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國超大城市的內部和周邊，存在數以百計的城中村。一般看來，城中村是現代化和城市化的反題，是城市化要消化和消滅的那部分。而事實上，如果跳脫線性發展主義的分析框架，我們會發現，城中村本身就是帶著農民特色的城市化進程，而這一進程，服務于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再生產，從而為中國的快速城市化和參與全球市場提供了保障。概而言之，城中村的現實，讓我們發現中國語境下的多重二律背反：其一，農民成為城市化的主體，發展出來了以土地而非資本為核心的封閉性的城市化道路，這是一種反資本而不反市場的城市化。其二，這種抑制大資本的城市化，卻并不是反資本主義的城市化，相反，它使得中國以廉價的勞動力優勢更快更好地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關鍵詞:城市化；城中村；生產和消費；農民工
2015年年初，天氣還沒有轉暖，北京五六環之間的魏家村里，已經開始了熱火朝天的拆房和建房施工。800米的主路上，11個施工工地在緊張運轉著。村里6 400平方米的居住區里，則有25個類似規模的工地正在開工或即將開工。所有的工地，都在生產著消費空間。大部分的建筑，會變成標準配置的二層公寓，出租給外來打工者。少部分的建筑，會變成門面房，出租給餐館、發廊和超市。而與此同時，在北京市北五環內的三平村里，所剩無幾的幾間老瓦房也將被拆掉，代之而起的也將是磚混建筑，二層乃至三層的公寓。
魏家村和三平村都是北京市內典型的城中村，分別容納了四萬左右的外來務工者。新輪拆建之后，村里能容納的外來人口還會更多，而房租也將增長大約20%。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農民工進城，模糊了農民和工人之間的界限，使得學者們開始討論勞動者主體性的轉換和生產問題。那么，城中村的存在，也以類似的方式，提醒著我們，中國的城市變遷實際上打破了城市與鄉村這對二元對立，在空間上實現了城市和鄉村之間辯證的生產。這就召喚學者反思線性發展主義的城市化理論框架。而將城中村訴諸社會科學理論分析，則是這項工作的重要入口。
目前，以城中村為對象的研究已經為數不少。一部分學者從城市研究的角度入手，著眼于城中村缺乏市政投入、公共設施差、低收入群體聚集等特點，認為這種空間是“城市角落”、 “城市牛皮癬”，是“臟亂差”的類貧民窟。概而言之，就是把城中村看作是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反題，認為城中村不夠城市化，必將或必須被城市化。而另一類學者則從鄉村發展的角度入手，認為城中村的村民，被裹挾進了城市化的洪流，就連村莊本身也將走向終結，而城中村則是這個過程的中間環節。上述兩種觀點都建立在城市和鄉村的二元對立上，將農村看作是城市化的和現代性要克服的對象。相應也把農民看作是被動、弱小和消極的力量。第三類學者則更多地把關注點放在外來打工者的身上，試圖將城中村作為中國制度和文化的結構性產物，重視探討在市場化條件下，城中村中持續生產和重構的社會關系、生活倫理和主體性。顯然，城中村的存在，不僅僅關系到中國當代城市和鄉村空間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變遷，更關系到廉價勞動力的再生產在空間層面上如何組織。這就要求我們超越線性的發展主義的分析框架，將中國的城市化與全球經濟體系的運轉納入同一個分析框架。就不難看出，城中村為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提供了棲身之所，它非但不是城市化要消除的對象，反而是中國近20年來快速城市化的必要條件。其一，使外來人口以較低的成本實現了從農民到“打工者”的身份轉變；其二，作為廉價而全面的勞動力再生產空間，保障了中國勞動力的低價。這不僅讓城市中的高樓大廈、樓堂會所、高尚小區和高速公路的建設和運轉成為可能，也為眾多的非正規經濟及本土經濟模式提供了保障。
通過對北京周邊多個城中村的田野調查，本文試圖從理論和制度層面談論發生在城中村的由農民主導的另類城市化進程，其任務有三個層面。首先，從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分離入手，提出中國城市化的特殊道路的理論問題，并且將城中村問題乃至中國城市化問題嵌入到全球經濟的生產和消費的雙重邏輯中去討論。隨后，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分離的歷史和制度框架之內，探討在城中村內部發生的以農民為主體的城市化的特點，并討論這種以土地特權為基礎的封閉式城市化是如何可能的。最后，討論這種以土地為核心的封閉式的城市化，是如何作為階級性的生活空間存在的，而這種階級性的空間，對于中國的現實和未來，有怎樣重要的意義。
一、城市化的中國式反題：馬克思、毛澤東和費孝通
對于大部分理論家而言，工業化和城市化，就好像是孿生兄弟，在現代性的過程中發生。馬克思曾經寫道：“現代的歷史是鄉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樣，城市鄉村化。”對于馬克思而言，資本主義工業資本的擴張、原始積累等過程，都同時是空間上迅速城市化的過程。工業化和生產力的提高，帶來經濟過剩，從而帶來消費的興起。而新的生產關系和消費關系，會引發社會關系和空間關系的重大變革，這也就是所謂的城市化過程。當代最重要的空間理論家之一亨利·列斐伏爾也曾經論述到，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存在著從工業化到城市化的自然過程，而關注城市空間，其實質也就是關注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這一點，在大衛·哈維那里，也得到了清晰和切實的回應。在大衛·哈維看來，城市本身就是資本積累的環節之一。如果資本在生產領域引導的工業化過程，是資本運作的第一環節，那么，以房地產、土地流轉為核心的城市化過程，則是資本運作的第二環節（第三環節是知識生產和教育領域）。按照哈維的理論邏輯，工業化和城市化是緊密聯系、相輔相成、相伴而生。
然而，工業化和城市化，這對理論上的孿生兄弟，在現實中降生之后，步調往往很難協調。因為究其本質，工業化和城市化，分別大致對應著資本主義的生產環節和消費環節。它們之間雖然有著非常緊密的遞進關系，也同時存在緊張關系。因此，工業化和城市化之間，可以被看作是相互關聯的獨立命題，或同一個命題的不同側面。在晚期資本主義的實踐中，特別是近30年以來的新自由主義的實踐中，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往往不那么和諧同步，反而充滿了倒錯和矛盾。譬如，近30年來的拉美的新自由主義經驗，就提醒我們，可能存在一種超前的城市化，這種去工業化的，以負債和過度消費為特征的城市化，可以是非常危險的。
雖然拉美經驗引起中國學者對于中國快速城市化的警惕，然而，回顧新中國的歷史，應該能夠發現，中國和拉美國家走的是迥異的道路。雖然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迅速，但是，從1949年以來再到改革開放以后，在治理邏輯層面，始終存在一條促進工業化而限制城市化的線索。
從毛澤東時代開始，中國采取的就是生產擴張而消費緊縮的模式。對應于空間生產，就是強調工業化而限制城市化。1949年以后迅速的工業化，在最初引發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規模進入城市。然而，1952年11月26日，《人民日報》開始發出最初的盲流預警信號：近來有不少地區發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盲目流入城市，應勸阻農民盲目向城市流動。1953年4月17日，中央下達《關于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6年12月30日和1957年3月2日，周恩來又兩次簽署了阻止農民外流的指示。1957年12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于制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這些“指示”，意味著限制城市化的措施開始升級。而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矛盾，在1958年達到了極致。當年的“大躍進”，其實質可以被看做是工業化的一次極端嘗試。為了迅速推進工業化進程，不僅以公社為單位的農業生產集體開始從事工業生產，當時城市中的工礦企業、商業和事業單位，曾經大量使用農村剩余勞動力。而同年1月，中央通過了《戶口登記條例》，從立法程序上正式建立了中國的城鄉隔離制度，這意味著對城市化的限制也發展到了高潮。
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分離和毛澤東的思想有很大關系。毛澤東對于城市化非常警惕，在他看來，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可能而且應該分開的。他認為：“中國農村有五億多農村人口從事農業生產，每年勞動而吃不飽，這是最不合理的現象。美國農業人口只占13%，平均每人有2 000斤糧食，我們還沒有他們多，農村人口要減少怎么辦?不要涌入城市，就在農村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這意味著，在毛澤東看來，工業化的進程，不一定以城市化為必然后果。
在理論上與毛澤東暗合的，是費孝通。早在寫作《江村經濟》時期，費孝通就提出了“人多地少、農工相符”的理論和在地工業化的思路。改革開放之后，他提出的小城鎮的發展理論和“離土不離鄉”的發展策略，在邏輯上和毛澤東的思路是一致的。其核心的內涵就是推動迅速的工業化，轉移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但是卻盡量暫緩城市化的進程，盡可能讓農民保持著農民的身份和農村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在實踐中，離土不不離鄉的鄉鎮企業，在中國東部沿海的省份曾經一度非常成功，成為中國農村工業化的樣板。有學者把這樣的成功典范稱作是“所謂新集體主義”的勝利。可以說，新集體主義的成功案例是在這種反城市化的工業化的框架之中完成的。
從毛澤東到費孝通，都在倡導農民和農業的就地工業化轉移，倡導農民從農業生產的主體轉變為工業生產的主體，倡導一種與城市化進程分離的工業化。這種促進工業化、抑制城市化的思路，是以城鄉分治為保障的。具體來說，是以戶口制度、村籍制度和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為前提的。戶口制度限制人口流入城市，確保農民在參與工業生產的同時，依舊嵌入在農村的社會關系之中。而村籍制度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則意圖發揮農民集體的力量，減少國家的干預，為工業化提供有利環境。
然而，事情并沒有完全按照毛澤東或者費孝通期待的那樣來發展。在地工業化的道路，并沒有能夠完全承擔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重任。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的工業生產也面臨著從福特主義到后福特主義的轉型，為了應對靈活勞動和靈活生產的制度安排，國企改革，老工人下崗，同時在中國出現了大規模的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遷移。原有的致力于保持工業化和城市化分離的制度框架，雖然沒有成功的把農民拴在土地上，卻在此刻成為中國城市化的制度框架。這些制度一方面使農民工無法在城市完成自己的全部的勞動力再生產，即消費過程無法完全在城市空間中完成。而另一方面，也使得農民擁有了一定的自主性。以北京市周邊的城中村為例，大部分村子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都曾經嘗試過興辦鄉鎮企業。而隨著北京城市化擴張，它們在2000年前后紛紛脫離了生產性的行業，轉向了服務性的行業。至此，農民成為了城市化的主體。而城中村，則是這一個城市化過程的特殊路徑和空間呈現。
二、身份特權、封閉性和城中村的市場
城中村的出現在很大意義上就是為了應對工業化和城市化分離的困境和城鄉分治的尷尬，是夾縫中的特殊產物。在戶口制度、農村土地所有制不變的情況下，城市周邊的農民，以自己的資金和土地資源，完成了從生產性的空間到消費性空間的再造，積極地投入到以“瓦片經濟”為主要標志的自發城市化的浪潮之中。
2014年2月，老董在北京五環之外的城中村開始拆掉自己最后的一間磚瓦房。10年前老董就已經開始出租自己的瓦房了，一間屋子大約10平米，租金每月50元。2004年前后，他曾經在宅基地上蓋二層的樓房，分隔成20個單間，每間200元出租。而這一次，他將投資30萬，蓋起有廁所、有廚房、有網絡的二層公寓。這樣他將擁有超過40間房間，房租會漲到每間每月700元。而老董的家庭年收入也將第一次接近30萬。老董戲稱自己“不種地改種房子”了。“種房子”不僅是幽默的表達，更是非常精準的概括。它指出了掌握出租房屋經濟的是曾經的農民。在魏家村，像老董這樣以家庭為單位，以宅基地和小資本投入為主的農民開發非常普遍。根據走訪獲得的材料，全村400戶村民都參與到了老董所謂的“種房子”運動之中。其中大戶投資通常接近200萬元，而即使是一般村民，投入的資金也大致在10萬到30萬之間。在魏家村里面，自發的城市化使得超過4萬人的農民工群體，在城市中找到了落腳點。而在北京，即使在多次的整治之后，像魏家村這樣的城中村，仍然超過100個。北京的城中村不僅提供能夠容納超過400萬人口的房屋租賃市場，也發展出了非常全面的服務市場。在城中村的街道上，幾乎能到找到滿足勞動力再生產的所有的消費設施：餐館、理發店、學校、幼兒園、澡堂、超市、臺球室，等等。而服務市場的主要投資者，也是外地的小本生意人。
阿里基在他最后一本著作《亞當·斯密在北京》中，曾經探討中國的特殊的道路。阿里基充滿希望，認為中國可能存在一條以反資本為特點的市場化道路。城中村的市場化路徑，則很大程度上呼應了阿里基的想法。城中村主要存在兩個市場：房屋租賃市場和服務市場。到目前為止，這兩個市場都是由農民，尤其是本地農民主導的。或者說，城中村中的城市化主體，不是政府，也不是大資本（雖然很多時候，開發商會取代農民進行二次開發），而是被大部分理論家想象為城市化障礙和城市化改造對象的農民們。城中村的農民們不僅投入土地（宅基地及農地），也投入小額資金。是他們使農村不僅脫離了農業生產，也脫離了工業生產。從而使得鄉村從生產性的空間，變成了消費性的空間，實現了城市化的變革。城中村的城市化過程，高度依賴賀雪峰所謂的土地的“小流轉”，就類似于阿里基意義上的特殊道路。
然而，這絕非因為農民資本雄厚，也不是因為農民的社區力量強大。其原因還是歸結為筆者在第一部分論述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分離的制度設計。由于城鄉分治，農村土地的使用權和農村戶口、村籍身份聯系在一起。由于這些身份是不流動的、不可轉移的，與此掛鉤的土地也無法輕易被流動的資本購買，無法在市場中自由流轉。這些土地無法實現所謂的“大流轉”，而只能“小流轉”。因此，在城中村的開發過程中，稀缺的往往不是資本，而是土地。在城中村針對土地的投資，都要過農民這一關。如果進行更加細致的分析，可以說，農民主導的城市化過程，有兩個重要特點。第一，依賴于身份的土地特權戰勝資本優勢。在城中村，土地的使用權上存在著一種差序結構，這就意味著，并不是任何人或任何農民都可以作為主體順利參與到城中村的城市化進程中的。首先，戶口制度為農村和城市之間劃了界限，城市中的居民基本上無法涉足城中村的城市化過程。而由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制度設計，即使是城市資本，也不能夠自由進入土地的買賣和房屋租賃行業。其次，在村莊內部，村籍是宅基地和農地使用權的關鍵，雖然在城中村內部居住了很多外地農民工甚至小企業家，但是，由于沒有城中村的村籍，他們也很難從事相應的投資活動。即使有投資，外地投資者的投資也不完全依賴市場原則，而是與本地村民的地緣、血緣為基礎的關系網原則。而城中村的管理者，可以很容易的以集體的名義組織開發。而本地村民，由于對宅基地的相對較大的控制權，他們可以以非常低廉的成本在自己的宅基地上進行開發，共同推動一種自發的城市化進程。總而言之，在城中村的這種以農民為主導的城市化的過程中，土地的重要性往往大于資本重要性。而身份特權和關系的親疏遠近，也通常重于資本的大小。與以資本為主導的市場投資環境不同，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為資本的自由流動制造了壁壘，使其無法肆意流動。資本的自由競爭被城鄉分治的制度打斷。而資本的競爭也被權力的差序打斷。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土地制度，使得城中村的本地人，成為帶有土地特權的一群人，帶動了城市化的過程。第二，正如上文論述的，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給予了村委會乃至村民家庭和個人或多或少擁有對土地的處置權。而且，對土地的處置權，往往只能集中在本地村民和村委會手中。這就使得城中村發生的城市化過程，變成了相對封閉的城市化。一方面，封閉性的自發城市化模式把外來資本擋在了門外，規避了外部競爭。而另一方面，封閉性的城市化在排除外來資本的同時，也把國家擋在了門外。這就帶來了兩個后果。首先，城中村的開發、建設和日常生活在各個層面都缺乏政府的監管。村民經常根據“先來后到”的自然邏輯或“親疏遠近”的關系邏輯占用公共用地。違章建筑林立，公共街道非常狹窄，防火消防措施形同虛設，公共衛生也完全不在市政的體系之中。而在房屋修建的過程中，工人們缺乏安全設施的保護。而且重復使用的預制板和磚頭使得房屋質量極低。餐館飯店鱗次櫛比，幾乎容納了天南海北的美食，但是其經營卻完全不在北京市推行的食品安全的監管體系之中。其次，面對自發出租經濟帶來的巨大的經濟利益，在鄉村內部非常容易發生公權的私有化、腐敗甚至黑社會等現象。市級的政府權力無法在城中村內部發揮作用。
三、階級空間的共存、摧毀與再造
如果說，在城中村內部，我們觀察到了多層的反諷。第一層反諷，是本應與農村和農業發生關系的農民們成為了城市化的主體。其次，農民的城市化路徑，高度依賴市場、特權和關系網等要素，而沒有完全被大資本馴化。那么，如果跳脫出城中村本身，將其嵌入到全球資本主義過程中來解讀，就會發現另一層反諷，那就是，農民引導的城市化，不僅僅是農民的城市化，更是新工人城市化。因而，這種表面看來是抑制大資本的城市化，也未必是反資本主義的城市化。
城中村雖然往往由掌握土地的本地村民主導，但是卻居住著數量超過本地村民十倍乃至數十倍的新工人、外地小生產者、打零工者和低收入大學畢業生。本地村民以開發者、投資者和房東的方式進入城市化過程；而外來的務工者則以出賣勞動和勞動力再生產，進入城市化和市民化過程。以三平村為例，本地在籍村民大約1 500人，已經無人務農。本村的家庭，全部涉足房屋經營。外來的務工者則超過了4萬人，其中大部分是附近工廠的長期短期工人，少部分的小生意人、打零工者和其他城市低收入者。概而言之，城中村是超大城市中重要的階級性的勞動力再生產空間。和工廠“宿舍體制”等典型的后福特主義的勞動再生產空間不同，城中村特別吸引那些以家庭為單位移居到城市中的勞動者們。在城中村中，很多勞動者把配偶接到身邊，也能夠把子女接到身邊，進入私立的幼兒園和小學機構接受教育。
然而，外地工人和本地村民的生存和消費空間，卻往往受到其他開發項目的威脅，面臨著非常大的不確定性。為了實現土地增值，城中村經常成為征地和拆遷的對象。正如馬克思主義的空間理論家們指出的，城市空間的變遷，是階級之間的斗爭形式和后果。圍繞著城中村土地的爭奪，其實質也是階級性的。一旦城中村的土地被納入國家土地儲備，村民自發的城市化就會被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主導的新一輪的建設浪潮吞沒和摧毀。當城中村變成城市綠地、郊野公園和高檔小區的建設用地的時候，這個空間就轉變為城市中產的消費空間，而農民工群體就必須轉移自己勞動力再生產基地。以北京為例，自2005年以來，在城中村居住的總人口增加的情況下，由于奧運會籌備工作和多輪的城市整改，北京的城中村數量已經從350個減少到目前的100個左右。城中村的地點也向城市邊緣外移，從三環到四環，四環到五環。
同等重要的是，城中村的本地農民和外來工人之間，也存在矛盾。對于本地村民而言，由他們主導的自發城市化不足以滿足他們的城市化期待，只是他們積累資金和未來變為城市市民的過渡。他們的市民化轉變要發生在國家征地、房地產開發商開發他們的土地之后。而城中村本地村民的進一步的市民化，則意味著城中村的拆遷，意味著外地工人在城市中生活和勞動力在生產空間的轉移。因此，本地的村民和外來的工人群體，雖然生活在一個空間之中，但是卻難以團結。
這樣看來，城中村的以土地為核心封閉性的城市化，雖然是一種限制資本的城市化，但是究其本質卻并非是保護勞動者的城市化。從整體上看，城中村起到的作用是為務工者們融入當代全球化經濟體系提供了多重的便利。第一，城中村保證了廉價的勞動力再生產。由于自發性、封閉性和國家無法完全滲透等特征，城中村內部的服務廉價而且全面。雖然缺乏政府的公共服務，但是城中村的居民們在非常緊湊的生活空間里，可以購買到除了大病醫療之外的一切服務。一方面，城中村的存在壓低了農民工的生活成本，使其能夠以較為廉價的方式獲得現代化和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而另一方面，城中村的廉價消費，也使得大量的農民工能夠在城市中積累下一定的現金，為其中一些人回鄉投資和社會流動提供了跳板。可以說，在現有戶籍制度和土地所有制制度不變的情況下，城中村給許多外出打工的勞動者們帶來了現代生活和階級上升的想象和希望，保證了勞動力的價格優勢。此外，城中村作為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也容納了眾多非正式經濟，包括小工廠、小作坊等。第二，作為勞動力再生產的空間，城中村和勞動場所一樣，是塑造勞動者主體性的重要場域。在新自由主義和后福特主義的制度安排下，中國的外來務工者非常頻繁的更換勞動場所，穿梭在各類工作和各種職業中間。在生活場所，他們也同樣面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在以滿足中產階級為目標和樣板的城市化進程中，城中村的空間和社會組織方式，也非常容易被國家和大資本的開發項目取代。然而，由于生產城中村的制度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城中村雖然就不會被消滅，只會不斷被平移和復制。城中村的這種不穩定生活空間，也讓勞動者感受到了非常大的不確定感和不安全感，也難以形成階級意識和共同體的命運感。第三，農民主導的城市化非常有效的消解了農民工群體的抗爭能力。由于農民主導的城市化，是以本地農民與國家的契約關系為前提的。當某個特定的城中村面臨著拆遷的時候，其本質也是本地農民與國家契約關系的變更，似乎與生活在城中村的大量農民工沒有任何關系。這也是為什么在城中村內部，有著層出不窮的本地村民與國家之間的博弈和協商，而極少出現外來農民工群體與政府的抗爭。當村民們拿到了政府補償，當國家買斷他們的土地，他們和國家之間的作為農民的契約終止的時候，斗爭也就停止了。而外來的工人們，雖然城中村是他們的勞動力再生產的空間，雖然人數最多，經常超過本地村民十倍乃至四十倍，但是在現有的制度為主導的城市化過程中，他們卻最缺乏自主權和決定權。打工者們無法作為主體，參與到自己勞動力再生產空間的塑造中，他們也無法和國家就自己的生活空間，進行任何方式的博弈。城中村的空間的變更、買賣和決策，都似乎和他們無關。他們能夠做的，就是流動在一個又一個即將被拆遷的城中村之中。
四、結論：多重二律背反的啟示
城中村的現實揭示城市化進程在中國語境下的多重二律背反：其一，本應與農業和農村緊密聯系的農民成為城市化的主體，發展出來了以土地而非資本為核心的封閉性的城市化和市場化道路。其二，這種抑制大資本的城市化，卻并不一定有著反資本主義的議程，相反，它使得中國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得以維持，使勞動者能夠更快更好地融入以靈活勞動、靈活生產以及非正式經濟為特征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這樣的雙重二律背反提示我們反思中國道路這一命題。顯然，中國道路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應該放在同一個框架之中考察。“中國道路”確實是存在的，但是它是否能夠超越資本主義體系的邏輯，則是另一個問題。
城中村是中國現代性的一個隱喻。透過城中村的空間和人群，透過那些廉價的生產和消費，我們能夠管窺中國城市與鄉村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工人與農民之間，資本與國家之間的那條不斷被再造、不斷被刷新的界限。城中村的存在提醒我們，工業化和城市化并不一定同步。而城市化本身也并非一勞永逸的線性發展過程，其內部存在著倒錯的方向和非均質的過程。在北京這樣已經高度城市化的超級城市內部，存在著城市性（Urbanity）的不均勻分布。正如鮑曼所言，現代性的那種“可認知的空間”（cognitive space）越來越難以成立，而現代性本身就包含著其自身的反題。作為現代化表征的城市空間，其本質就是破碎和難以辨認的，城中村的城市化過程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
作者簡介：戰洋，系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珀契斯分校人類學系訪問助理教授；童小溪，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發展學院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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