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理論是農業國工業化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將“工業化”定義為基要生產函數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對工業化的定義進行了嶄新的科學論述。發動并定型工業進化過程最重要的五種因素分為發動因素與限制因素，探討其在工業演進中的作用，并分別從工業化的開始、工業化的程序和階段以及工業化的速度等幾方面討論了工業化的類型。
1、工業化的定義
“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可被定義為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Production Function）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這種變化可能最先發生于某一個生產單位的生產函數，然后再以一種支配的形態形成一種社會的生產函數而遍及于整個社會。“基要的”（Strategical）生產函數的變化能引起并決定其他生產函數的變化，對于后者我們可以稱為“被誘導的”（Induced）生產函數。從已經工業化的各國的經驗來看，這種基要生產函數的變化，最好是用交通運輸、動力工業、機械工業、鋼鐵工業諸部門來說明。
上述工業化的定義，只是筆者所倡議而尚具試用性的一個定義。它比大多數學者所用的定義或解釋要廣泛得多。這個定義可以表明以往兩個世紀中經濟社會的主要變化，而且可以將工業發展及農業改革都包括在內。如果我們將所有的生產部門———制造業、采礦業及農業———分為資本品工業及消費品工業，顯而易見，這些基要生產函數大都與資本品工業相關聯。同樣顯而易見，差不多所有的農業經營，以及一部分制造工業如紡織工業、制鞋工業，都屬于消費品工業的范圍。依照這種分類，農業經營如同任何其他消費品工業一樣，必定要同樣受基要生產函數的影響和控制。只有依照這種解釋，在我們定義下的工業化才可以將制造業的工業化及農場經營的工業化都包括在內。參照以往兩個世紀的歷史，我們就能夠清楚地看到，“基要的創新”（Strategical Innovation）怎樣帶來、又怎樣加強我們所謂“工業化”的過程。其中最顯著的是：鐵道的建立、鋼制船舶的使用及運輸的摩托化（Motorization），蒸汽引擎的廣泛應用及動力工業的電氣化，在制造業及農業上機器的發明和應用，以及機器工具的制造和精細化。這些基要的創新或基要的生產函數的變化，更進一步加強了伴隨現代工廠制度、市場結構及銀行制度之興起而來的“組織上的”（Organizational）變化。這一切變化，都曾經對農業及制造工業的生產結構產生巨大的作用，因之曾經構成而且將繼續構成工業化過程的主要特征。
有一些學者對于工業化也采取了與我們相同的概念。這些學者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斯威齊。他將工業化定義為新工業的建立，或新生產方法的創用。斯威齊的定義或解釋，與我們的正相符合，所謂新工業的建立或新生產方法的創用，根本上是與生產函數的變化相同的。雖然他未曾用“基要的”這樣的形容詞來規限這種過程，但是就他所認為的“工業”只存在于工廠制度下（意即只存在于手工業時期之后）而論，以及就他所看重的資本品工業（或如他所稱的“基本”工業）而論，他對于工業化過程的概念及解釋，實際上與我們在這里用的是一致的。
我們已經定義“工業化”為基要生產函數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這種過程包括各種隨著企業機械化、建立新工業、開發新市場及開拓新領域而來的基本變化。這多少也可以說是“擴大利用”（Widening）資本和“加深利用”（Deepening）資本的過程。這種過程可以提高每個工人及每單位土地的生產力。就是在這種意義上，有些學者如康德利夫和羅森斯坦—羅丹，認為工業化是代替移民的一種方法，以及解決經濟發展落后區域中的人口過剩及提高國民收入的問題。也就是在這種意義上，工業化與農業改造，尤其是在發展遲緩的區域，根本可以認為是一個問題的相互連接的兩部分，雖然我們應將農業國家的工業化與工業國家的“農業化”（Agrarianization）明白地加以區別。
2、工業演進中的發動因素與限制因素
關于現代資本主義的興起以及產業革命時期的降臨，長期以來在解釋方面就一直存在著未能解決的爭論。對這些爭論作進一步的探究，會促使我們研究經濟發展的理論；此種研究或有助于經濟進化理論的建立。在純經濟理論中，歷來的傳統都是集中研究“因變數”（Dependent Variables），例如貨物和生產要素的價格，而假定決定這些變數的“資料”（Data）是給定的。至于經濟發展的理論，則著重于研究經濟理論的“資料變動”，這種資料，我們稱之為“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s）。奈特曾提出一個著名的表單，列出“我們必須研究其變化或其變化可能性的因素”。這些因素一方面是經濟理論的資料，一方面又是經濟發展理論的對象。表單上包括有下列因素或自變數：（1）人口的數量和組成；（2）人口的口味（Taste）和癖好；（3）現存生產能力的數量和種類，包括a.人力，b.物力；（4）這些生產能力所有權的分配，包括人控制人或控制物的一切權利；（5）人和物的地理分布；（6）技藝的狀況，關于科學、教育、生產技術、社會組織等等的全部情況。
我們并無理由假定，這些因素或變數的變動，是完全獨立而不受影響的。在長期中，這些自變數可能也變為因變數。如果我們將這種論證推演過遠，那就必將使我們覺得，在經濟社會中沒有一種因素可以看做是獨立的，因為一切因素多少總是相互依存、相互發生作用的。為此，我們必須找到一個止步點和立足點。因為要建立一種理論或一種系統的論證以解釋極為復雜的經濟現象，特別是因為進化的時期或過程愈長而這種復雜性愈增，我們必須使用“局部相依性”（Partial Interdependent）及“相對連續性”（Relative Continuity）的概念，以代替一般相依性及絕對連續性的概念。
工業化的過程在性質上有異于經濟發展理論所使用的過程，在時期上亦較后者為長，因之，上面所引奈特列舉的若干因素，必須重新加以考慮，重新予以分類。第二種因素，人口的口味和癖好，應該當作因變數。第五種因素，人和物的地理分布，必須重新劃入第一種及第三種因素中。經過這樣重新劃分后，我們解釋工業進化的過程，可以用下列四種基本因素：（1）人口———數量、組成及地理分布；（2）資源或物力———種類、數量及地理分布；（3）社會資源———人的和物的要素所有權的分配；（4）生產技術———著重于發明的應用，至于科學、教育及社會組織的種種情況，則未包括在目前的討論范圍內。在這四種因素之外，我們還必須提到另一種基本因素，那就是：（5）企業創新管理才能（Entrepreneurship）———改變生產函數或應用新的生產函數，也就是改變生產要素的組合或應用新的生產要素組合。
這五種因素是發動并定型工業進化過程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它們的性質和影響各有不同，可以再歸納而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工業化的發動因素。包括：企業創新管理才能及生產技術，一類是限制因素，包括資源及人口。當然，這種劃分也只能是相對的。至于社會制度，則既是發動因素，又是限制因素。本文中，除把社會制度這一因素看作“給定的”以外，對其余各種因素，則依次加以討論。
1.發動因素：企業創新管理才能及生產技術
（1）企業創新管理才能
“企業創新管理才能”的概念，長期以來就是一個被爭論的題目。但是我們在此處所強調的，是存在于企業行動幕后并領導企業前進的“企業創建精神”（Enterprising Spirit）。桑巴特曾經將這種精神解釋為一種由取得、競爭及經濟合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諸原則所支配的精神狀態。他認為“企業創建精神”，連同“方式”（Form，指“規章”和“組織”）及“技術方法”（Technical Methods）是構成現代資本主義本質的三種基本特征。三者之中他最強調的是企業創建精神。據他所說，“在不同的時候，人類對于經濟生活所抱的態度也就不同，企業創建精神為它本身創造了適當的方式，并從而形成經濟組織”。這種精神不僅是“追求最大利潤的動機”。很明顯，追求最大利潤的動機與追求最大滿足的動機相連接，就形成合理的“經濟人”（Economic Man），并且構成經濟理論中一條最基本的假設。但是企業創建精神則更為廣泛，因為在“為利潤而經營企業”以外，它還包括最重要的“為企業本身的發展而經營企業”的精神或志愿。
企業創建精神對于中世紀晚期所謂“商業資本主義”（Commercial Capitalism）的興起和蓬勃發展，是一種基本的發動因素，諸如冒險開發新領域，航海的改良以及商業組織的進展，都是這種商業資本主義興起和發展的特色。這些商業變化，將工業的市場擴大到史所未見的程度，再與18世紀終結時最為顯著的機器發明和應用（技術進步）相連接，才使產業革命過程成為事實，貢獻極大。筆者常常認為，中國在傳統上因社會制度的限制而缺乏這種精神，可以幫助解釋產業革命何以未能早日在中國經濟社會內自動發生。在研究這個問題時，我們自然還必須考慮其他因素的作用，如地理交通形勢、對科學研究的態度以及政府的政策等。而且我們必須注意到，企業創建精神本身又須受文化傳統的制約，至少也須受其影響。我們還要認識到，唯有當技術進步達到一定階段以后，企業創建精神才能充分地得到表現和發揚。
（2）生產技術
生產技術（Technology）包括發明（Invention）及創新（Innovation），創新的意義是指發明的應用。這里所用生產技術一概念較“技術”（Technique）為廣泛，因為它是和變動的過程聯成一體的。生產技術又指產業科學和技術，以及這種科學和技術的應用。生產技術是科學的，這是區分現代時期或工廠制度時期不同于手工業時期的基本特點。正如桑巴特所說的，“現代技術的特色就在于它是科學的。科學與技術的關系是如此密切，足以代表這同一運動的理論和實際兩個方面。中世紀的技藝一方面是傳統的，從師傅學來又再傳授下去；另一方面又是經驗的，基于經驗的教導而不是基于客觀的科學推理……可見，現代技術既是合理的又是科學的”。在理論上，每一個生產單位的生產技術資料都可用一種連接生產要素數量的函數表現出來，這種函數我們稱之為“生產函數”。所以生產技術資料的變化，最好是以生產函數的變化來表示。
許多經濟學者和經濟史家解釋工業進化和現代資本主義的興起時，很著重生產技術這一因素，有些學者或史學家甚至認為它是支配的因素。我們都知道，馬克思學說的根本觀點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根據這種學說，政治的、社會的及文化的形式，都是由社會的經濟結構所產生，而社會經濟結構的形式，則又為包括生產技術的生產力的變化所決定。這可以代表以唯物主義來解釋歷史的最徹底的見解。桑巴特曾經以技術方法，連同企業創建精神和組織，作為解釋現代資本主義實質的三大特色。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則是以“創新”為基礎，而創新在本質上就是企業家所實現的生產技術資料的變動。至于厄謝爾，則更把生產技術看得比其他因素為重。他說，“經濟史所研究的生產技術問題，對于這些地理因素呈現一種尖銳的對照。技術變化包括一連串的，最后體現于實際成就上的各個創新。這些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創新的序列或程序，是歷史的動態過程的最顯著的標志……程序中的每一步驟，都是這一過程不可缺少的部分；每一步驟必須安置在一定的秩序內；結果，這些生產技術發展的過程無論在形式上或在內容上都正是歷史的本體”。可見，“經濟史上的真正英雄是科學家、發明家及探險家。正由于這些人，社會生活才真正發生轉變”。
茲懷格在研究生產技術進步時，曾將其分為三類：生產力的進步（Progress in Productivity），質量的進步（Progress in Quality）及翻新的進步（Progress in Novelty）。生產力進步的形式表現在機械化、合理化、工業心理及工業組織上。生產力的進步是我們的主要研究對象，其中機械化較其他形式更值得我們注意。論及生產技術與生產力的關系，則以發明及創新按不相等的比例，提高生產要素的邊際產品所引起的問題最使人感興趣。因為實際上，最重要的發明，是使機器的應用增加或減少的發明，這也就是使所用資本比例增加或減少的發明，所以最重要的變化，是使資本代替勞動及使勞動代替資本的發明所引起的變化。前一種是“節省勞動”（Labour-saving）的發明，后一種是“節省資本”（Capital-saving）的發明。希克斯把前者定義為增加勞動的邊際產品多于資本的邊際產品的發明，把后者定義為增加資本的邊際產品多于勞動的邊際產品的發明。毋庸置疑，節省勞動的發明在歷史上最為常見；而且在產業革命的初期，節省勞動的機器的應用，曾引起工人及其同情者的反對。節省資本的發明也可能發生，但是直到現在，仍不常見。在本文中，關于生產技術的變化及其對工業和農業的影響的討論，將集中于節省勞動的發明。
2.限制因素：資源及人口
（1）資源
關于資源的構成如何，尚無共同的見解。這主要是因為資源這一概念的本身是一個動態的及演變的概念，所以它的內容也隨著生產技術的發展而時時不同。在日常生活中，資源往往只是用以指具體形式的物資，諸如農地、森林及礦藏等等。這些概念當然是過于狹隘一些的。許多重要的因素，如氣候、雨量及水力等等，也是必須包括在內的。古典區位理論學者中的韋伯將物資分為“普遍的”（U-biquitous）及“區限的”（Localized）兩類，前一類可以用空氣及水為代表，后一類則包括一切其他的實體物資。但是水并不能列為普遍的；相反，水在大多數場合是受限制的。同樣，很少物資能夠說是絕對區限的，或永遠區限的。這是因為許多物資多少總能用其他物資來代替；而有些物資，雖然在某一時候無代替品，但是到另一時候則可能用功能完全相同的物資來代替。比如從焦煤中煉出靛青，人造絲在某種限度內代替蠶絲，都是很好的例證。因此，我們對于資源問題必須作動態的研究。這就是說，我們必須顧及到生產技術的變化并將其引入討論。
不過，動態的方法并不排斥那種假定生產技術情況一定的分析場合。必須明了，假定生產技術情況一定，與完全忽視生產技術的情形大不相同。古典區位理論中那種修飾過度的一套機構，便是奠基在這種忽視了生產技術的脆弱基礎上的。在我們的分析里，生產技術一定，只是用以“開場”（Set-ting-the-stage），這對于生產技術變化被引入以后的主要表演，實在是必要的步驟。在假定生產技術一定的這一時期或過程中，有些地區的一些資源是應該看做有限制的，從而這種資源就成為工業進化的限制因素。在現代經濟社會中，煤被認作是主要的限制因素。這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么法國在18世紀末期及19世紀初期一度成為僅次于英國的工業國家以后，不能再成為第一等的工業強國。法國缺乏必需的煤量以進行高度的工業化過程。另一方面，美國對于應用節省勞動的發明，取得了驚人的進步，這不僅因為美國的勞動力稀少而引起較為迫切的需要，也因為世界上其他國家都不如美國得天獨厚，物藏豐富。美國經濟進步之迅速，一部分可由其需要的迫切程度和性質來解釋，一部分可由其所控制的資源組合來解釋。
在引入了生產技術變化后，由資源所產生的限制可能部分地解除，也可能轉移或變為范疇不同的限制。事實上生產技術的目標每每是針對著克服某種物質的短少或缺乏所引起的困難。我們知道，人口稠密的歐洲深感原料不足。因此，歐洲不得不集中努力于發明節省原料的方法，這種情形正可與美國集中努力于發明節省勞動的方法相對照。
（2）人口
人口問題可以從數量、增長、構成及構成的變化等各種觀點來進行研究。這里我們所說的構成是指職業的構成。我們要徹底了解以上各個方面的情形，唯有從平均每人的生產力及平均每人的收入來著眼討論。根據我們在上面所解釋的概念，由于不斷地引入生產技術的變化，資源本身是變化著的。馬爾薩斯傳統以來的古典人口理論有一個最嚴重的缺陷，就是忽略了生產技術的變化這一方面。這就使這種理論不正確，第一是將資源限于糧食一種，第二是斷言糧食生產的增加率日益小于人口的增加率。
就人口數量的觀點而言，我們最感興趣的是資源數量對于人口數量的比例。這種比例或比率，與平均每人產品，是一種東西。如以一個共同單位來計算產品，這種比率就變為平均每人收入。從這些度量，我們就可以看出人口總是分母。因此，有了預期的生產技術變化及潛存的資源數量之后，人口的數量自然成為決定這些比率的限制因素，而這些比率便是經濟進步的良好指標。這可以解釋，盡管產業革命開始于歐洲，而因人口稠密，其人民生活水平反而低于美國、澳洲和新西蘭。印度不能使其人民達到高級生活水平，除了殖民地制度外，也是基于同一理由———資源對人口的比例過低。中國的重要資源數量僅次于美國，但是中國的龐大人口使這種比例降到很低的水平。就現在社會情況和生產技術情況而論，要將中國廣大人民生活程度提到高水平，并不樂觀。
人口的增長率，尤其是在工業化的過程中的人口增長率，是我們最需注意的一個方面，因為它適合于我們的動態分析。根據各個已經工業化了的國家的經驗，我們或可推導出人口變動趨向的模式。在工業化的初期，死亡率劇減，使人口能大量增加；繼之在工業化后期，生育率又加速地下落，在較先進的國家，這種生育率的下落大大壓抑了人口的增加，使人們預感到人口有即將停止增加的前景。這種經驗對于致力于工業化的中國，實具有重大的參考價值。
工業化過程一旦開始，就會發生從農業轉入工業的職業轉移。但是關于這個問題，還有幾種因素我們必須認清，并且可用以防止任何過分的樂觀。第一，這種轉移在工業化的初期不會很大。在這一時期，手工業的勞動力將得到首批轉入現代工廠的優先機會，這有兩個原因：一則他們的手藝較之農業勞動者更為熟練，再則就勞動的轉業費用而言，他們享有區位上的利益。第二，當農業機械化進行時，農業勞動者本身的剩余將會增加。這時這個問題要依工業吸收此種剩余的速度和農業機械化進行的速率如何而定。第三，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在工業化的初期，人口的增加一定較平常迅速，工業或不能吸收原存剩余以外的這種新增加的剩余，這就是在東歐國家所發生的情況。人口對土地的壓力漸行加強，遂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果。
3、工業化的類型
完成工業化，有不同的方式或類型，主要依我們所用以分類的原則如何而定。首先，我們可以依據工業化是由政府或由個人先行發動，將工業化分為三種類型：（1）個人或私人發動的，（2）政府發動的，（3）政府與私人共同發動的。歷史上，我們很難將任何國家明確地劃歸第一類型或第二類型，因為在這種過程開始時，每每包括政府和個人兩方面的努力。但是如果像進行任何分類一樣，允許有一定的誤差或含糊范圍存在，我們仍然可以將英國、法國及美國歸入第一類型，蘇聯歸入第二類型，德國及日本歸入第三類型。蘇聯所發生的工業化過程可以稱之為“革命的”（Revolutionary）類型，以與當前在其他國家發生的“演進的”（Evolutionary）類型相區別。工業化的方式，還可以依據機器的應用及組織的變化是開始于消費品工業或開始于資本品工業來分類；若是開始于消費品工業，還可以依據究竟是開始于紡織工業或開始于糧食工業來分類；若是開始于資本品工業，又可以依據究竟是開始于鋼鐵工業或開始于化學工業來分類。而且，工業化的分類，也可以依據籌措資本的方法是基于自給抑或由于國際投資和借貸來確定。
下面我們將在下列三個主題下，進而從歷史發展上分析工業化的方式。
1.工業化的開始
工業化的開始，可能由于個人發動，也可能由于政府發動，更可能由于個人和政府共同發動。其由個人發動而開始者，實符合工業進化的自然趨勢，是一種首先發生于英國和法國的類型。這種過程有一個階段，雖然曾被稱為“產業革命”，可是實際上它反而是工業化歷史上最具演進性的類型。另一方面，我們若將那種由政府發動而開始的工業化過程稱為革命性的，似乎更為適當，因為它是比較突然而且聲勢浩大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蘇聯的工業化；其次就是德國自1870年以來的和日本自1868年以來的工業化。這里我們將更多地考慮演進性的類型，因為在演進性的情形下，生產技術是一個發動因素而其本身也是變化著的；至于在革命性的情形下，生產技術可以當作是幾乎完全給定的，因為在這種場合，生產技術大都是從外國輸入或模仿外國的緣故。在演進性的過程中，使工業化開始的主要發動力量，如前所述，是企業創建精神及生產技術。
2.工業化的程序和階段
當地理環境一定時，生產技術將會帶來經濟的和社會的變化。考察最近兩個世紀的歷史，我們就會明了并且必須記住，生產技術變化的本身必然是互相誘導的。生產技術的變化構成一種“規律性的程序”（Orderly Sequence），這是歷史的動態過程中最富于興味和最具有意義的課題。我們還須認清，“整個程序中的每一步驟都是整個過程中必要的和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而且每一步驟都必須依據一定的秩序進行”。所謂工業化的過程只是表述現代經濟社會里生產技術變化的程序的另一種說法。因此，就“演進性”的方式而言，各種不同的工業以及工業以外的其他生產部門的建立和發展，也構成一種“規律性的程序”，這種程序在本質上也正是經濟史的主題。其以“革命性”的方法所完成的程序，如蘇聯所完成的，則屬于另一種不同的范疇。我們的研究，主要的將限于前一種范疇，只有在必要時才涉及后一種范疇。
從一個社會的整個生產結構來看，工業化的主要特征是資本品的相對增加以及消費品的相對減少。在這種意義下，工業化可以定義為生產的“資本化”（在一定的生產過程中，擴大利用資本并加深利用資本）；換言之，就是生產采用更加迂回的方法。就英國的情形言，在稍許超過一世紀的時期中，消費品生產對資本品生產的比率就從1812年的6.5/1降到1924年的1.5/1。美國的情形甚至表現了更加明顯的趨勢。1914年以后，消費品工業的支配地位就讓給了資本品工業。在1925年，這兩者的比例是4/5或0.8/1，與英國在1924年的比例1.5/1相較，表現出美國整個生產結構的資本化程度實遠較英國為高。
根據資本品生產對消費品生產的關系，我們可以將工業化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①這三個階段是：（1）消費品工業占優勢；（2）資本品占工業的相對增加；（3）消費品工業與資本品工業平衡，而有資本品工業漸占優越地位的趨勢。
霍夫曼從各個工業化國家的統計調查中得出結論，②認為以生產的價值所表示的消費品工業與資本品工業的比例，可以依照三個階段加以表述：（1）在第一階段，比例是（5±1）/1；（2）在第二階段，比例是（2+1）/1；（3）在第三階段，比例是（1+1）/1。
自然，這種工業發展的方式只限于演進性的類型。至于比較激進的或革命性的類型，其發展的次序并不一定與此相同，而且可以依政府的計劃完全倒過來。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三次五年計劃所表現的工業化過程，就可以作為良好的例證。
在純粹演進性的工業化過程中，我們所最感興趣的是：工業化過程開始于何種工業，以及引起從消費品工業占優勢轉向以資本品工業占優勢的原因為何。許多學者都曾經指出，大多數國家的工業化開始于紡織工業，只有少數國家開始于食品工業。
從消費品工業占優勢轉變為資本品工業占優勢，并不是突然的。我們尤須認清，并非每個國家都能有這樣的轉變，或者能達到這種資本品工業占優勢的階段。在20世紀20年代，有些國家已經達到這種階段，而其余的國家則仍然主要是消費品的生產者。
顯而易見，在消費品生產對資本品生產的比例與消費品輸出對資本品輸出的比例之間，有密切的關系存在。前一比例較高，后一比例也較高。但是我們不能確定，輸出的比例就是原因而生產的比例就是結果；因為真實情形也可能是與此相反的。由于缺乏精確的統計上的證據，我們只能假定兩種比例是互相影響的。同樣顯而易見的，工業制造品占總輸出的百分比與消費品輸出對資本品輸出的比例之間，也有一定關系存在。前一百分比較高，后一比例也較高。但是這種關系也不能正面肯定，因為從歷史上看來，消費品輸出的比例雖然每個國家都已降低而毫無例外，但是工業制造品占總輸出的百分比則各國情形不同。
3.工業化的速度
工業化的速度是一個極難研究的問題，因為關于速度的概念并不明確，同時對于速度的衡量尚無共同的而且令人滿意的標準。生產指數雖然常常被用作這種測度，但是基年及加權的選擇表現出在應用上幾乎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更因為生產指數的構成是基于兩個基本的假定，因之，使用生產指數的有效性完全有賴于這兩個假定符號現實情況的程度而定。首先是假定每一工業對全社會所生產的商品總效用的貢獻，是和這個工業以貨幣單位測度的“純價值產品”（Net Value Product）成正比例的，這種價值就是這個工業對于它所運用的原料及其他供應用品所增加的價值。其次是假定在每單位實物產品的效用意義上的純產品，如每噸、每石、每碼，對于每種商品都是歷時不變的。第一個假定將使我們進而探求以貨幣單位測度效用是否適當以及對不同產品的效用是否有可能進行比較這樣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限于我們目前研究工作的性質，我們只能在此止步，并假定其情形一如上述。至于第二個假定，一般都認為，在理論上實物數量的統計應該依產品性質的變化而作調整。但是在實際上，直到現在，尚未發展到有令人滿意的為進行這種調整而需要的技術。在進化過程中生產技術變化的質的方面不能表現出來，這對于數量研究方法實在是一種先天的缺陷，從而也是一個嚴重的限制。
不論生產指數原來具有多少缺點，但在實際上尚無其他更好的方法以測度生產的變化，因此我們實無選擇之余地。在利用生產指數時，即使承認上面的假定，我們還要提出一種限制。正如伯恩斯（Arthur F.Burns）所說的，即使是一個對基本商品的歷史只具有粗淺知識的人，也不能懷疑這些商品的質量，一般說來，有著長期不斷的進步。因此，許多生產指數，對于表示生產增長這一點，便有“偏低”（Downward Bias）之嫌。
工業化的特點，只能以制造工業的擴張表現一部分。其他生產部門的擴張，尤其是被視為具有戰略重要性的生產部門如采礦及運輸，雖不說應該予以更多的注意，至少也應該予以等量齊觀。
工業化速度的另一種測度是工業生產力的增加率。由于統計情報的限制，我們的研究不得不限于美國的情況及其與英國情況的比較。我們把伊齊基爾（Mordecai Ezekiel）、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溫特勞布（Sidney Weintraub）以及《當前產業調查》（Survey of Curent Business）所作的指數綜合起來，表示美國制造工業每單位工時的真實出產變化情況。因為要以美國與英國相較，我們選取棉紡織工業及銑鐵生產作為例證。
一般說來，一國工業化的速度，依下列各種因素而定。第一，要看這個國家進入顯著的工業化過程時，正值生產技術的發展屬于何時期或何階段。在較后階段進入工業化過程的國家，工業化的速度一定高于較早階段進入工業化過程的國家，這是因為就社會結構及經濟結構而論，前一種國家比后一種國家更易于采用最近的生產技術發明以及最新的組織形式，而不像后一種國家有更多的制度上的障礙。第二，政府的政策對于工業化的速度也有直接的影響。我們曾經說過，工業發展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演進型的，一種是革命型的。在革命型的情形下，政府居于發動地位；而在演進型的情形中，政府只略盡助力，個人居于發動地位。顯而易見，在政府居于發動地位的情形中，工業化的速度一定較高。第三，工業化的速度又要看工業化的過程是開始于消費品生產抑或開始于資本品生產，或者要看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是著重消費品生產抑或著重資本品生產。由于技術上的理由，開始于資本品生產或著重于資本品生產的國家，在工業化初期經濟轉變的速度往往較高。第四，籌措資本的方法影響工業化的速度甚大。資本的籌措，可能基于本國的自給自足，也可能向國外借貸。如果外資能得到有效的投放和運用，而無損于本國的政治獨立和國內經濟的前途，則其利用實屬得策，能大大地增高工業化的速度。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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