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貧困為何持續存在 允許農民自由流動是減貧的動力
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講，一個是貧困是如何再生產的，第二個是過去扶貧的經驗，第三個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貧困和扶貧的政治經濟學問題。
首先從歷史上看，不管是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有10%左右的群體相對處于社會底層。從絕對意義上講，貧困一直存在。而今天說的貧困，是社會再生產和社會構建的問題。1993年提出了“八七脫貧攻堅”計劃，即用七年解決八千萬貧困人口。但現在怎么現有還是八千萬？這是非常政治化的問題。
根據財力由上而下確定我們所能解決的貧困人口數是一個主觀標準。1985年貧困縣的標準是一個縣年人均收入低于150元，當時有258個貧困縣。到1993年貧困線劃在年人均收入300元以下，當時統計局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貧困人口數量是8000萬，貧困縣的數量從258個擴展到592個。到2006年時貧困標準提高到600-700元，我國的貧困人口數降至2148萬。到2006年標準提高到700元，2008年把標準提高到1196元。到2011年，我國正式把貧困標準提高到2300元，這個新標準使得我國貧困人口漲到1.2億。到了2015年年底，大概到了5000多萬。
我們的貧困人口時而7000萬，時而8000萬，是因為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在提高，人均收入在上升，貧困人口的收入也在上升，貧困線不能永遠都以300、600元為標準，而是隨價格的10%調整。因此我們貧困人口數的不停變化，是我國貧困標準的提高造成的。此外在世紀末解決貧困問題是中國建設小康社會、走向和諧發展的重要舉措，而在貧困縣的確定過程中一定會有優惠政策，于是大家都往里擠，導致貧困標準的嚴格性降低，這就生產出了貧困。
所以貧困人口數量的不斷增長，是隨著政治等各個方面的考量而變化的，并不客觀。真正客觀的是無論扶不扶貧，貧困人口永遠都有10%。如果不扶這10%，他們的生活會很悲慘；若扶持，那他們會好過一些。按照西方福利社會的標準，他們生活在不會有損于人類尊嚴的基礎上，但不可能有錢出去度假。而在像非洲這樣沒有扶貧和社會保障的社會里，人們的生活質量就很差。
這里涉及兩個問題：一是為什么有這么多的數據？因為貧困是客觀存在的，我們今天這么大的精準扶貧都非常對，沒有問題。二是為什么數據在發生變化？因為貧困線的不斷調整，有政治、社會、經濟的綜合考量。這種制度在扶貧的同時本身也在生產貧困：過去的標準還不到半美元，而現在的標準接近1美元，以后還可能用2美元。大家生活水平還會提高，所以貧困問題是長期存在的問題。
如果按照世界銀行1美元的標準來衡量，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國總體貧困的發生率是84%。但是我們的扶貧到1986年，貧困發生率已經降到45%，這個事實被很多人都忽略了。在改革開放最初的七年里，我們實現了中國史上最大規模、最大強度的扶貧：我們有將近一半的窮人——好幾億人口擺脫了1美元標準的貧困。
從實證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我們能獲得兩大啟示：首先是為什么這一階段會產生這么大量的脫貧。我們的減貧的兩個起始水平：第一，我國在非常平等的狀況下開始減貧。這時我國全國經濟系數不到0.2%，是一個相當貧困的社會，沒有任何勢力集團、利益集團，也沒有任何大的權利不平等問題，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減貧非?？臁＿@對西方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有很大的啟發，因為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平等度特別高，減利和增長非常困難。第二，這是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相對來說最為寬松的一個階段，尤其是思想。我經常批評民主原教旨主義，不能太強調自由，自由在經濟概念里有很多非常核心的元素，這和我們今天講的中國經濟的貧困有關。
實際這一階段我們沒有扶貧辦和扶貧項目了，而是靠一個能使大家都公平受益的增長機制，這是社會可持續包容性增長的基本條件，我們現今的扶貧難度恰恰在這。窮人之所以不能夠很快的解決貧困，就是因為結構化的問題。如果沒有“消除結構化”這個條件，脫貧會很難，因為讓貧困戶養一頭豬去脫貧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這種結構化日益嚴重的情況下，我們只有通過制度優勢，通過社會主義、共產黨代表人類利益的政策優勢才能打破它。
那么80年代中期到93年前后這段時間，貧困發生率大幅下降靠的是什么？這主要是靠鄉鎮企業的勞動力轉移和流動。勞動力的轉移、流動使農民收入增加，所以在第一階段農業收入大幅度提高，接著農民的非農業收入——打工收入提高，這兩個是促成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變革、轉型的動力。此外，我們允許流動，允許這些人在市場里尋找機會，這也構成了我們減貧的一大動力。新世紀以來，我們進一步的減貧，就來自于整個城市化。
總的來說，貧困人口的下降，收入的提高，來源于社會整體性的轉移變化，這里包括農業向工業、城市化的整體轉移。
現在的貧困面臨兩種情況：一種是人口轉型?？焖俚霓D型使鄉村留守流動，導致低保、教育等各方面的保護缺失，產生轉型性人口。但如果經濟能保持7%甚至8%的增長率，那隨著經濟持續發展，再加上社會保護措施的不斷完善，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第二種情況是，經過20多年不斷的累積，我國邊緣地區形成了成片的絕對貧困群體。這一部分已經受到結構化的影響，比較難解決。因為這個群體技能不夠，只會做保安這一類簡單的工作，但現在的一些工作都需要文化素養，他們沒辦法和優勢群體競爭。此外他們沒有積存的生存資本。比如扶貧項目來了以后，只要養一頭牛，政府就給2000塊錢，但這些人連養牛的資本都沒有，包括住房，更別提其他發展資本了。這種情況下，僅僅通過一般性的救助和扶持，是無法讓他們走出貧困的。因此要對這個群體進行綜合性的治理，想辦法讓他產生能和其他群體相競爭的基本條件，包括教育、培訓的、資產獲予等等。此外我們還應該考慮窮人的資產問題，城里人的住房可以買賣、出租，那如何讓窮人的資產也變成改善自身福利、提高水平的東西，這就需要我們將其提上日程。
關于未來扶貧的問題，特別是從精準扶貧的角度來考慮，我覺得資產經營要確保出處在公平、不形成大規模破產、產生其他我們所關注的問題的情況之下。因為很多人都在關注這個問題，認為中國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另外，所有實證經驗證明，所有發達國家都實行了這樣的資產制度，這種制度和發達度直接相連，而所有貧困國家反倒不一定。因此，如何在現有社會政治制度保證的情況下推進窮人資產管理，而不是私有化，這個角度也很重要。
從現實意義來講，中國10億人口脫貧本身就對世界的意義重大，它將世界貧困比例降到很低程度。第二，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跟眾多發展中國家是一起轉型的，中國是這些國家中唯一脫貧并發展起來的國家，而且中國是依靠發展農業實現脫貧的，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轉型成功的案例，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是農業國，對它們而言中國的成功有借鑒意義。第三，從1978年到1986年中國農業增長率是7%，而整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是13%，所以農業的發展是中國經濟的重頭。中國的貧困人口一下子從占總人口的84%降到42%，7年時間就將貧困人口減少一半。對于像非洲的發展中國家，當時大家一起面臨轉型，都尋求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目前看來只有中國探索出成功模式。
作者系國務院扶貧領導小組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農業大學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鳳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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