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回顧了本世紀三、四十年代特別是建國以來我國農村社會的變遷，指出七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后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對于推進中國農村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具有實質性的意義，并使中國走出了一條與西方工業化迥然不同的農村工業化之路。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文章進一步分析了當前鄉鎮企業面臨的新情況，指出今后鄉鎮企業的發展必須“兩手并舉”，即一手引進高科技，擴大規模提高質量，發展跨地區甚至跨國家的企業集團；一手發展以農戶為單位的，家庭工業為基礎，加上為它服務的、廣泛高效的、提供信息和銷售的中介體。文章最后對我國農村的城市化問題作了分析，指出中國的城市化應該走大、中、小城市和村鎮同時并舉、遍地開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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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能有機會與諸位朋友討論關于中國農村工業化與城市化協調發展這樣一個課題。
我今年88歲了，如果以我1936年在家鄉的一個農村作社會學調查，和后來用這次調查的材料為基礎寫成《江村經濟》一書，作為我學術生涯的起點的話，到現在已經整整62個年頭了。我一直認為，中國農民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認識中國社會的特點，應該從認識農民和農村開始。中國社會的變化，一定會從廣大的農村開始。所以在這60多年里，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狀況，始終是我研究的重點之一。
我做學問的方法，說起來很簡單，就是到社會實際生活當中去看、去觀察，然后把看到的事物加以分析、思考，說出其中的道理，想出解決的辦法。當年，我按馬林諾斯基老師的指導，對我所調查的村子進行了“社會學診斷”，即“對人民實際生活的全部情況進行分析以理解產生這些問題的結癥”，結果我認為這個村子主要的問題在于貧困，貧困的原因在于入不敷出。我又進一步認識到，這一類農村的基本情況是地少人多，而且由于土地制度的不合理，大多數農民保不住自己的小塊土地，而要向地主租地耕種。即使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民，他們單靠耕地所得的收入，也不夠養活全家人，所以必須另外尋找增加收入的門路，那就是從事工副業生產。我用“人多地少，工農相輔”八個字，來概括這類農村的經濟狀況。然而當時在江村相當發達的傳統蠶絲業，卻因為在國際上無法與現代機械生產競爭而衰落了，致使農民收入下降。“工農相輔”成了“工農并困”的局面。
根據這個診斷，形成了我在三十年代后期的基本主張，即一方面要進行土地改革；另一方面此文系費孝通先生提交5月10日在杭州舉行的“中國農村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國際研討會”的論文。經作者同意，在本刊首次公開發表。要引進現代技術改造傳統手工業；此外還要限制人口繼續增長。事實上，我的姐姐從二十年代末期，已經開始利用現代技術改造手工業的事業，她在我描述過的江村中幫助農民辦起了絲廠，改進中國的蠶絲業。從那時起到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出現過許多曲折，但是總的趨勢是在從傳統經濟向現代化經濟發展，從農業經濟向工業化的方向發展。這是中國必然要走的路子。
這條路子怎么走，當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大家可以討論，我講的只是我自己的觀察、發現和體會。事實上，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就有過討論和爭論，我當時就已表達過上述的基本主張。今天，時隔半個多世紀，歷史為我們增加了很豐富的內容和實例，使我們有機會在歷史事實里邊印證自己的觀點，深化自己的看法，對中國的農村工業化以及由此引發和推動的農村城市化的變遷，作出進一步的觀察和表述。
我認為，中國從傳統經濟進入現代化經濟的路子，必須根據中國的特點來考慮。傳統中國的基本特點就是人多地少，農業為主，工業停留在手工業狀態，靠農業和傳統手工業的發展不能滿足現代化生活的要求，因此必須改變工業結構。
改變傳統的手工業為主的工業結構，怎么做最有效，這項事業前無古人，沒有現成的經驗。我們從整體上是處于摸索階段，不可能一開始就有很自覺的做法。事實上，現代中國是從實行計劃經濟的辦法入手的。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們把國家投資布點的大中型企業主要放在三線，形成工業基地，又由于工業基地的形成而出現工業城市。這樣做，為改變中國工業結構打下了一個底子，使中國的現代工業有了一個開頭。但同時也使這些工業基地處在了分散、孤立的狀態，形如“孤島”，和原有的工業形式脫節，融不進去，也造成了城鄉分離的不利局面。
也可以說，這是“集中力量”改變工業結構的時期，但是，“集中”的方法反而造成了分散的效果。不光這種分散狀態的工業孤立于傳統經濟之外，中國的工業也孤立于世界之外。
七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后，出現了一個不同的局面，最主要的特點之一，就是被稱為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的興起，中國農民出來搞工業了。由于當時城鄉二元經濟的對立和體制的局限，農民不能到城里去搞工業，就只能在農村里搞，從農業里邊發展出來了工業。他們以農村為基地，以地方性社區為基礎，在傳統手工業的基礎上引進了機器。幸而這時的技術條件以及動力的改變和交通的改善，也使現代工業分散到農村去發展具備了條件。從沿海到內地，中國農民創辦的鄉鎮工業很快就從星星之火發展成了燎原之勢。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實地調查中，一地一地地跑，一村一村地看，鄉村工業那種“開開關關”、“漲漲落落”的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適應性，使我聯想到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小草，因此我把它稱作“草根工業”。這個“草根”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就因為它把農村里多余的勞動力，變成了生產力，創造出財富，使千家萬戶的農民增加收入，成了農民的命根子。草根工業一步一步地發展壯大，創造出了大量的財富，成了世人矚目的“鄉鎮企業”。
也可以說，這是“分散力量”改變工業結構的時期。“分散”的方式反而出現了“集中”的效果，中國的工業化過程真正出現了實質性的進展。鄉鎮工業不光融進并且改造了中國歷史上以傳統手工業為主的工業結構，也使中國工業大步融進了世界經濟當中。我在家鄉的鄉鎮企業里看到過直接出口歐美的高檔服裝；在中原的鄉村工廠中看到過和日本汽車配套的部件；在廣東的鄉鎮企業中看到過出口世界各地的家用電器。這樣的生動例子，恕我不一一列舉。大量的事實可以說明一個道理：中國農村的工業化是在農業繁榮的基礎上發生、發展的，而且又促進了農業發展，走上現代化的道路。這是一條與西方工業化迥然不同的道路，是從我國國情出發，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工業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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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經濟的繁榮，帶來了小城鎮的興起。
三十年代在江村的時候，我看到村里有兩條航船，每天到離村子12華里的震澤鎮為農民代買日常用品，同時也代農民到鎮上出售他們生產的蠶絲和糧食。一次我隨航船到震澤，看到停泊在河里，來自周圍各村的航船有二三百條。我就想到震澤來的這幾百條航船，把震澤和它周圍一定區域里的農村連成了一片，震澤鎮成了以農副產品和工業品相互交流的農村經濟中心，是一個商品流通站。那時當地人把與震澤有著密切聯系的農村稱之為“鄉腳”。鎮與鄉腳的關系就像細胞與細胞質那樣，相輔相成而成了一個細胞體。
小城鎮在農村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那樣的生動和豐富多采。這個課題在當時就強烈地吸引著我，但囿于條件的限制，我的研究工作不可能越出村的界限。我總希望能夠有機會作一些這方面的調查。當我在1981年實現這個夙愿時，竟是45年以后的事了。
我對小城鎮的調查是從家鄉吳江縣開始的，后來逐步擴大到蘇南、蘇北。在調查中我們看到，吳江縣小城鎮的變化大體可以分為兩個時期。七十年代以前，由于我國執行了一套“左”的政策，在農村搞單一經濟，取消商品生產，商業國營化，集體和個人經營受到限制和打擊，小城鎮失去了它作為商品流通和小手工業生產中心的作用，因而人口下降，經濟蕭條，呈現了衰落的景象。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糾正了“左”的政策，蘇南農村的經濟發展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新局面。鄉村工業，如雨后春筍般蓬勃興起，農村里大批的剩余勞動力走進工業。但是，辦工業不同于農業，它必須要有一個集中的地方，要交通便利、有水有電；對于務工的農民來說又要距離適中。能滿足這些條件的正是那些衰落中的小城鎮。于是在吳江可以看到，凡是公社集鎮都是社隊工廠最集中的地方，使各村的農民可以“離土不離鄉”地兼顧工農兩業。
六十年前，我曾以“人多地少，工農相輔”八個字來概括家鄉農村的情況。如今，鄉鎮工業興起，把農村剩余勞動力變成生產力，創造出財富。反過來，鄉鎮工業繁榮又反哺農業，鄉村工農業齊頭發展，進入良性循環。調查中各個公社在介紹社隊工業的好處時，都集中在吸收勞力、增加收入和發展集鎮建設這三個方面。
鄉鎮工廠在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方面所起的作用，引起了我們極大的興趣。當時我們走訪過的工廠往往是采取每戶招一名農民進廠做工的辦法，這樣既可保持農戶在收入上大致均衡，又可照顧到農田里需要的勞動力，務工的人上班時做工，下班回家后幫助干農活。這種農工兼業，實際上反映了由農民逐步向工人轉化的過程，他們無疑是從農村中成長起來的一批新工人。這個從有著幾千年的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化工業經濟的轉變，應當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由于縣、鎮、社、隊四級工業大多數建在縣城及集鎮，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到這些小城鎮來工作，這就導致小城鎮人口數量上的增加。同時由于工業的興起而帶動了服務業、商業等第三產業的繁榮，小城鎮人口結構上也起了變化。從鄉鎮、縣屬鎮到縣城，各個層次的小城鎮都在起著層層截流聚居人口的作用，從而減輕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壓力。所以我把小城鎮比喻作“農村人口的蓄水池”。我認為，我國農村當前正在發生著重大的變化，這個變化本質上是一個工業化的過程，是把工業辦到農村里去，而另一面就是鄉村的城市化，也可以說城市擴散到鄉村里去。小城鎮的發展可以認為是中國在世界上走出的一條獨特的城市化道路。
去年秋天，我有機會乘車，從南京沿新通車不久的滬寧高速公路去蘇州，一路上看到沿路兩旁裝著陽臺，陽臺上擺滿花卉的二三層的“洋樓”，一幢接一幢綿延幾里。可以說，這一帶的農民，在小城鎮的發展中，已經進入到現代化的城市化生活狀態中。居住在小城鎮的人同樣可以享受到現代化的生活。
我從事學術活動六十多年，努力想跟隨我國農村的變化去觀察、去思考。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當中被迫停了二十三年。八十年代初期，當我重新獲得學術研究的機會后，我不敢稍有松懈，加倍努力到各地農村去實地考察，在這基礎上把看到的、想到的記錄下來，寫成文章，隨時發表。日子多了，走的地方多了，發表的文章也多了。1993年我把1981年以來所發表的文章編成集子出版，書名叫《行行重行行》。1997年接著又出版《行行重行行續集》。從這兩本書里多少可以看出我對中國鄉鎮工業的發展和城市化與城鄉協調發展的一些思考。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來看看。
從八十年代初到現在，在這近二十年里，無論是農村工業化，還是農村城市化，中國農民都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來自中國的歷史條件，也來自中國的現實情況，符合中國現階段發展生產力的要求與特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我親眼目睹中國廣大農村正在發生著這個偉大的、波瀾壯闊的變革，我為能夠成為這一變革的見證人和為這一變革盡一份力量而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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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九屆全國人大會閉幕后，我卸下了所擔任的公職“告老還鄉”了。但是“告老”不是從此不再做事了，而是想多留些時間給自己，假如天假以年我想結結帳，趁腦子還可以思考的時候，寫一些對自己過去學術思想的回顧和反思；“還鄉”也不是養老，行有余力，我還在繼續行行重行行，追蹤觀察中國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我在最近一段時間里看到的一些實例也確實對我有新的啟示和教育。例如，當前的鄉鎮企業遇到了一些困難，有點難以適應當前市場的要求，各地的農民群眾，都在想辦法通過改革已經不適應當前形勢的體制，和探索新的路子來保住和發展已證明能使農民發家致富的鄉鎮企業。
至于對今后鄉鎮企業將怎樣發展，以我最近在各地觀察的結果，概括地說，我認為大體上傾向于采取上下兩手并舉的辦法。一手是引進高科技，集中力量擴大規模和提高質量，向發展跨地區甚至跨國家，大集團的、農民自辦的、體制多元的新型鄉鎮企業發展，它應當以面向國際市場，開拓現代化的新產品為方向。現在已經在各地出現了銷售額超過幾十億元的、巨大的鄉鎮企業集團，在經營上也已在逐步趕上現代化企業的水平。還有一手是發展以農戶為單位的，家庭工業為基礎，加上為它服務的、廣泛高效的、提供信息和銷售的中介體，即現在正在廣大農村中廣泛出現的“公司+農戶”新的企業結構，也就是分散生產，集中服務的雙層結構。這也屬于我在八十年代稱之為草根工業的性質。這種生根在農戶基礎上的家庭工業保證了它的頑強持久性，不怕風浪打擊，又靈活易變，便于適應新的條件。隨著農民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易于接受新的科技成果，并有化整為零、集腋成裘的能力。在當前這個經濟急速發展的時期，需要變動快、靈活易變，甚至停停開開、能聚能散、適應力強的這種帶著游擊戰和運動戰性質的作戰形式的基層鄉鎮企業。這個基層隊伍可以保證農民的生產能力和生活水平，再加上一層為它服務的、供銷流通的中介機構，就可以便于在國內外廣大市場上抵得住驚風險浪，并保住國民經濟的陣腳。這可說是當前農民正在創造中的一種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的鄉鎮企業基層結構。我對此抱有深厚的希望。
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國內外形勢風云莫測。當前東南亞金融危機只是開了個頭，今后大風大浪還會不斷出現。在風浪面前我們要立于不敗之地，就得抓住上述的兩頭：一頭要精心愛護、培植“草根工業”，穩住陣腳；另一頭要努力創造良好的環境，促進鄉鎮企業增加技術含量，使產品質量好和管理水平高的大型鄉鎮企業集團，更快發展和壯大起來。
至于我國人口眾多、地域廣闊，怎樣“城市化”的問題，如果按我上述的思路發展，我看恐怕還是要走大、中、小城市和村鎮同時并舉遍地開花的道路。到下個世紀前半葉，中國人口大約會達到十五、六億。到那時，怎樣把這樣多的人口妥善安排在這片國土和社區內，使他們都能安居樂業，這是個大問題。看來我們需要搞幾個特大都市，更多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以及大量的小城市和小城鎮來容納更多的人口。未雨綢繆，現在我們就應該算上一算了。
我初步的想法，是以沿海的上海、香港、京、津和內地的重慶等為重點發展500萬到1000萬人的大都會；以200萬到500萬人規模的大中城市為主體，帶動輻射周邊地區；以星羅棋布的幾萬個幾千人到幾萬人上下的小城鎮和幾十萬人上下的小城市為依托，承載下一步農業產業化進一步解放出來的富余勞動力和農村工業化的浪潮，形成中國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全國多層次、一盤棋的合理布局。
我從今年春天開始，打算動手的一個研究課目，就是京九鐵路沿線中心城市的發展，和帶動周邊農村地區來發展區域經濟的問題。這里邊既有農村工業化的內容，又有城鄉協調發展的內容。在這兩個方面，我相信中國的廣大農民會做出氣魄更加宏大的文章，在二十一世紀，實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的城鄉結構。
我希望自己能從中學到更多的東西，更希望天假以年還能有機會在有關今天這個主題的下一屆討論會上，向各位匯報新的發現和體會。
（1998年5月1日定稿于北京）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浙江社會科學》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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