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處于快速城鎮化的進程。這個進程還要持續若干年，但也有可能由于資源環境等方面的原因而發生偏差、遲滯甚至停滯。中國已經有眾多城市面臨日益增多、日益嚴重的資源環境生態問題，如水資源嚴重短缺、大氣環境嚴重污染、城市垃圾處理能力嚴重不足、城市綠地嚴重不足等。中國傳統的城鎮化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必須走以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生態保育和空間優化為主要特征的新型城鎮化發展道路。為此，應努力從綠色發展觀念法制化、綠色發展道路差異化、綠色城市管理社會參與化、關鍵支撐科技供給保障化、重點影響領域加強化等方面，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為綠色轉型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傳統城鎮化模式的不可持續性
城市化或城鎮化是社會發展中伴隨著工業化發展，主要表現為非農產業不斷向城鎮集聚、農村人口不斷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農村地域向城鎮地域轉化、城鎮數量增加和規模不斷擴大、城鎮生產生活方式和城鎮文明不斷向農村傳播擴散的一個歷史過程。城鎮化對經濟社會發展有著積極的作用，在城鎮化過程中它實現了三個結構轉變：第一，經濟上產業結構的轉變，低效益的第一產業逐步被較高效益的二、三產業取代，生產效率大大提高；第二，空間上聚落結構的轉變，零散、稀疏的農村村落結構被集聚、緊湊的現代城市結構取代，用地水平極大提高；第三，社會上人口結構的轉變，隨著大量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城鎮生產生活方式和城鎮文明逐步取代傳統的農村生產生活方式和農村文明。然而，世界近現代史表明，城鎮化的過程并非都是一個文明、優美、良好的過程，不當的城鎮化也會在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上產生一系列問題，其中在資源環境上的問題尤其突出，是城鎮化不可持續的根本原因。
我國快速推進的城鎮化是建立在對土地、水資源、能源、原材料等資源的大量消耗基礎之上，由此導致資源供需矛盾日益加劇，成為城鎮化發展的硬性約束。
資源粗放利用的傳統城鎮化模式不僅消耗了大量的寶貴自然資源，而且產生了大量的廢棄物，污染了生態環境，加劇生態環境惡化；不僅直接導致城市生態環境的惡化，而且隨著污染物的增加及其轉移，廣大鄉村的生態環境也受到侵害，城鄉整體的生態、人居環境持續惡化，不容樂觀。
我國城鎮化綠色轉型發展的實踐與障礙
我國城鎮化綠色轉型發展的實踐起步較晚，直到“九五”計劃以來才逐步受到國家重視。雖然在國家層面對綠色城鎮化沒有系統的戰略考慮以及出臺有關專門性政策文件，但也先后零零散散地開展了一系列與綠色城鎮化有關的實踐，旨在防治城鎮化進程中出現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從國家層面看，國家發改委、住房城鄉建設部、財政部和環保部等相關部委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積極推動綠色生態建設，包含支持綠色生態城區建設、補貼綠色建筑發展、推進建筑節能、開展城市試點示范、出臺更新相應規范標準等方面，通過開展一些生態環境建設先進標桿創建與示范活動，推進先行地區開展綠色城鎮化試點探索積累經驗，以及發揮示范效應。
我國的城鎮化實踐表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近年來隨著經濟實力增強，市民追求生態良好的人居環境的愿望也更加迫切，而地方政府一邊“屈于”市民的環保要求壓力“順勢而為”。另一邊又有比較強大的政府財力支持，而且推動環境治理還能催生出環保產業，培育區域經濟新亮點。因此在環境治理上比較積極，成效顯著，如我國環太湖地區的環境治理與環保產業發展就是一例。但是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十分不平衡，中西部還有大量落后地區、貧困地區，這些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落后，城鎮化程度比較低，今后這些地區的加速發展勢必增加環境壓力，是城鎮化綠色轉型發展的客觀阻力。
更嚴重的是，在市場化過程中，我國資源資產領域改革滯后，仍受過去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資源的所有權與資源的行政管理權不分，且在一定程度上資源行政權錯誤取代了資源所有權，導致國家作為資源所有者的收益地位旁落，國有資源資產收益流失，并且造成資源總成本構成不全，而資源總成本構成不全導致市場上資源和資源性產品價格過低。以礦產資源資產為例，我國礦產資源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采取無償劃撥形式，而80年代中期以后開始了有償使用，有償使用的形式是收取資源補償費、資源稅以及近幾年的礦業權有償取得。因此，我國要實現城鎮化綠色轉型不單單是改革資源及資源性產品價格，更應該從源頭上完善資源產權，加強資源資產化管理。
多主體參與綠色城市管理本身是一個逐漸發展、漸進成熟的民主發展過程，對于我國來說，短期內很難改變以政府為主導、自上而下、單一主體的城市管理模式，如果沒有良好的官員考核機制和政績評價體系，資源與環保保護仍將處于一種邊緣地位，這也是我國城鎮化綠色轉型發展的困難所在之一。
綠色城鎮化發展不僅需要思想上的更新，更需要實實在在的科技實力做支撐后盾。而我國的綠色轉型發展觀念普及不久，在能源、交通、建筑、垃圾處理等重點領域綠色科技發展比較滯后，許多綠色管理制度也是剛剛建立，并不成熟和完善，這制約了我國綠色城鎮化的發展。
我國城鎮化綠色轉型發展思路
綠色發展觀念的具體法制化。今后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對綠色城鎮化的關鍵重點領域加強研究，特別是對具體的操作環節加強研究，并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制定可操作的規范化管理制度，使之能切實、具體落實到行動實處；二是加強對關鍵的、有影響力的主體進行強力約束。
綠色發展道路的個體差異化。綠色城鎮化雖然可以從綠色（空間）規劃、綠色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筑、綠化覆蓋等各方面作出努力，但每個城鎮的具體情況不同，需要“綠化”的重點和可供“綠化”的條件也不同，因此綠化的道路選擇也不同。對于我國這種幅員遼闊、南北方自然條件差異大、東西方區域發展差距大的國家，綠色城鎮化除了設定基本的綠色發展底線標準外，更多的是應該鼓勵差異化、個性化發展。
資源資產管理的科學系統化。首先，實行資源資產的分類管理；其次，完善資源資產的產權管理；再次，加強資源資產的價格管理。
綠色城市管理的社會參與化。在賦予綠色城鎮化道路的發展差異化與選擇個體化條件下，鼓勵地方政府調動全民的積極性，制定全民都熱情參與的綠色城市建設與管理方案。
關鍵支撐科技的供給保障化。綠色城市建設中關鍵支撐科技包括 “硬科技”和“軟科技”。前者主要包括資源節約利用、資源循環利用、生態環境污染治理等，而后者則主要是綠色城市建設中各個領域管理的科學化和有效化。
重點影響領域的實踐加強化。分別可以從幾方面進行強化：城市土地利用、城市交通建設、綠地系統建設、城市垃圾治理。
［備注：《綠色轉型發展》全書由谷樹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兼職博士生導師）、謝美娥（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博士后、云南財經大學副教授）、張新華（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博士后、新疆自治區黨校講師）及王興杰（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博士后、環境保護部環境工程評估中心工程師）共同撰寫。本章由謝美娥撰寫。］
中國鄉村發現網摘自：《綠色轉型發展》第九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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