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反映了農業轉向二、三產業，農民轉變為市民和農村轉變為城市的必然過程。農業變二、三產業，是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轉化，這有利于提高或改善農民收入；農民變市民，反映的是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和農民收入的持續增加；農村變城市，核心是土地增值與規模經濟的相互推動，最終也表現為農民收入的增加。
統計上把農民收入分為四個部分，即家庭經營收入、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改革開放之初，我國農民收入中，家庭經營收入占大頭；隨著改革開放后工業化、城鎮化速度的逐步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民開始由鄉村向城鎮轉移、由田間向工廠轉移，由此工資性收入在農民家庭收入中占據的份額逐漸增大。2013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8896元，其中，家庭經營純收入3793元，工資性收入4025元，首次超過家庭經營純收入，占比成為“老大”。這說明，城鎮化已成為農民增收的主渠道。
既然城鎮化已成為農民增收的主渠道，進一步促進農民增收就必須緊緊抓住這個龍頭。為此，必須統籌城鄉發展，走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實現工農城鄉的協調發展與互惠共贏。
筆者認為，在走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過程中促進農民增收，必須抓住“騰籠換鳥”和消除三大“剪刀差”這四個要點。
首先，抓住四化同步這個關鍵，實現“騰籠換鳥”。提升質量，與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是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的關鍵，這體現了生產力發展中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隨著這四化同步向前推進，城鎮化造就了農民尋找就業門路的更多機會，他們向新的工業崗位、信息業崗位就業和現代農業崗位就業，取得比傳統農業效益高得多的收益。例如，農村婦女進城當月嫂，收入比在家高好多倍；近郊農家樂生意紅火，收入令城市職工羨慕。
其次，抓住以人為本這個核心，提高農民工的收入，消除第一大“剪刀差”。農民工是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最大的特色，是以人為本最突出的體現。我國迄今能夠有2.7億左右的農民工從農村走向城市，而且沒有發生英國式的“羊吃人”運動，這是世界城鎮化史上的奇跡?，F今，農民工工資待遇和城鎮國有職工的工資待遇差距很大，對此市場和政府都大有可為。農民工工資待遇差距的消除主要靠市場，而農民工在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消除，主要靠政府的作為。
第三，抓住土地增值這個命根子，消除第二大“剪刀差”。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出臺了“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的政策，但相關法律尚未修改，目前的辦法是實行“三三制”，即政府、開發商和農民在經營城市的土地增值中，各拿去三分之一的增值。因為三方對土地增值均有貢獻，三三制的分配方案體現了合作共贏。當然，農民要取得在城鎮化中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最好是在國家規劃的前提下，提高城鎮化的自主性，讓土地增值收益最大程度地給予農民。如過去的中國第一村大邱莊由村變鎮，現今的中國第一村華西村由村變鎮，陜西第一村東嶺村由村變城市社區，以及西安市和平村自主搞工業園區等，都最大限度地把土地增值的收益留在了農民手里。
第四，抓住生態財富這個新寵兒，消除第三大“剪刀差”。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的特色之一，就是緊扣生態文明新時代步伐，建設生態城市。而生態資源價格剪刀差，是新出現的工農產品剪刀差。從工業文明推進到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的返璞歸真，原生態的東西如水、草、樹乃至空氣更值錢了。通過賣水、賣草、賣樹乃至賣空氣，農民本可致富。但由于剪刀差，農民由此致富遇到很大的障礙，解決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合理地補償農村、農民所創造的生態效益。方式可能很多，但簡單易行且利于全面推廣的方式是建立“標準樹補償制度”，即確立一個標準樹每年的補償標準，其他樹折算標準樹，花草之類也折算成標準樹。補償費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區三級承擔，比例視生態效益對三級貢獻的大小而定。其道理在于樹木產生的生態效益具有公共產品正外部性特征，不收費會導致公共地悲劇。建立標準樹補償制度，就是明晰產權，而且具有可操作性和推廣性。這樣，無論城市中的農民還是沙漠中的農民，植樹就可營生乃至致富，還可達到保護生態環境這個基本國策。
作者單位：陜西省委黨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光明日報》 201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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