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費孝通與托尼的比較出發
摘要：費孝通在20世紀40年代關于鄉村經濟與社會的系列研究受英國經濟史學家托尼的影響頗深。本文通過對兩人的文本分析比較，指出：（1）托尼關于英國從農業現代化到工業現代化的分析，構成了費孝通的江村和祿村經濟轉型的參照。（2）托尼的“紳士理論”也成為費孝通討論紳士功能的基礎。但費孝通并非照搬托尼的思路，在農業的園藝學轉型和紳士類型等問題上，他都有不同于托尼的地方。并且，對于費孝通來說，“國家”的角色在其社會理論和實踐中處于相對消極的位置。費孝通從共同體、知識分子、世界市場和國家四個要素的相互關系來構建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方案。他對中國作為世界體系的后發參與者如何獲得經濟自主性的思考，在今天仍有參考價值。
關鍵詞：費孝通；土地制度；紳士；市場；國家
在已有的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學術史研究中，對于費孝通現代化轉型研究方面的探討已經很豐富，但是對于費孝通與英國經濟史學家托尼（Richard H. Tawney）的學術關聯還缺乏足夠的重視。《江村經濟》多處引用托尼《中國的土地和勞動》一書，并且費孝通在城鄉金融關系和“不在地主”階級形成的關鍵問題上，肯定了托尼的討論方向（費孝通，2001:163）。《祿村農田》同樣多處援引《中國的土地和勞動》，其最后一章就土地制度問題與托尼展開對話（費孝通，2006a：183,186）。在《云南三村》英文版導言中，費孝通認為托尼的《中國的土地與勞動》一書是當時研究中國農村社區經濟中最好的一本，并且“托尼的結論的價值并不僅僅在于它所提供的事實材料，而且還因為它是在中國所發生的總體經濟變遷——一個可以和發生在工業革命時代歐洲的變遷相媲美的變動——的背景中來解釋數據資料的”（費孝通，1999a：392）。此外，在《鄉土重建》第一篇《中國社會變遷中的文化結癥》中，費孝通討論“無饜求得”的精神時，主要對話的對象也是托尼（費孝通，1999b）。近期學界發現的費孝通閱讀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讀書筆記，其多處論述其實更接近托尼的《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一書。以上種種文本跡象均佐證了費孝通和托尼在思想上有著密切關系。
托尼出身于英國上流社會，畢業于牛津大學貝列爾學院（彭小瑜，2011）；1917-1949年任教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Goldman，2014）。阿古什曾推測，費孝通很可能慕名聽過托尼的課（阿古什，2006：33）。無論此事是否為真，費孝通是認識托尼并讀過其著作的。1930年托尼來華調查的時候，兩人就認識了；1946年，費孝通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演講，由托尼擔任主持，以“表示他（托尼）對我的交情”（費孝通，1999c：154）。
盡管托尼的中國研究專著很受費孝通推崇，但他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仍是16-17世紀英國經濟史和社會史。在費孝通寫作江村和祿村之前，托尼的主要著作《16世紀的農業問題》（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1912）、《貪婪的社會》（The Acquisitive Society，1920）、《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A Historical Study，1926）、《中國的土地和勞動》（Land and Labor in China，1932）等都已經問世并引起廣泛關注。同時期國內翻譯的作品有《近代工業社會的病理》《社會主義之教育政策》《中國之農業與工業》。
托尼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仍不斷有著述出版（Tawney & Winter, 1972）。而本文認為，與本文主題相關，特別值得注意的是《16世紀的農業問題》《中國的土地和勞動》，以及《鄉紳的上升，1558-1640》（The Rise of the Gentry，1558-1640）。因為《16世紀的農業問題》和《鄉紳的上升》是托尼現代化理論的兩個核心部分——土地理論和紳士理論的集中體現，而《中國的土地和勞動》則是在托尼上述思考基礎上展開，帶有比較研究的意圖。
《16世紀的農業問題》作為英國經濟史研究的經典，不斷有數量可觀的后續研究，從材料到觀點都有補充和新的分析（Gergson，1989；Whittle，2013；Kerridge, 2006；McRae，1996）。在這本書里，托尼指出所謂“資產階級”是一種特定的關系群體，包括了原來社會不同等級的人物，如地主、資本式的土地租賃者、領取工資的自由勞動者，這一關系群體在16世紀以來莊園主與公簿保有權的持有者（佃戶）之間的斗爭過程中浮現（Gregson，1989）。在1941年發表的《鄉紳的上升，1558-1640》一文中，托尼指出，土地問題發展到17世紀進入了第二個階段，這時候土地市場的強有力競爭者變成了通常出身并不顯貴的地主，其共同的特征就是金錢，他稱其為“鄉下的土包子”（Tawney,1941:1-38）。因此亦有學者將托尼的觀點概述為“鄉紳理論”（the theory of gentry）（Bryer，2006：380）。
費孝通對中國農村社會和農業的研究明顯可以看到托尼《中國之農業與工業》一書的影響，但是他對托尼的理解并不僅限于此書。費孝通在江村、祿村研究中談土地制度，接著在《鄉土重建》討論“紳士”問題，所使用的“gentry”一詞與托尼相同。這些也許并非巧合。他對英國經濟史的了解可能是超出我們意料的。本文希望通過文本分析，從土地制度、紳士與國家三個方面梳理費孝通從江村到祿村這一時期的鄉村研究，與英國經濟史對話。
一、第一階段：土地市場與農業現代化
托尼認為，英國社會現代化變遷始于土地問題。在《16世紀的農村問題》一書中，托尼指出，英國在14-15世紀出現了土地市場持續活躍的明顯趨勢，農業生產類型發生變化，農業獲得投資，從封建莊園制轉變為市場生產（Tawney，1967：19-40）。我們把托尼說的這個時期稱為鄉村現代化或農業現代化的第一階段，其特點是土地制度、土地綜合利用方式變化和土地市場形成。
一般認為，從公元9世紀開始到13世紀是歐洲封建主義的起源與發展時期，這個時期又可以分為兩段，以11世紀末12世紀初為大致分界（布洛赫，2007：130-139）。在英格蘭，第一個階段是國王以教會法的做法封授土地連同其上的居民，其中保存了更早之前的村社共同體的條田制度；第二個階段是在法國“諾曼征服”之后移植過來的封建軍役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表現為多層封授（咸鴻昌，2009：24-31）。由于授封的來源、土地投獻的情形不同，形成了采邑和“自主地”。諾曼統治時期的土地保有權可分為三類：自由民擁有的自由保有權（包括軍事保有權、宗教保有權、自由無兵役保有權或世俗保有權），為期數年的保有權以及依附于莊園的維蘭和茅舍農擁有的低級保有權（沈漢，2010）。其中自由無兵役保有權是在領主采邑之外、自由地世襲土地所有權（韋伯，2004：79）。與前述“自主地”相關的便是自由保有權。自主地最開始只能繼承，不得在持有者有生之年轉讓，也不能通過遺囑的形式在其死后轉讓他人。相對于自由保有權，莊園采邑下的附庸佃農所擁有的是不自由保有權，即謄本保有權或稱公簿保有權。15世紀左右，英格蘭鄉村還出現了一種新的保有權——租地保有權（沈漢，2010）。這種保有權是雙方自由談判締結契約的結果，而非出自習慣法。到16世紀，租地保有權廣泛實行，最終推動了莊園的瓦解，土地所有權成為可讓渡權利。
圈地運動有兩個階段，在13-14世紀時，主要是領主之間的領地劃分和領主與自由佃農之間的協議，核心是公共牧場的使用等，涉及許多小的耕作者。到16-17世紀時圈地運動的主體已經是一些大業主或其代理人，在短期內將小地產聯合成大莊園，此時對土地集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更多是大資本家和約曼（yeoman）（Tawney，1967：180）。在16世紀，法律上“約曼”就是一個自由保有權者（freeholder），他可以自行處置包括轉讓自己的荒地，這塊荒地年付稅金總額不超過40英鎊（Tawney，1967：27）。在這個意義上，他等于自耕農。而現實中，一個自由保有權者雖然行使轉讓權利的土地面積受法律限制，但他同時可以租種荒地，從這方面說，他也是一個佃戶。在此過程中，自耕農一部分補充到佃農中，另一部分轉化為商業資本家，成為紳士的來源之一，比如英格蘭東部地區（托尼，2006：121）就是如此。
土地流動推動了鄉村家庭分解。留在鄉村的人被并入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之中；而沒有土地繼承權的人，比如非長子，要么參軍，要么變成農場雇傭工人，要么流浪。這些富余人口一部分通過濟貧法疏散到更遠的農村地區（Tawney，1967：275-280），一部分進入海外殖民地（沃勒斯坦，2013a：291）。
對于中國來說，英國經驗最有借鑒價值的就是它的農業現代化。英國農業革命的成功有兩個重要因素，一個是國王、大貴族和教會將大量王室和教會土地投入市場，比如伊麗莎白女王一共賣掉了價值817000英鎊的莊園地產，其繼位者在接下來30年內又賣掉了上述2倍的莊園地產；這些土地流轉為租佃經營和土地用途轉化提供了便利條件（Tawney，1941：24-26）。另一個是現代園藝技術的引入和發展。英國人從荷蘭人那里學到了先進的園藝技術，大量種植亞麻、染料作物和苜蓿、三葉草等飼料作物，使農業成功向畜牧業轉變，同時用勞動力代替土地，不需要流動放牧就可以得到高效率的畜牧業（沃勒斯坦，2013b：96-97）。而英國自耕農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們引領了園藝學的改良。
這兩個因素中國都沒有，而且中國的土地問題還更為復雜。托尼指出：（1）中國的農業生產往往將野草、樹木等作為燃料來源。歐洲自古實行的畜牧和農耕輪耕制度對于中國人而言是陌生的。既然畜牧業沒有農業重要，那么歐洲極重視的公地問題在中國根本不成為問題（托尼，2014：62）。（2）中國不存在土地貴族，通常大量土地由國家和某些準法人團體如宗族、村莊、祠觀、寺廟和書院所有，然后分成小塊向外出租。（3）以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為主，在南方多數是佃農以及自耕農兼佃農（托尼，2014：63）。這里自耕農和佃農的劃分并非僅僅依據“所有權”和“租地權”，還要看每個地區關于土地權利的風俗習慣。例如在浙江、江蘇普遍存在的雙重所有權制度，佃農實際上具有類似英國謄本所有權者的地位，但是他們卻不負擔任何封建勞役（托尼，2014：25）。（4）地租過重并不是唯一的土地租佃問題，新的問題來自于不斷出現的不在地主階級。他們與農業的關系純粹是金融關系，通常憑資本租下大片土地，再分成小塊轉租給農民，對農民進行嚴酷壓榨（托尼，2014：64-69）。（5）大部分農產品為了市場而耕作，但運輸困難，市場由商人壟斷。他們與不在地主一樣，也是高利貸者的利益來源（托尼，2014：52-55）。
托尼提出改良農業的措施主要有：（1）為部分農業人口尋找其他謀生職業，比如向東北移民或者在工礦企業就業。（2）利用政府貸款幫助佃戶贖買土地，開展減租運動，組織助農合作社。（3）引進農業改良技術，生產各類經濟作物，如水果、玉米、花生。在這里可以看到園藝學對托尼的影響（托尼，2014：93-106）。
畜牧業的發展在中國缺乏條件，但托尼注意到中國鄉村手工業是農業復興的另一個可能契機。他指出，直到19世紀，英國鄉村仍然存在大量家庭或小作坊經營，這些小作坊并非“前現代”生產方式，而是資本主義生產的鏈條（托尼，2014：117）。中國也有類似的基礎。中國的鄉村手工業有兩類組織形式：家庭工業和流動的手工工匠（托尼，2014：119）。這兩者都有可能在合適的時機下形成小業主作坊，比如江浙一帶的棉紡織業和河北皮毛作坊。隨著商業的擴展，家庭作坊可以靈活地由自主生產轉向訂單生產，這被稱為“制造工業前的資本主義階段”（托尼，2014：124）。中國現代化轉型起步如果要考慮農民的溫飽問題，就不能先依賴大工業和重工業，而應該考慮如何在不打碎自己傳統社會組織的前提下，將大工業嫁接到自己的社會中（托尼，2014：144）；家庭手工業正是如此。
在托尼看來，中國可以從農業現代化開始，再到工業現代化。英國農業現代化成功的兩個因素在托尼這里都有替代。土地貴族對土地市場形成的刺激可以由國家和政府主導的土地制度改革取代，由自耕農主導的園藝學改良則可以通過助農合作社來實現。考慮到中國的農村現代化必然會使大量小農（主要還是大批佃農，自耕農土地面積太小，通常還要再租地）面對市場風險，為其尋求制度和組織保障成為托尼方案中首先考慮的方面。
二、作為比較個案的江村與祿村：土地問題的回應
上述托尼關于農業現代化和家庭手工業的討論，在《江村經濟》和《祿村農田》中均有涉及。
家與戶不同，家由親屬紐帶結合在一起，在經濟生活中，它不必然是一個有效的勞動單位，所以用“戶”來指稱最基本的經濟單位（費孝通，2001：90-91）。簡言之，“家”是在血緣或倫理基礎上形成的組織，“戶”中包含了非家庭成員，其性質是勞動分工合作。非家庭成員進入“戶”有三種方式：作為客人與主人一同生活、學徒制和雇傭關系（費孝通，2001：94）。“戶”不等同于家的推衍，但在特定經濟條件下會受家庭倫理支配，比如學徒制下的師徒關系。
在江村，費孝通主要關心不在地主制、土地碎化和手工業三個問題；在祿村，涉及的是園藝學改良。
（一）不在地主制
江村有274戶，土地面積3065畝，其中水田2758.5畝，全村75.8%的家庭土地不到5畝，90%不到10畝（費孝通，2001：168）。每個家庭至少需要5.5畝才夠糧食（費孝通，2001：46），大部分家庭通過出售糧食和生絲能勉強糊口。江村以自工自營的佃戶為主，有少數在地地主。田面權和田底權分離；田底權所有者是法律上認可的土地所有者，他支付土地稅，出租土地；田面權所有者是直接使用土地的人，按照承租契約給田底所有權者交租，他可以再把土地轉租給別人，雇工或者自營（費孝通，2001：157）。不在地主只關心佃租收益，而佃戶基于田面權的長期占有與村落共同體逐漸融為一體，使田面權發展為永佃制。
費孝通指出，正如托尼所說，江村的不在地主制意味著城鎮資本對鄉村進行投資（費孝通，2001：163）。城鎮資本進行田底權交易，或者集中租賃土地再分租給農民。但是城鎮資本投資的是地租，而由于鄉村經濟蕭條和左派思潮反對地租等原因，投資萎縮，土地迅速貶值，釀成嚴重社會沖突（費孝通，2001：167）。
在托尼看來，不在地主制在中國與別的國家情況類似，即土地分散經營難以同時供給地主和佃戶雙方的生計，除非地主將自己的收入再投入農業生產，而如果地主不這么做，就會引起農民的痛恨。歐洲解決這個問題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將佃農轉變成自耕農，可以通過革命、丹麥金贖買、佃農讓渡部分建筑所有權以換取其余部分建筑所有權等實現；另一種是重新分配土地，用土地稅強征地主的土地，以增加小農的土地面積。兩種方式都離不開國家的操作（托尼，2014：102）。那時，國民政府的土地政策重心在減租、限租、限租期和限定最大田地面積，屬于第二種方式，而事實上最有效的辦法還是政府貸款協助贖買（托尼，2014：104）。費孝通關心的重點并不在租佃關系的調整以及佃農是否向自耕農轉化。他認為一味打擊地租的結果只會使城市資本流向上海這類對外通商口岸，而農村地區資金越缺乏，高利貸就越活躍，形成惡性循環（費孝通，2001：237）。因此，對地租問題應有更全面的認識，一方面要看到離鄉地主靠地租來消費西方工業品，“洋貨”越多，則鄉村手工業越破敗，農民越窮，地租負擔越感沉重（費孝通，1999d：12-13）。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鄉村需要有自己的經濟生息能力，城市資本對地租的投資興趣才會有所轉移。蠶絲業是最有發展潛力的著手點。概括來說，費孝通更傾向于從社會自救出發。
（二）土地碎化與手工業
土地碎化與中國分家平均析產的習慣關系密切，這與英國長子繼承制不同。費孝通認為，分家析產有自然限度，使土地和人口比例維持在一定范圍（費孝通，2001：170），但勞動力流失只會進一步損害農村經濟。江村絲業吸納了小塊農田無法負載的勞動力，為家戶經濟提供了生活保障，遏制高利貸，穩定城鎮和農村的金融關系（費孝通，2001：151-152、177、231）。簡言之，土地碎化是社會結構所致，而絲業具有更大的經濟潛力。
托尼所說的英國鄉村家庭工業不完全是原來莊園經濟的產物，也不是城市手工業行會的變形，而是外來技術人員的商業投資。移民來的佛蘭德工匠把技術帶到了英格蘭鄉村；通過水利縮絨機這項技術革新，遍布鄉村的家庭作坊擊敗了高度工業化的大城市佛羅倫薩（孟韻美,2014）。
相應地，江村也經歷過外來技術植入的過程。費達生等人指導進行了家庭育種改良，在合作工廠引入新型繅絲機，在組織上發展了合作生產。村民、合作社工廠組成了生產和銷售鏈條，政府則為合作運動規避金融風險。
在托尼看來，英國通過畜牧業發展才打破了農業封建經濟下的園藝學狀態，形成了土地的復合利用。現代牧業在土地肥育、年度勞動力分配和供給市場方面都引發了深刻的變化：大量施肥改善牧草和土壤，設法增加春季牧養和夏季牧養；耕地和畜牧管理攜手并進，使各個地區更加專門化和相互依賴（沃勒斯坦，2013a：283）。絲業對于費孝通的意義，猶如畜牧業對于托尼，區別只是前者在桑葉上蓄養蠶種，后者在牧場上飼養羊群。這種蠶絲業也并不是男耕女織狀態下的手工業。它由農閑時間增加收入的副業變成了專項生產，減少季節時間的限制。費達生等人將家戶養殖轉變為集中育種，正是在這個方向上的努力；但在桑葉培育和供應上，還需要形成產業環節（費孝通，2001：261）。江村已有的技藝已經能生產高質量的生絲制品，但是量產跟不上且成本太高限制了其市場競爭力，所以將工廠就近建設在原料產地，再通過技術革新能節約成本（費孝通，2001：264）。
（三）農業園藝學的改良
沒有手工業基礎的鄉村，如何突破原來的經濟形態，實現園藝學的改良？祿村提供了不同于江村的發展思路。
祿村有個人和團體兩種地主。團體地主即各種占有田產的集體組織，可以分為四類：土主廟，所占公田屬于村落集體所有；兄弟會，包括洞經會、老人會、信義會等，田產用于儀式活動和團體聚餐；族公/祠，所占為族田，用于祭祖、子弟教育等；寺院和行政機關，田產用于機構活動經費。
在團體地主之外，大部分人占田很少。盡管各家農田面積數量不等，但是通過租賃，各家實際經營的土地大致在6-12畝，比江村情況好些。出租田地的大部分是團體地主，私人農田出租的極少。祿村符合托尼所說的中國沒有土地貴族而以團體地主為主的情況。
祿村土地制度的基礎是雇傭關系而非租佃關系，但是雇傭勞動發達并非因為商品經濟程度高。祿村經濟支柱屬于托尼所說的“園藝”型的農業耕作，即完全依靠農民個人的技藝成就，人均產量低、農業資本不足和人力過剩并存（托尼，2014：46）。雇工勞動發達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當地人厭惡勞動的心理，寧愿生活遷就最低程度也不下田；二是周邊少數民族勞動力價格低廉，總體作田成本低（費孝通，2006a：112）。
那么祿村的現代化轉型應如何著手？一是要抑制消閑經濟，二是要為園藝學改良創造條件。
費孝通選取了五戶人家，按照人口和日常生活費用，從富裕到貧窮排列為甲乙丙丁戊。以消閑經濟的最低水平為參照線，這五家又可以簡單分為兩種類型，甲乙丙有田，能自給；丁戊無田，靠出賣勞力的工資生活。當時政策重點在于討論如何給丁戊賦予田權，但是費孝通認為應從勞動力市場價格入手。可以在祿村附近發展工商業，以提高工人工資水平，這樣就迫使部分家庭（比如丙）將閑置勞動力投入勞動。與此同時，需要引進農業技術改良，提高土地的經營收入，鼓勵地域間換工，避免祿村由于工商業競爭出現大批勞動力流出，導致農田拋荒。（費孝通，2006a：186）。簡言之，費孝通考慮的是先破壞祿村農業倚靠勞動力剝削來維持低度發展的狀態。發展工商業未必需要在附近建設一個類似上海的中心城市，只要將祿村與周邊重要市鎮的道路交通充分建設起來，效果是一樣的。地域間換工的基礎是種植的多樣化和規模化，這與托尼討論過的園藝學改良方向尤其一致。
但是與托尼的看法不同的是，費孝通認為決定土地市場價格的首要因素是土地位置而非土地生產力。祿村土地權不外流是因為它離中心城市遠，只有提高土地出產的產品價格，才能增加土地對人和資本的吸附力。江村因為離城市近，其地價會因城市擴張不斷抬高，一個發達的與世界市場關聯的手工業（最終會變成工商業）能吸引更多資本注入。
江村和祿村與英國最顯著的差異首先為不在地主制。在英國，土地集中是由資本自身的擴大再生產欲望所帶動的，而在中國，土地集中受地主階層的消費欲望所驅使。其結果使土地首先成為城市金融不斷套利的對象，無論是農民還是地主都不會激發農業自主發生產業轉化。
三、第二階段：“紳士”的出現
費孝通所使用的“紳士”（gentry）一詞至少有兩個來源，一是托尼，二是田野經驗，如費達生和英國鄉村。費孝通1947年春訪問英國時寫了關于英國鄉紳的《訪堪村話農業》一文，之后陸續發表了《論紳士》《論知識分子》和《論師儒》，在此三篇文章基礎上形成《中國紳士》（China’s Gentry）一書（費孝通，2006b）。這三篇文章側重點不同：《論紳士》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討論“紳士”如何勾連地方宗族與官僚體制，《論知識分子》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討論“紳士”與平民之間的文化等級，《論師儒》指出儒家的“士”的傳統將自己與皇權捆綁在一起的意識形態如何產生并發揮影響。除此之外，《江村經濟》《鄉土中國》和《新教教義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關系》這些文章涉及了不同類型的紳士。
托尼關于紳士研究有兩個重要序列，一個是在經濟史背景下產生的“鄉紳理論”，從貴族、望族到鄉紳的出現和轉變；另一個是結合思想史背景討論的以路德和加爾文為代表的啟蒙者。
托尼指出，紳士一直要到17世紀才成為社會的主導階層（托尼，2006：124）。貴族、望族和鄉紳有各自的時代舞臺，亦有不同的內在特點。貴族主要是提供一種榜樣或范式，莊園、傳家之寶和家族歷史是不可割裂、不可轉讓的整體，是榮耀和聲望的表現；與之關聯，貴族要承擔許多公共責任（Tawney,1941：8）。從伊麗莎白后期到都鐸王朝時期，倫敦迅速商業化，貴族生活的維持拖垮了不少名望之家。許多貴族開始出售財產,同時與低等級的城市暴發戶聯姻（Tawney,1941：10-11）。一部分貴族地主竭力從土地市場中尋找財源，并像企業家一樣轉向合同和利益（Tawney,1941：13）。這個轉變過程我們可以根據聲望獲得來與之前的貴族區分，這部分生存在市場下的貴族其實是望族，其身份仍是世襲的，但是聲望開始與市場成功相關聯。當貴族轉變成望族的時候，屬于貴族的封建時代亦走到了尾聲。而紳士是不論出身的，完全通過商業成就獲得聲望，并且最終因此在國家政治上取得了巨大成功（Tawney,1941：25-33）。
至于中國，托尼認為缺少類似英國的土地貴族，只有在官僚體制內取得成功的知識階層，他們與大眾隔絕，只考慮做官，不會真正為改善民生做貢獻（托尼，2014：200）。
費孝通在“雙軌政治”和《鄉土重建》中討論的也是這類人，姑且稱之為“舊紳士”。在江村研究里則涉及另一種紳士，即費達生，才更接近托尼所說的紳士。還有第三種教士型“紳士”，作為思想啟蒙者出現，主要見于《新教教義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關系》一文。費孝通似乎沒有討論中國的貴族和望族問題，所以在他的現代化方案中，土地市場的啟動確實存在著模糊之處。
與托尼一樣，費孝通對舊紳士充滿反思。他痛陳傳統政治結構和文化僵化導致中國現代化舉步維艱，認為可以期待的是諸如費達生這樣的新紳士，他們將帶領鄉土經濟的重建。這是托尼沒有看到的地方。
托尼談到的啟蒙者類型——路德和加爾文對新的經濟與社會關系做出了解釋，這些解釋傳達了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的精神結構變化。路德延續了天主教神學家對經濟的倫理學批評，試圖按照原始基督教的模式重建教會體制，同時也重建人們的行為規范和習俗（托尼，2006：51）。對教會制度的反感，使他強烈主張避開任何上帝與信徒之間的中介，而直接在個體心靈中溝通上帝。吊詭的是，這卻在無形中降低了有機體的位置，使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事實上進一步分裂成為不可通約的兩個范疇。雖然所有人都獲得了在上帝面前相同的地位，但真正的圣化只有通過宗教的內心生活獲得，只屬于少數個體，因此在路德的思想中反而找不到安置社會倫理的位置。于是路德最后不得不呼吁，由國家占領這塊地盤，于是維護基督教道德的任務就從教會轉移到國家手中（托尼，2006：61）。這不同于韋伯。在韋伯看來，路德最大的成就恰是賦予俗世職業生活以道德意義。而對于費孝通來說，路德的宗教世俗化使命可能不那么重要，因為中國社會很早就已經使世俗生活道德化了，如他在《鄉土中國》中描述的那樣，禮治秩序與共同體的情感融為一體。但是托尼談到的路德對鄉村共同體的動員重組則是必要的。托尼所說的路德困境，在費孝通這里反而要通過鄉村共同體的重建來化解，而不是讓渡給國家。
對于加爾文，托尼認為加爾文要求經商的基督徒有嚴格的自律性。這個目標不是拯救個人，而是榮耀上帝。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不僅要用祈禱，還要用奮斗和勞動來使世界圣化。從加爾文的學說既可以推出一種強烈的個人主義，也可以推出一種嚴格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托尼，2006：65-68）。英國革命前后，路德和加爾文的影響都被結合進社會重建方案里，按托尼的說法，“每個人心中既有社會主義，又有個人主義；既有集權主義，又有對自由的追求；正如每個人的心中既有一個天主教徒，又有一個新教徒”（托尼，2006：127）。
在費孝通的理解中，路德和加爾文是適應現代性的兩種方式，前者基于鄉村共同體，后者基于都市（楊清媚，2016）。兩者補充了費孝通的“紳士”類型，可稱之為教士型的紳士。在這類教士型紳士中產生了費孝通所說的“文化英雄”，比如路德和加爾文。“文化英雄”是肩負現代性啟蒙的任務的。
《鄉土中國》里也談到過，社會新舊交替之際，會出現一種“文化英雄”，他提得出辦法，有能力組織新的試驗，能獲得別人的信任，支配跟從他的群眾。不同于長老統治權力由傳統授權，民主權利由社會授權，這種支配權力是時勢所造就的。在原始社會，這一類擔當者往往是戰爭英雄，而在現代社會，擔任文化英雄者必然是一個時代的領袖（費孝通，1998：77）。
歷史上中國曾出現過這樣的文化英雄。例如費孝通在《論師儒》一文里談到儒學在韓愈之后道統不復，師儒從朝堂之上轉入鄉間，成為教書先生。此位教書先生的原型指向的便是大儒朱熹。在費孝通的時代也有文化英雄，比如梁漱溟。費孝通盛贊梁漱溟是對中國文化進行探索的思想家（費孝通，1999e：142），他認為梁氏與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一樣，面對一戰以后世界沖突的新形勢，不約而同地提出了文化整體論的觀點（費孝通，1999f：337-342）。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費孝通對梁漱溟充滿敬佩，但他并不見得完全贊同梁漱溟的現代化方案。梁漱溟痛陳鄉村文化精神喪失，組織秩序渙散，士人理性墮落，道德共同體難以維持，鄉村灰暗破敗似已無可救藥（梁漱溟，2006：115-118）。而費孝通筆下的鄉村全然是風俗的，比如“土地爺爺和奶奶”最喜歡管人間閑事，他出國時奶媽給包了一把灶上的泥土（費孝通，1998：7）。在梁漱溟看來，中國文化傳統的主干是儒家和皇權的關系，鄉村文化受制于這個上層結構，因此他的方案要用儒家禮儀理論來保護鄉村。費孝通的出發點則是作為風俗體的鄉村共同體（黃子逸，2016）。文化傳統不過是鄉村之中的日常生活，這些內容不完全來自儒家，也不完全受經典規訓。
在拋棄舊紳士的這個問題上，費孝通、托尼和梁漱溟觀點雖然一致，理由卻不相同。對于梁漱溟而言，是出于可惜而不得不如此選擇，以前讀書人以言利為恥，而今讀書人想盡辦法發財，舊紳士的敗落無可挽回（梁漱溟，2006：60-61）。而托尼認為，在英格蘭，鄉紳和牧師根本看不起下層人民，兩者聯合在一起鎮壓大眾的騷動；挽救鄉村還得依靠新教運動帶來的民主制度（托尼，2006：164）。費孝通指出，保甲制度之下，鄉約和鄉村自治團體的領袖不斷被吸納到官僚體系中來，實際上國家逐漸消化了舊紳士階層，基層利益訴求難以有上傳的空間，因此也就指望不上了（費孝通，1999b：340-343）。士人理想在梁漱溟重建人心的方案中占據核心，所以知識分子是鄉建運動的根本；而知識分子在費孝通這里是因其紐帶功能而重要，在轉型過程中不是第一位的。
四、如何面對資本與市場：國家的角色
在托尼和費孝通的討論中，國家均作為現代化方案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服務于保衛社會這一核心任務。英國保衛社會成功，得益于路德和加爾文為共同體重新找到理論基礎，同時在這個過程中貴族沒有徹底市場化，在政治結構中保有保守的政治倫理，因此在面對中國的時候，托尼將之落實為現代國家政府。在他看來，這個政府體制最緊迫的任務不是國家形式上的統一，而是指導經濟發展。比如由某幾處地方開始建立示范區，由這些示范區帶動，其他廣東、福建、江西等鬧動亂的地方會慢慢安定（托尼，2014：183-184）。從江村和祿村來說，費孝通基本接受示范區的想法，也同意托尼所說的改變土地政策需要國家出面。但是，費孝通似乎不認為工業建設的任務應完全直接交給國家，而更希望通過資本運營或者說市場來解決（費孝通，1999b：415）。他認為“國家”在社會和經濟轉型中所擔任的角色更像是與社會和市場構成一種平衡關系。
打擊高利貸是費孝通和托尼最關心的國家職能。由小農經濟自身的結構缺陷帶來的貧窮，其頭號敵人是高利貸。如托尼所說，無論用中世紀的語言稱之為“罪惡淵藪”，還是用經濟術語稱之為信貸機制，都是一回事，這種“惡”不僅是經濟意義上的，也是道德意義上的。是否對高利貸進行有效打擊，已經是衡量一個國家好壞的標準。
在中世紀英國，牧師們通過布道和各種小冊子，激烈地批判高利貸是違反神圣教義的（托尼，2006：91-94）。宗教改革后，近半神職人員由俗人贊助人舉薦，教會成了國家的一條臂膀，教會法隨之國家化。教會法中關于高利貸的限制進入了議會立法。在相似的背景下還產生了濟貧法（托尼，2006：162-163）。
中國農村放貸人主要是地主、商人和當鋪，農民常年貧困負債的情況和英國類似（托尼，2006：61）。但中國沒有類似的法律過程。國民政府法定取息利率為20%，相當于1572年英國法律規定利率的2.5倍（托尼，2006：60），比英國高出不少，也就是說法律和政府對農村和農民的保護不足。
費孝通在江村也詳細研究過高利貸層層盤剝的手段，比如“桑葉的活錢”“換米”，還不起錢的抵田，無田則抵人（費孝通，2001：231-232）。
費孝通認為，高利貸雖然非法，其原因卻是結構性的。它是城鎮和鄉村金融關系的極端反應，城鎮不斷吸收鄉村財富，而農民卻無法從城鎮收回等量的東西。不在地主制正是以高利貸這種金融制度為基礎的（費孝通，2001：233）。
國家有沒有可能以及如何可能處理好它與資本的關系，這是對政府能力的考驗。托尼和費孝通反對高利貸，因為高利貸對鄉村共同體構成最大的破壞。他們都認為提高農民經濟收入是擺脫高利貸的基本途徑，同時國家提供低息貸款，擔保并組織農民合作社，盡可能取代高利貸的空間。二者間的差別在于，托尼在談英國時還強調了國家建立充分的社會保障和救濟體系，而費孝通似乎并未關注。
20世紀40年代的費孝通確實比較欣賞英國的政治。他贊賞英國革命沒有經過暴力但又不怕改革的政治精神，他認為，政治不能沒有從政者的良知作為基礎，但也不能完全依靠個人良知。法律、國會、責任內閣制和文官制度保證了政治精神的落實，在此之外存在各種利益、興趣的組織與會社，任何公共事務都需要討論（費孝通，1999g：459）。
費孝通還指出，現代國家需要在國際政治體系中獲得承認，“20世紀不是強權政治的時代，而是威望政治時代。一個強國必須樹立威望，使別國愿意來依附它”（費孝通，1999h：471）。國家無法孤立地自我界定，而它在世界體系中的表現往往受其政治傳統和社會傳統的影響。在心態上，英國面向海洋，多數英國人曾在海外居住過，而美國對于海外有一種有意淡漠，持消極的孤立主義。表現在外交政策上，英國有較為穩定的帝國政策路線，民眾比較信任政治家；美國則政策隨時反映時勢，與各種利益團體妥協（費孝通，1999h：483-484）。英國的威望來自骨子里的貴族政治積淀，美國的威望來自精明的商人投資邏輯。
費孝通同時比較了中國、英國和美國的政治結構，他指出，（1）現代國家并不一定排斥中央集權，相反，政府需要權力集中和強化中央政府職能，但其前提條件是有充分限制權力濫用的制度。（2）這些國家都有雙軌結構，但內在性質卻不同。傳統中國的雙軌在權力性質上是一致的，即針對普通民眾的統治。在組織上，通過紳士的社會關系形成與中央集權平行的軌道，這是功能分化而非紳士本質上構成了皇權對立面。英國的巴力門與首相、美國的國會與白宮，都是現代政治制度的雙軌，在權力性質上更徹底地二元化（費孝通，1999b：347）。費孝通絕非主張中國的政治現代化有現成的美國化或英國化道路可走，他所關注的是通過美國和英國的政治實踐所揭示出來的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對絕對權力的否定和從普通人出發的政治意識。
五、討論：費孝通的現代化方案
在今天資本主義生產已經遠離了其原初形態的條件下，重新討論費孝通和托尼的對話有什么意義？這一比較本身揭示了費孝通在20世紀30年代后期逐漸形成了他對于中國社會現代轉型問題的總體分析框架，而這些討論至今仍舊是有效的。
費孝通關心的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類型轉變問題，而是一種“農業處境的特性和在這處境里所發生的價值觀念和社會結構”及其如何“逐漸脫離原有位育于農業處境的生活方式，進入自從工業革命之后在西洋所發生的那一種方式”（費孝通，1999b：302）。通過與托尼的經濟史研究比較，中國的經驗時時與西方關聯在一起，相互交織、相互參照。
費孝通從鄉村、市場、知識分子和國家四個要素的關系來思考中國社會的整體轉型。在他看來，這是一個由底層結構運動逐步帶動的變遷過程。
鄉村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文化和經濟類型處于核心位置；圍繞鄉村，知識分子、市場和國家形成相互補充的功能關系。其中，鄉村—市場的關系是主要的。
鄉村社會的根基在于人與土地的關系，所以社會轉型的關鍵問題是土地問題。鄉村要面對世界市場，人和土地要素需要釋放出來，為此共同體的破壞是必然的。但同時，又要防止市場對共同體的過度破壞。
在費孝通的比較研究中，需要跨越兩個大的障礙：一是時代上的錯位，托尼所說的歐洲現代轉型建立在封建制度瓦解的基礎上，而費孝通討論的中國鄉村則是帝制時代結束后的現代轉型，彼時距離封建制度瓦解之時已很遙遠。二是在世界體系中的角色不同。英國在現代世界體系格局中屬于發起者，而中國屬于后來者；兩者參與世界體系時，世界格局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
已有學者敏銳地指出，費孝通對于“封建制度”和“剝削”涉及甚少，假如缺乏這一前提，那么他的土地制度變革和轉型的基礎何在（鄭也夫，2017）？
實際上，費孝通是將鄉村共同體經濟等同于托尼所說的封建經濟階段。托尼看到，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由土地制度變革開始，先后經歷了兩個階段：首先是在王室推動下的土地入市，然后才是望族和紳士通過鄉村土地交易，獲取大量重新分配的財富（Tawney,1941）。隨著固定的土地所有權轉向市場流動，土地所有權理論發生重要變化——從之前認為土地的權利和職責不可分割，轉變為18世紀以個人財產權作為先于國家存在的權利這種觀念，認為未經人的同意，最高權力不能從任何人身上奪走他的任何財產（洛克對此作出了總結，早已是商人和地主的常識）（托尼，2006：155）。
在費孝通這里，只有最后一個鄉村土地的市場化階段，并且只有紳士，幾乎不涉及望族。客觀來看，這個過程的不完整本身就限制了城市和鄉村與土地市場的充分結合。鄉村土地市場參與的主體是佃農和紳士，這也使土地所有權理論討論更多集中在小農，而容易忽略其他參與主體的權利。
費孝通將鄉村共同體的特點等同于封建經濟，主要是由于他理解土地對于鄉村不只是經濟意義，還具有道德意義。鄉土中國是一種禮俗社會，用滕尼斯的話來說就是Gemeinschaft（費孝通，1998：9）。共同體對土地的所有基于長期的共同生活，有時間和空間質感，是作為社會成員的社會屬性的整體表達。這一特點和其面臨的情境——土地從固定、不可交易轉向市場交易的轉型關頭，使其與封建經濟階段有了通約的基礎。費孝通不是從“制度”特點來看鄉村土地的封建性質，而是從社會學內容上給予解釋。
費孝通面臨的第二個障礙是世界體系中的位置問題。他和托尼對中國社會變遷的時代感有非常微妙的差別。在托尼看來，中國所比照的主要是16世紀的英國，所以他本人研究的另一部分——工業時代的經濟罪惡與基督教倫理并沒有在他的中國研究中產生影響。“從工業技術和產業組織上看，中國大部分的制造工業還屬于前資本主義時代，或者屬于資本主義搖籃時期”（托尼，2014：116）。不止是工業整體，即使在工業生產行當和工廠內部，也存在著這種“搖籃時期”的特征。在費孝通看來，中國并不“真實”地停留在通往16世紀英國的階段上，而是面對整個從16世紀以來到20世紀英國的不同階段的疊合。比如江村遭逢的日本絲織業的市場競爭，就不可能與當年英荷的煙草、染料、水產等貿易之戰相比擬；后者有殖民地作為重要的體外經濟來源。而中國雖然要思考16世紀英國的轉型經驗，但同時也要面對20世紀英國所要面對的問題，比如文化霸權和帝國主義。因此，托尼會建議中國先完成民族國家的轉型，但費孝通似乎傾向于先以社會的發展來應對全球化問題。
要與當下的世界體系并接，工業化農業更占優勢，但對于托尼和費孝通來說，農業現代化是前提。
費孝通和托尼都談到了在農業現代化沒有充分發展的時候，大工業（如礦業、規模制造業）以及金融中心引發的大量人口流動會帶來農耕拋荒的風險。工業帶來的就業機會一則仍然有限，二則容易迅速拉大貧富差距。“工業所提供的機會對土地占有狀況產生了新的重要影響。這一重要性在于這樣一個事實，即（農業）通過暴力或權力而達致的財富集中并沒有導致進一步的財富積累，因而很難維持下去。一個官員可以變得很富，但是，除非他能用這些財富使他自己變得更有權勢或更富有，否則當他退休回村當一個地主時，他的地位就開始慢慢下降。但是工業卻不同。通過它，財富可以持續地積累。當來自工業的財富被用來購買土地時，購買力將是持久的，因此由于分家而造成的破壞性力量將不再起作用，因而，地主階級的地位將或多或少變得更為穩固”（費孝通，1999a：419-420）。這并不是說不發展大工業，而是說農業現代化是個系統性的社會改造，需要更長的周期，而它可能帶來的對農民的社會保護，是費孝通更為重視的。
但是應該指出，托尼對大工業的討論是建立在國家對礦產資源的壟斷性控制基礎上的，他將其視為中國人口分流安置的途徑之一。在他看來，中國的人口規模超出了民族國家要求的國民經濟規模，因此他建議控制生育率、向東北大規模移民、實施大規模工程以及工業化來分流，其中，向東三省的移民、移民甄別和土地墾殖管理帶有殖民經驗的理解（托尼，2014：110）。而費孝通似乎并不贊成這種殖民式的做法，也不贊成這種關鍵資源的配置方式。雖然他對北方地區的調查一直要到20世紀90年代，此時內外部條件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但在他的政策思考中，比如把大型國有企業的一部分化為鄉鎮企業集群，吸引海外和東南地區的資本投資大型現代化農業企業和畜牧業企業等，仍可以看到江村經驗的影子（費孝通，1999i：340-344，1999j：345-354）。
中國土地市場發育過程的不完整和面臨的殖民化世界體系構成了費孝通理解的中國“后進”位置的內外因。盡管客觀條件已有巨大變化，但他所關心的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真正的文化自由和經濟自由問題，依然是一個進行時。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學研究》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