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和社會化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堅持家庭經營在農業中的基礎性地位，推進家庭經營、合作經營等共同發展的農業經營方式創新。扶持家庭農場和農民專業合作社(下文簡稱合作社)發展是當前最重要的農業政策之一。科學認識家庭農場和合作社的地位、作用及相互之間的關系已經成為社會各界重點關注的問題。
在中國，各地政府制定和實行了發展家庭農場的政策。2013年5月5日，濟南市農業局、財政局和工商局聯合下發了《關于積極發展家庭農場增強現代農業發展活力的意見》。該文件制定了“分級管理，綜合考核”的原則，三星級以上的家庭農場被確定為市級示范農場，將享受到更多的優惠政策[1]。山東省制定和實行了省域家庭農場扶持政策。例如，2013年5月16日起實行了《山東省家庭農場登記試行辦法》，2013年8月29日印發了《關于積極培育家庭農場健康發展的意見》(魯政辦發〔2013〕22號)。
與促進家庭農場的發展類似，中國自2007年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專業合作社法》以來，出臺了一系列發展合作社的政策。實踐中，這些政策為合作社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加拿大的合作經濟學者保羅?卡斯爾曼曾經指出，國家對待合作社有四種態度：對立、無差別、過度熱情和恰如其分(張曼茵，2010)。實踐證明，政府對于合作社的支持應該是適度的、適當的，否則易導致政策失敗或合作社失敗。為了避免出現這種情況，最好的辦法就是建立一種合作社參與式的政策設計和執行機制，以確保有關政策公平、公正、公開地落到實處。
從現有文獻來看，論述家庭農場和合作社作用的研究成果較多，但闡釋兩者之間關系的文獻較少。有學者指出，家庭農場經營模式是促進現代農業發展和推進農村改革發展的有益探索，是適應農業發展形勢的經營組織形式，為農業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新經驗，值得肯定(王東榮等，2011)。適度規模家庭農場將成為中國農業經營的主要形式(劉守英，2012)。從這些研究成果來看，發展家庭農場似乎已經成為當下中國促進現代農業發展和推進農村綜合改革的主要方向。家庭農場主就是新型職業農民，他們從事現代化農業生產與經營活動；家庭農場可以培育出一批職業農民(張曉山，2013)。
但是，研究家庭農場發展應具備的基本條件的文獻不多，僅少數學者研究了這些條件。例如，朱博文(2005)發現，一些國家的家庭農場發展都有社會化服務組織支持。這就需要學術界在研究家庭農場發展必要性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其發展的基本條件，以及家庭農場與其他農業經濟組織的關系等重要問題。在浙江省慈溪市、瑞安市、建德市，有一些家庭農場還牽頭組建了合作社(趙維清，2010)。在家庭農場和合作社發展過程中，政府如何科學履行自己的職能?應制定和落實什么樣的政策?張敬瑞(2003)指出，政府要創造條件，促進家庭農場經營體制的產生、發展。孫中華(2013)認為，要積極探索“專業化服務公司+合作社+專業大戶”等農業社會化服務模式，并及時總結推廣。
如何科學理解家庭農場的內涵?家庭農場和合作社所具有的弱質性是否決定了兩者必須建構起一種合作關系?如果它們能夠建構起合作關系，合作的模式有哪些?其合作會受哪些因素的影響?在新的歷史時期甚至在以后更長的時期內如何鞏固這種合作關系?深入研究這些問題對于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二、家庭農場與農民專業合作社建構合作關系的必要性分析
(一)家庭農場和合作社的發展狀況
2013年3月，農業部首次對全國家庭農場發展情況開展了統計調查。據統計，截至2012年底，全國有家庭農場87.7萬個，已被農業部門認定或在工商局注冊的家庭農場有3.32萬個；家庭農場經營的耕地面積達到1.76億畝，平均經營規模達到200.2畝，平均經營收入為18.47萬元；其中，經營的耕地面積為50畝以下、50～100畝、100～500畝、500～1000畝、1000畝以上的家庭農場分別占55.2%、21.6%、19.5%、1.8%和1.9%；從事種植業、養殖業、種養結合的家庭農場分別占46.7%、45.5%和6%，從事其他行業的占1.8%[2]。
全國合作社數量也呈現出增長態勢。據統計，截至2013年11月底，合作社達到95.07萬個，出資總額達1.78萬億元，[3]。合作社實有成員數達7221萬戶，占農戶總數的27.8%，成員身份多元化，合作社覆蓋產業擴大，市場競爭能力不斷提升；全國各類扶持合作社發展的資金總額達到6.35億元；全國各級示范社已突破10萬家，開展內部信用合作的合作社已近2萬家，聯合社5600多家、聯合會2554家；1.49萬家合作社在2.7萬個社區設立了2.3萬個直銷店，7500萬人因此受益[4]。合作社也出現了聯合化、規范化發展的趨勢。2013年12月，國家工商總局和農業部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做好合作社登記與相關管理工作的意見》，為促進合作社聯合社規范發展提供了重要依據。實踐中，合作社依托主導產品或產業紛紛組建了聯合社。例如，山東省高密市柏城鎮15家馬鈴薯專業合作社針對自身綜合競爭力較低的現狀，于2009年10月30日組建了膠河馬鈴薯專業合作社聯合社。成立于2013年5月24日的河南省南陽市宛城區合作社聯合社，在李強、魯國甫等合作社領導的帶動下，向成員社提供及時、有效的信息、技術等服務。各地合作社聯合社的組建和運營有利于發揮合作社的組織優勢，提升其產業競爭力。
(二)家庭農場的概念及其內涵
何謂家庭農場?概括而言，家庭農場是指以單個農戶成員為主要勞動力，經營者具備一定素質和能力，借助于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從事一定規模的商品性農業活動的非法人性質的市場經濟主體。其內涵可以主要從以下六個方面來理解。
1.家庭農場是一種市場主體。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家庭農場具有投資、消費、儲蓄和獲取收益等內在特性，其行為目標是家庭及其成員的效用最大化。家庭農場應該登記注冊，主動納入到國家農業宏觀管理的體系。
2.家庭農場生產具有商品性。家庭農場與自給型小農的不同之處在于，家庭農場以獲取最大化經濟利益為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家庭農場必須探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優化資源配置。
3.家庭農場以單個農戶成員為主要勞動力。家庭農場對于農地、資金、固定資產等擁有較完整的產權，排斥其他市場主體參股。家庭農場并不拒絕雇工，只是雇工控制在一定范圍和一定規模內。
4.家庭農場經營者應該具備一定素質和能力。家庭農場經營制度的構建和完善離不開有一定從業素質和能力的經營人員。只有提高勞動者的科技水平、勞動熟練程度和邊際生產力，才能增加家庭農場的收益。
5.家庭農場經營必須達到一定的規模標準。隨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高，家庭農場必須適應規模經濟發展的要求，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應對市場競爭壓力。當然，經營規模的擴大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是相輔相成的。變單一農業經營模式為兼業農場是許多國家家庭農場轉變經營策略的一個重要特征。
6.家庭農場的發展離不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完善。家庭農場缺乏有效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支撐將難以健康發展，它也難以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美國，由農場主家庭管理局、農場合作局、商業信貸公司、農場主合作社等構成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保證了家庭農場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三）家庭農場和合作社為什么要建構合作關系?
1.家庭農場的相對弱質性決定了其應該與合作社建構合作關系。家庭農場的發展離不開具有一定素質和能力的從業人員，但是受經濟規模、經濟效益等因素的影響，家庭農場還缺乏素質高、技能強的人才。
農戶成員文化素質和技能水平參差不齊，與“工廠化農業”的從業者存在著較大的差距。與“科層制”的公司農場相比，家庭農場缺乏專業化分工和有效的組織設計，克服農地漲價、設備昂貴、技術復雜、市場開拓較難等經營困難的能力也比較弱。上海市抽樣調查的110戶家庭農場戶均年凈收益為6.7萬元，扣除6.16萬元的補貼收入后，戶均年凈收益僅為0.54萬元。顯然，這樣的收入狀況難以激發家庭農場主的生產經營積極性。另外，家庭農場的經營者素質也不高。2009年對上海市松江區新浜鎮201戶家庭農場的調查結果顯示，其經營者年齡為50歲以上的占45%，文化程度為初中以下的占90.5%。這一狀況在浙江省慈溪市、瑞安市、建德市等地的家庭農場中也有所體現。
家庭農場發展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發展滯后。而合作社具有一定的專業服務功能，能夠為家庭農場提供農資供應、信息、倉儲等服務。如果雙方能在自愿、共贏等原則下開展有效的合作，家庭農場和合作社的實力都會有所提升。
2.合作社的相對弱質性決定了其應該與家庭農場等建構合作關系。合作社作為一種弱者的聯合體，肇始于資本主義農業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時期。這一農業合作過程也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積極揚棄的過程。合作社弱質性的具體表現是：技術變革、組織變革難以跟上現代農業發展的步伐，聯合社或聯合會構建的速度遲緩、運行效果不盡人意，其成員缺乏強大的向心力。理論上講，合作社本身就是一個自生能力較低的組織[5]，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
3.相關政策為家庭農場和合作社的合作創造了環境。如何看待和正確處理政府與合作社的關系?美國薩皮羅(Sapiro)學派和諾斯(Nourse)學派對此問題進行了分析[6]。不過，從各國的實踐看，許多國家對于家庭農場和合作社采取了支持措施。例如，美國政府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依據薩皮羅的理論制定和實行了支持合作社的政策(張曉山、苑鵬，1991)；2003年歐盟執行了單一農場支付計劃[7]。
實踐中，合作社與家庭農場是可以進行合作的。資料顯示，美國平均每6個農場主中就有5個利用合作社獲取各種必要的物資供應、農產品運銷和加工以及其他服務(宣杏云、王春法，1998)。
(四)家庭農場與合作社存在合作關系的例證
在家庭農場與合作社的發展過程中，合作已經成為雙方理性的選擇。實踐中，浙江省慈溪市、瑞安市、建德市出現了家庭農場和合作社開展合作的現象。
50%的家庭農場主牽頭組建了合作社，這說明家庭農場主和合作社的角色定位是清晰的。從農資供應、農產品銷售以及技術服務等方面來考察，家庭農場和合作社也已經建立起合作關系。
三、家庭農場與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合作模式
既然家庭農場和合作社具有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這就需要進一步研究兩者的合作模式問題。
(一)“場社合一”
這一模式是指，在組織和管理方面，合作社和家庭農場是“一班人馬、兩塊牌子”，其實現方式有以下兩個：
一是家庭農場主領辦或參加合作社。一部分家庭農場主出于自身發展的需要，加上國家立法支持合作社的政策引導，領辦或參加了合作社，并且往往以理事長兼總經理的身份實際控制合作社。發達國家的農場主按照“羅虛代爾原則”參加合作社，根據自己對合作社的貢獻行使決策權和管理權。而在中國，有的家庭農場的產權與合作社的產權具有同一性，具有“場社合一”的特征，即這部分農場主對合作社擁有所有權、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
二是合作社理事長注冊家庭農場，但是合作社的運作和家庭農場的經營是分開進行的。這使兩者不失各自的組織特性。山東省濟南市第一個家庭農場主劉繼君是章丘市春豐農業綜合服務專業合作社的理事長。該合作社成立于2011年，經營農地1680畝。2013年中央文件提出“鼓勵和支持農村承包農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合作社流轉”政策以后，他于2013年2月27日拿到了濟南市第一張“家庭農場”營業執照。但他并未混淆理事長和家庭農場主的身份。作為理事長，劉繼君帶領社員開拓更大的市場是其角色定位；作為家庭農場主，劉繼君就是要搞好家庭經營，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又如，2013年4月1日，山東省萊蕪市牛泉鎮文青苗木種植專業合作社理事長張文清注冊的“維娟家庭農場”，與合作社也是分開運作的，當然也能夠實現各自的組織發展目標[1]。
(二)訂立契約
出于經濟和精力方面的考慮，家庭農場具有與專業化的經濟組織合作的意愿。合作社恰好有專業化生產與服務的優勢，況且它們也有對社員服務和對外盈利的內在動力和壓力。家庭農場與合作社為減少各自的生產經營風險，往往會在農資供應、農產品銷售、信貸、加工和儲運等環節開展合作，并在律師事務所等外部市場主體參與的情況下訂立契約。例如，上海市松江區政府推進農業服務組織與家庭農場訂立農機服務協議，使水稻全程機械化生產方式在家庭農場經營過程中得到了應用(王東榮等，2011)。
(三)成立公司農場或其他類型的企業
美國的公司農場是現代農業企業。其組建的目的是通過擴大再生產來增加收益。作為股東的家庭農場也可以控股。家庭農場參股到公司農場或其他類型的企業能夠提高家庭農場的盈利能力。在美國，大中型農場排擠小型農場是一個普遍現象。
在使用農地面積上，公司農場和合作農場是家庭農場的9.2倍和3倍；在銷售額上，公司農場和合作農場是家庭農場的18.9倍和2.6倍；在不動產現值上，公司農場和合作農場是家庭農場的5.7倍和2.5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家庭農場就難以生存下去。
四、家庭農場和農民專業合作社合作關系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要素市場發育程度
現代市場經濟是一種需求約束性經濟。生產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對市場經濟的運行效果具有重要影響。在浙江省慈溪市、瑞安市、建德市，50%的家庭農場認為農地規模和資金是制約其發展的主要因素(趙維清，2010)。家庭農場和合作社的合作關系網絡能否建構起來，在某種意義上取決于勞動力、資金、農地、信息、技術等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
不過，目前相關要素市場發育程度還較低。以農地使用權市場為例，其不完善主要表現在：農地流入方擁有農地使用權的期限較短，流轉合同欠規范，流轉時有違背農民意愿的現象。有的地方農地流轉的結果不盡人意，要么缺乏科學合理的產業規劃，要么農地流入方難以獲得較高的純收益。上述問題容易造成家庭農場和合作社形成短期行為。再以資金市場為例，合作社所需資金主要來源于社員股金、自我積累、國家補貼、貸款、借款和合作社債券[1](楊堅白，1990)。由于家庭農場和合作社存在弱質性，加之向其他市場主體貸款的交易費用高昂，它們難以獲得及時的、足夠的金融服務。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獲得貸款的困難程度大于其它主體。
在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產業的發展和人們生活的改善離不開有效的金融服務。而這種金融服務最好具有“普惠金融”特征[1]。從國際經驗來看，大農國家更注重農產品運銷類合作社的發展，而小農國家更注重信用合作社的發展(尹樹生，1979)。中國作為小農國家，應該大力發展信用合作社。
(二)產品市場發育程度
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流派的代表羅森斯坦?羅丹(Rosenstein)、納科斯(Nurkse)、錢納里(Chenery)、繆爾達爾(Myrdal)等認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存在著差異；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分散，價格體系不完備，市場經濟主體的行為非理性化[2]。中國家庭農場和合作社面臨的農產品市場存在著“檸檬市場”現象，賣方難以獲得較高收益。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家庭農場和合作社難以獲得較高收益。為了獲得更多收益，它們有意結成“關系共同體”(胡必亮，2005)。
(三)產權明晰度
家庭農場和合作社主要通過界定、變更和安排產權結構等方法實現產權明晰化。實踐中，經常出現家庭農場和合作社產權制度安排失效的狀況。
當家庭農場和合作社在產權制度安排方面存在著明顯缺陷時，它們結成的合作經濟體必然面臨著諸多風險。埃岡?紐伯格、威廉?達菲(1984)曾經試圖通過考察決策權的分配狀況來分析一個組織的實際控制權狀況。他們的研究結論是，決策集團的權力是從社會成員積極貢獻給某一集團或允許該集團優先占有的資源和能力中派生出來的。倘若家庭農場和合作社對決策權的分配較科學，那么，其合作關系將比較持久；否則就會出現相反的情形。
(四)市場經濟體制的和諧度
新制度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例如美國的加爾布雷思、包爾丁、格奇，瑞典的繆爾達爾，英國的甘布爾，法國的別魯等，曾經批評市場經濟體制(錢國靖，1997)。他們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存在著不合理的“二元結構”，即“計劃體系”和“市場體系”結構(加爾布雷思，1980)。前一個體系由少量的大經濟體構成，其權力掌握在“專家組合”手中[1]。“計劃體系”操縱市場價格。后一個體系由大量的小經濟體構成，它們缺乏影響力。利用加爾布雷思的“二元結構”理論可知，家庭農場和合作社類似于“市場體系”的一份子，而大農業企業等則類似于“計劃體系”的一份子。兩者的競爭走勢如何?“市場體系”讓位于“計劃體系”。在市場經濟體制的和諧度較差的環境下，家庭農場和合作社難以構成緊密的合作關系。
(五)雙方的合作意識和合作能力
有些社會學者常把社會組織放在文化視域之外。事實上，作為物質設備及人的習慣的混合體，社會組織不能和它的物質或精神基礎相分離(費孝通，2010)。合作社和家庭農場在締結合作關系時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差序格局”特征，即以個人(家庭)為中心，由親緣向地緣、業緣逐漸向外推廣，這就形成了類似于一個以個人(家庭)為中心的“場”。
合作意識和合作能力既受合作或不合作文化的影響，又是一個習得的過程。這一過程可以從兩個方面得到闡釋：一方面，農場主或合作社理事長在得到對于自己而言的利好政策信息以后，他們會主動地把握這一機會，通過培訓等途徑獲得技術、管理、觀念等方面的引導，執行登記注冊等一系列具體的操作方案，從而完成樹立觀念——內化——不斷實踐的過程。另一方面，家庭農場和合作社成員之間要建構起一種具有跨文化交流特征的溝通關系。通過這種溝通，家庭農場和合作社的價值觀和行為規范能被對方了解、理解和認可，最后兩者走上真正的合作之路。也就是說，家庭農場和合作社的合作必須建立在文化融合的基礎上，同舟共濟、自助、民主、公平、平等、團結等價值觀念應該在雙方合作過程中實現同一化。
五、家庭農場發展對于農民專業合作社未來走向有何影響?
(一)家庭農場發展會促進合作社企業化
從產業結構來看，家庭農場作為合作社成員之一，其自身發展呈現出產業結構多元化特征。已注冊的家庭農場所經營的產業主要是種植業，且主要是其中的經濟作物。長期來看，家庭農場在規模經濟目標約束下所經營的產業可能涉及農業和農村的多個部門。
從經營環節演化進程來看，有家庭農場參與的合作社的業務多元化進程勢必會加速。在供銷環節，合作社會將農產品匯集起來，然后分級、清洗、分類、包裝、儲藏、銷售。有的合作社將這些農產品銷售給加工廠，有的合作社將開展期貨交易或進出口貿易。部分合作社會在農產品加工環節有所作為[3]。從組織規模的變遷趨勢來看，家庭農場和合作社會出現橫向集中現象，其主要表現是：合作社數量減少，單個合作社的社員數增加；作為投資主體，合作社與家庭農場等市場經濟主體建立合作企業，向公司化、跨區域化方向發展。從合作社法人治理結構的演進趨勢來看，合作社出于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會加速組織結構優化進程，合作社所有權、經營權將出現一定程度的分離，將會出現一個合作社經理階層負責合作社的運營與管理，其與合作社理事會、監事會、黨支部等從各自的職責出發進行分工協作，保證合作社扮演好真正的法人角色。
(二)合作社更加注重教育和培訓，合作社社員將職業農民化
現代農業發展離不開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新型農民。而新型農民的培育依賴于人力資本投資。家庭教育、各級教育機構承擔的正規教育以及農業成人教育等都可以提高農業勞動力的質量。
從國際經驗來看，家庭農場和合作社都重視成員的繼續教育和培訓工作。2005年，韓國 農協舉辦了8000次農民培訓，參訓農民達到80萬人次；由偏重于理論教育向討論、現場參觀、實習體驗過渡；培訓的對象包括專業農民、農民社員、農協工作者和市民；還加強了農村婦女教育與培訓(楊茹、宋國愷，2010)。美國在公立學校通過輔助職業經驗培訓、“未來美國農民”培訓、輔助農業經驗培訓、課堂指導培訓、合作推廣服務等途徑對農民進行培訓。
中國家庭農場注冊制度的推行會提升農民職業化程度，合作社也會因家庭農場主的入社逐漸演化為組織基礎更加牢固、競爭能力更強的自組織。“羅虛戴爾原則”中“教育、培訓和信息原則”能夠確保這種演化順利地進行下去。
六、研究發現與政策啟示
本文的研究發現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家庭農場和合作社都具有一定弱質性，兩者有必要也有可能通過有效模式進行合作，以增強各自的競爭力。二是家庭農場和合作社采取了場社合一、訂立契約、成立公司農場或其他類型的企業等多種模式進行合作，并且取得了一定效果。三是家庭農場和合作社的合作關系建構受要素市場發育程度、產品市場發育程度、產權明晰度、市場經濟體制的和諧度、合作意識和合作能力等多重因素影響。四是家庭農場發展對合作社未來走向具有重要影響：一方面，家庭農場發展會促進合作社企業化；另一方面，合作社更加注重教育和培訓，合作社社員將職業農民化。
本研究得到的政策啟示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政府在制定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扶持政策時，切忌顧此失彼，要避免以“運動式”方式發展合作社和家庭農場的現象。政府要認真履行好作為公共品供給者的職責，在發展農業經營主體時切忌“路徑依賴”，在推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過程中切忌盲目攀比和拔苗助長。當前，對于合作社發展數據，要有理性判斷(潘勁，2011)。建國以來，中國曾經以“運動式”方式推進農業合作化；目前，有的地方以“壓指標”等方式推進農業合作化和促進家庭農場發展。這樣做的結果是，合作社在“非瓦爾拉斯均衡”狀態下難以發揮糾偏作用[4]，難以保證農民爭得相應地位，難以促進國家經濟運行處于穩定的均衡狀態[5]；家庭農場也難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政策設計上，要因地制宜，從家庭農場和合作社的實際需求出發，合理建立“普惠性”的培訓體系、指導體系和支持體系(王勇，2010)。
第二，加強對家庭農場和合作社的法制化管理。當務之急是國務院要制定和實行“家庭農場條例”，減少因登記注冊不當引發的各種風險[6]。通過適度、適當的方式在家庭農場里培育出一大批新型職業農民。同時，要預防家庭農場異化[7]和合作社“空殼”化(顏珂，2013)。利用現在籌建社會誠信系統的機遇，將套取國家惠農資源和涉農項目或發展極不規范的家庭農場和合作社列入“黑名單”。貫徹落實2013年12月13日正式實行的《國家合作社示范社評定及監測暫行辦法》，推進合作社示范社建設。
第三，充分重視家庭農場和合作社的多功能性。家庭農場和合作社具有促進經濟發展、開展社會教育、傳承文化、改善消費環境等功能，其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的行為應得到多方面的扶持。要引導和支持家庭農場和合作社開展訂單農業、期貨交易，減少生產的盲目性；鼓勵和支持家庭農場和合作社開展“農超對接”、“農校對接”、“農企對接”、“農社對接”等流通業務，增強其在全產業鏈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四，借鑒國際經驗，制定和實行符合國情的家庭農場和合作社發展政策。政府要重視家庭農場和合作社“關系共同體”建設。家庭農場和合作社要組建農產品加工、儲運類的企業，確保獲得更多合作收益。政府對于合作社主導興辦的企業要制定和執行扶持政策。要用足、用好、監管好政策資金，對于參與家庭農場和合作社發展事業的青年要大力引導和支持(王勇，2012)，支持有條件的地區推進合作社聯合組織建設和“合作社超市”建設(王勇，2011)。不斷提高家庭農場和合作社從業者的素質和能力，造就出一大批現代家庭農場主和合作社企業家，以夯實新型農業經濟體系的基礎，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乃至國家全面發展提供保障。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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