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村文化是中華民族文明史的主體，村莊是這種文明的載體。”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鄉村文化的地位、價值、意義及影響。鄉村文化建設是鄉村振興的靈魂工程，需要在理念、走向、方法、路徑等方面準確把握，謹防走偏。
不能以工業文化代替農業文化
在傳統落后的農業社會，由于生產力、科學技術等方面的制約，人在自然界面前顯得力量薄弱，人對自然產生一種不可違抗的崇敬心理和神圣感，努力地尋求與自然的和諧， 這是樸素的“天人合一”觀。
工業革命帶來了生產力的飛速發展，極大地彰顯人的力量。工業文化以科技進步為核心，以效益最大化為目標，把“人是世界的主宰”作為其哲學理念，人可以改造世界，征服自然。人類正是依靠這一哲學，沖破了“天命論”的束縛，建立了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 這也是工業文化的價值所在。但是“人定勝天”的思想是一把雙刃劍，這一思想的單向發展和走向極端，必然會加劇人與自然的沖突和對立，導致世界性的生態問題和可持續發展的障礙。我們在享受“人定勝天”思維帶來的成果時，也在品嘗著各種“苦果”，包括環境污染嚴重、資源消耗過度、生態平衡破壞等。
農業文化的價值體現需要遵循三個規律：一是遵從自然規律。農業文化崇尚與自然和諧相處，遵從自然規律，春種秋收，人類生活與自然融為一體；認可與自然的平等地位，既不對自然盲目迷信、頂禮膜拜，也不將其視為野蠻征服和改造的對象。人類可以認識規律、遵從規律，但是不能打破規律，要保護和善待自然，這是解決“人類困境”的希望所在，這與工業文化的“技術崇拜論”差異巨大。二是遵從市場規律。農業已經走出了自給自足的范疇，需要面向市場，以市場為導向，才能富裕農民，振興鄉村，找到自我發展之路。但是，農業文化面向市場是以保護生態環境為前提的，只有綠水青山才能最終實現金山銀山。工業文化以追求利潤為終極目標，會產生諸多“只顧目的、不擇手段”的負面后果。三是遵從社會需求規律。農業雖然以市場為導向，但是，農業文化又不完全以獲取利潤為目的，農產品屬于準公共產品，是人類的剛性需求和社會的必需品，即使無利可圖， 也不能荒廢農業。
鄉村文化建設應合理吸收工業文化中先進的科技手段，但在思想觀念、思維方式上必須摒棄以效益為中心的工業文化單一思維。只有以農業文化的價值觀為引領，才能使鄉村文化長盛不衰，從而繼續引領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薪火相傳，沿著正確的軌道向前發展，使這一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文明形態永駐史冊、永放光芒。這是鄉村文化的歷史擔當，責無旁貸。
不能用城市文化改造鄉村文化
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有著很大的異質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交往規則的差異。城市是一個陌生人的社會，人際交往建立在理性算計的基礎之上，時時、事事、處處依靠制度維持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彼此間的權利和義務，用白紙黑字寫清楚，訂上書面合同， 是建立在法律條文基礎上的他律， 出現糾紛就會以打官司的方式解決，程序正規、成本高昂。城市文化中的個體呈現出原子化的特征， 孤獨感、異化感強烈。鄉村社會是熟人社會，鄉村文化誕生在以地緣和血緣為紐帶、傳統社會倫理為秩序的鄉村社會，并在長期發展中逐步形成了以鄉規民約、生活信仰、傳統習俗、社會禁忌等非正式制度為基本內容的文化形態。即使在外出打工、面臨深刻轉型的當代農村，仍然是一個半熟人社會，村規民約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人和人之間的交往依然戴著脈脈溫情的面紗，是在約定俗成、心理認同、共同遵守基礎上的自律。鄉村文化講究誠信，不會輕易撕破臉皮，一個人如果不講誠信，在熟人社會里， 會面臨極高的成本和代價，有可能會被熟人社會集體拋棄，喪失發展乃至生存的資格。如果用陌生人社會的城市文化來改造熟人社會的鄉村文化，將會極大地增加社會治理成本，同時也與人的情感性需求相悖。人是感情動物，鄉土社會“守望相助”的人情味，正成為城市人的追思與懷念。
二是文化特性的差異。城市文化是一種雜交文化，五湖四海、南來北往的人匯集在城市這個特定的區域，在互相交往磨合的過程中， 原有各具特色的鄉土痕跡不斷隱退，從而生成一種適應新環境的市民文化。從某種程度上說，城市文化是一個沒有個性的文化。鄉村是由一個個祖祖輩輩聚族而居長期共同生活的村落組成，從文化上是代代相傳、源遠流長，與當地的自然環境、人文資源相結合，形成個性獨特的村落文化。如果用千篇一律的城市文化去改造各具特色的鄉村文化，就會失去鄉村的特點，不符合鄉村社會發展的規律。人類生活的豐富性來源于多樣性、差異性和異質性，鄉村振興絕不是僅僅意味著寬廣的馬路、漂亮的高樓，而是要與當地鄉村的地理區位、歷史人文、風俗習慣、特定資源等相關聯，與有著數千年農耕文明歷史的鄉村文化相銜接。只有植根于傳統鄉土社會，才能使鄉村文化呈現出差異化、個性化的特征，顯示出鄉土特色。
不能以現代文化置換傳統文化
在不少人的邏輯思維里，歷史是向前發展的，現代的總是先進的，傳統的總是落后的。這一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表現在空間格局上，就形成了城市代表了先進，農村意味著落后，“城市中心論”的觀念已經成為普遍的社會心態。把鄉村貼上“落后”的標簽是從現代城市的主體視角出發，將鄉村文化看成是“傳統”和“不文明”的形態，因而是需要改造的。將不同于所謂城市現代文明的情形都歸結為落后與迷信，以現代文化置換傳統文化，這無疑是文化強權的思維模式，會讓我們與傳統隔絕，與前人脫離，喪失發展根基。
費孝通先生深刻地指出，從基層看去，中國的社會是鄉土性的， 中國的根基在鄉村。中國有著悠久的農業文明，也曾經長期是世界上最富強、最文明的國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傳統文化確有糟粕成分，但一顆果實壞掉了，不代表這棵樹就沒有了存在的意義。在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美好傳統的國家，鄉村的轉型與發展必須立足于傳統之根的延續，必須培育出從傳統中吸取營養的新的精神世界。如果僅僅是一刀切式地隔斷“傳統之臍”，帶來的災難與混亂將是長久與深重的。對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會陷入歷史虛無主義的境地，我們需要“開發傳統，服務現代”，要把傳統中一切精華的、對今日有用的東西發掘出來，加以繼承、弘揚，為中國社會順利轉型服務，為中國早日實現現代化服務。一個偉大的民族總是善于與時俱進地認識傳統、評價傳統、解釋傳統、重塑傳統，從傳統中尋找智慧和力量。中華民族正是依靠代代相傳的優秀傳統文化，不斷推陳出新，成就了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否定傳統，拋棄傳統，以現代文化置換傳統文化，看似新潮，實為斬斷了文化的根脈，使文化的發展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文化的枯萎， 無疑是遲早的事情。
不能以注入式參與取代融入式參與
站在城市中心主義的優越立場上，會對農村采取一種單向度的輸入和給予。送法下鄉、送圖書下鄉、送電影下鄉、送項目下鄉，是我們非常熟悉的做法，這是一種主體與客體的分割式思維。對農村采取改造和社會救濟的方式，以便能讓農村更好地趕上城市的步伐，在這種模式下，農民是被動接受，是注入式參與。任何自認為先進與優秀的外在力量，都永遠無法完全替代鄉村社會的內部動力，也不可能代替農民的主體性作用。簡單地把農民貼上落后和傳統的標簽，從外來者的立場和價值上對農民加以改造，農民的積極性就難以調動起來，就會出現“政府拼命干，村民一邊看”的非正常現象。不尊重農民的意愿，沒有農民的積極主動參與，即使是最完美的發展方案，也是外部強加的，是沒有生命力的。
所謂農民主體性，就是農民自身在創造和建設活動過程中能夠擔當主角，主動地發揮自身的智慧和創造力，并能成為創造和建設成果的所有人和享有者。鄉村建設運動的開創者梁漱溟很早就意識到農民主體性的重要性， 把啟發農民自覺性作為鄉村建設的萬事之首。在鄉村文化建設中，由于方方面面條件的制約， 外部文明的傳導需要采取一定的方式注入，但更需要尊重農民的主體性，調動和發揮好農民的主動性與創造性，走內源式的發展道路。應充分認識到農民既是鄉村文化的消費者，又是鄉村文化的參與者、建設者，更是鄉村文化的創造者、擁有者。農民投身其中，鄉村文化就有了源頭活水；只有讓農民融入式參與，農民的創造性才能得以充分發揮，鄉村文化的活力才能得以激發，文化的生命力才能得以旺盛。
作者簡介：劉奇，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農業大學、安徽大學等院校兼職教授。主要著作：《劉奇文叢六卷》《中國三農危與機》《貧困不是窮人的錯》《大國三農 清華八講》《鄉村振興：三農走進新時代》等十余部。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發展觀察》2019年第24期（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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