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2年，我以“無主體熟人社會”為題，在《開放時代》發表了短篇學術隨筆。此后，又于2011年在《讀書》發表“從熟人社會到無主體熟人社會”一文，通過與“熟人社會”的對比，突顯“無主體熟人社會”的特點。在我看來，“熟人社會”的特點是“輿論壓人”“面子有價”“社會資本可累積”，“無主體熟人社會”的特點是“輿論失靈”“面子貶值”“社會資本流散”“熟人社會特點的周期性呈現”。我想揭示的是，“‘無主體熟人社會’的上述四個特征，顯示了變遷中的中國農村社會的特性，也顯示了‘無主體熟人社會’這一概念的解釋能力大于‘熟人社會’的概念。它表明，在村成員人際關系的高度熟悉并非構成熟人社會的充要條件；熟人社會的形成，還取決于農村社區內主體成員的常在”。
“無主體熟人社會”概念的提出，是為了推進對“空心化”鄉村社會的理解。雖然鄉村“空心化”的趨勢至今未見得以扭轉，但時過境遷，隨著微信這一新的媒介技術在鄉村的普及，鄉村的輿論場域和社會運作邏輯也在悄悄地發生一些令人關注的變化，呈現出與“無主體熟人社會”不同的特點。
我們知道，輿論壓力的形成，有賴于一定數量的生活共同體成員與口頭傳播中的輿論放大效應。如果鄉村社會的主體（中青年）常年不在村，輿論則難以形成，此即“無主體熟人社會”里的“輿論失靈”。但在鄉村的微信群里，輿論場域又被構建出來了，只不過這是一個無中心的場域。以下以孫村的兩次修路為例說明這個問題。
我在《孫村的路：后革命時代的人鬼神》一書中記錄了20世紀90年代孫村修路的過程。時隔二十多年，孫村在2020年疫情期間再次修路，兩次修路都是民間自發的行為，但動員機制卻很不同。
20世紀90年代，農民負擔普遍比較重，除了完成農業稅，還要交納的各種費用名目繁多，此即所謂的“亂收費”現象。當時農村的收費工作是通過層層包干的機制來推行的。比如鎮里下達指標，要求一個行政村今年必須完成多少萬元的稅費上繳，一個行政村之下又有很多自然村，行政村就劃了不同片區，行政村對片區也實行包干制，負責某片區的村干部如果完成不了包干任務，就得自己掏錢填補；如果超額完成任務，剩余則歸其自己所有。包干片區的村干部為了完成征收任務，就必須依靠自然村里的民間權威，通過民間權威了解本村各家各戶的經濟情況。在這個過程中，民間權威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這個角色與杜贊奇所說的“保護型經紀”差不多。雖然國家行政力量在這一時期不斷向農村基層及各個家戶擴張，但由于基層政權需要依賴民間權威，民間權威正好也可以出于村莊自身的利益主張公益事業，要求村干部給予配合支持。20世紀90年代孫村的修路就是由民間權威發起民間樂捐，然后讓包干片區的村干部出面征地而協力完成的。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流行的“國家—社會”分析框架，民間社會即使在20世紀90年代行政力量層層滲透和壓力之下依然保有其活力。
進入21世紀，國家大力整頓農村“亂收費”現象。2000年“費改稅”和2006年取消農業稅之后，鄉村基層的稅費征收完全被取消。這看上去是對農民生計及鄉村發展非常有利的事情，卻又導致了另一些負面后果，此即“后稅費時代”的鄉村治理問題。此前因為征收稅費和包干制，鄉村干部非常有動力去走基層，深入鄉村。可是在稅費被取消后，基層干部失去了走村串戶的動力；再加上“零上訪”的行政考核指標要求，鄉村干部逐漸不敢、也不愿再深入基層去解決那些實際的、涉及到鄉村公共利益的問題。而另一方面，在以財富為人生成功的唯一取向之下，鄉村社會里基于公正、道義等聲望的民間權威也開始式微。鄉村干部下不去，民間權威出不來，這可以說是中國鄉村社會治理中的一種危機。以致于像孫村這樣民間權威本來非常活躍的村莊，在21世紀開始后的20年時間里，再沒有興辦過一樁值得一提的民間公益項目。
而2020的春天，由于疫情，所有本應該在春節后分赴全國各地創業經商的中青年人全部受阻，滯留在孫村達三四個月之久，這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多年里從未有的情景。疫情造就了一個特殊的時刻，在這期間，孫村的公益事業蓬勃發展。通過“愛家鄉”微信群募捐，滾動籌集了一百多萬元的善款，陸續完成了橋梁加固拓寬、水渠護欄、村道硬化、路燈照明等一系列公益項目。
20世紀90年代的孫村修路，是由民間權威發動的、包片村干部配合的、有計劃、有目標的公益行動。而在2020年春孫村的公益熱潮中，基層行政與民間權威在這場公益活動中都是缺席的，真正發揮作用的是孫村的“愛家鄉”微信群。這個微信群的成員數在最高峰時也沒有突破過120人，基本上都是孫村外出創業經商的中青年。這批人雖然同村，但由于平時各自在外，相互之間并不熟悉。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后出生的青年，從小跟隨父母外出，即使見面，也可能叫不出對方名字。加上這個微信群并非實行實名制，群里昵稱滿天飛，雖然熱熱鬧鬧討論，但卻是一個無中心的言論空間。其“無中心”特點典型體現在這次孫村公益熱潮的無計劃性與滾動性。一開始其實只是幾個同宗的年輕人在線下商議建一個景觀性的墻屏，不料引出了拓寬加固此墻屏邊上的一座舊橋的動議。“愛家鄉”微信群公布此動議后，捐款不斷，加上疫情期間中青年集聚村里，人力充裕，線上的捐款幾乎與線下的工程施工同步進行。由于款項超過修橋所需，有人因此在群里倡議不如再去固化村道。如此往復，滾動衍生出始料不及的其它五個公益項目，微信群里的人也前前后后捐款了四五次。值得注意的是，大家因為疫情而滯留村里，其實完全可以進行線下聯系，但幾乎所有的捐款與討論全部都是在線上進行的。
在一個成員之間并不相互熟悉的、沒有中心的微信群里，為什么可以激發出如此巨大的公益熱情？為什么棄唾手可得的線下聯系于不顧而轉入線上聯系？這需要回到“愛家鄉”微信群。這個微信群里成員之間的相互熟悉雖遠未達到“熟人社會”的程度，但微信這一新的技術媒介卻很好地建構起一個特殊的場域，在這個場域中，不僅時空被壓縮，而且陌生感也被壓縮。
我在“從熟人社會到無主體熟人社會”一文中指出，只有鄉村社會成員達到一定數量并且相互熟悉，鄉村的輿論才可以產生并保持一定的壓力，所謂“一傳十，十傳百”。如果作為社會主體的中青年長期不在村，則可能導致輿論弱化乃至失靈。原本鄉村的輿論傳播需要有一個過程，而因為微信群的存在，輿論的產生在瞬間內就基本完成了。這種無中心、靠事件帶動而形成的場域，能夠快速地讓大多數人了解到公共意見的產生，并將輿論收集和放大。在“愛家鄉”微信群里，輿論的產生不需要在時間和空間上展演（如“一傳十，十傳百”）。我們知道，在實體的鄉村社區里，輿論傳播的過程可能也是逐漸放大輿論效應或者扭曲事實的過程（所謂“唾沫淹死人”），但微信群里輿論傳播的時間和空間在被壓縮的同時，輿論傳播過程中扭曲事實的可能性也被降到最低程度。而且，微信群里成員的昵稱化，也使輿論傳播不取決于成員之間的熟悉程度。所以，“愛家鄉”微信群的動員能力其實大大超過線下。
但這并不等于說“愛家鄉”微信群的輿論傳播可以不受到挑戰。目前農村里的微信用戶還是明顯存在年齡分層的現象。在“愛家鄉”微信群里，只有一兩個成員的年齡超過六十歲。也就是說，孫村絕大部分的老年人都不在“愛家鄉”微信群里。本來，微信群里輿論的發酵傳播幾乎是在閉環中實現的，但由于疫情期間微信群里的成員滯留村中，并且微信群中討論的又是本村公益事情，群中輿論難免溢出線上，傳到某些感覺被邊緣化的線下老年人的耳中。加上這些老年人不了解微信群中的討論動態，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可能在線下制造出偏離事實的負面輿論。所以，在同樣一件事情上，出現線上線下兩種輿論，并且二者之間展開競爭。
有學界朋友問，孫村在這次疫情期間通過一個無中心場域的社會關系結構形成了合作，問題是微信平臺在很多鄉村都會被應用，但并不是所有的鄉村都能產生孫村這樣的積極效果，其背后的社會機制以及鄉村公益得以發生的基礎是什么？
孫村所在的莆田沿海鄉村的“同鄉同業”特別發達，因此特別看重鄉土社會的團結問題。而如果將孫村的案例放到更抽象的意義上來討論，它所體現的則是鄉土社會的一種韌性，即鄉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發展階段都會碰到各種各樣的社會團結、社會治理的危機，可是鄉土社會的力量還是會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這次疫情期間，在孫村“愛家鄉”微信群里爆發出的公益熱情，說明鄉村社會借助新的媒介技術正在形成一種新的關系格局。雖然仍然存在著中青年與老年人之間因技術鴻溝而導致的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但應該看到，中國的鄉村社會依然是有韌性和活力去應對“空心化”和“無主體熟人社會”帶來的困局的。
還有朋友問，在無中心場域的背后或許還是存在著固有社會秩序和社會關系網絡。此外，危機作為無中心場域發揮作用的一個突出契機，無中心場域是否有可能發展成一個有效的穩定機制？
無中心場域的背后肯定還是會有社會結構的作用，只是這個結構不一定還是像以前那樣圍繞中心（如民間權威）而形成的。在莆田這樣的地方能夠利用微信群形成一個無中心的場域，仍然需要一些條件的配合。如孫村愛家鄉微信群的活躍，是因為有事件的帶動。而且孫村還是有一些比較活躍的、在外經商較為成功的、有愿望來參與推動鄉村社會公益的人群存在，只是這些人可能還并不具備成為一個自然村的權威人物的那種名望，而是要通過做事情來累積他們的社會資本，他們因此也樂意活躍于家鄉微信群中。也許他們可能在未來會成長為鄉村社會里的民間權威，只是在目前階段這個場域還是無中心的。
家鄉微信群所構建的無中心場域既是目前鄉村社會民間權威式微的反映，也是新媒介技術塑造鄉村人際交往方式的表現。所以，如果鄉村民間權威還可以復現，也許無中心場域將得以改觀。而如果新媒介技術對鄉村人際交往方式的塑造進一步廣泛并且深入，那么，即使鄉村社會里出現了以民間權威為中心的秩序，微信群里特有的言論生態和輿論形成方式，也將使無中心場域長期存在。家鄉微信群雖然也是一個線上群落，但它是有鮮明地緣性的，一定是交織著線上與線下互動的，激發著群內與群外力量、輿論博弈的。此不可與城市里各種基于業緣、友緣、情緣的微信群一概而論。
所以，家鄉微信群并非虛擬社區，也不僅僅是安德森界定的“想象的共同體”。它源于鄉村社會，又是對鄉村社會的超克，即超越鄉村社會的“空心化”并且克服其某些弊端（如“無主體熟人社會”中的輿論失靈等）。關注家鄉微信群這個無中心場域，不失為對“空心化”鄉村社會、“無主體熟人社會”研究的推進。在更一般的意義上說，鄉村社會研究需要將家鄉微信群的動態納入視野，將家鄉微信群作為一個重要的田野點。就像去巴黎、倫敦、紐約、東京等國際大都市觀光，如果只是在路面上步行，觸目所見無非老者、外來者乃至流浪漢，而這些都市里最有活力的常住人口卻在你視野之外的地鐵里通行。類似的是，我們現在做鄉村研究，尤其是做“空心化”鄉村研究，如果只是在“空心化”鄉村社區做調查，訪問留守老人、留守妻子、留守兒童，其所得結論大體是令人沮喪的。而家鄉微信群（如果有的話）則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那里有村里年輕人不完全依賴熟悉程度的交流，有各種建設性的議題設置，有時空壓縮下輿論的瞬間形成與切換。這個無中心場域是“空心化”鄉村的一部分，但與其說是“空心化”鄉村的延伸，不如說是“空心化”鄉村的轉世。這也是我所說的當前鄉村社會治理中的危機與生機所在。
（作者系中山大學哲學系暨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華南農村研究中心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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