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明確地定義傳統鄉村社會，那么它是否需要轉型便在兩可之間。文章界定和討論了相關概念，在此基礎上認為，傳統鄉村社會轉型是提升效率、改善公平和實現社會穩定的需要。就轉型而言，穩定與效率之間均衡的意義勝于平等與效率之間均衡的意義，文章對此做歷史和邏輯的分析。中國傳統鄉村社會轉型需要通過加深市場化改革，保持社會底層結構的活力；也需要通過行政、地政和財政的改革，改善上層結構，促進農政的現代化。
中國農村發展的研究對象問題，受到多學科的關注。這種情形下最常見的是各學科自言自語，以致在研究用語及某些基本價值判斷等基礎性交流中產生學術隔膜。由此進一步衍生對事實判斷的分歧，研究者們不免因循自己的研究路徑，摘取歷史文獻或當下時事報道，支撐自己的觀點。經濟學家相對注重邏輯統一的語言平臺的應用，但在并不嚴謹的“農村”概念之下，也不免有許多無奈的錯誤。筆者也多年面對這種窘境，便有安坐一時，做個思想上的自我清理的愿望。如果能清理得好一些，有助于我們提出關于農村具體問題研究的意見。
一、若干概念討論
定義有關概念時，不能把“幸福”及相關因素（包括自由這種目標）作為切入點。要扣住“能力”這一要素來滿足學術分析的需要，包括個人能力和共同體能力，并從能力的提升中確定關系的變化。影響能力的關鍵因素是分工的產生與擴展，本文在研究傳統農村轉型的意義上應用相關概念。
1.傳統鄉村社會
本文所說的傳統鄉村社會，是指部落社會后、工業革命前的鄉村社會。部落社會尚未形成國家、小區域部族活動的邊界，依靠部族武裝力量，是極不穩定的游牧社會或原始農業社會。部族武裝被更大范圍的武裝力量替代，形成更大范圍的政治軍事共同體，且有相對穩定疆界之后，便有了傳統鄉村社會。
傳統鄉村社會主要依靠人力畜力從事經濟活動，社會分工水平低。工業革命前主要以金屬貨幣作為支付手段，交易成本高昂，同一個氣候類型之下基本不存在跨越家庭或莊園的農產品生產分工。日常生活及戰爭必需的鐵器、建筑材料、簡單工具等也依靠人力畜力生產，農業的余糧率決定了非農業領域的人口數量會限定在較小的范圍內。馬爾薩斯人口律、戰爭規律及氣候變化是限制余糧率提高的兩大因素。余糧率過高，人口會增加，更大概率地招致游牧部落的侵略。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傳統鄉村社會的居民總體上過著簡單生活，余糧率決定的非農業物資也限于維持簡單生活。
傳統鄉村社會沒有資本積累，無法將超過生活需要的財物轉變為投資和建立“資本雇傭勞動”的生產組織。無論中國的地主，還是歐洲的莊園領主，其家仆均限于生活的需要。而城市手工業實行的學徒制是一種特殊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并不是自由雇傭制度。
傳統鄉村社會多在戰爭的籠罩之下，公共領域的核心問題是安全，包括家族安全和區域安全，無論是中國還是歐洲都是如此。“古代城邦共和國總是烽煙連綿，戰火不絕。”古代城邦與其說是大行業中心，毋寧說是戰爭中心。
傳統鄉村社會的貨幣化程度低，特別是在小共同體內部，主要采用“以工換工”的方式實現合作。因為沒有貨幣介入，這種合作很難保證在競爭的基礎上實現服務定價。按現在的利益函數決定的價值判斷，這種非貨幣的利益交換，既沒有效率，也談不上平等。但是，在當時社會條件下，安全、秩序這類公共服務主要來自小共同體控制者，這類資源成為“換工”籌碼，也具有必然性。
傳統鄉村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具有全面依附特征。所謂依附，是指區別于現代性的一種“個體家庭弱、共同體強”的綜合社會生態。個人或家庭的經濟活動資源受小共同體的控制，甚至與共同體控制者建立了人身服從關系，遷徙、作息乃至婚姻自由受到限制。因為小共同體的人際關系凝固，共同體成員很難保有隱私，個人行為過度“公共化”，自主空間小，形成“熟人社會”。個人對公共事務沒有或者放棄獨立判斷，受社區領袖營造的共同體意識左右。村社共同體控制一部分土地，并以較低的價格或較少的義務轉讓給共同體內部的窮人，建立一種社會保險機制，使窮人對集體產生依附愿望。
傳統鄉村社會中道德的功利性明顯。如果把道德看作依靠人的羞恥感維護的行為準則，那么傳統鄉村社會的道德具有明顯的功利性和狹隘性。在鄉村地區，傳統道德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具有局限性，一般只適用于村社共同體內部，較少推及與其他共同體的關系，更少推及與政府的關系。“農民認為，蒙騙鄰居或家長是不道德的，但為了農民的利益而蒙騙政府官員或地主是應該受到獎勵的有道德的行為。偷竊鄰居的東西，破壞鄰里份地的田界，未經允許而在村社的樹林中砍柴等，均是不道德的；但在地主田園中采摘水果，在地主的樹林中砍柴，或多耕了地主的土地則不是不道德的行為，不應受到指責。”米羅諾夫認為，農民對待外人使用了另一種道德標準，這種情形不能說明傳統農民有雙重的道德標準，只說明他們沒有認同共同體以外的社會；他們與外部社會的聯系是偶然的、不確定的，道德損害對他們眼前或長遠的利益沒有足夠的影響。社會生活的不確定性程度越高，道德對人的約束力就越低。這種情形還說明，道德損害對于集體行動是沒有制約力的，因為在集體的共同行動中，羞恥感的懲罰作用已不復存在。在社會轉變時期，出現這種情形不奇怪，因為在確定性程度高的環境下才能充分發揮道德的約束作用。
傳統鄉村社會存在普遍的偶像崇拜。這是指人們將某種未真正了解、也未能直接觀察的對象在意識中加以具象化或模擬人格化的系統性心理活動，產生于對不確定事件的恐懼和不解，如圖騰崇拜、宗教崇拜以及其他各類英雄崇拜等。偶像崇拜由禮儀活動包裝，形成集體行為。對于理解力低下、封閉性很強的居民來說，產生偶像崇拜的是人力還是自然力，并無重要區別。
2.現代鄉村社會
現代性是指經驗科學方法興起、個人和家庭財產得到國家有效保護以后，偶像崇拜及其組織勢力退縮，大小軍事領袖專政讓位于職業官僚服務社會，市場自由交易規模擴大，專業分工全面深化的狀態。本文只提出現代鄉村社會的特征。
現代鄉村社會以現代農業及農業經營組織體系為基礎。農業技術的進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土地生產率和農業專業化水平，家庭農場成為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農場主會加入多種合作組織，并從中分享合作利益或兼業收入。
現代鄉村社會中，具有現代性特征的濟貧制度，在城市推行比在農村效果好。農業是“正常”的產業，不能把農業從業者等同于“窮人”；在農業經營主體的區域專業化趨勢之下，現代農業產業鏈不完全支持小農精耕細作的生產方式和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農村貧困人口在城市能夠獲得的公共服務和“照顧”比在農村更多，成本更低。
現代鄉村社會的人口規模在城鄉人口布局演化中趨于縮小，并成為影響城鄉社會治理的基本因素。從發達經濟體看，如果把人口規模1萬人以上的居民點之外的區域看作鄉村地區，那么鄉村地區的人口數量在工業革命以后一直在減少。鄉村地區也有非農業居民，數量甚至超過農業居民，前者通常居住在較大的居民點，后者則分散居住，形成小型專業居民點。這種趨勢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產業布局變化，但在后工業時代，還與小居民點公共服務效率低下有關。專業農戶分散居住的格局是農業規模化經營擴大的結果，為此農戶不得不犧牲很多便利性公共服務，如小型農業居民點缺少統一的垃圾收集、供熱、生活污水處理系統等。
現代鄉村社會與城市社會不存在“二元結構”，城鄉公共服務在城鄉融合發展機制下實現均等化。一般不會出現轄區僅是農業區的行政設置，國家也不會將社會治理區分為城市治理與鄉村治理，公共服務不會刻意區別城市居民與鄉村居民。政府針對居民區的便利性公共服務一般不會投入到小型專業農戶居民點，農戶會就近在城市接受公共服務。通過各類城市的合理布局，使城市以較小半徑覆蓋周邊農業區，這是城鄉融合發展的主要特征。
傳統鄉村文化轉變為一般社會文化。在現代鄉村社會，家庭農場主大多不生活在村莊，且生產活動面向市場，貨幣化程度高，與一般城市居民一樣，不會有特別的文化差異。
3.傳統鄉村社會轉型
本文所說的傳統鄉村社會轉型，是指農村社會經濟結構由傳統鄉村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是社會整體實現現代化的過程，前述傳統鄉村社會的標志性特征趨于消弭，現代性社會特征成為覆蓋城鄉的共同特征，城鄉分野除了反映農業的行業特征之外不再有其他意義。一個以農業為主、工商業為輔的社會轉型過程，伴隨著人口空間分布、居住形態、社會權威結構、社會濟困方式、偶像崇拜表達、價值判斷決定、公權力制衡等多層次社會關系的變化。對于這一轉變，學者們存在多種看法，其中之一是關于人類社會各種政治共同體是否都會實現這一轉變的思考；另一種是關于發生這一轉變是社會內生演化的自然結果，還是受各種偶然因素支配、以致需要外部力量“選擇”才能發生的結果的爭論。以上兩個問題彼此關聯，但不完全相同。關于第一點，有學者將建立選票政治與成熟的政治權力制衡機制作為轉型成功的標志，認為轉型成功的國家非常少，是一個偶然事件。這是一種“突變論”的社會發展觀。如果從漸進論的視角看，上述轉變可以緩慢實現。這一轉變仰賴技術革命和市場經濟體制，300年之前的人類社會一直維持簡單再生產，但技術革命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基礎卻遠在300年之前。從聯合國發布的人類發展指數看，凡是沿著市場化方向改革和調整經濟體制的國家，發展指數都得到了改善，社會結構也隨之變化，而且近幾十年來，人類發展指數總體上不斷提高。關于第二點，人類發展受偶然因素支配的悲觀論不符合現實，也不符合人類認知規律。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說：“事實上，在所有專業意義上，梳理概論論本身都不具有概率的性質；它具有的是，知識所能具有的有限確定性。”傳統鄉村社會轉型也是一個復雜過程，絕不是偶然因素的堆積，否則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就毫無意義。自全球化趨勢形成以后，不同國家或民族相互學習的成本降低，以獲取食品資源為目的的戰爭徹底告別了人類社會，獲取其他資源的競爭也不再使用殖民戰爭方式。在學習、合作、競爭的背景下，政治家受到的約束不斷增加，我們“不理解的偶然因素”在減少，能把握的一般性因素的影響力在提升。中國和東亞、東歐的經濟轉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際合作，也證明了這一趨勢的力量。
4.社會轉型的公正性
為肯定傳統鄉村社會轉型的普適性意義，需要確認它的公正性，即確認這種轉型對于個體以及由個體構成的各類共同體的積極生存意義。確認傳統鄉村社會轉型的公正性及其內涵，才能對轉型趨勢有所把握，并對政府政策的合理性、有效性作出評價。
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公正性，最有影響、也最值得重視的理論，是由羅爾斯和亞馬蒂亞·森提出的。羅爾斯的理論建立在“基本物品”（primary goods）的概念之上。這些物品包括“權力、自由、機會、收入、財富和自尊的社會基礎”，一類是自然的，另一類是社會的。自然基本物品是一個人性格特點的自然稟賦，它提供實現人的一般目的的一般手段，例如健康、智慧和體力等。社會基本物品是那些“由社會支配的物品”，包括自由和機會、收入和富裕以及自尊的基礎。羅爾斯的公正其最基本原則是所有這些社會基本物品被平等地分配，而不是按照人的不同條件將一部分或全部有傾向性地分配。亞馬蒂亞·森提出了與羅爾斯相近的理論，只是他更強調個人能力的形成對社會公正的意義。
羅爾斯賦予“基本物品”豐富的內容，但要求這種物品能被平等地分配。這一理論的一個邏輯缺陷是在人類“投入—享有”的行為關系中，只規定了享有的公正性原則，沒有分析投入的意義。人們是否可以不論投入的平等要求而只求享有的平等？羅爾斯在邏輯上回避了經濟學關于“搭便車”的老問題，在抽象演繹與現實關照之間存在裂痕。羅爾斯理論的另一個缺陷是假設人是無差異的。但是，有超越大眾的價值判斷、對復雜事物有很強的認識能力、具有創新沖動的小比例人群，才會在一定條件下改變歷史，讓其他人群共享新文明。分析不同人群的差異性，并不是否認建立現代性的可能，因為不論各種人群在社會轉變中的作用多么不同，社會基本結構的轉型總是發生了。
羅爾斯在強調權利平等的前提下，認為效率、合作與穩定是公正得以建立的必要條件。延伸羅爾斯的理論，并將其置于更清晰的邏輯架構之下，可以認為構成公正的元素主要是效率、平等和穩定。保持效率，使社會有活力，使“投入—享有”關系建立在良性互動基礎上。保持效率必然承認人的差異性以及享有的差異性。這里講的效率包含斯密的古典效率，但不止于此。羅爾斯注意到，在社會日益富裕的情況下，物質的邊際效用會很快遞減。這意味著收入分配差異會有一個收斂，富人并不是欲壑難填，他們會以遞減的邊際效用給自己的財富定價，換取在窮人那里是廉價的、而在富人那里是昂貴的“尊敬”。可惜羅爾斯沒有明確指出這種交易的社會意義。
保持平等之于公正的需要，應該從羅爾斯的原則后退一步。以何種尺度后退，在理論上是一個難題。經濟學家弗利提出了一個標準，叫作“不妒嫉”。一個人的相對利益是一組商品的函數，他是否樂意擁有另一個人擁有的一組商品可以反映他是否妒嫉。（1）如果他沒有嫉妒，事物的狀態就被看作平等。（2）如果一種狀態是平等的，且又符合帕累托效率要求，那么這種狀態就被看作公正的。第一種情形是一種思想構建，雖然產生平等，但并不公正，因為要人們完全不嫉妒，必定損失效率。一個人不僅會嫉妒他人的財物，還可能嫉妒他人的能力。嫉妒能力情況下如果沒有辦法提高自己的能力，社會要使其消除嫉妒，就必須提供與其能力不匹配的一組財物，這就犧牲了效率。第二種情形成立的條件比較嚴苛，可能需要的條件是：信息結構特別，每一個人都知道并承認比自己富裕的人付出的代價和承擔的風險，所以可能不嫉妒，同時社會存在可靠的隱私機制，不富裕的人不至于經常處于尷尬之中；人的能力雖然有差異，但都足以創造體面生活所需的商品組；宗教安慰能力強大，使人們坦然面對能力差異，如果沒有宗教，就需要一個廉潔的政府發揮道德示范作用；社會有包容性，不同偏好的人受到尊重，哪怕不同偏好的滿足會引起收入差異。
不犧牲效率的絕對平均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可能產生一個不犧牲效率、保持收入的差異性，形成具有底線平等性質的收入分配結構。底線平等的意義是：一個人或家庭能夠取得與能力和付出意愿匹配的收入；當一個人或家庭的能力過小，使其在有付出意愿的前提下，仍不能達到社會文明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時，他們有權利獲得無償幫助；社會保持足夠的寬容和自由，使社會公共服務平等地惠及所有人。
穩定之于公正的意義，也非常重要。羅爾斯提出這個要求，包含的前提是社會合作。合作以效率和公平為前提。合作排斥專權和奴役。這里的合作與哈耶克講的分工擴展有近似意義。實際上，沒有效率和公平，社會無法在公共領域實現合作，也不可能穩定。
二、中國傳統鄉村社會及其轉型的壓力
中國在1949年之前總體上是一個農業社會，鄉村地區基本符合前述關于傳統鄉村社會的特征。大規模工業化之后，中國傳統鄉村社會開始轉型。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轉型速度加快。但是，我們尚不能認為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轉型已經完成。中國傳統鄉村社會轉型具有的公正性是轉型的動力來源。我們從前文述及的公正三元素——效率、平等和穩定來討論轉型的意義。
1.效率提升壓力
農民對提升農業效率的渴望及職業選擇行動是傳統鄉村社會轉型的主要動力。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生產效率低下。中國歷史上農業的余糧率最高達到40%，遠高于同時期歐洲水平，趙岡認為原因是中國在秦以后廣泛實行了土地私有制，這一制度帶來了更高的生產效率。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實行了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度，也帶來了余糧率的大幅提升，因為承包權對于農戶的財產權強度已經比較接近私有產權的強度。隨著農民兼業機會的增多，計算當下中國農戶的余糧率應該考慮更復雜的因素。從轉型角度看問題，我們會對效率分析提出更有理論價值的要求。趙岡認為，中國歷史上余糧率很高的情況下，城市市場的吸納率卻很低，產生了“谷賤傷農”的情形。從經濟學角度看，其實效率還不夠高。糧食價格低，由供需兩個方面引起，歸根結底來自供給方面。所謂價格低是低于成本，說明糧食生產的成本還不夠低；另一方面，在余糧率比較高的情況下，農村人口沒有流入城市，說明中國傳統社會盡管已經形成了“市場經濟”，但要素和產品的價格黏性非常高，以致我們要懷疑這個“市場經濟”的真實性。
歷史文獻證明上述懷疑是有道理的。中國在戰國時期就有了土地買賣的記錄，但秦國崛起與商鞅推行的土地私有制無關，因為短期內這一制度不會釋放巨大的生產力。土地私有制不是市場經濟的充分條件，市場經濟還需要輕徭薄賦等政治制度安排。土地私有和土地買賣制度一方面提高農戶生產積極性和余糧率，另一方面也給官僚和地方豪紳掠奪農民土地提供了方便。中國真正的土地自由交易在上層政治結構的影響下會受到限制，變得有利于官紳階層。官紳對金融資本的控制，也使土地自由買賣有利于官紳階層。
另外，戰亂中的“投獻”行為對自耕農的經濟打擊常常比地主經濟更重。中國近代的一些重要農區，土地占有的集中度并不高。這種情況可能與中國農村的多子繼承有關。富裕人家子嗣多，經過幾代以后，土地分割會導致后代的土地占有細碎化。失去土地的農戶則流散各處。因此，土地占有比較平均的狀況，尚難以說明土地關系的和諧性，甚至用基尼系數反映土地關系也有局限性，除非把出生率和流民因素加入分析架構。
提高效率是社會發展公正性的內生需求，也是傳統鄉村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內生需求。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也證明，每一個社會階層都愿意提高經濟活動的效率，但上層結構改革不深入、法治不完善可能扭曲市場，最終影響收入分配的公正性，也影響經濟活動效率提升的速率。
兩大結構性因素抑制了鄉村經濟效率。一是由于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率相對低下，農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與農產品產出占國民收入總產出的比重不匹配；二是中國農民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打工”經濟，形成了最有活力的農村從業者長期背井離鄉的謀生景觀，由于農民的“戀土情結”，導致土地集中流轉、規模化經營困難，影響農業競爭力。
2.公平構建壓力
大范圍、大批量的“窮人村莊”是一個結構性問題，也是一個傳統鄉村社會轉型問題。
（1）農業是“正常的產業”
發達經濟體的農業從業者及其家庭的收入，一般在社會平均水平之上。一個現代國家不能允許某個產業的從業者長期是社會上收入最低的從業者，尤其不能允許農業的從業者是社會上收入最低的從業者。農業是“正常的產業”，不能再把農業與貧窮聯系在一起；農村是農業及部分農業產業鏈從業者家庭工作生活的場所；在農業區域專業化趨勢之下，“小農”的精耕細作生產和自給自足生活已經得不到現代農業產業鏈的支持。
（2）非公正的貧富懸殊
如前所述，如果因為價值判斷而降低投入，招致收入差異，應該不違反公正原則。中國農村的貧困不應該屬于這種情形。確實可以看到一些貧困人口在生產活動中投入不足的情形，但這種情形很難歸結為他們有特殊的價值判斷，盡管有調研者發現他們表達了對富裕生活的淡漠態度。根據Dean等的研究，貧困人口勞動資源利用水平與其認知能力和體能狀況有密切關系，認知能力與體能狀況又與營養、生存環境有關，最終與社會的流動性、市場體系健全程度、交易成本有關。進一步分析，農村的貧困人口大體可以分為四個類別。一是通過市場條件改善，卷入現代社會分工系統的可以穩定脫貧的農戶。其中一部分貧困人口直接被城市化進程裹挾，就近進入城市分工體系，另外一些則轉變為專業農戶或農業產業鏈關聯商戶。二是土地經營規模程度低、生產成本難以下降、市場競爭力弱的貧困小農。雖然能夠通過兼業增加收入，但由于農業生產的技術手段落后，貧困小農可以兼業的農閑時間較短，收入有限。三是由于環境、交通等因素，很難接觸市場、進入現代分工系統的貧困人口。四是農村失能、半失能人口。目前，大部分農村的失能、半失能人口與所在家庭平均計算收入，容易通過統計核算實現“脫貧”，屬于被“隱藏”的貧困人口。
（3）建立城鄉一體的濟貧制度
以上四類農村貧困人口中，第一類最成功地享受了國家經濟發展的關聯效應，實現了穩定脫貧；第三類在政府的扶貧政策下，短期內可以通過移民或者基礎設施建設告別赤貧生活；第四類貧困人口需要通過農村社會保障政策和家庭合作來擺脫絕對貧困，但最終還是要靠城市化來實現命運的根本轉變。有問題的是第二類貧困人口。實際上，第三類貧困人口在移民之后也可能部分地轉變成第二類貧困人口，因為他們在遷移后通常只獲得小塊土地。在目前的政策下，第二類貧困人口要穩定地過上小康生活，需要類似“扶貧車間”“定向采購”“掛鉤扶持”等高代價的政策持續發力，要使這類貧困人口收入水平達到城鄉居民平均收入，則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小規模生產耗費的工時多，產品沒有競爭力，貧困小農最終還是要轉變為有一定經營規模的家庭農場才能夠提高競爭力，但成功轉型的只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中國大部分貧困地區是有條件產生家庭農場的。從地形條件看，正在改良中的草原，有利于發展家庭牧場；西北地區大量緩坡地有條件承載水果專業化生產農戶；山區小流域下游的小型沖積平原作為眾多農戶細碎分割的承包地可能被撂荒，但若集中流轉到專業農戶手中，便會成為很好的家庭農場用地。這些條件只有在加快貧困地區城市化建設前提下才能實現。
建立有效運行的城鄉統一的濟貧制度，需要解放思想：農業農村要實現現代化，其主體應當是擁有專業技能的從業者；城市為吸納農村貧困人口創造空間，使其在城市獲得更加全面、成本更低的服務和社會福利；政府在城市也可以通過較低的財政成本、義務教育等，打破在農村難以消解的“貧困代際繼承”，而且這些具有現代性的濟貧制度，在城市推行的效果比在農村推行的效果好。
3.社會穩定壓力
宗教的影響。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宗教特點，包含了潛在的不穩定性。一旦條件具備，異教就會成為人們與既定社會抗爭的武器，如中國歷史上許多農民起義打的便是異教旗幟。但是，這種形式的農民起義在達到頂峰以后往往很快轉為頹勢，不堪一擊。農村社會的某些異教在產生之初，具有滿足農民實際需要的功能，隨著異教力量的擴大，異教領袖常常會把異教組織引向與官方對抗的道路。
禮儀的影響。中國是禮儀之邦，這些禮儀對傳統鄉村社會無疑是有好處的，一方面，它使百姓對統治者的畏懼制度化、形式化，另一方面，也使統治者的行為固定化、程式化。中國傳統農村社會的婚姻程序、經濟活動等都有其固定禮儀，具有確認財產權利、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
道德的影響。鄉村道德對社會穩定的影響，是通過實際權力關系實現的，關系的核心，是基層官紳，例如“中人”、族長、候補官員等。在傳統鄉村社會中，道德不只是思想認識規范，它對社會生活發揮著實實在在的調節作用。如“面子”是鄉村名人的潛在標志，“面子”與“榮譽和羞辱”相關，鄉村名人通常也是鄉村的保護人，在經濟活動中發揮“中人”的作用，是農民依賴的對象，他們的“面子”是鄉村社會權威結構的核心，而這種權威結構是鄉村社會習慣法的基礎。中人與鄉村中的“官人”不同，前者主要靠道德威望，后者則主要靠權力。中人作為道德化身，完全是社會交易活動的需要，而不是人類理想的化身。在傳統鄉村社會中，中人作為道德化身是有條件的。第一，中人通常是富有的農民，因擁有較多的物質財富，其效用函數與貧困農民相比，已經發生變化，他們更愿意犧牲較多財富來換取一定聲望。而且既是一種偏好，也是一種投資。第二，社會政治經濟狀況穩定的情況下，道德才具有較強的調節作用。第三，在官府對鄉村的統治力量比較弱或者官員比較清廉的情況下，富有的農民充當鄉村的保護人和履行契約的監督人，才能維持交易的公正性，保證契約的履行。第四，商品關系對農村的沖擊較弱的情境下，富有的鄉紳才能無償、有效地充當道德化身。由此可見，形成以道德作為習慣法的鄉村權威結構，需要一定的社會結構來支持，離開這一社會結構，道德可以存在，但不會成為鄉村權威結構的核心。這一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征可以歸結為交易內容簡單，交易范圍狹窄；信息較充分，機會主義行為容易識別；官府力量和外部社會商品化程度導致的不確定性較低；宗族暴力是國家暴力的替代者。中國傳統鄉村社會周期性地發生政治經濟危機，周期性地產生社會不穩定，因此也周期性地產生道德危機。在社會轉型時期，傳統道德在維持社會穩定方面會顯得力不從心，而新行為規則的建立通常有一個時間差，這是因為新規則的建立不僅要付出直接成本，而且人們適應新的規則還需要一個長時間的學習過程，也就是說，反復的違規行為會造成反復的利益損失，才能教會人們遵守新的規則。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上述條件會被破壞，道德具有的穩定社會的作用也會下降。填補道德調節作用空白的是法律。道德與法律都具有公正性，都具有降低社會交易成本的作用，二者的區別不在于基本價值觀，也不在于功能。現代社會中，法律成為調整人們社會行為的主要規則，道德則發揮補充作用。
儒家經典文化的影響。儒家經典雖然對傳統鄉村社會的穩定有好處，但在傳統鄉村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中，還要考慮滿足效率、平等、專業化、法制化、獨立、服務人民的要求。
以上關于穩定的歷史分析，與近期Yu Hao等學者的研究形成一個映照。他們發現，中國廢除科舉制度前，大多數地方下層士紳可以通過鄉試獲得舉人功名，在進入更高層次的群體以前，他們受到上層官吏的監督，如果“為非作歹、魚肉鄉里”，會有巨大的機會成本。但是，廢除科舉制度打亂了這一晉升機制，仍留在農村地區的士紳不再受當地政府官員的監督，產生了貪污動機。此項研究為我們深入理解傳統鄉村社會穩定機制提供了重要信息。高度集權的傳統社會常常將基層精英“一網打盡”，社會治理人才悉數被各級政府掌控。中國的大一統局面導致對技術需求的壟斷，特別是對技術人才的壟斷。這種情形下，地方自治邊界主要決定于地理環境等技術性因素的影響，上層結構傾向于對社會進行全面控制。如果在上層結構變化的同時，基層社會引入了市場機會，也可能產生基層社會發展的契機。這一延伸分析表明，類似產權關系這樣的基礎結構，因為與民間利益關聯，民間智慧會形成好的處置辦法。類似“中人”就是產權形式的創造者和維護者。但是，這種基礎結構的破壞者可能來自上層結構。在典型的傳統社會，上層結構不穩定會導致基層社會不穩定。在社會轉型時期，學習機會增加，市場空間增大，基層社會有可能發揮創造力，建立有活力的基礎結構。上層結構要放棄掌控一切基層資源的治理方式，將基層資源置于市場，同時保護市場。
4.轉型壓力之中西比較
中西差異在細枝末節上數不盡，但看到二者之間基本架構的差異才有意義。我們把農業經營方式及與之相關的產權制度和市場開放度看作社會的基礎結構，把政治的橫向和縱向的分權關系看作社會的上層結構，從這兩個維度比較中西差異。
秦末以降，中國雖然廣泛實行土地私有制，輔之以屯田、族田、廟田等，但缺少使私有產權平等自由運行的上層結構。不能因為土地私有制的長期存在，就認為中國從秦朝開始就建立了亞當·斯密描述的市場經濟制度。歐洲歷史上長期實行土地分封制度，土地自由交易受到根本性限制，但歐洲歷史上的區域自治程度很高，人民幾乎不供養常備軍，稅負輕，形成了比較契合市場經濟的上層結構，缺失的是土地、勞動力自由交易的底層制度。
可以概括地說，在效率與穩定之間，歐洲在近代社會之前是穩定替代效率，中國則是效率替代穩定。這種替代當然是發生在一個閾值中，而不是完全的“替換”。歐洲歷史上戰爭頻發，但戰爭主要發生在民族之間，民族內部沖突比較少。中國底層社會有一定的活力，甚至有適應市場經濟的產權關系，但如前文所說，中國的上層結構并不穩定，也使市場關系常常受社會動蕩之苦。前述Yu Hao等人的研究結論，看起來是基層鄉紳的晉升機會替代了他們在基層的腐敗，但如果他們晉升后得不到更大的利益，他們能作出暫時的“犧牲”嗎？此研究揭示了中國傳統社會高層制度性腐敗與基層違規腐敗之間的替代關系。在金字塔官僚體系下，未被晉升的總是大多數，這個群體很難認同制度的公正性，一旦晉升希望破滅，就成為結構崩壞的力量；他們或者因魚肉百姓激起民變，或者做了民變的領袖。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領導人多是這種角色。
未完成的中國鄉村社會轉型，其實是要找到穩定與效率兼得的路徑，但實現這個路徑必須準確認識中國歷史的遺產——底層結構的活力較高，它曾經在歷史上長期發揮了繁榮經濟的作用，但中國的高層結構在近代之前幾無變化。“帝國主義的炮艦”啟動了中國近代社會轉型，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再啟社會結構的深刻轉變，僅幾十年光景，已經成績斐然，但中國改革的道路還很長。
三、中國鄉村社會轉型的目標與路徑
前文分析實際上已經暗含了中國鄉村社會轉型的路徑。成功的關鍵，是穩定與效率兼得。為此，要利用好中國真正的歷史遺產，建立以明晰產權為核心的底層結構；按漸進改革的思路，建立適應底層結構運行要求的上層結構。應該說，我們在這個路徑上已經取得了重大成就。
1.發達經濟體轉型成功后的結構特征
從聯合國最新發布的人類發展指數可以歸納已經完成鄉村社會轉型國家的主要結構性特征：一是，勞動市場參與率低，勞動時間短，這意味著發達經濟體每一個小時創造的GDP，與欠發達國家相比，差異更大；二是，消費結構中食品支出的比率低，恩格爾系數一般在15%左右（日本例外），這種情形有助于國家推進營養計劃，提高人力資本水平；三是，服務部門產值在GDP中的占比高，教育部門的貢獻突出，勞動生產率顯著提高，成人接受教育時間長，成為勞動市場參與率低的主要原因；四是，人力資本水平高，相應地，維持高人力資本水平的消費力也高，而資本形成率低。這是“以人為本”經濟發展模式的結構性基礎；五是，住房與出行開支比重高。與此有關的國民居住形態，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也有極大不同，前者居住質量高，獨棟房屋家庭占家庭總數的比重一般在60%以上。這種居住形態帶來的社會穩定效應又給經濟發展帶來益處。
發達經濟體經濟結構特征代表了較高的國民生活質量，國民生活滿意度也比較高。這種結構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在工業革命之前，人類經濟活動基本沒有資本積累。工業革命早期和中期，經濟活動中積累的主體是資本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人力資本成為重要的積累形式，普通民眾也成了積累主體。不能誤以為發達經濟體的民眾儲蓄率低，就不是積累主體。他們不僅積累人力資本，而且也以參與社會保障計劃成為金融資本的積累主體。此外，從人類發展指數的部分解釋性指標可以看出，通過發展教育提高人力資本水平，也是發達經濟體成功的核心要素之一。
以上這些因素使發達國家轉變為福利國家，也使經濟增速放緩。這是發達經濟體社會轉型成功的標志性歷史事件，也是社會經濟轉型成功的內生性結果。人的生命周期決定學習周期，學習時間終歸會收斂到一個常量。在學習能力作為外生變量，受技術進步周期影響的條件下，在同一個技術周期內人力資本水平提高的速度也會降低，發生收斂。后發國家會借助技術擴散和教育條件的改善，使人力資本水平較快提升。2018年中國人力資本指數世界排名第46位，達到0.67，接近發達國家集團；同期美國排名第24位，指數值為0.76。中國的城市化過程同時是教育水平提升的過程，也是人力資本水平加速提升的過程。中國城市教育水平顯著高于農村，學者們大多對農村教育的落后提出批評，主張改善農村教育狀況，但從學校教育規律看，城市學校教育勝于農村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中國社會轉型也要仰賴這一過程，可將這一過程的順利通過看作社會轉型的目標。
2.傳統社會轉型開辟更大經濟增長空間
后發國家通過兩種機制有可能加快追趕經濟發達國家的步伐。一是對外開放，建立學習路徑，因為學習成熟的技術知識比技術知識開發的速度更快；二是通過產權制度和市場化改革，形成學習的動力。諾斯把這種機制的特征概括為私人邊際收益與社會邊際收益之間漸趨相等的機制。支撐自由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的邊際效益在發達國家早已下降，成為接近零的變量。仍在發生的技術進步在較短時期內可以看作由“外生變量”決定，例如人的學習能力和技術進步周期就是決定技術進步速度的外生性因素。不發達經濟體通過有償學習（并非偷竊）的辦法獲取發達經濟體的技術，技術轉化的速度會更快。
后發國家要追趕發達國家，可以利用后者的制度邊際效益接近零的“劣勢”，而不應否定其自由市場經濟的意義。相反，后發經濟體應該建立具有更強大激勵作用的市場經濟體制。一方面，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遠沒有完成，改革的邊際效用遠沒有達到接近零的程度。另一方面，市場化改革不是不要政府發揮作用。前述結構性問題如果借助政府的作用，調整的速度可能更快。基礎設施建設、金融穩定、基礎衛生事業、教育事業、基礎科學研究、國民營養計劃、基礎社會保障、失能半失能人口護理、基礎住房保障制度等等，都要發揮政府的作用。中國今后應更加緊緊圍繞提高人民生活質量這個核心，提升人力資本水平，發揮優勢，克服短板，調整經濟結構，推動國民經濟繼續高效增長。
3.深化社會轉型中的底層結構變革
中國的教育普及程度較高，社會底層結構變化中的制度創新固然相對容易，但仍需要通過政府放權改革，改善底層結構創新的社會條件。
第一，通過深化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改善家庭農場的培育條件，降低土地流轉成本，提高農業競爭力，實現農產品價格的相對下降，將恩格爾系數降低到20%以下。這有助于抑制通貨膨脹，提高國民實際工資水平和實際GDP增長率。改革的重點是通過精心設計放開土地承包權的流轉交易，突破農地流轉只限于經營權交易的現行制度約束。第二，啟動土地規劃管理制度改革，大幅增加住宅建設用地供應，提高城市住宅區用地占總建設用地的比重，最終使國民居住形態接近發達經濟體現有水平。這將使國民獲得真正的不動產財富，增加社會穩定力，還將大幅提高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對國民經濟有巨大的拉動作用。第三，將教育事業作為國家核心戰略，大幅提高教育投資水平，鼓勵全民辦教育，降低勞動市場參與率，提高人力資本水平。將學前教育納入基礎教育范疇，將各類職業高中和普通高中納入義務教育范疇。在此基礎上，提高各類高等教育的入學率。
4.推動上層結構改革
（1）行政區劃改革
需要建立更有利于協調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行政區劃制度，并為大比例“吃飯財政”真正轉變為公共財政創造條件。中國需要研究更合理的城鄉區劃辦法，需要對農民作出更合理的定義。按發達國家的經驗，以居民點的人口規模為標準劃分城鄉更合理。做好這項工作，涉及城鄉建設、人口管理、國土資源等多個部門。可以考慮補充建立“縣轄市”制度，即將設區的市與不設區的小市分開，前者歸中央或省級行政區直轄，后者由縣級行政區管轄。目前中國縣級行政區平均規模過小，行政成本過高，可以考慮合并縣級行政區，并將其直接歸省級行政區直轄，與一般設區市并列，不再實行“市轄縣”制度。
（2）多部門的適應性改革
中國農業農村社會經濟管理（簡稱“農政”）涉及多家非農政機構，需要部門之間通力合作才能解決某些重大基礎性問題。由于多種原因，跨部門協調機制并未很好實現這一目標，農政領域存在“三不管”問題，原因是行政、地政與財政不適應農政有效運行的需要。
行政、地政方面的改革前文已經涉及。財政方面，從單位農地面積的財政支農水平看，中國財政支農的力度不比美國小，但效果仍有待改善。第一，農政需要按產業發展規律支農，財政是按各級行政區切塊下撥資金。農村社會發展的財政支持需要切塊，但它屬于改善社會平等狀況的一般性公共財政，不應該帶上支農的“帽子”。產業扶持資金雖然也有垂直的項目，但實際運作時大多還是按塊塊撥付。第二，財政支農的名目太多。以全要素成本計算，將支農成本包括在內，中國種植業實際上處于全行業虧損狀態。第三，農業科技投入存在體制性問題。農業大學實際使用的經費，遠超各級農政部門的農業科技推廣支出。
農政運行的核心目標是提高農業競爭力，增加農業從業家庭的收入。為實現這一目標，一是要讓適度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成為農業經營主體，二是要讓現代農民合作社實現跨地區經營，把合作社做大、做強。目前一個行政村可能擁有幾個合作社，嚴重浪費合作社扶持資金。家庭農場的標準要按銷售額來衡量，不能以土地規模為標準。財政支農要瞄準這部分農業從業者，而不是低效率的小農戶。小農戶的轉型應與財政的非農就業支持結合，與財政支農政策逐步脫鉤。為支持巨型農民合作社發展，要改變按行政區劃扶持合作社的辦法，以合作社實際營銷額作為財政支持的依據。農業大學應與政府的科技推廣系統統一，歸口農政部門協調管理。這些變革均涉及財政運行機制的調整，單靠農政部門無法操作。
（3）實現城鄉社會治理一體化
適應城鄉人口布局大調整，要建立新的鄉村治理體制機制，并逐步實現城鄉社會治理方式一體化。在經濟欠發達的山區農村，應通過提高農村經濟專業化水平的辦法，減弱農民對宗法共同體在經濟上的依賴，為宗法關系發揮穩定農村社會的積極作用創造條件。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改革城鄉社區管理制度，探索城鄉社區管理一體化和城鄉社會治理模式的統一，不再區分“村民委員會”與“居民委員會”。可以考慮將現有大部分建制鎮和少量有一定規模的村鎮設置為“縣轄市”，隨著農業現代化的推進，將現有自然村逐步轉變為小型專業農戶居民點，并直接歸屬“縣轄市”統轄，使農戶成為不分城鄉的居民，在此基礎上建立以民主自治為核心的城鄉統一的社會治理架構。在專業化水平高的農業保護區，使農戶直接接受小城市或城市街道的公共服務，不再設立村民委員會。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戰線》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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