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嘗試回到歷史脈絡，在激進內部理解改良，在改良脈絡中反思激進。通過對中國鄉村建設脈絡背景的梳理及當代鄉村建設十五年來的總結反思，以“鄉村”為角度討論“百年激進”、“百年鄉村破壞”與“百年鄉村建設”的復雜關系，進而呈現鄉村建設內在于鄉土中國現代化轉型的歷史進程中，以及百年來不同階段與形式之鄉村建設的深層共性。在此基礎上，對百年來的三波鄉村建設進行初步勾勒與比較分析。
【關鍵詞】百年激進 百年鄉村破壞 百年鄉村建設 脈絡
一、引言
作為一場知識分子參與并直接回應“三農”這一重大現實問題的社會實踐， 雖然進入今日公眾視野的民國鄉村建設屈指可數，但據當年國民政府實業部調查，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國從事鄉村建設工作的團體和機構有600多個，先后設立的各種試驗區有1000多處（鄭大華，2000：456）。80多年后的當下，當美國2001年對內遭遇IT泡沫崩潰、對外遭遇“9?11”恐怖襲擊無暇東顧而中國獲得舉世矚目的高增長并重新成為世界焦點之際（這與民國鄉村建設時西方遭遇生產過剩大危機并且演化為世界戰爭可以相比），當代鄉村建設也于同期再次興起并持續至今。
作為長期參與當代鄉村建設的一線實踐者，我們不滿足于常見的革命史和現代化兩類分析框架，認為應該“跳出鄉建看鄉建”，打破歷史與當代鄉村建設實踐在時空和敘述上的割裂，以“百年”為單位重新梳理鄉村建設的內外環境與基本脈絡。通過回到歷史脈絡，我們嘗試指出：在近現代的中國歷史上，除了百年恥辱和百年抗爭外，同時伴隨著百年破壞與百年建設，它們在現實歷史進程中發生著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并構成了中國鄉村建設的脈絡與張力。
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所涉及的三個“百年”（百年激進、百年鄉村破壞、百年鄉村建設），非精確意義上的歷史年代劃分，而是宏觀意義上對西潮沖擊下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的泛指，重點在于通過指出“激進、鄉村破壞、鄉村建設”之長期性與平行性，以建立三者的內在邏輯與互動關聯，強調不同階段之鄉村建設雖然存在或大或小的差異，但都可視為整體性狀態或趨勢的一定體現。
二、他毀與自毀：鄉建視野下的百年激進
面對外界的批評與不理解，梁漱溟指出自己之所以選擇鄉村建設，是因為他認為中國真正的危機在于“自毀”和“他毀”這兩種力量的疊加與互動：“自救適成為自亂。在這自亂當中，外力更易施其技而加強其破壞。（而這）厭棄與反抗，是中國社會崩潰的真因”（梁漱溟，2005：197-201）。具體到影響及效果上，他甚至認為“外力之破壞鄉村尚屬有限，我們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應，自動的破壞鄉村，殆十倍之不止”（梁漱溟，2005：151、152）。對此多重力量的交互作用，黃宗智也有著相似的認識（黃宗智，2000：21）。
梁漱溟所談到的“自毀”和“他毀”，一定程度上聯系著鄉村建設視野下的“激進”反思。在這種視野下，中國近代歷史脈絡中的“百年激進”既非一般的“沖擊-反應”，也非個別人物或派別的思想主張，而是因西方挑戰和影響而引發出社會內外各種力量的連鎖反應，以及共同產生的時代氛圍與社會勢能。“激進”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深刻且全面，但其對不同的社會群體和產業的影響并不完全一樣。為更好地切入討論，下面先對近年來學界關于“激進”的討論進行簡單回顧。
（一）“激進”討論簡要回顧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史界試圖對80年代的一些命題進行反思和重新把握，在“激進／保守”的二分框架中呈現近現代思想的復雜脈絡正是其中影響較大并引起廣泛討論的一種思路（楊念群，2001：68）。
在余英時1994年的分析中，激進不是指具體的思想或特定的學派，而是指一種態度或傾向，并在這個層面上將保守理解成激進的對立項。通過對近代中國不同階段的歷史分析，他認為“中國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個激進化的過程”（余英時，2006：422）。對于這種激進化進程的影響，蕭功秦認為其“走向與這一民族以往的經濟、社會、政治與思想文化傳統作根本的決裂，……不可避免地具有與現實國情、政情脫節的傾向”（蕭功秦，1999，序言，2-3、314）。林毓生則以“中式烏托邦主義”來指稱這種“五四”全盤化反傳統主義所造成的“意識形態真空”狀態，它的突出特點是“強悍（自行其是）、千禧年式、道德優越感而政治性又極強的烏托邦主義”，同時帶有封閉性和排斥性，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對其可能產生的破壞性幾乎沒有警覺，反認為這種“中式烏托邦”是一個最能系統地、全盤地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的運動（林毓生，2006：467-469）。我們認同這種對“破壞性”的自覺，但認為它不是中國“五四”以來反傳統知識分子的獨特印記，其排斥性與破壞效果同樣存在于延續至今的西方現代化進程及當代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之中。
面對各種保守與激進的“拉鋸戰”（蕭功秦，1999：序言，4）或以之為二元對立框架的討論，姜義華和陳炎（2000：36）認為：激進主義的確需要反思和批判，但不能站在“保守主義”的立場上對它進行反思和批判，應主張跳出“激進”與“保守”二元對立的立場，才可能避免簡單化處理可能帶來的新遮蔽。類似的反思在不同論述中也有所推進，許紀霖（2000：41）就認為“在政治層面上，中國的保守主義更具有激進主義的諸般特征”。楊念群則指出：在這場爭論中強調激進主義占主導地位和強調保守主義占主導地位的學者都共享同樣的前提——“都是對使用現代化標準衡量近代思想的無條件認同”。但實際上，“近代以來特別是20世紀以后，任何保守主義式的復興言論都已不是一種孤立狀態的傳統復興運動，而是現代化敘事積極干預下的一種闡說。這實際配合了激進主義的言說方式”（楊念群，2001：71-72）。之所以如此，除中國思想史界長期受制于西方現代化話語的支配外，長期忽視民間與底層社會的思想資源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楊念群，2001：72-74）。
這種“激進化”進程本身就存在著內部張力，而非連續單線的過程。有學者就認為從二三十年代起，那些要求西化的知識分子在思想激進的過程中實際遇到了難以逾越的四重屏障：“首先是虔誠仿效西方與發現西學‘破產’的困惑；第二是全盤實現西化與西學多元取向的困惑；第三是理智接受西方與情感面向本土的困惑；最后是拯救民族危機與文化出現‘真空’的困惑”（許紀霖，2000：39）。我們認為，這些屏障同樣有助于理解本文所述三個“百年”之同時存在與互動張力。
基于以上簡要回顧，我們認為現有“激進”論述主要從文化和政治兩個角度展開，較少涉及經濟、生態等領域；過多強調各種層面的“激進”作為近代中國百年歷史的特殊性，相對忽視“激進”在全球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歷史進程中對于第三世界、弱勢群體和生態環境深刻影響的普遍性；主要基于知識領袖和政治人物等上層精英的言論和主張，較少從普通民眾及具體社會狀況（特別是鄉村、農業、底層）出發進行討論，且對各種“激進”間的內在聯系和復雜張力缺乏處理。
（二）雙重破壞中的“去脈絡”進程
如果回到前文梁漱溟所指出的“他毀”和“自毀”，“自毀”是由“他毀”引發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后的內在體現，同時還與“他毀”結合且相互引發，進一步催生出更為激進的社會土壤，疊加構成更為深刻的危機與雙重破壞。
比起“他毀”，“自毀”更具廣泛性、長期性和隱蔽性。如果說前者的影響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和商品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后者則深入到內地與廣大鄉村；如果說前者因為戰爭、侵略、屈辱和不義而面對著各種形式的抵制與警醒，后者則因各種“自強”論述所內含的道德制高點而難以自覺；如果說前者是被動的“遭遇”，后者可以說是某種主動的“配合”。這么說，重點不在于兩害相權，而是希望指出其中的雙重性與復雜性。
無論“自毀”還是“他毀”，“毀”了什么？這不僅包括物質層面上的破壞與信心層面上的喪失，更包括由此所開啟的“去脈絡化”進程及產生的深遠影響。所改變和偏離的脈絡，不僅涉及國情與資源條件制約下的社會形態和文明基礎，也包括國人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認同。我們將在下節以鄉村為例從不同角度進行討論，下面先從縱向角度簡單勾勒其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的體現與影響。
19世紀中葉以來，隨著中西碰撞所產生的各種沖擊和影響，中國社會經濟基礎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如果說鴉片戰爭之后的“自強運動”體現著被壓迫民族的自尊與憧憬，同時也作為封建統治者及上層精英們的“自救”，對農業國家的工業化體系建立有著奠基性意義。然而，隨著甲午以來“（中）體（西）用說”及其指導下的洋務實踐的破產，工具層面之“西化”的有效性受到根本質疑，由此產生著全方位和整體性的“西化／現代化”。這些變革雖然表現各異，但大多具有“都市本位、工業優先、成本代價向鄉土轉嫁”的共同特點。“后自強時代”更深刻和廣泛的實踐對鄉土社會與底層民眾來說，卻可能產生“鄉土社會整體性衰敗”這一不期然的效果。
作為“自毀”突顯的關鍵時期，甲午之變對中國近代社會的深遠影響已得到學界的廣泛討論。然而1894年只是連續歷史進程中的一個結點，自鴉片戰爭以來，歷經太平天國、甲午海戰、戊戌變法、庚子事變等一系列挫敗，時人面對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奮起求變，從洋務運動以來的“器物說”到庚子事變的“制度說”，清末官方用了近半個世紀以不同形式學習并引進現成的“西方”。這樣的“拿來主義”甚至延續到今天這一經過革命涅槃后的“制度決定論”，它逐步規定了我們與西方互動的基本方式，也因民族自尊與自救而產生了啟蒙這一試圖在文化層面上有所作為的時代主題，以致“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諸層面在內的全方位轉型及古老歷史在新世紀驟然斷裂”（許紀霖、陳達凱，1995：2-3）。由此激發起對數千年農業文明形態與鄉土社會（也包括相應的心理意識和生活方式）的拒絕與批判，進而引發20世紀上半葉“以農立國-以工立國”論戰，外加各種現代思潮的影響，以致除經濟基礎的激進化而在廣大農村地區產生革命土壤外，對鄉土社會的價值取向與評價標準也逐步開始激進化。
從“三農”和宏觀視角看，這種對現代化的激進追求并未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中止，冷戰格局和對工業化的迫切需求繼續為不同形式之激進化提供著強勁動力，并確保了政治正確。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通過土地革命以“農村包圍城市”進而獲取全國政權的共產黨，雖然主觀上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獨特國情與小農村社經濟這一基本現實，但迫于外部國際形勢與客觀環境變化，為配合當時從另外一個層次來說更加重要的脈絡（相比“小仁政”的“大仁政”）——依靠蘇聯在朝鮮戰爭這一特殊條件下所可能提供的工業化援助，在轉瞬即逝的歷史機遇中為工業化與現代國防爭取至關重要的物質基礎，進一步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生存保障與民族獨立——對廣大農村的經濟基礎與治理結構采取影響至今的“激進化”改造。對于這段特殊歷史，不應認同于割裂對立的主流敘述和今人視角的簡單評判，而應放回當時復雜的國際國內脈絡中進行理解。且不說全球范圍內任何政府在工業化過程中普遍激進，對于一個有著百年屈辱歷史的第三世界國家，身處必須以工業化為生存保障和基本條件的全球“叢林法則”，形成國家資本為主的工業化自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但仍需清醒意識到，該時期對“三農”所進行的巨額提取及其為國家“工業化”與各種危機化解做出的重大貢獻（溫鐵軍等，2013），而任何激進的制度演進都將產生高昂的制度成本。
隨著改革開放的政策調整，雖然政治意義上的“激進”思潮與實踐似乎給“三農”松綁了，但經濟上的“激進”改革卻讓“三農”在“市場化、全球化、非農化”的時代強音中承受著隱蔽卻更具規模的成本與代價，并最終以世紀末的“三農”問題為表現而集中爆發。
回顧百年歷史進程，不應僅從中國內部或主觀層面進行思考，還需充分聯系特殊時空條件下的外部宏觀環境——在這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n）所謂的“極端的年代”里，資本主義的成本和代價向發展中國家轉嫁作為基本事實，隨著1929—1933年西方大蕭條與民國白銀危機而加劇放大；兩場世界大戰所掀開的“熱戰—冷戰—后冷戰”格局為深度卷入其中的每個“競爭單元”提供著普遍激進化的不竭動力。身處西方中心主義話語體系和“激進”結構之中的中國，其“獨特性”不再明顯與有效，這既是梁漱溟和毛澤東1938年在延安窯洞里關于中國“特殊性”和“普遍性”爭論的背景，也是本文討論“百年鄉村建設”的動力和張力所在。
（三）重思“激進”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認為需要把“激進”放回百年歷史進程，并從政治、文化、經濟、生態等維度進行整體性檢視。如果具體到以“三農”為視角，“激進”不僅涉及暴風驟雨式的政治變革及新自由主義主張下的改革實踐，也包括因忽視各種現實條件與弱勢群體利益而強勢推進的全面都市化、不顧鄉土社會特點而簡單照搬的高成本現代治理、為“三農”危機轉嫁而合理化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甚至包括以農村發展為目標但受此意識形態影響而深陷其中的某些NGO實踐。
導致這種整體性激進的原因，不僅包括百年屈辱與民族情感所引發的集體焦慮、外來激進思潮的某種中國版實踐，同時包括資本主義工業化坐標參照下因經濟基礎差距而對上層建筑“倒逼”，進而產生的“去脈絡”（脫離適當的時間、空間與社會關系）效果。具體說來，鄉建視野下的“激進”主要指不顧資源稟賦、社會條件、文明形態和生態制約等國情，強勢且大規模推動以“工業化、都市化、非農化”為特征的社會變革，既導致包括“三農”問題在內的整體性危機，又使多元可能性和豐富性受到遮蔽與消解。
然而，這種“激進”也不可能是線性單向和一帆風順的，在不同層面上一直充滿張力，各種被“遮蔽”的面向也常在新的條件下得以再現。這讓“百年激進”與“百年鄉村破壞”既互為因果，又充滿曲折與悖論，共同構成了中國百年鄉村建設展開的基本脈絡。
三、百年鄉村破壞：激進化的后果與動力
“百年激進”及所產生的實踐行動對中國產生著整體性的深刻影響。“百年鄉村破壞”作為其在“三農”層面上的后果表現，同時也構成了進一步“激進”的條件與動力。此說法可追溯自梁漱溟70多年前那個振聾發聵的總結：“一部中國近百年史，從頭到尾就是一部鄉村破壞史”（梁漱溟，2005：481）。作為進一步的辨別和說明，他解釋道：“任何社會里面，鄉村都是居于不利的地位。說作鄉村破壞史，必須在這一段歷史里面，鄉村破壞成了一種趨勢，并且鄉村成了絕對犧牲品”（梁漱溟，2005：152-154）。
本文借助這個歸納，泛指近代中國鄉村的某種整體性趨勢與狀態，希望突出其中的歷史性和整體性。同樣作為整體視野下的把握與批判性歸納，“三農”問題可以理解為“百年鄉村破壞”的當代表達。此論述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至今已為學界及政策制定部門所共知。它強調不只存在著經濟維度的農業問題，而應從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立體維度看到“農民、農村、農業”的整體存在。它不只與“農”有關，而且聯系著宏觀問題與外部制度環境，與鄉村整體性破壞與社會結構顯著變化聯系在一起，一般會隨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而愈演愈烈（溫鐵軍，2009：6、51）。
若以中國為例，近代以來農村的衰退幾乎與以工業化為特征的現代化進程同步。在不能進行外部殖民的情況下，面對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這一難以逾越的壁壘，從農業提取剩余的“內向型原始積累”是發展中國家的“無奈之舉”和“真實經驗”。在此格局下，越是在資源短缺條件下快速形成工業化，其由弱勢群體和“三農”所承擔的“代價”就越大——那絕非一次性的“創業成本”，而是需要持續不斷且疊加遞增地加以“償還”，進而引發更為深刻的整體性危機。所謂“三農”問題，作為“百年激進”歷史進程的內在產物與邏輯必然，與其說是“農”自身存在問題，不如說是“百年激進”的推進將其變成“問題”。
為了全面認識“百年鄉村破壞”的表現、成因與影響，下文分別從經濟、政治、文化三方面切入，希望指出其與“百年激進”相互引發：“激進”導致“鄉村破壞”，而“鄉村破壞”的殘酷事實又產生著進一步“激進化”的社會基礎。
（一）“三要素”的多形式外流
現有關于激進的討論多聚焦于“政治激進主義”和“文化激進主義”，但對于“三農”來說，應特別關注“經濟激進主義”。因為在經濟領域中，“三農”困境并非限于地租剝奪與外敵侵略，其影響也不是一般的農民破產或農業凋敝，百年來不同形態的力量以各種目的和名義從“三農”提取資源，外加工商資本和現代金融對小農與鄉土社會進行著不同程度的剝奪，整體導致“三要素”（資金、土地、勞動力）的多形式外流與各種依賴（許紀霖、陳達凱，1995：178-182）。
回到民國歷史脈絡，傳統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面對商品化和市場化的巨大壓力（陳翰笙，1941），并受市場和權力雙重支配及兵匪橫行、戰亂頻繁等外部環境影響。一方面，適應于工業化和都市化需要的農業商品化程度大幅提高，農村經濟貨幣化加深，小農戶生產和生活收支的現金比重增加，生產結構出現大范圍的“被動”調整，許多經濟作物開始出現，種植結構日趨專業化與區域化，對于分散小農來說則是大幅提高了各種風險，同時加劇了分化（黃宗智，2000：141）；另一方面，由于改變了以往的租地模式，租賃農場、富農經濟成為普遍現象，地主經濟發生向工商業方向的實質性轉變，外加金融化對小農與底層社會的新的剝奪（黃宗智，2000；溫鐵軍，2009）。由此導致農業剩余及稀缺“三要素”通過多種形式不斷流向城市和工業，農村勞動力則隨著農戶破產而不斷逃離農村，農村經濟因此凋敝。與此同時，高利貸金融資本以及產業資本全面進入鄉村社會。它們打垮了小農，更導致盜匪橫行，傳統鄉村治理方式所維持的鄉村穩態結構隨之徹底破壞。
對于自近代以來已逐步卷入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國，這種“三要素”外流還直接受到國際環境變化的影響。正當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同步加速之際，出現了西方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各國以鄰為壑的危機轉嫁，對中國經濟是一次極其沉重的打擊：全國出口衰減，物價慘跌，市場蕭條，工業萎縮，農產滯銷，農業虧損，農村金融枯竭，農民加速貧困破產”（劉克祥、吳太昌，2010：25），這些都嚴重阻遏了民國年間的“黃金十年”。當美國金融利益出于自保而提高黃金白銀等貴金屬價格，中國作為剛剛興起工業化的“銀本位”國家立即出現白銀大量外流，迫使政府于1935年放棄白銀幣制改行“法幣制”。由于城市積聚資本促進市場經濟的同時也集中了外部性風險，這個本應由都市承擔的危機又進一步向農村轉嫁，加劇了土地兼并、小農破產與社會動蕩。
這種“三要素”的單向外流也是當代“三農”問題產生的背景與原因。除了一般的資源外流外，留守問題突顯也是當前鄉村勞動力外流的嚴重后果。鄉村金融“存易貸難”的結構困境則反映出一般的現代金融難以服務真正的鄉土社會。土地雖然無法“流動”，但當前迅猛的城市化浪潮下各種“就地轉換”已經產生了較為嚴重的“非農化”影響。
這種“外流”雖然為主導性趨勢，卻并非絕對，也不是單一的線性因果關系，同樣催生出多樣化的改良實踐，也即下文所討論的廣義鄉村建設，在事實上呈現著“外流”與“回流”混合發生與緊密互動的復雜局面。
（二）穩態鄉村秩序的改變
“百年鄉村破壞”作為中國鄉村的整體性困境，不僅源自和表現于經濟層面，其深遠影響同時體現在社會與政治層面。
梁漱溟認識到“秩序”問題是“百年鄉村破壞”的重要方面。如果說這種整體性“失序”在上層政治中表現為軍閥混戰和吏制惡化，那么就鄉土社會來說，則體現為鄉村社會結構的整體性變化：盜匪橫行與鄉土社會普遍“劣紳化”，傳統鄉土社會治理中相對低成本秩序的解體及鄉土保護性力量的式微與失效，還包括“法治／警治”等現代治理方式因高成本而難以真正“下鄉”，或者在推行過程中因水土不服而發生變異。
在杜贊奇（2003）的研究中，國家權力向鄉村的延伸導致地方財政陷入惡性循環，似乎只是在養活不斷膨脹的龐大官僚和國家經紀集團，進而導致“劣紳驅逐良紳”。黃宗智（2000：256）則指出，20世紀村莊共同體結合力因小農半無產化而瓦解，且隨著外來壓力的增加，導致原有政治結構的崩潰以及權力的真空，造成惡霸、暴徒乘機崛起的局面。張鳴（2001：3-5）認為其還導致“原有的民間社會空間受到全力擠壓和侵蝕，農村原有的互助、宗教、公益、自衛以及娛樂的功能大面積萎縮”。
也即，無論是為了提取更多包括人力和軍費在內的各種資源，還是為了國家政權建設所需完成對基層的進一步控制，此前長期維持鄉村基層穩定且相對低成本的治理秩序發生了根本變化。這也正是近代以來鄉村建設興起的背景和原因之一。
需要說明的是，新中國成立的前三十年，熟悉鄉土脈絡及其內在機理的中國共產黨雖然不得不通過“內向型”原始積累完成工業化，進而派生出自上而下高度（過度）組織農民、動員鄉村和提取農業的做法，但也充分尊重基層與群眾的創造，促進包括教育、醫療等資源通過另外途徑向鄉村“回流”，多形式推進“沒有鄉建派的鄉村建設”。其中很多實踐因密切聯系群眾并與鄉土脈絡互動充分，具有低成本、創新性與“去激進化”的特點。相比之下，改革開放雖然讓農民個體致富，但鄉村卻因不斷“去組織化”而降低了對城市與外部資本剝奪的抵抗能力。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外部宏觀環境和城鄉關系的進一步變化，使這種“掐草尖”式的剝奪進一步加劇且合理化，留給鄉村的是數億“原子化”的留守群體（兒童、老人和婦女），以及越來越難以組織、凝聚起來的名義社區。
（三）“鄉／土”作為問題與對象
隨著“百年激進”對鄉村所造成的巨大經濟影響與社會重構，城鄉二元對立成為影響深遠的普遍格局，“鄉／土”的功能和內涵同時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一方面，鄉村與農業所應有的“多功能性”日益被遮蔽，鄉村也從一個包括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等的多元空間被窄化為各種資源的提取單位與危機載體。另一方面，面對劇烈的外部壓力與生存刺激，在“百年激進”所內在的西方中心主義與現代化意識形態主導下，“鄉／土”常在工業化坐標與競爭邏輯中“敗”下陣來，在逆推中自認“落后”，在追趕中日益“問題化”。在現代性所帶來“都市眼光”的尋視下，一直以來作為正面象征的鄉村在20世紀轉趨負面，本不是“問題”的鄉村在現代成為“問題”（梁心，2012：12-13）。也可以說，當“百年激進”進程以都市為主導并確定了特定的“意義系統”后，以農業文明（包括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等）為基礎的傳統文化和價值，因難以分享主流坐標下的“意義”而日益空洞化，鄉村則處于“非現代”和“反現代”的相對位置而被不斷邊緣化。
這種“問題化”后的“鄉／土”既在文化上進一步強化了城鄉不平等與割裂對立，又循環生產出一整套讓農民無法自信、讓農業失去尊嚴、讓農村難以安身立命并獲得意義、以都市和資本為中心的現代文化。這些不僅成為外部主體對鄉村簡單而又刻板的定型化想象，更作為“社會共識”內化為農民或鄉村工作者的自我認知與困惑源泉。
如果說“問題化”讓“鄉／土”進一步成了問題，“對象化”則讓這種“問題”進一步定型且難以真正面對。成為“問題”和“對象”之后的“鄉／土”雖因突顯了“鄉土”困境而引發更多的關注與行動，但也強化了主客對立的人為二分，使得知識分子或具有“話語權”的人（無論是否來自鄉間或從事鄉村相關工作）不自覺地疏離于“鄉／土”脈絡，在“文明-愚昧”、“進步-落后”、“主動-被動”、“救-被救”、“上-下”等隱蔽偏見中迷失。“對象化”所帶來的“他者化”雖然讓“問題”和“問題之人”似乎清晰可見，但也將問題本質化和靜態化，降低了透過歷史脈絡和時代張力以自我反省與實踐行動的可能，參與構成了進一步“激進化”的土壤與動力。實際上，它作為“百年鄉村破壞”之常被忽略與遮蔽的重要面向，恰是其對經濟和政治層面的有效配合，使激進改造具有不可質疑的合理性，并使權衡之下的可能“成本／代價”獲得某種諒解。
四、作為回應與探索的百年鄉村建設
如前所述，“百年激進”成為特定時代的主導性趨勢，并從不同層面上引發“百年鄉村破壞”這一歷史性進程。然而，當這種“輸入型”激進和社會理想在現實層面落地成為一種大規模的社會實踐后，則充滿裂隙并引發了多種可能性。特別對于中國的“三農”來說，其絕不只是“問題化”與“都市眼光”之后的諸多“問題”，本身也正是寶貴的力量源泉（如晏陽初從在法華工身上發現“腦礦”進而終其一生推動平民教育與鄉村建設實踐）與中國的有形之“根”（如梁漱溟深思熟慮且深入一線實踐后的歸納和堅持）。它們構成了中華文明形態和獨特國情的厚重基礎，也是“百年鄉村建設”的土壤與動力。
（一）“三農”辯證法
在資本主義及各種“激進”論述中，“三農”問題的安置與處理存在著較大的內在張力。恩格斯（1971：299）認為“我們的小農，正如任何過時的生產方式殘余一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Mauricc Mcisncr）則歸納道：“對于馬克思來說，現實史的舞臺是城市，而城市的主要角色是城市的兩大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現代史這一概念中，農村和它的居民充其量只扮演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色，而且可能還是反面角色”（邁斯納，2005：27）。同時他還引述列寧的觀點：“城市比鄉村占優勢（無論在經濟、政治、精神以及其他一切方面）是有了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一切國家的共同的必然的現象，只有感傷的浪漫主義者才會為這種現象悲痛”（邁斯納，2005：39）。此外，許多論述也常將“農民”排斥于歷史動力之外，常見處理是為其派定某種特定的邊緣化位置，通過“落后／犧牲品”（邁斯納，2005：27）這樣的模糊指稱與“他者”身份，以對真正的問題完成某種轉移與置換。
可是農業畢竟作為人類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生存條件，之所以在原有資本主義與工業文明框架下能夠“自圓其說”，是因為一方面通過外部殖民與不合理的世界經濟體系以轉移生產壓力、成本及過剩人口——“以空間換取時間”，另一方面寄希望于化學農業、石油農業與生物農業所帶來的新增長——“以時間換取空間”。然而，如此“外部化”與“透支未來”的做法勢必引起承擔代價群體或自覺秉持草根生態立場的知識分子的不滿與抵抗，“能源／環境／生態／金融／人類安全”等各種危機正日益構成時人的日常經驗。
正是這種“三農”辯證法孕育了廣義的鄉村建設的思考和實踐，其具體源起可能不同，既可能是梁漱溟在《鄉村建設理論》中所歸納四個層面中的一個或多個（“鄉村自救”、“鄉村破壞而激起救濟鄉村”、“中國社會積極建設之要求”、“面對千年社會組織已崩但新者未立時，重建社會構造”），也可能對應著梁先生思想深處對“人性自覺”的堅信，還可能如當代鄉村建設新歸納的“遮蔽”之“再現”。
“百年鄉村建設”作為對“百年激進”和“百年鄉村破壞”的回應與另類探索，以鄉土、國情、生態為視角和立場，嘗試改出“激進”思路對鄉土社會的脈絡偏移，并減少其負面影響。然而，這種回應不同于西方中心主義意義上簡單的“沖擊-回應”，因為“他毀”和“自毀”常彼此引發，“百年激進”與“百年鄉村破壞”互為因果，鄉村建設既包括對沖擊的回應，也包括對“其他回應”的回應，以及二元框架外新可能空間的探尋。與此同時，整體性的“百年激進”與“百年鄉村破壞”則在現實中參與構成了鄉村建設的脈絡背景、社會土壤與影響因素。
也可以說，現實層面的“百年鄉村破壞”與“百年鄉村建設”一直在辯證性地動態存在著，前述之“三要素外流”、“鄉村秩序改變”、“鄉土作為問題與對象”雖為大勢所趨，但也并非絕對性效果或單一化過程。“激進化”推進的同時，也召喚“社會自我保護”與形式多樣的“另類實踐”，這些力量作為一種現實回應與歷史存在，構成并孕育了更為廣泛多樣的鄉村建設實踐。
因此，三個“百年”并非簡單的因果反應。一方面，建設性實踐和自覺反思的存在影響并制約了鄉村破壞的程度與深度；另一方面，正因為有著包括鄉村建設在內多元化力量的質疑和挑戰，百年來的“激進化”進程才曲折、反復且充滿裂隙與開放的可能。三者共同構成了復雜的近現代歷史進程。
（二）不只建設鄉村的鄉村建設
正如上文分析，如果運用脈絡化的整體視野與去意識形態化分析，中國鄉村建設的興起與展開不是簡單的微觀個案或個體行為，而直接聯系著中國近現代的轉型與劇變。正如梁漱溟（2005：161-162）所指：“鄉村建設，實非建設鄉村，而意在整個中國社會之建設，實乃吾民族社會重建一新組織構造之運動”。
鄉村建設的推動者可能包括知識分子、農民、學生、市民等在內的多重主體，內容也常因各階段不同的問題與現實需求而充滿差異，方式和載體更是靈活多樣。但回到三個“百年”的背景脈絡中，卻有著共同的內涵，如若相對于前述“百年鄉村破壞”中的三個層次，則主要體現為：在經濟上促進“三要素”的回流；在社會上回嵌“鄉／土”脈絡，重建有利于鄉土可持續發展的包容性秩序；在文化觀念上打破意識形態化的刻板認識與二元對立，在新的坐標下重新發現“鄉／土”價值，以此打開進一步的實踐空間與多元可能。
如前所述，鄉村建設作為一種反應性和保護性的多元化實踐，在一線行動中經常表現出分散與多樣性，相對于強調“根本性”和“總體性”的變革來說，常被研究者和觀察者歸結為“改良”，且鄉村建設實踐者也愿意以此表達自己的主張、思考與立場，并希望以這種“去激進化”的態度區別于主流。然而，這種立足底層與鄉土社會、強調民眾參與和建設性實踐的“鄉建式改良”，與近現代歷史進程中各種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或保守思潮存在著較大的不同：看似零散溫和的鄉村建設在微觀實踐中也有著視角獨特的宏觀視野與一針見血的現實批判（如對現代教育、精英傾向、發展模式等），并通過鄉土性來進一步明確中國性。它強調建設，但不排斥其他有利于鄉土社會與低成本良性秩序建立的各類努力。對于不利于“三農”的各種消極力量，則努力進行最大可能的轉化，雖然這個過程中充滿策略性妥協與失敗。同時，這種“改良”不等同于“改良主義”，它隨著外部環境與歷史脈絡變化而變化，所堅持的包容性除體現著實踐者在“激進化”過程中的“不忍之心”，還隱含著中國傳統文化與多元包容的思維，更基于晚清民國以來充分的現實歷史教訓——各種激進對抗和二元對立的最終收益往往被精英利益集團所獲取，代價卻多由鄉土社會與弱勢群體承擔。
進一步看，兼顧“自我保護”與“另類實踐”功能的鄉村建設既不同于主流框架與激進邏輯下的逃避或回歸，也不同于一般的消極“防衛”，而內涵著積極建設、開拓創新及對各種主流的質疑批判。當然，“另類”與“主流”也不是二元思維下的簡單對立與割裂，本身都不可能是鐵板一塊，彼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與互動。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中國的“激進”雖已百年，但相對于人類漫長歷史只是短暫瞬間。已有研究指出，鄉村建設內在于中國更悠久的歷史脈絡中，無論是先秦思想的淵源追溯（王景新、魯可榮、郭海霞，2011），或是泰州學派精神世界的連接呼應（宣朝慶，2010），還是北宋鄉約的直接影響（曹錦清，2006），都遠比近現代長久。本文之所以希望以“百年”為時段，并將清末設定為鄉村建設的實質性起點，重點在于強調近代以來“百年激進”、“百年鄉村破壞”和“百年鄉村建設”這三個歷史進程的內在聯系與邏輯相關。也只有突破對鄉村建設以“十年”為單位（“民國十年”加“當代十年”）的常見設定，才能由此打開一個新的反思空間。也可以說，鄉村建設既是近代以來有著特定內涵的專有名詞，又是超越近代而內在于中國更長時段歷史脈絡之中，有著更為廣泛資源構成的鄉村民間民眾建設史。
（三）百年來的三波鄉村建設
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中的鄉村建設并非始于常見論述中以晏陽初、梁漱溟、陶行知、盧作孚等“鄉建派”為代表，興起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改造實踐，而是發軔于更早的清末民初。甲午之后整體性的“百年激進”與“百年鄉村破壞”引發并聯系著一場以底層和鄉土社會為主要空間的建設性實踐。所涉主體、方式、內容多樣，既有外來知識分子以“救濟鄉村”為出發點的“異地實踐”，也有由鄉土社會自發、本地良紳主導、兼顧以“鄉村自救”與“社會建設”為目的之“在地行動”，還包括1949年至今更為復雜的實踐形態。從整體上說，它包括前后呼應的三波鄉村建設。
第一波鄉村建設以“官民（間）合作”為特點，起于1904年河北定縣翟城村良紳之地方自治與鄉村自救，具有自覺性的“自下而上”式社會改良；興于20世紀20年代外部混亂的軍閥割據環境難以改觀的局面之下，弱勢中央默認地方勢力，邀請社會力量化解鄉治缺失；衰于國民黨政府力推的保甲制度導致鄉土社會結構的根本改變和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遷往重慶之后參與北碚試驗，興辦鄉建教育與華西試驗區；被替代于1949年共產黨國家力量的全面建設。
其中，1904年可以被視為中國近代民間鄉村建設實踐元年。該年河北定縣翟城村鄉紳米春明（米鑒三）被聘為定縣勸學所學董，開始以翟城村為示范，實施一系列改造地方的舉措，積極開展以興辦新式教育、制定村規民約、成立自治組織和發展經濟的鄉村自治。1914年時任定縣知事的孫發緒看到翟城村學務發達，風俗良善，于是提出效仿日本，創辦中國的自治模范村。其提議得到剛從日本留學歸國的米迪剛（米春明之子）的高度贊同，并聯合其他鄉紳著手辦理。經過多年探索與建設，定縣據翟城村經驗制定全縣村治大綱，廣為推行，而孫發緒因村治有功，擢升為山西省長并在山西推動鄉村自治（王景新、魯可榮、劉重來，2013：270-275）。這段暫未引起充分研究與討論的本地鄉紳之“翟城試驗”，直接引發了后來受到海內外廣泛關注、由晏陽初及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等外來知識分子推進之“定縣試驗”，由此翟城村也開啟了近代史上多樣化的百年鄉建實踐。
作為早期鄉村建設的另一個代表性實踐，清末民初實業家張謇在家鄉南通所進行的卓有成效的全方位建設，已有學者總結為“有實無名”的鄉村建設。這一由“狀元改行”所推動的地方性建設有著甲午戰敗的刺激，同時和“翟城村治”一樣皆屬清末新政釋放實踐空間后的歷史產物。其“工農并進”、“父教育、母實業”等建設思路及所取得的成效，可以為此后“以農立國-以工立國”、“保守-激進”等討論提供不一樣的例證。
這波鄉村建設涉及梁漱溟、晏陽初、盧作孚、陶行知、黃炎培等代表性人物的各種實踐，學界已有較豐富的描述與研究，此處不做重復。
緊接著的第二波鄉村建設由全面執政后的中國共產黨推動，在官方資本主導的大規模工業化條件下由“官方主導”，也可以理解為“沒有鄉建派的鄉村建設”實踐。相對于民國時期第一波鄉村建設來說，1949年土地革命對底層社會進行全面動員，并以此為基礎對鄉村社會進行全面整體的組織化改造。這雖然使“鄉建派”知識分子的鄉村建設行為萎縮和中止，卻由于新國家社會廣泛參與基礎的形成，使得鄉村建設的理念和工作在國家建設背景下，以新的形式被高效、全面地替代與覆蓋，比如全民掃盲、技術推廣、水利建設、互助合作和各種實踐創新（如赤腳醫生、鄉村民兵、社隊企業等），以及對農民主體地位、婦女解放、尊嚴勞動等的強調。
到了集體化階段，由于隨之伴生的國家力量全面進入“三農”以獲取剩余投入用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建設，鄉村工作再度因城市工業化的優先需求與鄉建初衷背離。即便如此，鄉村建設也無聲地存在于因千差萬別而難以充分集權的廣大鄉土社會，草根民眾仍然為穩定鄉村、維護傳統做出了艱辛努力。
進入80年代，由于產業資本擴張與全球化進程加快，僅靠推行“大包干”并不能根本解決“三農”發展與基層治理問題，而包產到戶恢復了傳統小農經濟之后，則面臨著分散農民再組織化、再制度化等問題。于是在追求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有了1987—1997年間由政府部門自上而下推動的農村改革試驗區，其與自50年代開始在廣大農村開展的制度建設和組織建設一脈相承，最后衰于90年代以來的宏觀環境變化及東亞金融危機。
第三波鄉村建設于2000年起持續至今，以“官民互動”為特點，起于三大資本全面過剩和“三農”問題進入中央決策，興于新農村建設，轉型于城市化加快與全球金融危機代價轉移對鄉土社會造成的大規模破壞。
經過“激進”改革的20世紀90年代，中國由于徹底納入全球化，各種利益集團進一步結合，將全球化所形成的巨大成本向鄉土社會轉嫁。第一波鄉村建設源起時“鄉村自救”、“救濟鄉村”、“社會建設”等多層面因素與條件重新具備，集中式的鄉村建設因此再次“顯化”。第三波鄉村建設由民間力量率先引領，成千上萬的農民、進城務工人員、學生、知識分子、市民、社會各界人士加入其中，經過十五年的努力，發展出包括“學生下鄉、教育支農”、“農民合作、改善治理”、“工友互助、尊嚴勞動”、“社會農業、城鄉融合”、“大眾參與、文化復興”在內的當代鄉村建設五大體系（潘家恩、張蘭英、鐘芳，2014）。
這波鄉村建設在“自下而上”的推進方式與民間立場上，與第一波鄉村建設有較大的相似性，但面臨更大的挑戰與張力。一方面，面對著全球化大潮的深刻影響和高速城市化的巨大“拉力”，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伴隨政府下鄉與“精英俘獲”而愈益突出的內卷化機制作用，鄉土的社會資源和經濟剩余越來越少。在此情況下，農民自主的組織創新與制度建設更加困難。另一方面，當代鄉村建設需要面對的外部環境更為復雜。例如，占據主導地位的利益集團原來是推動“激進”現代化的，但因“生產過剩”的出現及各種結構性危機（環境、能源等）的制約，而使得某種“倒逼”下的“反思”和以“反思”為包裝的新一輪利益圈占同時出現。“中等收入群體”常常自我區隔于底層與“三農”，但當其切身感受到包括食品危機、霧霾、城市高房價等在內的傷害與壓力時，也產生了參與鄉村復興的可能性。
也可以說，第三波鄉村建設在實踐中面對著來自附庸全球化的“資本”和“權力”更大的壓力、競爭與誘惑。正因如此，其在實踐中不限于“鄉”與“土”，而動員包括市民、文化人等在內更為廣泛的社會力量與跨界參與；除傳統的實踐外，還開展包括全球化挑戰下的第三世界的經驗比較，并與發展批判、文化反思、話語建設等多領域的工作結合，其面向與涉及范圍也更加廣泛。
五、小結
本文嘗試回到歷史脈絡，在激進內部理解改良，在改良脈絡中反思激進。通過對中國鄉村建設脈絡背景的梳理及當代鄉村建設十五年來的總結反思，以“鄉村”為角度，討論“百年激進”、“百年鄉村破壞”與“百年鄉村建設”的復雜關系，進而呈現鄉村建設內在于鄉土中國現代化轉型的歷史進程，以及百年來不同階段與形式之鄉村建設的深層共性。在此基礎上，我們希望指出：
中國在遭受西方列強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的侵略、瓜分、凌辱、壓迫的過程中，由于受外部沖擊和直接侵略而導致資源外流、生存危機與競爭焦慮，進而引發了包括“自強”和“自救”在內的復雜實踐與各種不期然的客觀效果。如果以“三農”為視角，在強勢國家主導的全球資本化秩序下，部分國人從各層面所進行的“激進”努力，常以“內生性”工業化的方式將經濟、社會、環境等各種代價和成本，制度化地轉嫁于中國鄉土社會，不斷地產生著中國式的“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甚至形成了鄉村的致貧、致亂和致害效應。正是這種偏離本土、鄉土與國情脈絡（也即梁漱溟所強調中國之“特殊性”）的“百年激進”及相應的單一化社會共識，對鄉村現實產生著深刻的影響，整體性導致“百年鄉村破壞”。
然而，廣大鄉土社會和弱勢群體也要生存和“活著”。如何生存？它不能簡單依靠對抗或反對。作為以農業為主要文明類型及農民為主要人口構成的國家，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內在著“激進性”，既產生著不同形式的“鄉村破壞”與“三農問題”，也孕育了以自我保護與另類實踐為雙重定位的“百年鄉村建設”，更為其在實踐中日益顯現的矛盾與困境埋下了伏筆。
中國鄉村建設始終回應著不同形式的“三農”問題，是農業人口大國的“三農”因“激進”現代化追求而被迫承接多重代價，以及在傳統社會結構與文化價值解體的雙重影響下，勇于擔當的知識分子、農民和各種社會積極力量結合起來，嘗試在外部環境與資源約束下，尋找非西方中心主義掌控之主流現代化發展可能的持續努力，以及由此而與各種困難和限制互動的過程。
雖然國人有著近百年的鄉村建設實踐過程，但如何在一個“精英、二元、線性”的敘述框架下重新發掘被以“成王敗寇”、“好人好事”、“就事論事”等常見做法所遮蔽和“簡單化”、“浪漫化”的鄉建事實，如何在“革命史”與“現代化”夾縫中讓鄉村的民間民眾建設史進一步釋放出更大的啟示空間，無疑是個很大的挑戰！
作者簡介：潘家恩：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溫鐵軍：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2016年第4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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