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出現幾個階段性特點，20世紀80年代，群體爭民主；90年代，個體爭自由；進入21世紀以來，社會爭活力。讓鄉村社會活力充分迸發，當前主要應該辦好四件事。
發育社會組織
社會組織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政府失靈，又能在一定范圍內彌補市場失靈。在一個成熟的社會中，社會組織應該與政府、企業形成同等重要的力量，只有建立起發達健全的社會組織，才能構建一個和諧的、平衡的社會生態系統。在社會組織健全的發達國家，每萬人就擁有100～200個社會組織，而我國平均每萬人里僅擁有不到3個。西方社會長期形成的一個穩定的社會架構，即一根宗教信仰的軸凝聚人心，一張覆蓋全體成員的網便于管理。
在農村，更是應該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這樣不僅可以降低農業的交易成本，提升農民在市場中的談判地位，同時還能夠增強農民抵御來自自然的、社會的、政策的、市場的種種風險的能力。這就像用一個口袋把一堆馬鈴薯裝起來，讓每個人都有歸屬感。連封建皇帝都十分重視讓農民組織起來，1898年，清朝光緒皇帝曾頒布上諭要求全國各州、府、縣力推農會。近年來，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發展較快，2014年全國農民合作社已超過120萬家。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國的農民合作社還存在數量太少體量太小、無組織化、弱組織化和被組織化等諸多問題。因此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仍然是我國建設現代農業的當務之急，應盡快實現從“組織農民”向“農民組織”的跨越。
暢通階層通道
暢通階層通道重點是解決“富二代”“權二代”“貧二代”這個三個“二代”的問題。現在我國已經實現了由鄉到城的“水平流動”，但是尚未解決階層之間的“垂直流動”，打通“富二代”“權二代”“貧二代”互通的通道將是中國未來社會建設的重大命題。
在城市，尤其是在大城市，農民工想成為市民難于上青天，北京有800萬的“北漂”，但是每年的落戶指標只有18萬個，上海、廣州、深圳實行積分制，看似有了明確的體系和目標，但實際對于廣大農民工來說只能是望梅止渴，這就像天邊的地平線，實際存在著，就是夠不到。每年一個市只有3000人的指標，像深圳有700多萬外來人口，照這個速度，得等到公元4000多年，才能轉完。如今，農民想要當市民，只有建設好家鄉小城鎮這一條道路可行。在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民變成市民需要“三向”思維：向左進城、向右入鎮、向上提升。
想要做到“垂直流動”，就要縮小貧富差距，各地普遍的做法是推進農業現代化，重點培植專業大戶、龍頭企業，但千萬不要挫傷2.3億承包小農戶的積極性，他們才是農業的主體，發展不能忘記公平，資源必須合理分配。在20世紀的一百年里，人類社會財富增長了8倍，而資本持有者的財富增長了128倍，這是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根源。看一個時代多偉大，要看那些大人物；看一個時代是否幸福，要看那些小人物。中國尚有1億多貧困人口，這是我們實現兩個百年目標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中國式扶貧，如何扶、怎樣保的問題必須搞清楚。
還要消除對農民、農村、農業的歧視。今天社會上離農、厭農、棄農的現象彌漫在整個社會。改革開放以來，高考狀元總計千名左右，其中無一報考學農的，70%都是學金融、經濟的，全國40多所農業院校帶農的專業大都面臨招收一流生源危機，河北省100多萬名在校職業中專學生中，學農的只有幾千人。我們在制度設計上就導致了，唱歌跳舞彈鋼琴就是高素質，養雞養豬種田就是低素質。這是很不合理的，沒有唱歌跳舞彈鋼琴，我們依然可以生活，但是沒有了養雞養豬種田，我們就無法生存。過去說魚米之鄉是驕傲自豪的地方，今天省市縣鄉村招商引資宣傳中無一稱自己是魚米之鄉，社會認為那是偏僻落后閉塞的代名詞。社會對“三農”的歧視會讓其更加弱勢，必須糾正這種錯誤偏見。可以預言，十年二十年之后，當農民會像發達國家一樣成為熱門職業，農民不是誰都可以當的，美國、德國、日本都有嚴格條件限制。
古今中外，歷朝歷代都提出以農為本、重農抑商的思想，但古代重農只重業，不重人，農民的賦稅徭役是一個王朝的支柱。今天，我們已經走出以農養政的時代，進入以工養政、以商養政的時代，重農不應再以業為本，而應以人為本，只有先重農民，讓農民成為有體面的職業，農業才能發展起來，無農不穩，農弱必危，這是歷史的經驗，也是永遠不變的真理。
知識就是力量，教育是獲得這種力量的基本途徑，因此必須加大力度解決“農二代”的教育問題。“農二代”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是跟隨父母進城的“小漂族”，二是在農村留守就讀的學生，他們的教育環境都不容樂觀。跟隨父母進城的孩子不但很難和城市學生獲得均等的教育資源，還要面臨隨著父母工作的變動而時刻存在重新擇校的變數。義務教育的基本原則是免費、就近，現在免費是解決了，但是就近原則卻沒有解決，給許多家庭帶來的負擔遠遠超過了教育收費。為了不讓農村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不但需要給農村輸入更多的師資力量，還要轉變教育理念，改“精英教育”模式為“生存教育”模式，走出千軍萬馬過一條高考獨木橋的應試教育的死胡同。因地制宜，從小就培養鄉村孩子一項專門的生存技能。
今天的中國人已經把一生濃縮為簡單的兩個數字，一生只關注兩個數字，小時候的分數，長大后的錢數。如果我們學習語文只是為了識字，學習數學只是為了數錢，那將是我們民族的悲哀、國家的悲哀、文明的頹敗。知識改變命運必須成為真理，一個社會才有希望。金錢一站起來說話，真理就會爬下是社會的沒落。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對此有一本名著《金錢買不到什么》，這就是著名的“桑德爾之問”，這個問題的答案在中國越來越少了，現在很難找到金錢買不到的東西。社會群體分為兩大類型：一是生產型群體，二是分配型群體。人們都在拼命擠入分配型群體，這是社會的逆向流動，值得警惕。人們總想掙錢多，想盡一切方法掙錢，但你認真研究就會發現，世界上掙錢最多的是追求理想順便掙錢的人，如比爾·蓋茨、喬布斯等，那些只想掙錢順便找理想的人，最后掙不了大錢。
發掘傳統鄉土社會的誠信價值
誠信在傳統的鄉土社會不是流于一種形式，而是一種自覺、自發的社會意識，對于這種別具一格的鄉土文化我們應該保護和挖掘。城市是移民性的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依靠契約；鄉村社會是聚族而居的熟人社會，靠的是誠信。在農村，這些沒有法律保護的承諾，看似無形，感覺虛無縹緲，實則非常可靠，因為在熟人社會失去誠信面臨的損失不僅僅是道義上的，還會影響到在這個熟人圈中的生存問題，而且還將累及家人及子孫后代。在鄉村的小商店買東西，如果沒有帶錢，店主大多都會主動提出下次再付，這個在生人社會的城市是不可能的。美國人說起歷史，說到爺爺的爺爺就打住了，它是一個移民社會，中國的一些村莊從猿人下地就開始形成，世世代代聚族而居。約定俗成的鄉規民約在唐宋時代就已形成氣候，北宋呂大臨兄弟撰寫的“藍田鄉約”就是記錄當時鄉村社會的鄉規民約的名著。如今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將這種文化繼承、保留和重新發掘。
重構村社功能
農村社區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農村居民在農業生產方式基礎上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它是一種自治性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它具有獨特的法律制度、獨特的歷史、獨特的資產構成、獨特的成員構成、獨特的體制，并且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演替和變化。我國尚有270多萬個自然村落，它們的地理區位、資源稟賦和經濟基礎不同，也形成了不同類型的村社，概括起來可以分為四類：衰落型、原貌型、農莊型、社區型。應該根據它們類型的不同，對它們實行分門別類，賦予它們有區別的社區管理辦法。目前農村基層管理單元正在分化，主要有行政村、村民組、新社區三種形式，應探索管理單元下沉到村民小組的村民自治辦法，村民組才是一個真正的利益共同體。不管是什么樣的治理辦法，其最終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讓村社更和諧，讓村民更幸福。在我國目前現實體制背景下，村莊集體產權明晰十分重要，要厘清社區成員權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
（本文摘編自劉奇著作《大國三農 清華八講》標題為編輯部擬）
專家簡介：劉奇，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農業部專家咨詢委員會專家，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2013年被聘為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首席專家，北京大學國家扶貧開發研究中心名譽主任，長期從事“三農”研究，出版《劉奇文叢》六卷、《中國三農“危”與“機”》《貧困不是窮人的錯》等10余部著作。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鎮論壇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