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期，鄉村教育問題再度引發公眾關注。近二十年中國最顯著的鄉村教育現象，莫過于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由國家發動的大規模撤點并校布局調整和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所導致的大量村莊學校的急劇消失。相對于費孝通提出的“文字下鄉”，本文以“文字上移”來概括中國鄉村教育的新趨勢，指出“文字上移”或村落學校教育的“終結”是在多重因素影響下發生的，根本上則是因為農民的生存樣態越來越不依賴于土地或以土地為中心，進而提示了鄉村教育的這一趨向可能導致的社會學后果。
在當代中國,鄉村教育之所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學議題,一方面是因為它關涉到中國的大多數人——農民及其子女的命運，關涉到這一群體社會生存和流動的基本途徑乃至其人性人格的健康發展；另一方面,鄉村教育是觀察中國社會深層權力結構及其變遷機制的極好載體。
借用布迪厄的話來說，教育社會學是知識社會學和權力社會學的一個篇章,而不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部分——更不用說它對于權力哲學的社會學意義了。教育社會學遠不是那種運用型的末流科學,它不像人們習慣上所認為的那樣,僅僅是一門有益于教學的科學。事實上,教育社會學構成了關于權利和合法性問題的普通人類學的基礎：因為它能夠引導人們探索負責對社會結構和心智結構進行再生產的“機制”的本原。
當前中國最顯著的鄉村教育現象莫過于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由國家發動的大規模撤點并校布局調整和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工程所導致的大量村莊學校的急劇消失。
在這一政策的實施下,中國農村小學校數量從1997年的51萬余所減少到2006年的29萬多所;教學點從1997年的18萬余個減少到2006年的8萬多個;農村小學在校生數從1997年的9560萬余人減少到2006年的6676萬多人;減幅分別為42.48%、53.15%、30.17%。把教學點算上,中國農村這10年間平均每年減少3.2萬所學校;每天約有87所學校消失。如果把時間放長看,會發現2006年全國的小學校數量已經降到建國初的水平。據我們的調查,這種趨勢在最近幾年仍然以更快的速度發展著。
與這些減幅并行的還有鄉鎮中心校和農村寄宿制學校的普遍建設、留守兒童就學縣城聚集現象、城市流動兒童的大量增加和農民工子弟學校的設立。不到10年的時間,中國改變了原來“村村有小學”的格局,眾多農村小學校在?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改善辦學條件的原則指導下,被逐漸撤并或升級,不少地方已達到一個鄉鎮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對這樣一種現象應該給予怎樣的解釋才能讓我們理解其社會文化意義?
本文嘗試把這一現象概括為中國鄉村教育正呈現出一個"文字上移"的新趨勢。"文字上移"是與"文字下鄉"相對的一個概念,而"文字下鄉"是費孝通在《鄉土中國》里對民國期間教育現代化趨勢的一種概括。
在費孝通看來,就教育與鄉土社會的關系而言,“文字下鄉”是很現代的事情,因為鄉土社會沒有文字的需要,文字原本是不必下鄉的。只是到了很晚近的階段,才在一批鄉村社會工作者中間發生了普及農村教育或“文字下鄉”的理念和事業。歷經百余年的現代化進程,這一事業逐漸深入和擴大,文字終于扎根于中國鄉土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顯然,這個“文字下鄉”的過程是經由農村學校,尤其是小學校,來完成的。
可是,當這個過程走到極致的時候,卻出現了我們所描述的一個“文字上移”的反過程。這樣一種“學在官府-文字下鄉-文字上移”近乎完整的辯證法過程,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觀察中國鄉村社會變遷的案例。本文的主要意圖是希望從當前中國最顯著的鄉村教育事實出發,通過歷史脈絡的追溯,揭示當前鄉村教育事實的社會文化意涵,闡述國家行為建基于其上的社會機制,并提示其可能的社會學后果。
鄉村教育的歷史興起：從“學在官府”到“文字下鄉”
雖然現代教育必然地建立在文字學習的基礎之上,但教育與鄉土社會的關聯卻天然地未必通過文字。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形象地闡明了鄉土社會是一個用不著文字、甚至連語言有時候都顯得多余的、面對面的社群。在費先生看來,這種狀況有理論上的依據,即生活是第一位的,文字不過是應付生活的手段,如果生活中沒有文字的需要,自然更沒有文字教育的需要了。
實際上,我們可以設想,人類社會曾經歷了漫長的無文字時代,那個時代教育與鄉土社會的關系是“無中介的”,即直接通過生產生活,頂多通過口耳相傳來傳遞人類生活的經驗。文字發生之初是“結繩記事”,需要結繩來記事是因為在空間和時間中人和人的接觸發生了阻礙。我們不能當面講話,才需要找一些東西來代話。
不過,因人類社會生活的逐漸復雜化,文字亦變得日益復雜,以至于需要經過專門的學習才能掌握,文字因此脫離了普通人的生活而成為有閑階級的專利品。這個過程很長,當然其間也有變化。
大體上說,中國的夏商周三代經歷了一個“為官者世世為官,為民者世世為民”的世襲社會階段,當時教育的基本特點是“學在官府”,即所謂“惟官有學,而民無學”。在社會的上層,“學而優則仕”是對王公貴族子弟的基本要求,仕和學是不分的,甚至仕的本義就是學,這既是當時的一個基本思想,也是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
因此,在中國的世襲社會時期,文字教育基本上為疇人以上的階層所壟斷,章炳麟曾概括為“古者世祿,子就父學,為疇官……宦于大夫,謂之宦于事師。言仕者又與學同。明不仕則無所受書”。因此,費孝通才說,“中國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層上發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廟堂性的”。
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期也經歷了一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變局可以概括為世襲社會的解體。其在教育上的最大后果就是“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孔子就是在這個時候以“復三代之盛為己任”,大辦私學,有教無類,主張以“學”(而非身份)作為仕的標準。
因此,段玉裁才說“以仕學分出處,起于此時矣”。到孔子之時,仕學開始分途。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它表明“學”不再是王公貴族的專利,這就為平民接受文字教育提供了機會?？鬃又畷r,有關鄉里學校和教學的傳說還是不少的,如《尚書大傳》(卷五,《略說》)中說:“大夫、士七十而致士,老于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鋤已藏,祈樂已入,歲時已畢,余子皆入學。”
這些典籍所記載的事例都可以說明春秋戰國時期存在文化下移,甚至“文字下鄉(因為里是鄉之下的一個單位)”的跡象。其中尤以孔子所開創之私學根深葉茂,為爾后幾千年中國社會的士紳賢達所繼承發揚,成就了源遠流長的中國私塾傳統。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中,諸子百家大都秉承“有教無類”的原則,深入鄉里廣收門徒,宣傳并踐履自己的思想主張。
中國的私塾傳統對于以文字為中心的文化形式和價值觀念在農村地區的推行,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不過,這種作用在明代以前,或者廣義地說,在宋儒的教化政治出現以前,只是一種“文化貴族主義”的表現,真正接受文字教育的對象具有嚴格的階級限定。因此,盡管私塾傳統源遠流長,但還稱不上是鄉村辦學。
有學者提出，真正的鄉村辦學是在宋儒提出他們的理論以后,或者更嚴格地說,到了朱元璋推翻元朝的統治、建立以華夏民族為核心的國家以后,才出現的。明代洪武年間開始提倡在鄉村開辦“社學”,企圖把庶民改造成為有教養的民眾。不過,揆諸史實很容易發現,“社學”之設實際上始于元代,而非明朝。
不過,元明以降的“社學”之設與現代意義的村落中開辦初等學校還是有很大差別的。其一,從數量上說,全國2萬余所社學的規模連鄉鎮一級都不能普及,更不用說普及到村落;其二,更重要的,從性質上講,“社學”的文化精神與作為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傳播制度的學校有著十分鮮明的差異。社學是為地方“無過犯子弟”設立的傳播政治、倫理經典和教勸農桑的場所,其目的在于通過“導民善俗”來配合朝廷重建中華帝國的政治、倫理秩序。嚴格說來,元明清三朝在鄉里設置的社學只是一種“化民成俗”的社會教育,而非現代意義的學校教育。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字下鄉”始于清末新學的創設。
如果說文字教育在傳統社會只是某些階層的專利品,是屬于“廟堂性”的,且以維護政治-倫理秩序為宗旨,那么,現代以降,學校教育則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態試圖滲透到包括村落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當中,以培養每一位公民基本知識能力為鵠的,試圖成為社會整體的一個內生性因素,在“維模”層面給社會系統提供進步性提升的動能。
這一被費孝通概括為“文字下鄉”的滲透過程在中國始自19世紀晚期的新學運動,一直延續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中國政府的“雙基工程”,歷經100余年的時間,雖然期間經歷了“鄉民毀?！?、“新學不勝私塾”、“教育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等種種艱辛或反復,但現代教育往下滲透的客觀總趨勢是不變的。
鄉村教育的新趨向：“文字上移”
作為現代化內容之一的“文字下鄉”進程,歷經近百年的發展,基本上達到了其頂點,農村義務教育普及率和青壯年非文盲率均已接近100%的絕對限度,鄉村教育的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關口,進一步的發展必然體現出新的趨向。
作為這種趨向的表現,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我國農村中小學開始了新一輪的大規模布局調整。如果說百來年來中國教育現代化的過程以往下滲透普及或者“文字下鄉”為特征,那么這一次的農村中小學布局大調整無疑體現出一個相反的趨向,這一趨向成為當前中國鄉村教育的顯著事實。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我們應該注意其反映出來的一些特點。
1. 學校數量的減幅比在校生數量的減幅大
1997-2006年,農村小學在校生數量的減幅為30.17%,而學校數量的減幅達到45.33%,之間相差15-16個百分點;這一差額表明通常認為的計劃生育政策所導致的人口減少不能完全解釋發生在當前中國農村的教育事實。此外,學校平均規模的增幅沒有學校數量和在校生數量的減幅大,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通常所認為的“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改善辦學條件”的原因也不足以解釋當前中國農村的教育事實。
中國鄉村學校在校生數量大幅減少
2. 學校數量和在校生數量減少的趨勢并不同步
建國以來中國普通小學教育的發展趨勢在學校數量和在校生數量兩個維度上并不都是同步的:中國小學校的數量實際上從1965年開始就一直呈下降趨勢,而在校生數卻幾度變化。1985- 1997年, 在校生規模呈上升趨勢,而學校數量呈穩步下降趨勢，即便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頒布后,學校數量也并不見增,反而減少,其原因主要在學校教育質量和平均辦學規模的大幅提升,這是《義務教育法》的一大貢獻;1997-2007年,這一階段學校數量和在校生數量的變化規律表現同步,學校減幅遠比在校生減幅大。
上述長時段變化趨勢再一次表明,人口因素只能解釋初等教育發展過程中在校生數量的變化,而不能解釋學校數量的變化,因此也不能完全解釋中國鄉村教育的發展變化趨勢。
3. 城鄉關系是解釋近些年來中國鄉村教育發展變化的重要因素
比較1997-2006年間農村教育和城鎮教育的發展變化,可以發現,城鎮小學校數量減少的幅度一點都不遜色于農村,而且比農村的減幅還要大。與此同時,城鎮在校生數量在1997-2006年間只略有降低,并不像農村那樣一味地往下減少。城鎮學校數量的大幅減少以這些學校規模的大幅增加作為補充,而農村學校數量和在校生數量的同步大幅減少,使其不能以學校規模的微弱增加得到有效的補充。
這些對照表明,城鄉關系是解釋近些年來中國鄉村教育發展變化的重要因素。隨著民工潮而產生的大量流動兒童、民工子弟校以及留守兒童聚集就學縣鎮的現象,無疑進一步加劇了農村教育急速蕭條的步伐。
4. “文字上移” : 中國鄉村教育的新趨向
盡管我國農村學校的數量自1965年以來一直呈下降趨勢,但到1997年還大抵上保持了“村村有小學”的狀況。在人口因素、城市化、集中辦學、規模效益以及政策驅動等多重因素的綜合影響下,近些年來中國農村教育發展的一個重要變化在于,到2006、2007年就差不多兩個村莊才有一所學校了。如果加上村莊數量本身也在變化的因素,可以推導出農村學校數量變化的幅度就更大了。
李培林曾鑒于大量村落的急劇消失而試以“村落的終結”來形容20世紀末以來中國農村的巨變;以此類推,用“村落學校的終結”來概括當前農村教育的發展趨勢就更不為過了。特別是新世紀以來,國務院和教育部都將調整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列為重點工作,農村撤點并校速度進一步加快。部分地區,尤其是一些經濟較為發達的農村地區,集中力量改善或創辦了一批鄉鎮中心學校,不少地方甚至達到了一個鄉鎮只有一所中心校的辦學格局。
總的來講,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我國農村教育發展所表現出的新進程不同于百來年來以“文字下鄉”為特征的教育現代化過程,而是一個相反的“文字上移”的新趨向,這一進程與“村落的終結”相同步,并比村落終結的速度更快。
鄉村教育“終結”的社會根源及可能后果
在人類社會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教育與鄉土社會的關系幾乎是無中介的,教育即生活本身,教育建基于人的生活世界。這是一種具體化的、本原性的教育形態,它的勢力范圍可能只波及一個熟人社會,不夠普及、不夠系統、不夠抽象,但它對于鄉土社會的生活而言,卻是完整的、有效的。
那個時候,如果有教育的話,也只有鄉土的教育,那是沒有文字的教育。文字與教育發生關聯,開始是上層階級借以壟斷自身權位的手段。文字仍然是不下鄉的。文字作為教育的中介并與普通人發生聯系,始于現代化的理念及事業,因此,才有后來費孝通所概括的“文字下鄉”的進程。在中國,這一進程是從清末新學的創設開始的。歷經百年來的不斷擴張,現代性事業借由學校(尤其是小學)這一制度形式將其觸角滲透到鄉村的每一個角落,文字和學校一度成為村落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可是,就在“文字下鄉”的進程近乎完成的當口,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的鄉村教育出現了一個“文字上移”的反過程。在短短10年的時間內,中國改變了“村村有小學”的面貌,正在由2村/校向3村/校的目標進發,每天都有大量的村落學校在消失,這一進程的速度比"村落終結"的速度還要快。很多地方已經達到“一個鄉鎮一所中心校”的格局,大有重新回到“文字不下鄉”的趨勢。這些現象構成當前中國農村最為顯著的教育事實。
鄉村教育問題不能單從人口或教育資源角度解釋
關于這一教育事實,就其原因而言,本文認為,不能像時下國家政策文本及教育學、人口學、經濟學等學科那樣,單單從人口因素或者“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改善辦學條件”的角度來加以解釋。大量數據分析表明,人口因素、規模效益兩大因素都不足以解釋這一教育事實?！拔淖稚弦啤薄⒋迓鋵W校加速終結是在人口因素、城市關系、規模效益以及政策驅動等多重因素的綜合影響下發生的。
而其根本原因,應該從中國社會的整體進程中去探尋。中國社會正在從鄉土中國走向離土中國,其間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種種表現,其中最基本的,是中國農村居民的生存樣態也越來越不依賴于土地或以土地為中心,更不用說城鎮居民了。正是這一趨勢決定了村落學校教育的“終結”,既然人的生存越發不依賴于鄉土,人們生活的重心越發遠離村落,那么,以人為目的的教育和文字也就必然地不再留戀鄉土和村落,這一趨向在以普遍性和抽象性為特征的現代教育身上將體現得更為明顯而堅決。
關于這一事實可能的后果, 很多的研究已經指出了不少, 本文愿意特別地提到:
(1)農村學校的鄉鎮集中,并以寄宿制為主導形式,使得農村的學齡期兒童不僅從時間上、也從空間上脫離具體的生活世界直接進入到抽象系統的封閉式規訓中來,這可能導致他們在認知和人格發展上的先天不足,尤其是他們的社會性發展方面,將遇到可以預知的困難。這是因為他們從頭開始就缺乏鄉村經驗和家庭天倫的滋潤,而生活世界和初級群體對于人的認知和人格成長的重要性,乃是社會學的一般常識。
(2)百年來教育現代化進程所造成的村落學校在短時間內突然急劇消失,對于村落社會的影響必然是巨大的。這就相當于將已經長成在身體里面的器官或骨架突然拿走,對于身體的運行必然是很大的打擊。如果我們認定功能主義對于結構和文化的強調還是有一定的真理性,代表鄉村社會一部分的村落學校的消失,必然導致或加速鄉村社會的解組。而這一過程所帶來的鄉村社會的文化真空,是仍然滯留在鄉村的人口必須面對的。
(3)“文字上移”的趨向表明鄉村教育堅決地摒棄鄉村經驗,一味地向城市化、抽象化、普遍化進發,中國社會因此越發走向一種單面社會,這種社會因為缺乏多面向而將變得很脆弱。如近期因金融風暴導致大量農民工返鄉,但他們卻可能因為早年的土地流轉而面臨無土可耕的境地;甚或因為年輕一代農民工根本就沒有耕作經驗和技能,從而導致面臨生活無著落的風險。諸如此類的現象不斷呈現,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因了近10余年來正在發生的中國鄉村教育事實所埋下的種子。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5期(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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