主”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九大又將鄉村治理的目標進一步上升為了“治理有效”。之所以如此，在于“管理民主”只是一種手段，通過民主進行治理，有助于農民意見的表達、村莊決策的民主以及對村干部權力的監督。但是，運用單一的民主方式進行治理在結果上未必有效，如個別地方的村委選舉出現了賄選，一些村莊的民主決策受到家族勢力的明顯干預。這提醒我們在做好自治工作的同時，還要從德治方面加強自治的社會基礎建設。
首先，在民主選舉中，要將道德因素作為推選村干部、村民代表候選人的重要前置標準。前些年，在一些村莊的民主選舉中，一些道德品行不好的人因為善于經營而被當作“發展致富的能人”，成功當選為村干部或村民代表。這些道德品行不好的人上來，不僅容易滋生腐敗，導致干群關系緊張，也對農村社會風氣造成了惡劣影響。要扭轉這一現象，需要在民主選舉中對道德品行不好的候選人一票否決，讓那些道德品行良好的能人愿意當村干部，也能在村干部選舉中脫穎而出。
其次，要通過多種形式加強村莊德治建設，讓明理向善的道德之風滋潤自治的社會土壤。只有每個農民的道德素質普遍提高、集體責任感與榮譽感明顯增強，鄉村才能明理向善，擁有善惡美丑、是非曲直的判斷標準。而這對于改進優化自治具有重要的基礎作用。具體而言，只有良好的道德品質，農民才會更加自覺地遵守村規民約、謙讓和睦化解彼此矛盾；只有良好的道德品質，農民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沖突時，才能顧全大局、支持村莊建設；只有良好的道德品質，村民代表才能更加主動地化解彼此間分歧，尋求最大公約數的村莊決策；同樣，只有良好的道德輿論氛圍，才能對一些違背村規民約、損害集體利益的行為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因此，只有加強整個農村的道德基礎建設，村民自治才能走向善治，農村的治理才能走向有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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