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快速推進的中國城鎮化正將具有幾千年農耕文明的傳統中國鄉村社會帶入到以現代、后現代為主要特質的“城市社會”，鄉土中國正在被“城鄉中國”所取代，經歷了價值觀念從一元向多元交織演變、道德觀念從“鄉土倫理”向市場倫理演變、習俗觀念從“鄉土本色”向現代性多元演變的過程。對于中國城鎮化這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其中鄉村價值觀念和意義系統的變化，是最為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的核心，是傳統文化觀念發生了百年以來的變革。這種變革，是中國城鎮化進程中最為深刻的社會變遷。
關鍵詞：城鎮化 鄉村 文化觀念 變遷
快速推進的中國城鎮化正將具有幾千年農耕文明的傳統中國鄉村社會帶入到以現代、后現代為主要特質的“城市社會”，鄉土中國正在被“城鄉中國”[1]所取代。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對傳統社會來說，社會整體變遷意義上的進步莫過于城市社會取代農業社會”[2]，對于中國城鎮化這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其中鄉村價值觀念和意義系統的變化，是最為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的核心，是傳統文化觀念發生了百年以來的變革。這種變革，是中國城鎮化進程中最為深刻的社會變遷。這種變革的實質，換句話說，就是由人身依賴關系為基礎的傳統社會到經濟利益獨立性為基礎的現代社會轉變，由集體主義到個人主義、倫理本位到個體本位的變遷。
一、價值觀念從一元向多元交織演變
什么樣的社會價值觀念，必然決定于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在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以農立國的理念所導致的結構松動受阻、人地關系緊張所形成和強化的家本位小農經濟、以地為生的地權結構和以村而治的鄉村治理，共同造就了一種‘人不離土’的經濟形態以及與之相對應的特定文化與價值觀念”[3]。沒有國家權力的下鄉，沒有外在力量的嵌入，社會很少流動與遷移，具有共同的身份或共同的目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邏輯重復著循環的社會節奏，形成了以人倫次序為基礎的差序格局、以“家本位”為核心的“熟人社會”、以“禮治秩序”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價值規范，共同遵守著村莊社會共同體中百年難易的一元化權威倫理。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禮治秩序”中，鄉村必然是一個身份等級的社會而不是權利平等的社會，是一個由少數鄉紳統治而在價值觀上占據支配地位，無疑不是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
而在新中國成立后，全面推進了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運動，建立了集體所有制的農村經濟基礎，強調鄉村社會的整合與服從國家，形成了一元化的鄉村治理結構，與集體主義的一元價值觀、整體價值觀、理想價值觀和精神價值觀作為主流價值觀念，而多元價值觀、個體價值觀、世俗價值觀和物質價值觀則完全處于被排斥的地位。[4]特別是在“文革”時期，只有“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以及相應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是無產階級的，因而是唯一正確的，集體主義在鄉村社會具有價值觀念的一元性。而其他的都被認為是非無產階級的，是敵對的資產階級毒草，包括自留地、交易自己的農產品或手藝都被視為“資本主義”而被批判和斗爭。集體主義價值觀念的一元性，長期束縛了農民的思想和行動，導致對個性的壓抑，鄉村社會思想僵化，封閉落后。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鄉村實現了從自然經濟的小農社會向商品經濟的現代社會轉軌，鄉村社會經濟條件發生深刻變化，社會流動加快，社會分化加劇，社會價值變遷也加速，鄉村社會的思想觀念隨之發生了結構性的深刻變化。這種空前的大變局，構成了中國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軌的基本內涵和景觀，也就意味著宣告了“小農的終結”。鄉村社會在經歷了現代工業文明的洗禮之后，必然導致去農民化、異質化和多樣化，[5]不僅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被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方式所取代，而且加快了鄉村人口頻繁流動與遷移，社會生活方式處于不斷變化之中，農民不再像過去那樣具有共同的身份、進行共同的生活或勞動[6]，從而瓦解了傳統意義上的鄉土社會“差序格局”以及相應的“家本位”鄉村社會共同體與文化基礎，價值觀發生了四個方面的變遷：“即從一元價值觀向多元價值觀、整體價值觀向個體價值觀、理想價值觀向世俗價值觀、精神價值觀向物質價值觀的變遷”。[7]
價值觀念的多元化不僅是社會變遷的基本特征，更是現代化的根本標志。城鎮化進程使現代工業文明滲透到鄉村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尤其是價值觀念和文化領域，使傳統鄉村社會的一元價值觀受到全方位的沖擊。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村社會傳統的集體主義已經被徹底解構，價值觀念的深刻嬗變具體表現在向多元化、個人化、世俗化和物質化的全面轉變。市場經濟以一種決定性的力量，影響著整個社會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心理習慣和愛憎好惡。[8]因為市場經濟必然導致的經濟利益多元化，形成了鄉村社會利益主體多元化，從而必然產生在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上的差異化，推動鄉村社會價值觀念由一元向多元化發展。因而，農民個體的自我認同與理性追求得以凸顯，“更為重視和需要的是對生命、家庭、自由、權利和幸福等價值追求”，安全感和幸福感在農民個體價值觀中的地位不斷上升，“這正是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與個性發展的理想追求的實現”。 [9]
價值多元還促進了鄉村社會的開放與融合，一些在過去不被認可的價值觀念獲得了承認，即便存在著爭議的生活方式，社會的干預也變得了小心翼翼了，說明價值觀念的多元化使社會走向包容和相互尊重。比如鄉村居民曾經把結婚作為重大的人生約定，離婚是不光彩的事情，但是，隨著婚姻自由的意識強化和外出打工的分離，婚姻約定對農民的約束力正在變弱，離婚自由變得更加容易實現。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后逐漸建構的諸如市場與契約、自由與平等、效率與公平、民主與法治、富強與文明等核心價值[10]不斷在鄉村傳播， “自由”、“個性”、“民主”、“現代化”等詞匯進入鄉村政治價值觀念的話語體系，農民政治上的民主意識不斷上升，規則意識代替了以前的服從意識，權利意識代替了以前的義務意識。特別是民主管理的不斷推進，政府公共事務的透明度、公平度不斷提高，農民的權利意識不斷上升，可以說是中國鄉村社會千年大變局。不要說在鄉紳治理的封建社會，就是在改革開放前，即使是一個大隊支部書記、甚至生產隊長農民都不敢面對。那時的公社干部和大隊干部甚至生產隊長都可以隨意限制農民的人身自由。今天，不要說村支部書記、鄉鎮書記，農民敢于指著他的鼻子罵人，甚至還敢于到縣里、市里甚至省里，直接找縣長、市長、省長對話，這種底氣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的農民所沒有的。[11]
因此，一方面，隨著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獲得了生產經營自主權，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使農民又獲得了在城鄉自由擇業的權利，農民在經濟上獨立自主使個人的自主性獲得了一種更優先的道德地位，價值觀念的多元性獲得了一種比農業社會遠為廣闊的發展空間，這是文明的進步。而另一方面，在社會發展的轉型階段，價值多元所產生的價值觀紊亂導致種種社會亂象也是客觀的現實。尤其是發家致富成為鄉村社會主流價值觀，貧窮意味著社會地位的邊緣化，利益觀念不斷強化，鄉村重義輕利、身份等級等傳統觀念，被市場經濟的利益觀念替代。鄉村價值觀念在現代市場利益與傳統道德的沖突影響下，農民的價值準則趨利化與道德市場化，帶來拜金主義盛行鄉村社會。為了賺錢，有整個村莊詐騙的“詐騙村”，有整個村莊賣假貨的“假貨村”，甚至有整個村莊大部分女性賣淫的“小姐村”等等。一些村莊在農村巨變中傳統規范喪失與制約失效，新的行為規范未能夠同步建立，導致村民對物質占有的迷戀，對金錢的崇拜，產生“人格衰退、精神衰退、道德衰退”的社會現象[12]。
相對于農業社會的溫情脈脈，工業社會更多地表現為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利益化，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社會價值觀念的“去道德化”傾向，在鄭杭生看來，由此產生了對現代性的反思，“從滕尼斯到里斯曼的‘孤獨的人群主題’；從韋伯到盧曼的‘鐵牢籠主題’；從迪爾凱姆到默頓的‘社會失范主題’以及從馬克思到弗洛姆的‘異化主題’”，工業社會除了依靠契約與法律來維系之外還應該有一種價值支撐，那么，這種價值來自何處？[13]正如勒龐所言：“以往的觀念雖已殘破不全，卻依然有著十分強大的力量，取而代之的觀念仍處于形成的過程之中，現時代呈現為群龍無首的過渡狀態。”[14]中國鄉村的價值觀由傳統轉向了現代，作為全球人口大國，在現代城市文明和工業文明沖擊下，無疑會發生傳統與現代、制度與現實、城市與鄉村等方面的激烈碰撞，迫切需要引導鄉土文化與現代文明進行有機對接，既留住傳統鄉村文化中的“鄉愁”，又樹立現代的社會價值觀念；既尊重傳統的風俗習慣與鄉規民約，又形成良好的法治觀念，以實現鄉村社會結構與治理結構及其治理體系的現代轉型。[15]
二、道德觀念從“鄉土倫理”向市場倫理演變
道德觀念在調整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之間行為規范中發揮重要作用，費孝通將道德觀念定義為：“是在社會里生活的人自覺應當遵守社會行為規范的信念。它包括著行為規范、行為者的信念和社會制裁”[16]。而道德觀念的產生與變化與社會生產生活有關緊密的關聯，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17]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經濟體制、社會結構、生活方式發生了急劇變化，鄉村道德觀念經受了社會轉型的巨大沖擊，經歷著從“鄉土倫理”向“市場倫理”演變的進程。
鄉村是中國文明發展的根基，“中國的文化、法制、禮俗、工商業等，無不‘從鄉村而來，又為鄉村而設’”[18]，因此，“家庭和鄉村，構成了中國倫理精神的兩大源泉”[19]。中國的道德傳統歷經數千年，形成了以農業社會的儒家思想為倫理價值核心的道德體系，“家國一體”、“重義輕利”、“推己及人”、“尊老愛幼”、“勤儉持家”、“和順齊家”等道德準則，維系著鄉村社會和家庭的秩序，這一道德體系以鄉村為基，為鄉村所遵從，具有濃厚的“鄉土倫理”特性。
中國成立后，在社會主義改造與社會主義建設中，“社會新道德建設穩步展開”，“集體主義原則和愛國主義、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愛公共財產等新道德規范”[20]得到弘揚，并深入鄉村社會逐步為農民所接受，并隨著人民公社制度建立、鄉村生產力的發展和移風易俗的行動而不斷強化，從而“促成了鄉村社會主義倫理道德新格序的建立”[21]。但在“文革”期間極“左”的“破四舊”運動中，鄉村傳統道德受到批判，“造成了農村社會的觀念混亂”、“社會主義新道德更受到嚴重扭曲”。這一時期處于計劃經濟體制下，鄉村經濟發展落后、社會相對封閉，“鄉土中國”的特征未得到有效改變，鄉村傳統道德規范“仍然在相當程度上是大多數農民的基本道德原則”。[22]可以認為，鄉村道德觀念仍然處于“鄉土倫理”的范疇之中。
改革開放從農村率先突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既激發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也使農民從土地束縛中得到了解放，催生了大規模的農民流動，促進了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從而極大地改變了鄉村社會結構，引發了鄉村倫理的巨變。這種鄉村道德觀念的變遷，根植于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發展之中，與市場行為緊密相連。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建立在地緣、血緣、親緣基礎上的熟人社會不斷瓦解，“身份信任”已經脆弱到不堪一擊。如傳銷等“宰親殺熟”的現象，就深刻地反映了中國鄉村社會的熟人關系已經式微。[23]過去農民在農忙、建房時相互幫助，互相換工，不記勞動報酬，形成了一種特有的鄉村社會互助式人際關系。現在農民的互助式幫工越來越少了，大都是以支付工資的方式。這種由互助式人際關系向利益化人際關系的變化，從鄉村倫理來說，是人際關系市場化。而從市場理性來說，也無疑是一種進步，即人際關系利益化的同時，提高了鄉村人際交往的社會性，也就是現代性。因此，鄉村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不再是情感關系為主，而更多地變成了實現個體利益的手段。從根本上說，是農業社會的熟人“身份認同”到工商業社會的陌生人“契約認同”的邏輯轉換，是中國幾千年農耕文明“鄉土倫理”到現代文明“市場倫理”的歷史轉軌。
因為在商品經濟的現代社會，契約是成本最低的交往方式，是把相互陌生的人緊密地聯結到一起的粘合劑，因而每一個人都極大地依附著契約關系，利益訴求是契約的基礎，社會結構是“利益格局”。因此，韋伯指出，對于商品經濟而言，熟人關系的特殊信任是一種阻礙力量。[24]正是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作為根本動力，推動了中國農民從熟人社會的“身份信任”向現代社會的“契約信任”變遷，如亨利·梅因所言，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都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25]這是作為古老的農業大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短短的四十年間所實現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社會發展變革。
從進步性的一面來看，在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中，農民的保守、迷信思想得到改變，“敢于冒險、開拓創新、求富爭先的現代經濟理性意識不斷提升”，在遵守市場規則進行生產經營、創業就業過程中，“農民的信用意識、契約意識、責任意識大大增強”。[26]在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農民流動加快，鄉村轉變為“半熟人社會”，“宗族色彩日趨淡化，家庭婚姻道德逐步現代化”[27]。從令人擔憂的一面來看，“利益驅動逐漸成為鄉村社會與鄉村生活中最主要的行為動力”[28]，在市場經濟大潮中，一部分農民成為改革的先鋒，率先富了起來，打破了鄉村相對穩定的生活方式與經濟體系，為追求經濟利益，大量農民背井離鄉進城務工，加上鄉村受城市文化的影響不斷加深，血緣關系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被顛覆，導致“婚姻關系和親子關系的松散”，“家庭（家族）道德教育和傳承的式微”[29]，以及鄉村傳統家庭倫理中的“孝道”觀念日漸衰落。
當前，植于傳統鄉村社會生產、生活和交往方式的“鄉土倫理”逐漸“退場”[30]，但植于現代社會的鄉村現代道德體系卻沒有完全建立，鄉村的道德追求多樣化和無序化并存，“市場倫理”的方向并未明晰，這既與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體制不完善相關，也體現出城鄉文明互動過程中的“陣痛”。因此，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為動力，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契機，推動整個鄉村社會的道德重構成為當前中國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問題。對此，習近平提出的“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努力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引導人們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31]，為中國鄉村道德觀念的重構提供了清晰的方向。
三、習俗觀念從“鄉土本色”向現代性多元演變
習俗即習慣與風俗，是有一定流行范圍，一定流行時間或流行區域的意識行為。習俗歷代相習、積久而成。[32]習俗作為鄉村重要的“地方性共識”，對農民的家庭生活與社區交往起著引導作用。[33]習俗經過村莊共同體一代代人的努力傳承，形成為習慣性的儀式或程序，是對區域內村民有道德約束力的行為準則，呈現為一種正確生活的哲學以及謀求幸福的生活策略。[34]就其功能來說，習俗支配著農民個體與社會活動，生產和孕育著農民的世界觀和生活策略”。[35]習俗是農村社會中一種強大的傳統力量，也是農民認識新事物，化解社會變遷，延續社會生活的經驗憑借，它將多變的生活化約為可以預測的生活，并賦予民眾一種控制命運的感覺。[36]在很多時候習俗體現在人們日常的生活的各種倫理道德、行為規范、以及對待社會的思維角度和認知方式[37]之中。習俗涉及農村的生產、生活、娛樂、衣著服飾、風俗習慣、民族歌舞、居住房屋、宗教信仰等活動的習慣 。
鄉村習俗是“土生土長”的鄉村文化，具有濃厚的“鄉土本色”。幾千年以來，農民被土地束縛著，很少有機會出門“見世面”和“長見識”，世世代代困于村莊，耕種著村莊的土地，因為農業的主要生產資料——土地是固定不動的[38]的特性，鄉村習俗也“土生土長”具有天然的穩定性。因此，由于鄉村社會習俗的穩定性而具有獨特的運作邏輯，能夠自我延續，而這種自我延續的韌性，就來自于鄉村社會主體農民的習俗。[39]正如黃宗智指出的：當西歐的小農經濟經歷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改造時，中國的小農經濟卻在日益內卷化。[40]而內卷化延續的力量離不開中國鄉村習俗的張力和穩定性。在當前城鎮化加速推進中，鄉村常住人口結構發生變化，農民流動帶來城鎮文化與鄉村文化的交流碰撞，使得鄉村習俗受到了外來習俗的巨大沖擊，鄉村的習俗觀念也從“鄉土本色”向現代性多元演變。
鄉土本色的退化與轉型。城鎮化帶來的人口流動，實際上伴隨著文明教化與文明重構的過程，是一個人的流動與文化交流逐漸走向文明的復雜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農民工進城把鄉村傳統習俗被帶進大城市，被強大的城市文明沖洗，鄉村習俗的“鄉土本色”隨著農民工代際傳遞逐漸褪色；另一方面，農民工從城市帶回城市文明對鄉村習俗進行滲透和改造，加速了鄉村習俗現代變遷，“鄉土本色”逐漸向“城市本色”轉型。徐勇對此認為，“鄉民雖然人還在鄉村，但其靈魂處于‘飄浮’狀態，并沒有將祖祖輩輩留傳下來的精神根基保留和傳承下去。這正是一些春節回返鄉里的城市精英深感憂慮之處。農村再也找不到農民那魂牽夢縈的少年時代鄉村，也再也找不到過去那淳樸忠厚的農民” [41]。
鄉土本色的融合與新生。鄉村習俗是一種獨具地方特色的傳統鄉土文明，經鄉村數千年積聚與發展而形成。一方面，隨著鄉村人口流動到城市和全國各地，鄉村人口的認知視野不斷拓展，接受了現代城市文明影響的農民回到鄉村，把現代城市文明滲透進入傳統習俗，促進鄉村習俗與城市文明加速融合。另一方面，一部分接受城市文明的農民工，不再遵循傳統的鄉村習俗，加速對鄉村傳統習俗的現代改造與揚棄，使鄉土本色與城市本色有機結合，形成新時代的鄉村習俗，推動了鄉村習俗的城鄉融合和新生。
鄉土本色的分化與多元化。雖然村落共同體仍在維續，但是，在現代性和市場文化的沖擊之下，鄉村習俗觀念的“鄉土本色”正走向分化和多元化。如今，我們在鄉村社會也能看到一些傳統的、鄉土的文化元素，但越來越多的鄉土文化成分如傳統的技藝、道德和價值觀念漸漸離我們遠去，不斷變遷的鄉村文化已具有了后鄉土性的特征。[42]不能再用鄉村與城市的標準來分辨。鄉土社會經歷了一系列改造運動，無論是制度體系，還是經濟與社會結構，乃至文化價值觀念，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前所未有地改變或沖淡了“鄉土本色”。[43]鄉村習俗觀念不再是一元的，而是被分化了的多元綜合性習俗。
隨著農民在城鄉之間大規模流動，也帶動了“鄉土本色”的鄉村生活方式加快向現代性改變。農民不僅學習了農業以外的技術知識提高了非農生存能力，還增強了社會交往能力，很快地融入城市文明之中。由于農民跨區域大規模流動，必然要求各地的鄉土方言服從于統一的語言和文字，不僅迫使農民學會了普通話，而且使所有城市的地方方言成為非主流，因而被曹錦清稱之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他認為，秦始皇實現了文字的統一，而改革開放實現了語言的統一。14億人中國中有12億人在說普通話，就有12億人口的語言在接近于統一，中華民族大一統形成了：“不僅實現了全國語言的統一、市場的統一，而且加速了全國社會融合、區域融合、民族融合”。[44]對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產生的影響無疑是革命性的。歐洲大市場有44個國家和36種語言，而中國是形成了統一的語言、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這樣十多億人口的超級統一大市場，奠定了中華民族置身于全球大國所獨具的核心競爭力。
注釋：
[1] 劉守英：《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中國鄉村發現》2016年第6期。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1頁。
[3] 劉守英、王一鴿：《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中國轉型的鄉村變遷視角》，《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
[4] 廖小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變遷之基本特征》，《哲學動態》2014年第8期。
[5] 劉祖云、孔德斌：《鄉村軟治理:一個新的學術命題》，《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6] 余維武：《沖突與和諧：價值多元背景下的西方德育改革》，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頁。
[7] 廖小平：《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的變遷及其雙重后果》，《科學社會主義》2013年第1期。
[8] 廖小平：《改革開放以來價值觀演變軌跡探微》，《倫理學研究》2014年第5期。
[9] 石春梅：《當代中國社會價值觀演變的基本特點和趨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年第6期。
[10] 廖小平：《改革開放以來價值觀演變軌跡探微》，《倫理學研究》2014年第5期。
[11] 陳文勝：《我的人生與中國改革一路同行》，《中國鄉村發現》2008年第2期。
[12] 陳波：《二十年來中國農村文化變遷:表征、影響與思考—來自全國25省(市、區)118村的調查》，《中國軟科學》2015年第8期。
[13] 龔長宇、鄭杭生：《陌生人社會秩序的價值基礎》，《科學社會主義》2011年第1期。
[14] 古斯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馮克利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第2頁。
[15] 陳文勝：《合鄉并村改革切忌大躍進》，《光明日報》2015年12月27日。
[16] 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頁。
[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6頁。
[18] 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頁。
[19] 王露璐：《中國鄉村倫理研究論綱》，《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7年第3期。
[20] 張大勇：《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革與農村社會道德觀念的擅變》，《中國農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年第4期。
[21] 杜玉珍：《我國鄉村倫理道德的歷史演變》，《理論月刊》2010年第9期。
[22] 張大勇：《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革與農村社會道德觀念的擅變》，《中國農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年第4期。
[23] 鄭也夫：《走向殺熟之路——一種反傳統歷史過程的社會學分析》，《學術界》2001年第1期。
[24] 韋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康樂、簡惠美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08-319頁。
[25] 亨利?薩姆奈?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97頁。
[26] 王露璐：《中國鄉村倫理研究論綱》，《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7年第3期。
[27] 周蘇玉、張豐清：《關于當代農村道德觀念嬗變的思考》，《零陵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第4期。
[28] 張燕：《傳統鄉村倫理文化的式微與轉型——基于鄉村治理的視角》，《倫理學研究》2017年第3期。
[29] 王露璐：《中國鄉村倫理研究論綱》，《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7年第3期。
[30] 王露璐：《倫理視角下中國鄉村社會變遷中的禮與法》，《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7期。
[31] 習近平：《把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工程》，《人民日報》2014年2月26日。
[32] 侯松濤：《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的社會習俗變遷》，《北京黨史》2002年4期。
[33] 李磊、俞寧：《人口流動、代際生態與鄉村民俗文化變遷——農村新生代影響鄉村民俗文化變遷的邏輯路徑》，《山東社會科學》2015年第11期。
[34] Sumner，William Graham，Folkways: a study of the Sociological Importance of Usages，Manners，Customs，Mores，and Morals. The Athenaum Press，Ginn and Company，1907.P.34、IV、35-36.
[35] 同上.
[36] 吉國秀：《婚姻儀禮變遷與社會網絡重建：以遼寧省東部山區清原鎮為個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255-259頁。
[37] 洪勇：《試論民俗文化的特征與保護》，《南方文物》2004年第3期。
[38] 仲富蘭：《試論近代江浙農村人口流動與習俗變革》，《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
[39] 吉國秀、李麗媛：《作為生存策略的農村民俗：變遷、回應與中國社會轉型》，《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
[40]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01頁。
[41] 徐勇：《根與飄:城鄉中國的失衡與均衡》，《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6年第4期。
[42] 陸益龍：《后鄉土性：理解鄉村社會變遷的一個理論框架》，《人文雜志》2016年第11期。
[43] 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頁。
[44]《陳文勝對話曹錦清:集體經濟與集體化》，《中國鄉村發現》2017年第4期。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教授，中央農辦鄉村振興專家委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 第4期(原題：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文化觀念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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