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到明年就是四十周年了，作為改革的發源地，農村這四十年來發生了什么變化，回頭看一下總是必要的，也是很有意義的。但我感覺，不管從什么角度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巨大變化是從鄉村開始的，而鄉村也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變化是世界絕無僅有的，也是前無古人的，沒有哪一個國家像我們這樣，8億農民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完全改變了他的生產生活方式。
一、時光軸下的三農演進圖
四十年來的農村變化，說上幾天幾夜也難以表述完全，我想通過幾個時間節點來觀察，總的趨勢是，農業、農村、農民均發生了重大變化，而且走上了各自相對獨立的演進道路。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不再贅述，想重點考察以下幾個時間節點。
第一個時間節點，1984年。僅僅是聯產承包全面推行兩年之后，我們國家第一次出現了“賣難”，這讓中央萬萬沒想到。因為1984年時候，我們的概念首先還是如何填飽肚子的問題，但這一年卻意外出現了糧食賣不掉的問題，各地的農民在糧站外面排隊，糧食交不進去。這也從側面體現出體制改革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發展，讓人看到了農業巨大的潛能。出現“賣難”之后，中央及時調整了政策，允許農民自己賣糧食。這個政策現在可能很難想象，難道賣自己生產出來的東西還要國家批準？但過去農民是不能自己賣的，因為必須統購統銷。這個政策壁壘一打開，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因為自己賣還是不能化解糧食過剩，于是農民又要求自己加工，中央再次批準了。今天我們經常學習貫徹的“一號文件”，其實這是跟上世紀80年代學的，當時為了推動農村改革，自1982年將起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確定為農村主題的，大家于是約定俗成，讓“一號文件”變成了三農政策的代名詞。上世紀80年代一共連續發了5個三農的“一號文件”，迄今讓人懷念，因為含金量非常高，創新性非常強，最重要的是尊重了農民的主體地位。換句話說，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完全是農民一手推動的。也就是1984年開始，國家似乎對農業感到有點放心了，改革全面轉入城市。
第二個時間節點，1991年。這一年鄉鎮企業吸納的勞動力達到了1個億，這又是一個讓人吃驚的數字。也就是說，農民已經開始告別種田，過上了半工半農的生活，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當時把這種現象叫作“泥腿子上岸”，“離土不離鄉”。關于鄉鎮企業的崛起，中央用了一個詞叫“異軍突起”，現在的很多企業都是過去的鄉鎮企業轉制而來的。當然，“鄉鎮企業”這個名詞還是要界定一下，它不是指辦在鄉村的企業，而是指由過去的鄉鎮、村集體辦的企業，最出名的鄉鎮企業是春蘭，而最出名的鄉鎮企業現象就是“蘇南現象”，費孝通先生為此專門寫過文章。但讓人遺憾的是，上世紀90年代上半葉也是鄉鎮企業的巔峰時期了，此后在國企改革、外資進入、私人企業崛起等多重因素的競爭下，鄉鎮企業日漸式微，由此導致的另外一個結果就是農民在家門口打工的機會減少了，只能“離土又離鄉”，大規模的民工潮也是在這一時期開始形成。
第三個時間節點，1998年。這一年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召開，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時值改革開放二十周年之際，因為改革率先從農村突破，又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經濟全球化的挑戰，會議集中研究農業和農村問題，對加強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有重要意義。這一年，全國各地糧食豐收的消息紛紛傳來，而農產品賣難現象也繼續涌現，所以農業方面的總體評價是已經進入總體平衡而結構性不足的時代，總體夠吃了，但是結構有問題。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開始調整和優化農村經濟結構。
第四個時間節點，2004年。從上世紀90年代后半葉到新世紀初，三農度過了一段很難煎熬的時段，可謂“病灶”集中暴發，農產品價格徘徊不前，農資價格節節攀升，糧食生產下滑，農民稅負很重，基層干群矛盾日益突出，甚至出現了于建嶸等人披露的農民有組織反抗現象。2000年初，湖北省一個鄉鎮黨委的書記李昌平向時任總理朱镕基上了萬言書，大聲疾呼“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三農問題由此引發強烈的社會關注。2002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析和研究2003年農業和農村工作，作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核心，胡錦濤同志首次提出，把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從2004年開始，中央每年都要下發有關三農的一號文件，核心的思路是按照城鄉一體化的思路來統籌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到2017年已經連續下發14個中央一號文件。
第五個時間節點，2011年。這一年我們國家的城鎮化率首次超過50%，達到了51.3%，也就是說我們國家多一半的人是城鎮居民了，而不是農民了。此后，這個比例還在以每年一個多點的速度增加，到了2016年底，我們國家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57%，農村居民只剩下43%。當然，這里面如果按戶籍算，則戶籍城鎮化率是41%，也就是說還有16個百分點的農民身份者常年在城里待著，他們還不是完全的城鎮居民，甚至還可能倒回農村去。但不管怎么說，我們千百年來形成的“農民帝國”到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已經徹底被扭轉了，億萬農民從此在城鎮化中迎來“新生”！
第六個時間節點，2015年。這一年的三農又發生了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在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非農的收入首次超過了家庭經營收入，特別是工資性收入超過了農業經營收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也就是說，今天農民主要的收入來源，也跟城市人一樣，是工薪階層了。農民收入有四大構成，目前的結構大體是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各占40%左右，而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共占20%左右。但家庭經營收入包括一產、二產和三產，種地是一產，加工是二產，搞鄉村旅游是三產，如果單獨把種地、養殖這樣的農業部分拎出來算，已經比工資收入少了，也就是說今天農民收入不再主要靠地里“刨食”。這就應了過去那句話——無農不穩，無工不富。
二、三農各要素開始分離并各自演進
于是，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原來渾然一體的“三農”，走上了逐漸分化的道路。農業、農村、農民，按照過去的理解是渾然一體的，農民是種地的，住在農村，但是今天一切都不大一樣了。
首先，農民正在由社會身份向職業身份演化。過去講的農民，多是社會身份，也有對應的概念，如農村戶口、種地的、沒文化、小農意識、保守等等。但現在來看，農民特別是大量青壯年農民進城，農民已經不一定再務農了，目前制造業和建筑業的職工80%以上都是農民工，農民成為新時代的產業工人階級主力軍。留在農村的人，也不一定在種地，主要表現為兼業化，真正種地的勞動力已經很少了。因為今天機械化發展很厲害了，農民于是有了大量的時間從事二三產業，不用再守在地頭。而且，農民進城與城里人下鄉相對出現，還有700萬農民進城再返鄉創業。目前出現的“新農人”群體已經上百萬，他們大多數并不是農村人，卻從事了農業，這讓“農民”這一身份進一步職業化了。
其次，農業呈現出現代與傳統交織的轉型特征，大農場與小農戶并存，高科技與傳統農業同在。一方面在東北、新疆，出現了現代化大農場，規模上萬畝，飛機作業，超大機械耕作，其場景恍若美國。而另一方面，在貧困的山區，還是零散種著地，甚至還有刀耕火種的場景。但在大部分農業區，機械化和社會化服務成為事實上的主要務農者，農民已經基本告別繁重的體力勞動，大量離開土地；另外也有一些農民成為職業化的農業經營者，全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已達280萬個，其中農民合作社179萬家。農產品的供給也呈現與國際市場緊密相連的特征，價格加速與國際市場一體波動，原有的政策性價格體系加快與市場機制并軌，農業補貼方式被迫轉型。
第三，農村正在面臨命運的重大轉型，消亡、合并、轉型每天都在上演。有報告說，每天我們國家消失100個左右的自然村，在一些貧困山區出現了10人以下村的辛酸衰敗場景。還有的農村則在城鎮化的過程中迎來了新生，有的成為了城中村，有的被征用成工業用地，有的移民搬遷到其他地方。還有的在新一輪撤鄉并村過程中與其他的村合并，有的變成了農村新型社區的一部分。
所以，整個三農在今天已經不是傳統的田園牧歌印象。我最近看一個人寫的回鄉記錄后很感慨，他說現在要找鄉愁，連鄉愁的角都抓不住了，為什么？因為農村都沒有了炊煙，農民現在做飯都用上了電磁爐或者煤氣灶。有的村甚至沒有了雞鳴，因為新農村不許在家里養雞。上世紀80年代的“倒蛋部隊”是從農村收雞蛋往城里賣，今天正好反過來，一些地方是把城郊養雞場的雞蛋倒賣回農村，這是農村深刻變革中出現的新現象。
三、三農歷史進程中的憂患
三農的現代化進程中，我們也有一些擔心的問題，有的問題甚至比較嚴重。
農業面臨“四面埋伏”的風險。首先是價格的“天花板”在下壓，我們國家的農產品價格大多數已經高于國際平均水平，這是一個很要命的問題。為什么國家從2016年開始實施玉米價格政策的調整？因為不好補了。我們的玉米價格比國際市場高20%以上，按政策價格收進來以后就入到國家的倉庫賣不了，而企業用的玉米是從美洲進過來的，到岸價比我們國家的收購價還低，農產品競爭力面臨壓力。第二個是成本的“地板”不斷抬升，工資漲了，農資漲了，農產品價格不漲，所以成本越來越高，利潤越來越低，種地越來越不劃算，一些偏遠地區存在大量的土地棄耕荒蕪現象。第三個是補貼政策的“黃燈”亮起。我們國家加入世貿組織時承諾對農業的直接補貼上線是8.5%，到現在已經逼近這個上線。而美國人的測算，說我們現在對農業的補貼已經達到了25%，要把中國告到世貿組織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農業補貼政策就面臨調整和轉型。第四個是資源和環境的“紅燈”亮起，環保部和國土部發布的數據，農村現在成了最主要的被污染地，農業面源污染也成為重要污染源，特別是化肥、農藥、大型養殖場的畜禽糞便污染，耕地受污染情況也不容樂觀，有些地方的田園牧歌場景已經被污染得不像樣了；寶貴的礦物質資源被粗暴開采，低效使用。可以說，農村的環境受不了，農業的資源在哭泣，農業部推出的“化肥零增長行動”就是這樣背景下的針對性舉措。
農產品的安全經受考驗。一方面優質不能優價，真正種出來的好產品賣不了；另一方面，農產品大量進口，特別是洋奶粉市場比例持續擴大，跨境電商最火的商品就包括農產品及食品。這里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城里人對農村生產出來的東西都不信任，有錢人寧可吃遠跨重洋的非新鮮國外農產品，也不吃國產的。但客觀上，農業的生產體系也確實存在投入品濫用、檢測體系不全的問題，更有一些農產品有機、綠色的標簽隨便貼，嚴重影響了消費者的信任感。某種程度上講，恢復消費者的信心，建立城鄉之間的互信，比建設農產品安全生產體系還難，需要做出艱苦的努力。
農民還在城鄉之間徘徊。現在有句流行的話：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鄉。今天我們城鄉一體化的進程，雖然給了農民自由選擇的權利，但是農民要留在城里，成本依然是高昴的，特別是在大城市，農民根本就沒有辦法留下。而且，在社保、教育、醫療方面還沒有完全平等，農民人在城市卻依然享受著農村待遇。這種不完全的城鎮化在“農二代”身上表現出來更加激烈的矛盾心理，他們很小就隨父母進城，或者干脆就生在城里，卻背著農民的身份，自己當自己是城里人，卻不被城市認可，而他們的故鄉連面目都已經模糊，于是身處夾縫之中，成為城鎮化的隱患。
農村正在艱難的轉變之中。很高興賣了地成為城市一部分的城中村亂象叢生，已經成為很多城市難以根治的“牛皮癬”。一般農村加速“空心化”，“三留守”群體——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留守兒童，生活艱難，心理壓抑，特別是留守兒童沒有享受到好的教育和成長陪伴，經常能看到有關他們自殺、受侵害、行為不端等不好的消息。而全民似乎也進入了鄉愁的別樣惆悵年代，習近平總書記講的要“看得見山，望得見水，留得住鄉愁”，恰恰在一些地方正在消失。現在最惡俗的是把原來的農村原生態破壞了，重新搞一批假的鄉村田園場景，這是很悲催的事情，這種對農村的功利性利用和破壞，導致農村原來的一些鄉土文化氣息蕩然無存，某種程度上是斷了農村文化的根。
然而，歷史總在進步之中，無論是成績還是問題，都是三農在巨大的時代變遷中表現出來的真實面目，是伴隨發展而來的時代產物。而隨著時代的進步，農業、農村、農民的未來一定也會不斷進步，讓現有的問題逐步得到化解，讓未來更加美好，對此我們充滿了憧憬和期待，也有理由信心滿懷。
（本文為全球智慧物流峰會農村分論壇演講的一部分，根據現場演講整理充實，二〇一七年六月四日修訂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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