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孝道衰落的說法似乎已然成了社會常識。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倫理文化傳統的過度，孝道衰落所激起的社會反響可想而知，一些倡導傳統文化復興的學者更是希望重塑儒學正統，以圣人教誨收拾人心再造社會。
起初，筆者剛開始做農村調查時，耳聞目睹一些農村老人的凄涼晚景，也不免感慨系之，對中青年人的不孝憤憤然。然而，時間長了，就不免對自己先前的判斷有所懷疑了。這倒不是因為什么見怪不怪熟視無睹，而是確實發現事情很復雜，見了某些現象就匆忙扣上什么孝道衰落的帽子，義正辭嚴理直氣壯批判一通實在不應是研究者的態度，尤其是做社會學研究，這樣簡化豈不是太沒有社會學想象力了么？
其實，農民經常說這樣的話：“下人（指子女）有下人的家要養”“不能拖累子女”，諸如此類的表述還有很多。以前聽到權當是父母對子女的拳拳愛心，對比子女的行為反倒更覺其不孝。后來，慢慢地就咂摸除了新的味道。父母“善解人意”的背后恐怕并不僅僅是個人覺悟的問題，它其實反映了一種以家庭為邊界的自我認知，即他們在考慮自身境遇的時候并不只是將其看做理應得到子代贍養的長輩，而是將自己視為整個家庭的一部分，他們在家庭資源分配中的權利是服從于整個家庭長遠發展的。
再進一步看，一個個微型的家庭又何嘗不是城市化進程中的轉型社會的一部分？農民的個人命運系于家運興衰，又何嘗不系于社會發展？這樣想來，對“孝道衰落”這樣一個簡單的暗含了價值判斷的事實判斷，也就有了一個頗具社會學視野的觀察進路：個人-代際關系-家庭-社會。筆者想循此路徑，談一談對孝道衰落的一點認識。
百善孝為先。按照我的理解，“先”既表示孝在眾多倫理德行中的優先地位，也表示孝是習得其他德行的開始。從某種意義上講，倫理就是關系的組成原則和互動規則，孝之所以被置于首要地位，自然是因為父母乃人生的第一個關系，有父母然后有兄弟姊妹，然后有夫妻。關系總是對偶的，比如“父慈子孝”，總是對代際雙方都有所規定。
不過，倫理要求則是在對偶基礎上有所偏重，表現在代際關系上就是強調父慈子孝的同時，偏重對“孝”的要求。費孝通先生提出，中國人的代際關系是“撫育-贍養”的反饋模式（費孝通：《家庭結構變動中的老年贍養問題——再論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動》，《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3期）。反饋模式的理想狀態應當是撫育和贍養之間的平衡，使幼有所教老有所養，換句話說，理想的代際關系應該是向下的撫育和向上的贍養都能實現的“雙軌制”。
當然，歷史上總不乏這樣的經驗，即“老”和“幼”都有可能成為家庭應對危機的犧牲品。比如每當災荒之年，無助的小農總是在扶老攜幼逃荒避難時，少不了賣兒鬻女之舉，老人和孩子似乎總是容易充當為使家庭延續下去而迫不得已的犧牲品。但這并不代表倫理道德的危機，因為生存理性對倫理道德的“慘勝”總是被作為最痛苦的事件，“家破人亡”是中國人公認的最悲慘的遭遇。換句話說，在漫長的歷史上，盡管社會動蕩時總少不了代際關系被破壞，但總體來看，反饋式的代際倫理始終具有正當性，一直是鄉土社會泛道德化評價體系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
2、家庭資源的代際分配
如今，歷史似乎在重演。轉型期農民再次遭遇巨大的社會壓力，這些壓力傳遞到家庭內部，并在代際關系上表現出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所謂“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問題。留守兒童的主要問題是隔代教育帶來的人格健全發展的問題，而留守老人則是缺乏照料的養老危機。其實，即便是那些有子女在身邊的老人，養老狀況也未必好到哪里去。表面看來，農民似乎依然延續了以犧牲家庭完整性為代價求得家庭生存發展的理性邏輯，可如果仔細分析的話就會發現，留守兒童體現出來的撫育問題并不意味著代際關系中向下軌道出現了問題，留守老人所代表的贍養問題卻可能意味著代際關系向上軌道的危機，也就是說，雙軌平衡的代際關系正在重組。
將孩子留在農村，是年輕農民非常普遍的策略選擇。做出這樣的選擇不外乎三個原因，其一是外出務工的理性考量。將小孩留在農村既能節省經濟成本（包括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又免去了照顧小孩的諸多麻煩，可以更充分利用時間和精力掙錢。其二是家庭結構變化提供了客觀條件。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年輕農民普遍兄弟較少，他們的小孩也很少，加上父母剛到中年，有能力為他們照顧小孩。其三是缺乏兒童教育方面的知識，大多數人并不知道隔代教育可能會導致的問題。
當然，隨著早期留守兒童長大逐漸暴露出隔代教育的問題，加上年輕農民通過各種渠道學習到更多的兒童教育知識，如今，越來越多的年輕父母重視起這個問題來。2011年我在湖北孝昌農村調研時，發現許多年輕女性留在農村，她們說要一直在家陪子女上學到初中再考慮是否外出務工。去年我在廣州某城中村調研時，則發現許多父母將子女待在身邊，他們說寧可少掙點錢也要把子女教育好。這三個方面并不說明父母撫育子女的倫理責任的弱化，相反，事實表明父母的倫理責任在強化。
傳統上，父母的撫育責任主要是將子女養大成人并助其成家立業，子女建立家庭后，父母雖然仍會操心，但其家庭生活主要還是靠子女本人去打拼。養大成人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自不必說，成家立業上的責任更能體現代際關系向下軌道的強化。成家立業最主要的兩件事是建房娶妻或者女兒出嫁（這里重點討論前者），這在華北農村歷來有“人生任務”的說法，完成這項人生任務是農民半生辛勞的主要目標，若完成了任務就算是對祖先對子女也是對自己有了一個交代，若完不成任務，不但要遭受村莊輿論的非議，更會成為壓在心頭的石頭，終生不安。
如今，華北農村建房娶妻的經濟成本日益高漲，兩項加起來至少要十余萬元，如果是兩個兒子的話，基本意味著要傾盡家產，甚至要舉債，所以河南農民有“生兩個兒子哭一場”的說法。有過華北農村生活經驗或調查經驗的人都會發現這樣的現象，華北農民特別是中年農民（老年人就更不用說了）的物質生活水平（主要是飲食和衣著）與他們的經濟收入水平很不相稱。這反映出華北農民在通過親代“自我剝削”的方式將家庭物質資源投向子代（子代對親代就可以稱為“代際剝削”）。
再結合前面對留守兒童的討論，就是說父母的倫理責任還要繼續延伸到兒子成家之后相當長的時期。這期間，父母要為兒子照顧小孩，看管房屋，代耕土地，在這些事情上父母一般還要繼續進行經濟支持，比如小孩的生活和教育開支，耕作中的物資投入等，父母與子女之間只能算一下“大賬”，細碎的小賬積累起來其實并不少。實際上，這筆賬是算不清的，父母更不會主動去找兒子媳婦算。河南農民還有個說法叫做“媳婦是錢買的，孫子是爺奶的”，準確地概括出了代際關系中向下軌道的偏重。與此同時，剛剛完成人生任務的中年農民還要為自己積攢養老資源，這就導致了家庭物質資源的相對稀缺。
一方面是“恩往下流”，一方面是“存錢養老”，在農民經濟收入增長空間有限的情況下，這必然導致對老年人的物質資源分配不足。這種資源分配要照顧上中下三代甚至四代的家庭中，老年人一般已經喪失為家庭創收的能力，成為純“消費者”，他們在資源分配中的地位就被嚴重邊緣化了。從物質生活水平上看，子代家庭最高，父母家庭次之，祖父母最差，基本維持溫飽。老年人的普遍狀況是有飯吃沒錢花，最怕生病，所謂“久病床前無孝子”，老人生病子女扯皮的事屢見不鮮。因此，國家近年來給農村老年人人均每月60元的養老保險對老年人來說，其邊際收益是相當高的。總之，從家庭資源分配上看，代際關系上明顯出現了重下輕上的失衡。
3、代際失衡的區域差異
代際失衡最深刻的改變還是在精神層面的偏重。“孝”有三重理想要求，其一孝養，其二孝敬，又稱孝順，其三顯身揚名，即延續香火壯大家聲（《禮記》）。三者之中，孝敬最難。物質上的孝養雖然相對失衡，但基本得到了保障，精神層面的孝敬卻被老人們普遍詬病。
孝敬又可以細分為三層，一是權力上的順從。這個早已隨著父權的衰落而喪失了意義，老年人在家庭事務中基本喪失話語權。
二是情感上的慰藉。所謂兒孫繞膝天倫之樂，年老重情，兒孫的噓寒問暖承歡膝下，對老年人是非常大的情感慰藉。現在的情況是，老年人基本上“離群索居”，獨處一室，說好聽點叫樂得清靜，實際上就是無人過問。無人過問的另一個好處是，少了矛盾糾紛，少了冷言冷語。2010年筆者在河南楊村調研時，一位70多歲的老人說，她三個兒子媳婦基本上不跟她說話，村里其他老人都羨慕她能夠免受兒媳的氣，她卻說不搭理比搭理更難受，“就跟沒俺這個人似的”。
三是禮節上的尊重。尊老的禮節有很多，但禮節最容易變成表面文章做給人看。客人來了把老人請來奉為上賓，客人一走老人還是一切如舊，虛假的尊重反倒更顯真實境遇的凄涼。相比之下，孫子孫女是全家人的寶貝，呵護備至，常年外出務工的兒子媳婦每次回家都跟貴客駕臨一般，從某種意義上，中年父母們竭力“討好”年輕的兒子媳婦，卻實實在在忽略了將同樣的“殷勤”獻給年老的雙親。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失衡，是當下農村代際關系變動的典型表現，這在華北農村尤其明顯。
中部農村的代際失衡卻又呈現另外一種邏輯，即物質低度失衡，精神上高度失衡。物質上的低度失衡是說代際之間，特別是親代對子代的物質資源支持相對克制，尤其是不會像華北農民那樣達到自我剝削的程度。這主要表現為子女成家立業前后親代倫理責任的變化。如今，在中部農村的許多地區，子女婚嫁上父母的物質支持日益一致，甚至出現重女而輕子的趨向。
一般來說，父母在子女成家立業上會盡力而為量力而行，主要還是靠子女個人的奮斗，不像華北農民那樣建房娶妻成本統統由父母包干。以前，大多數人是結婚分家后自己蓋的新房，父母并不一定要有物質上的支持。現在由于子女減少，父母經常與兒子合資建房，年輕人住樓上，父母住樓下，更老的祖父母則另外搭一處簡易小屋獨自居住。兒子婚后，父母也會幫忙代耕土地照看孫子，但兩家的賬算得要比華北農民清楚得多，很少有父母肯在這件事情上吃虧。這也導致中年父母們能夠很早就開始給自己備下充足的養老資本，并從容不迫地享受較長時期的舒適生活。對子代的克制也延伸到對老人的贍養上，老年人的物質生活水平普遍比較低，除非還有能力自己勞作（比如江漢平原的老人普遍靠撈魚摸蝦賺點零花錢）。
精神層面的高度失衡是說現在老年人在權力、情感和禮儀三方面都得不到孝敬，權力和情感層面與華北類似，無需贅言，在禮儀上，中部農民則連華北農民那種象征性的尊重都很難得到。進一步細分的話，中部農村又可分為三個亞類型，東北農村的物質失衡要重一些，與華北類似，但中年農民的養老預期則要理性得多，特別是在子女婚后，親代對子代的物質支持會保持相當的克制。川渝農村屬于低度物質失衡和低度精神失衡。代際之間在精神層面具有一定的相互獨立性，老中青三代都能獲得自主的情感慰藉來源，而對彼此之間精神層面的預期比較少。江漢平原則屬于低度物質失衡和高度精神失衡的典型。
相比之下，南方農村則仍然保持基本的代際關系平衡。從物質資源的看，父母會為子女的成家立業盡力而為提供基本的物質支持，老年人也能得到比較充足的養老保障。從精神層面看，南方農村老年人的狀況要比華北和中部農村好得多，雖然家庭權力已經大為減少，但他們在宗族和村莊公共事務中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情感和禮儀上能夠得到家庭和社會的慰藉與尊重。所以總體來看南方農村的代際關系變動是溫和的。
當然，親代對子代的物質支持內容與方式與歷史習慣也有部分關系，其中突出表現在父母在子女成家立業的物質支持上。南方農村的父母在給兒子建房娶妻上是盡力而為的，“江西填湖廣”第一站的鄂東南鄂東北農村，盡力而為就打了點折扣，英山農村在建房上就不那么強制了，到了第二站的江漢平原則更弱，而湖廣填四川的川渝地區，代際之間的物質支持是最自由的。在社會結構和社會性質方面與江漢平原極為相似的東北農村，父母在為子女建房娶妻上反倒受到社會輿論的強制，這自然與華北農民闖關東，移植家鄉習俗有關。移民在遷入地對家鄉習俗的更新改造由此可見一斑。
4、代際失衡的后果與重組
代際關系的變動對老年人的影響是最大的，他們已經步入遲暮之年，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已經定型，基本喪失了依靠自身能力應對變化的可能性。所以，代際關系變動導致的社會性緊張就主要出現在老年父母和中年子女之間，但其社會影響則將傳遞到中年父母與青年子女，改變他們的代際互動邏輯，導致代際關系的重組。
代際緊張的極端表現就是老年人的“自殺潮”（劉燕舞：《農民自殺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自殺是老年人無法消化代際關系變動所導致的生活境遇與生活預期落差而采取的極端手段。南方農村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經出現自殺潮，主要原因是老人與子女的代際沖突。沖突的原因很多，主要的是老人和子女圍繞家庭事務產生的矛盾糾紛，體現出比較明顯的“權力博弈”色彩，即老人對自己的當家權還有很高的期待，現實境遇卻是子女越來越主導家庭事務。這種情況如果發生在傳統時期，因為老人的權力受到社會輿論的支持，落敗的肯定是子女一方，但社會變遷改變了這種狀況，結果就是一些老人接受不了憤而自殺。
經過一段時間的膠著以后，老年人逐漸放棄權力，“換取”了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除當家權之外）的保障，南方農村的代際關系發展到如今的樣態。中部農村的老年人自殺潮在最近十年左右出現，其主要原因是糟糕的贍養狀況和精神失衡。許多老人因為失能或疾病無人照料而自殺，其中既有絕望，也有不想拖累子女的價值寄托。華北農村老年人自殺相對較少，大多數老人忍受著糟糕的贍養狀況（華北農村老年人的“耐受力”與長久以來低水平的物質生活方式也有關系），而并不希望自己的自殺損害子女在村莊輿論中的名聲。中部農村和華北農村代際緊張的狀況，或許還將持續一段時期。
單純從“孝道衰落”來解釋中年農民對老年父母的贍養失責是有失偏頗的。孝道之行靠個人的道德自覺，更靠社會約束。禮樂制度不就是用社會制度來教化和規范個人行為嗎？南方農村正是因為其宗族結構和價值規范體系仍然能夠發揮作用，才可控地實現了代際關系的變動。華北農村的結構性力量相對較弱，但也不是沒有作用，所以才能保持老年人底線水平的物質生活和精神層面的尊重（哪怕是形式化的）。中部農村缺少結構性力量，代際關系的變動受個人意志的推動最明顯，中部農民個人意志的變化則受現代性影響最深，個體主義文化總是盡可能剝去代際關系中強制性的倫理責任，而替代以個人自由的情感關聯和生活享受，像川渝農民那樣代際之間相對獨立自由的互動方式，或許在未來也將成為中部農村其他地區的代際關系樣態。
代際關系變動的趨向取決于中青年農民之間的互動。老年人的境遇深刻影響著中年人的未來預期和行為邏輯，攢錢養老正在成為他們的普遍共識。一些研究者觀察到華北農村中年父母對子女的無限支持，認為這是代際之間的“交換”，即父母們“討好”年輕的子女（主要是兒子媳婦，尤其是媳婦），為的是換的晚年的贍養保障。這種“交換”甚至被普遍化為中國人代際關系的模式（從“撫育-贍養”模式擴充為“撫育-交換-贍養”模式）。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交換”是一種理性的行為邏輯，農民真實的理性邏輯卻并不對“交換”抱有多高的期待，相反，許多農民都認為養兒防老靠不住的，指望殷勤的討好而換來老年的贍養恐怕是學者的理性，而非農民的理性。何況，子代將父母的殷勤視為理所當然，并不認為是“額外”的付出，也就自然不需要他們將來在贍養上“格外”照顧（從區域來看，更不支持這種代際關系的“理性”交換的邏輯，中部農民就理性地選擇了不交換）。
實際上，這種支持只不過是親代對子代“撫育”責任的衍伸，是華北農民以代際分工的方式維持家庭兼業生計的策略選擇。中年農民的攢錢養老是代際關系理性化的結果，理性化就是個體化，就是對偶式的倫理責任逐步消解，代際之間越來越依靠建立在個體自由基礎上的情感確立關聯。由于傳統倫理文化的慣性，再加上生物本能，親代對子代的撫育還將持續，但或許會日益呈現川渝地區式的低度支持。反饋模式中物質和精神層面的高度平衡經過失衡的動蕩之后，最終實現新的低水平均衡。這或許就是鄉土社會代際關系再平衡的路徑。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粵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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