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中呈現出集體成員對集體財產起源以及在集體產權下成員權與財產權不同關系的理解。城郊集體資產的興起主要是因為土地的資本化，所以在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中滲透的對集體資產的不同理解很大程度上緣于人們對土地產權認知的差異。在農村集體解體、重構之際，應該準確把握這些滲透在集體資產背后的產權觀念與意識形態，尊重當事者認同的公平原則，以保證“村改居”的順利實施。
關鍵詞：村改居； 股份合作制； 土地產權； 集體資產； 成員權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城市化進程中的集體產權與村落共同體研究”(11BSH049)；上海大學社會學院優秀學位論文培育計劃項目資助
一、問題與文獻
隨著城市化的推進，我國很多城郊地區開始了“村改居”實踐。因為部分城郊農村集體資產規模巨大，因集體資產分配所引發的基層矛盾與沖突也越來越多，如何處置集體名義下的資產成了各方關注的焦點。為了合理處置這部分資產，很多地區都選擇了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核心是將集體資產按一定的標準折股量化到人，以明確在集體產權下個人與集體、成員權與財產權之間的關系。
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是我國農村新一輪的產權改革實踐，因此也受到了很多學者的關注。在改革過程中有兩個問題比較關鍵。第一是設置何種名義的個人股份。學者注意到各地區在個人股權設置方面呈現出很大的差異：各地區不僅股份設置的類型不一致，而且各種類型股份占總資產中的比例也不一致，有的甚至同一個地區的不同村都不一致。實踐中，農齡股、土地股以及人口股等是幾種比較普遍的股份。這些不同名義的股份代表著集體成員對集體資產起源的不同理解，它們可以歸納為集體主義邏輯下的“勞動創造”認知、資本主義邏輯下的“資本創造”認知以及村落共同體邏輯下的“天賦村籍”認知。第二是如何處理集體產權中成員權與財產權之間的關系。有研究指出，村隊成員權蘊涵了村落的生存倫理、家族關系和聚落共同體傳統，也內在地延續了村落成員權的文化傳統，以及人民公社時期的集體主義傳統。在集體解體與重構之際，村民的財產權需要依附于村民在村落中的成員權，成員權是集體產權界定的首要原則，且成員權具有多重價值體系來源。盡管各地區集體資產分配的核心邏輯、成員權邊界都存在很大的差異，但是少有研究對這些差異進行解釋。
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中涉及的集體資產主要包括征地補償款以及改革開放以來村集體通過對土地的利用實現的積累，這些都跟集體土地有密切的聯系。關于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的研究表明，社區股份合作公司中的股民身份與土地權是一一對應關系，土地權決定了集體資產分享的邊界，因此村民的土地產權觀念是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界定集體資產分享邊界的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農村土地制度幾經變遷。在一系列的社會改造運動之后，不同地區的農民對土地產權的觀念存在很大的差異。我國華南地區遠離政治中心，新中國成立后受到的沖擊較小，宗族仍然是社會結構的中心。華北地區由于歷年來宗族勢力不強且族產較少，所以農民的土地觀念受到國家的影響較大，他們接受了土地國有的觀念。此外，由于經濟發達地區國家干預較多，所以這些地區的農民更加認同土地國有的觀念，但是一些地區由于國家干預較少，在客觀上強化了農民土地私有的觀念。從這些研究中可以看到，當前農民的土地產權的觀念有以下幾種：土地集體（國家）所有、土地私人所有以及土地“祖業觀”。在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中，這三種不同的土地產權認知是否會引出不同的結果？嘗試回答這個問題也是本研究所需要努力的方向之一。
在下文中，作者首先通過案例來展現不同個案村在集體資產分配過程中所呈現的對集體資產起源的不同認知、解決集體產權下的成員權與財產權之間矛盾關系的不同方式，隨后作者將嘗試歸納說明集體資產認知與村民對土地產權認知之間的關系并對個案村進行分析，最后是對全文的總結。
本文的經驗材料來源于作者對上海金山楊村、寧波南門村、深圳郊村以及其他部分地區的田野調查。本研究所分析的上海金山地區，地方政府對村集體的控制一直比較嚴格，土地集體所有的認知相對也比較濃厚；寧波南門村地處江南，工商業氣息濃厚，這里更加偏向于認同土地私人所有；深圳郊村位于我國華南地區，宗族組織發達，因此土地“祖業觀”觀念比較盛行。對這三個案例的對比，有利于我們看到土地產權觀念與集體資產分配之間的關系。最后，因為每個案例本身都有其復雜性，因此在分析過程中，作者特別突出了每個個案相對于其他個案不同的特點而不妄圖展示每個個案的全貌。最終的集體資產分配格局一定會受到地方權力結構、村落權威以及個體的理性計算等諸多其他因素的影響，但是最終為村民所接受的分配方案還是需要契合村民業已形成的集體資產的觀念，因此全文重點突出了產權觀念這一因素對集體資產分配的影響。
二、不同集體資產起源認知
1.金山楊村案例——勞動貢獻
2.寧波南門村案例——土地貢獻、勞動貢獻與村籍
3.深圳郊村案例——天賦村籍
三、土地產權認知與集體資產產權界定
1.土地集體所有的認知與集體資產的勞動起源
2.土地私人所有的社會認知與要素參與分配
3.土地“祖業觀”與村籍身份
四、總結與討論
在“村改居”過程中，如何處置原有集體名義下的集體資產是各方關注的焦點，很多地區嘗試利用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辦法處置這部分集體資產。在對集體資產重新分配、進行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的過程中，各地區的差異也十分明顯。從對金山楊村、寧波南門村以及深圳郊村的對比分析中，作者嘗試歸納出不同的土地產權觀念對集體資產分配邏輯的影響。
通過對三地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中不同分配邏輯，解決集體產權中成員權與財產權矛盾關系的不同方式，以及這些不同分配邏輯與土地產權認知之間關系的分析，筆者表明在集體經濟重構之際，這些不同分配邏輯與農民對集體土地產權的認知有很大的關系。因為集體經濟的興起最重要的原因是集體土地的資本化，對土地產權的認知構成了集體重構過程中的認知基礎。
無論是折曉葉對萬豐村的描述，還是藍宇蘊對珠江村的分析，我們都可以看到土地產權的認知的決定性作用。在前人這一思路的引導下，筆者嘗試分析了不同的土地產權認知所引出的不同結果，特別是土地集體（國家）所有以及土地私人所有認知的條件下不同的集體資產分配邏輯。具體而言，在土地集體所有的認知條件下，股份合作制改革將會更加偏好于按勞分配以及與之相對的農齡股；在土地私人所有的認知條件下，改革將會更加偏好于按要素分配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土地股、原始貢獻股等；在土地“祖業觀”的認知條件下，改革會更加側重于村籍原則以及與之相對應的人口股。
同時本文的分析表明，在集體產權的界定中，那些村落共同體意識濃厚的地區更加盛行以成員權作為集體產權界定的首要原則，在其他兩類地區都對這一原則有偏離。在集體重構過程中，這兩類地區更偏好于以財產權為首要原則，而非成員權。
既有的研究表明，我國集體產權的界定及其實施中的公平原則深深嵌入于鄉土社會村落情境之中，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中所滲透的公平原則也同樣具有情境性。在討論集體產權界定中的公平觀念時，不能脫離當地的實際而外在地建構一套公平標準，而應該深入到社區實際去考察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中的公平觀念以及這些公平觀念的起源。
產權制度是一個變遷的過程，它必須與社區整體發展環境相適應，因此股份合作制改革不應該停留于形式層面的一刀切，也不能把集體產權改革僅僅當成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來處理，而應該注重對轉居前農村社會心態的關注，使改革方案契合各方對集體以及對集體資產的觀念，以減少“村改居”、股份合作制改革過程中所引發的基層不穩定與矛盾。
作者簡介：金文龍，上海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生，美國天普大學訪問學生，研究方向為經濟社會學、農村集體產權。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16年第6期，第104-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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