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鄉村建設不僅是現代化進程中防止農業衰落和農村凋敝的必然選擇，而且是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重要載體和落腳點；不僅是統籌城鄉、工農互促、協調發展的關節點，而且對于我國預防通縮、拉動宏觀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有重要作用。新鄉村建設應該成為我國建設和諧社會、加速推進現代化的重要戰略。
1、新鄉村建設是現代化進程中防止農業衰落和農村凋敝的必然選擇，是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重要載體和落腳點。國際經驗表明，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伴隨農業衰落和農村凋敝的現象比較普遍。我國實行了長達50多年的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傾斜政策，越發彰顯農業農村經濟萎縮和蕭條的局面，到20與21世紀之交，已演化為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社會和諧發展大局的焦點。這樣的宏觀背景，催生了跳出“三農”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思路，統籌城鄉發展、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等一系列戰略和新政策應運而生。但實踐中我們似乎走入了誤區：不少人認為，只要加快工業化、城市化、大量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就能解決“三農”問題；有的認為工業反哺農業只是一種趨勢，而事實上仍從農業、農村大量廉價提取資源（比如土地和勞動力）。在這種主導觀念的驅使下，一些地方重工輕農、重城輕鄉，甚至打著統籌城鄉的幌子繼續剝奪農業資源。應該看到，“三農”發展確實需要外部環境和條件，但工業化、城市化絕不能替代“三農”自身的發展。在工業反哺和城市支持的條件下，特別需要加強農業農村這一承接載體的建設。審時度勢，我們應該借鑒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做法[1]，總結我國農村建設的初步經驗，在全國范圍內及時啟動一場有組織地新鄉村建設運動。
2、新鄉村建設是統籌城鄉、工農互促、協調發展的關節點。我們認為：統籌城鄉發展的要詣是動員城市經濟系統的力量，支持和加快鄉村發展而非相反；統籌城鄉發展的關鍵在于，通過重大經濟社會政策改革和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和諧、平等的城鄉經濟關系，使城鄉居民的基本權利在法律和事實上都平；統籌城鄉發展的政策目標是工農互促、城鄉協調、整體推進現代化，而達此目標其著力點應放在農業和農村。統籌城鄉發展需要制定具體戰略。當前長三角等發達區域率先展開的“城鄉一體化”戰略，將其重點放在促進鄉村現代化上，由此而啟動了中國新鄉村建設運動。我們認為，城鄉一體化是一個國家和地區城鄉現代化的交匯融合，是現代社會結構對二元社會結構的替代，是城鄉居民共同富裕、共享現代文明。城鄉一體化是統籌城鄉、工農互促、協調發展的有效途徑，但它絕不是城鄉一樣化，不是城鄉資源的統分統配，更不是強勢集團繼續剝奪弱勢群體的新借口。
3、新鄉村建設對于我國預防通縮、拉動宏觀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有重要作用。目前，經濟學家們普遍預期我國經濟將走入通縮。我們應該未雨綢繆，通過開發新的潛在市場消化過剩、刺激內需和消費。新鄉村建設的啟動，將成為未來我國投資和消費的最大市場。從初步實踐看，新鄉村建設涉及農民生產、生活基礎設施建設，農業、農村經濟發展，農村制度變革等方面。如：通路、通電、通郵、通電信和通寬帶網絡，改水、改廚、改廁；村落集鎮化、庭院綠化、小區潔化、環境美化等。“新農村建設運動能夠極大創造需求，消化我國過剩的產能，幫助經濟度過通縮期”[2]。政府把財政資金更多地投向農業和農村，可以起到反哺農業、支持農村、拉動內需等一箭雙雕的作用。
（二）
在統籌城鄉發展的大背景下，借助農村制度創新和“三農”新政策的動力，我國新鄉村建設事實上已由下而上廣泛展開，集中表現為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民生產、生活條件改善，以及城市工業文明輻射下的農業產業化與合作化、鄉村工業化、村落集鎮化或社區化、農民生活方式市民化、基層治理結構民主化的大趨勢（簡稱新鄉村“五化”建設）。
中國鄉村建設起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救濟鄉村運動。它是知識分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進行的社會改良，是鄉村建設救國論的理論表達和實驗活動。新中國的建立使鄉村建設派追求的目標變成了現實，鄉村建設由此而中斷了。
1980年代初，我國的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這是新鄉村建設的第一波。它是以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為中心的經濟制度及利益格局的重構，是以提高農戶和村集體的生產經營能力為出發點，以現代農業、鄉村企業、小城鎮的發展為基本內容，并且與鄉村治理結構重構（撤銷人民公社三級體制、恢復和重建鄉鎮人民政府、實行村民自治制度等）結合在一起。它奠定了我國農村總體小康的制度和物質基礎，造就了全面小康新農村建設的起點。
新世紀，我國啟動了“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的戰略，同時，為扭轉工業和城市經濟快速擴張與畸形繁榮、農業農村經濟萎縮和蕭條的局面，相繼啟動了統籌城鄉發展戰略，出臺了一系列“三農”新政策。統籌城鄉發展推動了以平等城鄉居民基本權利為中心的新一輪制度創新，比如城鄉戶籍制度、就業制度改革，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和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建立等，這些改革為農民享受國民待遇和公共財政的陽光提供了體制和制度保障，成為第二波新鄉村建設興起的動力；而減免農業稅費，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購買農機補貼、轉移支付等“三農”新政策的實施，則為新鄉村建設拓寬了投資渠道。可以說，第二波新鄉村建設的興起是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轉折點，是對我國長期實行“一國兩策、城鄉分治”體制和政策的矯正。
綜上所述，中國新鄉村建設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大背景下，在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新階段，農村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總稱。它繼承和弘揚了近現代以來中國的志士仁人改造、建設和發展鄉村的理念，又大大超越了鄉建學派針對農民愚、貧、弱、私四大病害的救濟鄉村運動；它承接了改革開放以來實現溫飽的努力和發展成果，是建立在初步工業化和總體小康基礎之上的全面小康新農村建設。
當前我國新鄉村建設范圍之廣泛、內容之系統、工程之浩大史無前例，表現出強烈的時代特征和鮮明的區域差異：
第一，新鄉村建設不是知識分子倡導的社會改良和實驗，而是在總體小康基礎上、政府領導下的全面小康新農村建設，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和整體推進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政府主導、多元參與、工業反哺、工農互促、城鄉互動、和諧發展等是它最鮮明時代特征。
第二，發達地區的新鄉村建設是城鄉一體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表現為城市工業文明輻射下的新鄉村“五化“建設的大趨勢。盡管各地稱謂不一（比如，全面小康新農村建設、現代化示范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但都是以統籌城鄉發展為手段，以城鄉一體化為目標，以各類工程為抓手[3]而展開的。比如：蘇南的“農田向規模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農民向城鎮集中”；浙江全省范圍內的“萬村整治、千村示范”工程；義烏的農業產業化、工業園區化、農田標準化、農民知識化、城鄉一體化（大五化）以及農村社區道路硬化、路燈亮化、衛生潔化、家庭美化、環境優化（小五化）；紹興的全面小康新農村建設；金華的康莊工程；臺州的“五化一平”進村活動等。這些工程展示了發達村域經濟社會全面加速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軌發展的新局面。
第三，在中等發達和欠發達地區，新鄉村建設是以改造、建設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的基礎設施為基本內容，以農業綜合開發、扶貧開發等建設項目為載體，以扶貧新村建設、社會主義文明村（或生態文明村）創建的活動為內容而展開的。比如改水改廁、通電通路、農田標準化建設、異地扶貧、合作醫療、養老保險制度重構等。這些開發和建設，初步顯示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重要作用。
(三)
新鄉村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還很多，其中，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及其利益格局重構，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建設與鄉村政治、文化類組織資源有效整合，村域經濟社會轉軌發展與基層治理格局再造，以及農村公共品生產、供給體系和制度創新等最具緊迫性。
1、新鄉村建設首先遭遇現代化進程中農業資源轉移與農民權益保護的沖突，農村土地制度及其利益格局重構不可避免。我們調查發現，當前農村土地制度及其利益格局重構的三大趨勢值得關注：（1）鄉村工業化、城鎮化、城鄉一體化加速推進，誘發農地在農業內部大規模流轉，表現出向種養大戶（社區民間資本）、非農村住戶（城市工商資本）、外資（港澳臺資）集中的趨勢；但實行農業稅減免和“三項補貼”政策后，已流轉土地又呈現大量回流、提高價格、縮短期限等新的變化[4]。這種變化與農業規模經營和產業化逆向發展，且引發新的矛盾和糾紛。（2）農村土地大批量向非農用途轉移，形成國家建設、園區開發、鄉村集體圈占三分天下的局面。盡管國家嚴格了土地用途管制，但新鄉村“五化”建設對土地需求強烈，農村非農建設用地市場呈無序化趨勢。（3）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和解決失地農民問題，引發了農民對以往征地、拆遷補償的追訴，土地糾紛空前增多。在上述狀況下，家庭承包經營、耕地保護等制度的運行面臨著極大的壓力，無論《農村土地承包法》、還是《土地管理法》都是乏力的，農村土地制度亟需根本的變革。
2、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建設及其與鄉村政治、文化類組織資源有效整合，是新鄉村建設中最有意義、最具挑戰性的大事。歷來的鄉村建設都十分重視農民組織尤其是合作經濟組織的建設。我國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迅速崛起，大體包括四種類型：一是社區性合作經濟組織，主要形式有土地股份合作社、資本型股份合作社、村集體經濟組織改造型股份合作社；二是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有能人和大戶帶動型、農技部門牽頭型、農業龍頭企業聯結型、農產品批發市場中介型、基層供銷社改造型等；三是專業（行業）協會，有經營性專業協會和服務型專業協會之分；四是各種經濟聯合體，如種植養殖型聯合體、加工型聯合體、經銷型聯合體等。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當前長三角農村富民合作社的發展。它的產生源于村級有組織地批量非農開發利用集體土地，地方政府給農村集體劃出一定數量的非農建設土地，村集體聯合富裕成員以資金入股，建立（資本型）股份合作社，用農民聯合投資的形式，開發土地、建設標準廠房和打工樓，向進入本村的企業和農民工招租，以此作為穩定村集體和農民收入來源的長效機制，因此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鄉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快速發展，亟需研究解決兩大問題：其一，作為一種政治權衡，有必要在支持新型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同時，允許合作經濟組織之間的聯合，用發展合作社聯合社的辦法，釋放建立農會的要求，替代農會的作用。我們認為，中國農民組織化將是一條特殊的道路，當前，由專業合作——（走向）社區合作——（再到）合作社之間聯合的趨勢已露端倪，有可能象美國農場局一樣，形成從聯邦到州縣的農場局體系，正常合法的表達農民利益。其二，根據我們的調查，我國農村存在類政權組織、新型合作經濟組織、農民維權組織、民間社會文化組織等四大類組織，其相互關系錯綜復雜。如何既允許、引導，又規范農民組織發展，有效整合農村各類組織資源，促進各種力量良性互動，形成農村基層治理的整體合力的任務，空前緊迫地擺在了我們面前。
3、加快推進村域經濟社會全面轉軌發展，是新鄉村建設重要任務。我們判斷，我國村域已大體形成農戶、集體和工商業主經濟三足鼎立的新格局，而長三角等發達村域已經完成了三大轉軌，形成新的“三三”制結構。根據農業部316個觀察點2002年底的觀察數據，每個行政村村均生產性固定資產843.39萬元：其中農戶所有345.34萬元（占40.95%），集體所有171.98萬元（占20.39%），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及私營企業所有326.07萬元（占38.66%）；村均經營性總收入2705.45萬元，其中農戶家庭經營性收入1126.43萬元（占41.64%），集體經營收入429.47萬元（占15.87%），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及私營企業收入1149.55萬元（占42.49%），這表明，農戶、集體和工商業主經濟大體形成了4：2：4的結構。我們的調查還證實，在長三角村域：所有制結構已由單一的集體經濟轉向集體、農戶、工商業主經濟三足鼎立；產業結構已由單一的農業經濟轉向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體、服務業為支撐的完整體系；社會結構已由地緣、血緣、親緣型村落轉向農民、企業職工、工商業主、管理者等多階層和平共處的業緣性集鎮（或社區），成為專業市場與產業集聚的重要載體。
村域經濟社會全面轉型發展，對“鄉政村治”格局形成嚴重挑戰，帶來一系列問題。比如：發達村域如何面對外來人口增多的局面，平衡村集體成員和外來農民工的利益摩擦；鄉村集體經濟、工商業主經濟、外資經濟如何分享村域財富積累，并分擔鄉村建設和外來農民工基本待遇的成本；如何讓村集體成員和外來農民工平等參與剩余分配、共同分享經濟增長好處；如何化解勞動力和資本的對立沖突，防止農民或農民工的經濟利益糾紛轉化為對基層政權的沖突。很明顯，農村基層治理結構亟需進一步改革和完善。
4、與免征農業稅配套，亟需建立農村公共產品生產、供給體系以及運作機制。免征農業稅是我國歷史上的偉大創舉，受到了廣大農民的歡迎，對農業增長和農村穩定產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農村稅費改革對基層管理體制改革的要求沒有得到應有的響應，農村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比如：鄉村兩級收入大幅度減少，財政缺口和債務增大，基層組織運轉困難，在農業區域尤為突出；農田水利及其它基礎設施建設受制約，嚴重影響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提高和農村社會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如教育、衛生醫療、文化娛樂等舉步維艱。另外，農民心理并不踏實，這種擔憂根源于負擔反彈的預期和稅賦等政策變化引起土地關系不穩定。顯然，進行農村配套改革，重構和完善農村公共品供給體制迫在眉睫。我們看到，在長三角等發達地區：在政府主導及財政支持下，啟動了以舊村改造和新村建設為中心的各項工程；財政逐年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管理體制正在由民辦民管納入到公共財政范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正在由試點地區逐漸推開；城市公共品供給體制正在向農村延伸，出現了城鄉公交、通訊、供電、供水、環衛等一體化的發展趨勢；農民就業保險、最低生活保障、養老保險等緩慢向市民標準靠攏。這些做法預示了鄉村公共產品政策、體制和制度變革的趨勢，值得總結、完善和推廣。
作者為王景新教授、研究員，現任發展中論壇副主席，浙江農林大學中國農民研究發展中心常務副主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小城鎮建設》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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