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的村莊集體行動可稱之為“反應性政治”，即以抵制某種社會變化的出現或挽回因某種社會變化帶來的損失為標志的政治形態。這種政治的基本特點包括：反應的滯后性、打壓的反彈性、政治行動的非政治性、救濟渠道的權宜性、高壓的跳躍性。針對這種“反應性政治”的特點，政府應該在集體行動發生前維穩與維權并重，在發生過程中切忌濫施高壓，在結束后不要“秋后算賬”，以使維穩工作能走上長治久安的健康發展軌道。
在社會穩定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的今天，僅就鄉村社會而言，集體行動的頻發可以說已經成為村莊政治的一個焦點問題。這里所說的“集體行動”通常包括集體上訪、群體性事件等等。一些基層政府的負責人總是習慣性地將集體行動的發生簡單歸因于“別有用心者”的挑撥、“刁民”的鬧事或群眾的“不明真相”，進而用簡單粗暴的手段來處理問題，結果往往適得其反。當前，認真研究村莊集體行動的邏輯已迫在眉睫。
村莊“反應性政治”的基本特點
美國研究社會運動的著名學者查爾斯·蒂利把歷史上的社會抗爭分為兩類：19世紀以前的反應性抗爭和19世紀后的進取性抗爭。他所謂“反應性抗爭”是指抵制即將發生的某種社會變化，而“進取性抗爭”是指主動推進某種社會變化。①其實，這種劃分并不僅僅限于傳統與現代的社會抗爭差別。同樣處于現代、鄉村和城市的集體行動邏輯也有所不同。我們可以借用蒂利的這個概念，將當代中國的村莊集體行動稱為“反應性政治”，也即以抵制某種社會變化的出現或挽回因某種社會變化帶來的損失為標志的政治形態。這種政治的基本特點是：
反應的滯后性。另一位美國著名學者詹姆斯·斯科特在對東南亞農民的經典研究中提出，農民之所以采取政治抗爭行動，并非是追求物質利益的直線反映，而是因為政府的某些行為背離了農民的基本生存倫理。也就是說，農民的行動不是要追求物質利益的最大化，而是要確保“安全第一”的生存目標，是在傳統的施恩者或保護者不再履行給他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道德義務時的反應。②
在筆者看來，利益盡管是中國農民政治行動的基礎，但政治行動的真正導因卻往往是倫理或情感。在很多時候，他們并不會在利益一受到損失就馬上付諸于高調的維權行動。因為畏懼、懦弱而忍讓，或者只是作出斯科特意義上“日常的抵抗”③這種低調的反應，這是更常見的情況。只有在他們感到忍無可忍、不能不為他們的正當利益而奮力一爭的時候，他們才會決心卷入短兵相接、情緒激昂的集體行動中。他們的政治反應較之利益的受損一般是滯后的。
打壓的反彈性。無論集體行動的目標是否直接針對基層政府，許多基層政府負責人的第一反應都是通過打壓集體行動的組織者來平息集體行動。但打壓行動卻常常使問題的性質發生了轉化——農民集體行動的首要目標從爭取集體的物質利益開始轉化為如何防止政府的打擊，保證身體的安全，維護家庭的安寧，捍衛做人的尊嚴，獲得底線的承認。也就是說，從具體利益的糾紛開始轉化為人格的對抗。當集體行動最初還基本上是在圍繞利益補償問題展開時，事情遠沒有到不可收拾的局面，行動者也沒有到豁出去的地步，但基層政府的打壓卻使村莊集體行動的方向開始圍繞反抗基層政府對行動組織者的嚴厲整治而展開。集體行動的組織者已然認識到了斗爭的殘酷和形勢的嚴峻，但面對這種殘酷和嚴峻的局面，他們并不甘于“被整”的命運。因為他們一旦退縮，不僅基層政府并不會輕饒他們這些出頭之鳥，而且他們還很可能在村民中失去面子和尊重，甚至背負上“叛徒”的罵名。因此，他們往往不是絕望，而是會更加堅定抗爭到底的決心。基層政府對行動組織者的打擊，本來是為了遏制群體抗爭行動的勢頭，沒想到正是這種打擊使他們再無退路，成為群體抗爭行動的新的動員因素，使這種行動得以再生產出來。這就是打壓產生的反彈性，也可稱之為“打壓—反彈”模式。④
政治行動的非政治性。當村莊集體行動從“事本”的邏輯轉為“人本”的邏輯時，即從利益糾紛轉為人格沖突時，盡管行動者在斗爭姿態上是悲憤的堅持，但具體的斗爭手段卻并非意氣用事。因為他們本來是為反抗不公而抗爭，而如果他們在抗爭中真正逾越了法律的紅線，則很可能使強加在他們頭上的罪名得以坐實。因此，大多數行動的組織者都會堅持“合法抗爭”的斗爭模式。所謂“合法抗爭”，是以法律和政策為依據的抗爭，其特點是用中央的政策和國家的法律來對抗基層政府的“土政策”及不法的打壓行為。⑤這種反抗形式是一種公開的、準制度化的形式，農民通過訴求上級政府和法律的權威來對抗基層干部的曲解、濫權和枉法行為，捍衛自己的人格尊嚴，進行集體利益的抗爭。也只有這種抗爭才能使農民的集體行動顯得理直氣壯。
當然，由于官僚機器慣有的拖延、推諉和敷衍，完全止步于制度內的抗爭行動雖有合法性，卻收效甚微。因此，為了使集體行動能夠獲得成效，行動的組織者往往并用合法和半合法手段，使用“踩線不越線”的“問題化”行動策略：即在向政府訴苦的同時運用有節制的群體聚集手段，邊緣性地觸響秩序的警鈴，有分寸地擾亂日常的生活，以危及社會穩定秩序的某些信號來喚醒政府出來解決他們問題的誠意。但這種手段是一把雙刃之劍：它既可能很管用，也可能馬上給他們帶來滅頂之災。正因為這種策略的高度危險性，更使集體行動的組織者要加強對集體行動的控制，以免授人以柄。⑥
因此，與西方社會運動不同的是，中國農民集體行動的主要困境不在資源動員上，而在合法性上。這種集體行動具有微妙的雙重性質：一方面，它是一種帶有一定對抗性質的政治行動，又常常使用邊緣的“踩線不越線”的手段，因此，它對當地社會的日常秩序會帶來一些消極影響，如果控制不好，甚至可能對社會穩定局面帶來較為嚴重的影響。而另一方面，這種政治行動卻又具有非政治性，因為這種集體行動的斗爭依據是維護而非對抗中央的政策和國家的法律；斗爭目標是局部失衡利益的調整而非整體權力格局的改變；斗爭的姿態雖然是堅決的卻又并非不計任何后果的；在集體行動中雖有自發的組織性，但又并不具有組織的正式形式，也不會尾大不掉，構成對政治秩序的威脅。
救濟渠道的權宜性。村民的集體行動方式除了集體上訪和群體性事件外，有時還包括集團訴訟等法律手段。集團訴訟屬于司法救濟方式，而集體上訪等屬于非司法救濟方式。如果在法治理想主義者看來，兩者之間有著根本的界分；為加快法治的進程起見，我們理當揚司法救濟，抑非司法救濟。然而，實際上，在村莊集體行動者的眼中，法治與人治、司法與非司法的界限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區分是某種救濟渠道在表達利益、解決糾紛上是否實用。
那么，村民在救濟渠道上的這種權宜性是從何而來呢？從某個角度來說，這種權宜性也是對政府治理術的一種反應。這是因為，中國社會背景下特有的“訴訟政治學”模糊了規范性救濟機制和情境性救濟機制之間的界限，抹去了外部性救濟和內部性救濟的界限，使中國基層司法治理的邏輯表現出來的是結果導向的、實用主義甚至機會主義的邏輯。既然“訴訟的政治學”使司法與行政處于同一權力譜系中，因此，公民尋求救濟的行動也就不會拘束于司法救濟/非司法救濟之分。他們到法院打官司并不一定是出于對法律的相信，就像他們去政府上訪也并不一定就是出于對“青天”的迷戀。他們把法律和上訪同樣都作為權宜救濟的手段，就如同支配者把法律和信訪作為權宜治理的手段一般。⑦
高壓的跳躍性。當然，當我們說集體行動一開始并不異常激烈時，并不意味著事情不會起變化。實際上，從秉持著“合法抗爭”信念的集體上訪到帶有暴力破壞性的集體性事件，集體行動的邏輯已經發生了重要的轉換。那么，這種轉換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呢？
村莊集體行動能夠受到較為理性的控制，往往與集體行動組織者的在場有著非常直接的關系。因為那些組織者要為集體行動的后果直接負責——一旦集體行動失控，他們勢必要受到法律的嚴懲。正因為他們頭上頂著一把達摩克里斯之劍，所以，他們在組織行動時才會比較小心翼翼，以較強的組織性來抑制集體行動中的氣場，以嚴明的紀律來消除無法無天的狂暴之舉，以有限的勝利來捕捉妥協和退出的時機。
然而，當某些基層政府負責人堅持所謂“擒賊擒王”的思維，用高壓的手段來對付這些組織者，使他們身陷囹圄或從集體行動的隊伍里消失時，一種令打壓者意想不到的后果出現了。對于自發的農民政治行動來說，具有較強的跳躍性特點：要么是不去行動，一忍再忍；要么是在忍無可忍的時候，就可能投入激烈的、意氣的、不知底線的行動。⑧如果那些集體行動的組織者還在場，哪怕是出于對他們自身安全的考慮，他們也會千方百計地控制住行動的方向和烈度。然而，當那些組織者被徹底打壓下去時，農民此時就真正變成了法國思想家勒龐所說的“烏合之眾”。⑨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那些平素憋著一股氣的農民本著法不責眾的心理，其情緒可能變得異常激烈，其行動變得不計任何后果，一個個看似老實巴交、膽小怕事的農民在轉眼間也可能作出暴民之舉。
如何對“反應性政治”作出恰當反應？
那么，針對村莊的這種“反應性政治”的特點，應該如何作出恰當的反應呢？
事前：維穩維權并重。目前我們的“維穩政治學”的一個弊端在于重維穩、輕維權。⑩平時我們對社會利益失衡的種種事端缺乏敏感，而到民眾集體行動出現時又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去維穩。如前所述，農民的政治反應具有滯后性。當他們在合法利益受損、卻又出于畏懼而未曾高調表達時，并不等于說他們真的就沒有反應、無動于衷。事實上，民眾的不滿是在壓抑中不斷積累、強化和擴散的，而一旦他們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爆發出的總能量往往是驚人的。這就告誡我們要把矛盾和沖突消除在萌芽狀態，就需要真正樹立“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施政理念，高度重視群眾合理的利益訴求，有問題及時解決，有情緒及時疏導，不能等到事情難以收拾時再來匆忙行事。
鑒于農民在尋求救濟上的權宜性，我們應該廣開救濟渠道。在面對官民之間的群體利益紛爭時，黨政機構一直是解決問題的主體。這是符合中國當前國情的做法。不過，在利益糾紛繁多、階層矛盾突出、社會問題嚴重的轉型時期，將解決群體性行政糾紛的職責一味壓在政府身上，勢必使政府不堪其重。因此，我們應拓寬群體利益問題多元化解決的渠道，尤其是要適當加重行政訴訟和調解在其中的分量，以紓解各級黨政機關所承受的巨大壓力。
但另一方面，建設法治社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當司法救濟拒絕保障私權時，當司法救濟導致實體正義失落時，當用盡司法救濟仍無法獲得權利保障時，當司法腐敗導致人們喪失對司法的信心時，我們仍然必須為民眾保留將信訪作為“底線救濟”的權利，必須認真對待這種權利，使信訪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救濟方式在完善法治建設的過程中發揮獨特的作用。?
事中：切忌濫施高壓。當集體行動出現時，我們在處置應對上切忌濫施高壓。這是因為這種行動往往起因于具體的利益糾紛和情感傷害，并不具有政治性，不能視之為對黨和政府的政治對抗。同時，我們必須深刻地意識到，通過打壓集體行動的組織者來維穩的舉措是極為不明智的，因為，打壓只會產生反彈性，只會把利益糾紛轉化為人格沖突，把可以理性談判、相互妥協的事情轉為“整人”與“不甘心被整”之間的“死磕”。如果堅持采取高壓政策，一味打壓集體行動的組織者，則可能帶來更為嚴重的政治后果，使農民政治行動的跳躍性表現出來，最終使局面徹底失控。
我們應該學會就事論事、平心靜氣地處理維穩事件。所謂“就事論事”，是指把工作重點放在處理村民提出的具體問題上來，不要動不動就上升到政治高度，不要動不動就追究提出訴求者的“居心”。所謂“平心靜氣”，是指要善于用理性的對話方式解決問題，要學會妥協和退讓，將是非之爭轉為得失之議，而不是一味地施以高壓，甚至動用警力。一般地說，集體行動組織者的存在是有利于防止集體上訪向失控的群體性事件演化的，因為他們出于對自身安全的考慮會盡力控制集體行動對社會秩序的負面影響，草根動員往往也同時是草根控制的過程。因此，我們不僅不應輕易地打壓這些組織者，反而應該將他們作為談判對象，承認他們臨時性的地位，調動他們的理性，通過他們來有效地控制集體行動的規模、烈度以及適時地結束集體行動。當然，這也并不是說遇見此類事件就都可以“花錢買平安”，也不是說政府一味地退讓就是妥當之舉。軟硬適當，柔中有剛，這是一個成熟的領導者應掌握的分寸和藝術。
與此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基層政府在維穩中濫施高壓的現象也與他們自身所面臨的高壓有關。國家治理術在1978年后的變化大體可以用兩個方面來概括：不斷增長的經濟與安定團結的政治。榮敬本等人把各級政府為了實現經濟趕超，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指標而采取的數量化任務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質化的科層評價與獎懲體系稱作“壓力型體制”。?“壓力型體制”的確是對我國當前地方政府治理邏輯的一種恰當概括。不過，壓力并不僅僅來自于完成規定的GDP等經濟指標。地方政府的巨大壓力同時來自于幾個與經濟無關、卻可以被“一票否決”(即被取消評獎資格，官員晉升受到較大影響)的指標，比如，對計劃生育率的控制、對社會穩定局面的維護。自1990年代以來尤其是進入新世紀后，隨著社會利益失衡局面的日益嚴重，地方政府所面臨的維護社會穩定的壓力越來越大。
集體上訪與群體性事件有著種種復雜的根源，基層政府如何能夠按照上級要求真正將問題解決在基層、將矛盾消除在萌芽狀態呢？實際上，基層政府面臨著一些根本的困境。人們經常用“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來比喻基層政府處境的重要性。但細究這個說法，卻可以品味出基層政府處境的尷尬性：上面千條線之間并非沒有沖突，而當這些相互沖突的線都試圖要穿過基層政府這根針時，就常常變成了一團亂麻。同時，這千條線向下的傳遞并非平面傳遞，而是層層加壓的傳遞，這些壓力最后都匯聚在基層政府這根細針上，自然是不堪其重。困在矛盾的漩渦中、高壓的煎熬中，基層政府常常手足無措，疲于應對，忙中出錯，亂象叢生。而一旦出了什么亂子，無論源頭何在，基層政府往往都是首當其沖地成為被問責的對象：有時它們成為民眾對政策不滿的出氣筒，有時又成為高層政府推卸責任的替罪羊。
在壓力型的體制下，維穩的壓力最后傳到了基層政府，他們必須實現上級關于“將問題解決在基層”、“將矛盾消除在萌芽狀態”的死命令，必須保證社會穩定指標的實現。然而，基層政府尤其是直接面對農民的鄉鎮政府在解決具體問題上的資源與權力又極其有限。他們難以從容地去面對基層矛盾的復雜性，無法著眼于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卻又背負著維穩的千鈞重任。他們手中能夠使用的利器只有高壓手段，即在集體行動剛一冒頭時，對行動的組織者及其積極分子嚴厲打壓，并用圍追堵截的方式切斷這些行動者向高層政府訴求的管道。從打壓行動的長遠效果看，這種行動無異于飲鴆止渴，不僅沒有從根本上遏制、反而進一步激化了集體行動的發展勢頭。
從2003年開始的一系列信訪改革舉措來看，國家強調了對弱勢群體的集體行動采取柔性處理的政策，如2005年新修訂的《信訪條例》特別強調了“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打擊報復信訪人”。這些政策在實踐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基層政府責、權、利不平衡的狀況并未得到改變，他們仍然無力真正滿足上級提出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難事不出縣，矛盾不上交”的要求。但由于信訪量的統計排名及信訪情況的通報對基層政府造成的壓力更甚于以前，基層政府只好把功夫下在其他地方：如派專人經常性地到北京“值班”，或在北京攔截上訪群眾，或疏通關系，在國家信訪局的上訪登記上弄虛作假，私下“銷賬”。當然，他們最常用的手段依然是對上訪者尤其是集體上訪的組織者采取打擊手段。
就此，我們應當看到集體行動根源的復雜性，理解基層政府在維穩工作上面臨的一些自身無法解決的難題，適當疏解基層政府控制集體行動的高壓，不要一味強調“問題解決在基層”，不要簡單按信訪總量給各地排名，不要鼓勵和肯定所謂“零上訪”的經驗，不要將控制集體上訪和群體性事件的數字作為“一票否決”基層官員政績的指標。
事后：不要秋后算賬。有些時候，地方政府在村莊集體行動發生過程中，為盡快平息事端，不僅答應解決具體問題，而且也承諾不進行秋后算賬。但事實上，地方政府往往又事后失言，總覺得不給“鬧事者”一點苦頭吃，那些“刁民”今后就還會如法炮制。因此，集體行動的組織者在事后總會因這樣那樣的借口而遭到種種打擊報復。但這種秋后算賬的行為模式不僅不是持久的維穩之舉，反而埋下了今后的不穩種子。因為農民反應的滯后性、打壓的反彈性和高壓的跳躍性都只會使這種秋后算賬的行徑激化矛盾，造成農民與政府持久對抗的“氣場”。
而我們在廣東省發生的烏坎事件中看到，在事件基本平息下來之后，當局大膽起用了抗議者，將烏坎短暫自治期間的領頭人任命為該村新的黨總支部書記，因參加示威而被警方拘捕的村民也順利當選為選委會成員和村民代表。這是對“民眾的利益要求是正當的”一次實實在在的確認，是對民眾爭取自己權利的一種真正的尊重，是對“秋后算賬”這種屢試不爽的模式的一種有誠意的終結。而恰恰是這些，體現了一種解決涉及官民關系的利益沖突新模式的實質性要素。?“烏坎模式”可以給我們如何應對村莊的“反應性政治”提供寶貴的政治經驗。
注釋
①C. Tilly，The Contentious French.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②[美]斯科特：《農民的道義經濟學》，程立顯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年。
③[美]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鄭廣懷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年。
④應星：《“氣”與抗爭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⑤Kevin J. O‘Brien and Lianjiang Li.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⑥應星：《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
⑦應星，汪慶華：“涉法信訪、行政訴訟與公民救濟行動中的二重理性”，《洪范評論》(第3卷第1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17頁。
⑧這和傳統中國農民的抗爭邏輯是一致的：當你侵犯了我的權利時，我不會馬上反擊，而是講究“以忍為安”、“以和為貴”，先行退讓。但我絕不是真正軟弱可欺的，我的退讓是有底線的。一旦到了你欺人太甚讓我忍無可忍的時候，一旦到了撕破面子的地步，我就會反擊。而這個反擊不是就事論事的，而是豁出去與你算總賬，要和你祖宗八輩算賬，連你爺爺那一輩你們家的牛跑到我們家的田里來吃草，這個賬都得一起算。參見寺田浩明：“權利與冤抑”，王亞新，梁治平編：《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王亞新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91～265頁。
⑨[法]勒龐：《烏合之眾》，馮克利譯，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
⑩應星：“超越‘維穩的政治學’”，《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2年總第7期。
?應星：“作為特殊行政救濟的信訪救濟”，《法學研究》，2004年第3期。
?榮敬本等：《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體制的轉變：縣鄉兩級政治體制改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
?孫立平：“這一次，變化真的發生了”，《經濟觀察報》，2012年2月18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2年9月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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