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村落終結:快速城鎮化進程中村莊的空心化與鄉村性演化
摘要：在城鎮化高速推進的當代中國, 作為參與主體的鄉村居民如何看待自身、家庭以及村莊中日益發生的變化?從這些主觀的態度中能夠解讀出怎樣的城鄉變遷圖景?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是否能增進對鄉村性的認識?基于對河南鄧州市桑莊鎮“空心村”的考察, 從為何離鄉、為何返鄉、如何認識鄉愁的三個層面進行探索性研究, 從而參與到“村落 (鄉村性) 終結”的討論中來。結果表明, 鄉村性與城市性的動態博弈過程廣泛存在于村民的鄉村性建構當中。
引言:從“村落的終結”到“鄉村性的終結”
21世紀初中國民工荒與空心村的同時出現, 不僅引發了對中國是否到達“劉易斯拐點”的廣泛爭論[1-5], 也讓“農民的終結” (the vanishin peasant) [6]這一舶來的概念引起各界更加廣泛的關注[7]。與蒙德拉斯筆下的法國鄉村相比, 中國當下前所未有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迅速放大了城鄉轉換面臨的各種矛盾, 加之產權制度、農耕歷史、人口基數等差異, “村落的終結”[8]在中國是一場意義深遠的“巨變”。
從鄉村視角考察中國城鄉轉型問題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Guldin等[9]通過對珠江三角洲鄉村快速城鎮化考察后指出, 非農產業繁榮直接終結了以農民為主的鄉村, 這種觀點和早期現代化理論中對傳統和現代之間的非連續性的論述不謀而合[10]。同時期社會學家對中國村落城市化全景開展了豐富的散點式考察, 其研究對象不僅涵蓋被動城鎮化的城郊村[11], 主動工業化的遠郊村落[12-13], 欠發達地區人口流出的傳統農村[14], 更有極具特色的大城市流動人口聚居地如“浙江村”[15-17]。基于對珠三角農村的觀察, 李培林[18-19]最早使用“村落的終結”來刻畫中國農村聚落消亡的復雜過程, 他認為這一過程包含傳統組織形態的失落和非農活動的出現, 并著力研究傳統生活方式與組織消亡。田毅鵬和韓丹[20]放眼于更廣泛的鄉村類型, 進一步區分出三種村落終結的形態: (1) 城市邊緣區的村莊被快速擴張的城市所吸納; (2) 遠離城市的偏僻村落因“過疏化”和老齡化而凋零; (3) 政府引導下的村莊合并。田毅鵬[21]進一步指出, 相較于人口銳減、經濟凋敝等“有形”衰落, “組織衰敗”才是鄉村衰落進程中更具本質意義的內涵。
另外一批學者在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下考察“村落終結”得出了差異化的結論。謝志巋[22]認定, 除非進行有效的, 破除計劃經濟時代以來二元結構的制度轉型安排, 制度意義上的村落將難以終結。同時, 他還反駁了藍宇蘊[23]提出的保留和維持城中村的論斷:在后者看來, 作為“村社共同體”的城中村是農民市民化的一種新型社會空間, 是弱勢的非農化群體“小傳統”得以依托、行動邏輯得以體現的社會場域, 其存在能夠有效節約政府城鎮化成本。Siu[24]認為在快速城鎮化時期城中村地區進行的改革措施依附于舊的制度框架, 而舊制度持續再生舊的“身份、記憶和行動”。近來關于中國城鎮化戰略的討論, 延續和深化了上述研究對于農村現代化、提高生產效率、破除城鄉融合發展障礙的立場[25]。
在Chung[10]看來, 聚焦于關于城鎮化和“村落終結”的討論有必要重申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 即“何為中國的鄉村性?”這一問題的潛在假設是, “村落”本身并非僅僅是一個地域單元, 更是一種生活方式, 一種社會建構, 一種想象的共同價值觀。Lin[26]等關注傳統鄉村的生活方式, 在對汕頭“淘寶村”的研究中指出互聯網經濟的入侵改變了當地人對鄉村生活的價值觀念、對鄉村的情感和傳統的生活節奏, 但也遭遇了地方傳統文化如家庭、宗族、宗教和性別機制 (gender dynamics) 的抵抗, 進而呈現出一種混雜的鄉村性 (hybrid rurality) 特征。這一從日常生活實踐觀察鄉村性的視角受亨利·列斐伏爾 (Henry Lefebvre) 日常生活實踐理論的影響。通過對城中村“獵德”改造前后的比較, Kan[27]重視“村集體”概念, 認為相較于村民生產方式、村莊物質形態、行政管理方式等的革新, 集體經濟與集體產權的繼續維系著原有村民的自我和集體認知———作為社會建構 (social construct) [28-32]的鄉村性。
關于鄉村性的系統性論述或許可以追溯到Halfacree, 受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理論啟發, Halfacree[33]提出了一個三維模型來包涵鄉村空間的物質、表征和想象特征: (1) 鄉村空間的表征, 指鄉村被資本利益、政策制定者、科學家、規劃師根據某種秩序建構鄉村空間的方式; (2) 鄉村的日常生活, 指構造鄉村日常現實的空間實踐; (3) 鄉村地區, 指 (1) 和 (2) 共同建造和嵌入的地域空間。Chung[10]在對廣州城郊村的研究中使用了這一理論框架, 并聚焦于表征中國特色鄉村性的農民“自立” (selfreliance) 特征和封閉的“村集體”制度。在他看來, 城市化終結了村落景觀和農業、“村改居”終結了村落名稱、“農轉非”終結了農村戶口, 但鄉村性卻并未終結。Chung[10]與Kan[27]對“村集體”的認識并無二致, 但Chung[10]進一步指出, 村民由歷史時期的務農為生到今天的出租屋經濟, 以及村集體股份合作公司以地入股換取利益支持村莊公共生活 (醫療、教育、安保) 和福利保障的做法, 延續不變的是“利用本地 (土地) 資源”維持個人生計的“自立”邏輯。
在中國, 鄉村作為一個與城市相對應的概念[34], 除去產業屬性、地域景觀、社會傳統面向, 有三個更加重要的制度特性:戶口[35-37]、社會福利[38-39]及土地產權[40-43]。中國鄉村性的復雜性本身使得觀察鄉村性演變的學者都謹慎選擇了切入的視角和案例, 某種程度上也拒絕了全局式的關于中國鄉村性轉型的宏大理論。隨著“村落終結”研究的深入, 學者們逐漸摒棄了早先現代化理念經常采用的傳統與現代的斷點立場, 認可現代化路徑的漸進性和差異性;而“鄉村性終結”問題的提出, 則標志著對村落認知的徹底溯源和對線性進步式現代化理論的揚棄。根植于歷史背景的城鄉二元制度安排使得制度轉軌變成村落共同體的非理性選擇, 城市化本身暗含的現代化憧憬并不足以使村民放棄現有的既得利益, 這一點在城中村這種城鄉沖突和交融最強烈的地方表現得最為顯著。妥協的方案只能是名義上城市收編鄉村式的“村落終結”和實質上基于封閉村集體機制的“鄉村性維持 (或曰再生) ”, 且這種鄉村性的維持法理上是無限期的。在這個意義上, 城市化及其蘊含的現代化本身都無法避免路徑依賴, 甚至城市化和現代化也不再是一個線性的單向過程而變成“城與鄉”、“傳統與現代”的雙向互動與融合。因此, 村落轉型 (鄉村性轉型) 或比村落終結 (鄉村性終結) 更適合當下中國的復雜語境。
本研究試圖再次回到Halfacree[33]的鄉村性模型上來: (1) 鄉村的表征并不專屬于任何群體, 是大眾的共同想象; (2) 鄉村的日常生活主要為村莊內的村民所實踐; (3) 鄉村地區是表征與實踐的載體。因此, 鄉村日常生活的實踐仍然是本研究的實證立足點。同時, 與聚焦于城鄉內部或邊緣村莊、聚焦于實體物質和經濟層面鄉村終結、僅關注于村民日常生活實踐的考察不同, 本研究期通過以下3點創新達到對鄉村性的差異性解讀: (1) 關注人口大量留出傳統農區的村民日常生活實踐; (2) 以轉型視角如實考察鄉村性而規避非必要的價值判斷; (3) 關注村民對鄉村性的文化感知與構建。
1、研究區、問卷調查與研究思路
1.1 研究區與研究方法
鄧州市是河南省西南部與鄂、陜交界的一個縣級市 (圖1) , 戶籍人口176.81萬, 常住人口僅有142.52萬, 耕地面積18萬hm, 城鎮化率僅為36.6%, 遠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2015年數據) 。作為傳統糧食主產區, 近年來受沿海大城市城鎮化帶動, 大量人口長期外出務工, 成為典型的人口流出區, 村莊“人走屋空、建新不拆舊”的“空心化”現象十分普遍:在各村進行過空心村專項整治之后, 仍然有16.7%的村民在村里有廢棄房屋 (表1) 。桑莊鎮位于鄧州市區東南14km處, 下轄19個村委會, 84個自然村, 戶籍人口6.16萬, 常住人口4.47萬人 (約30%戶籍人口外出) , 當地農業基礎雄厚。研究隨機選取了鄧州市桑莊鎮的8個村莊, 問卷調查500多位村民, 考察當下農村鄉村性的轉型路徑與特征。
圖1 鄧州市桑莊鎮區位
研究通過結構性訪談式問卷調查輔以非結構性訪談的方式進行:其一, 2015年11月與2016月兩次對桑莊鎮村民進行532份問卷調查, 篩選后有效問卷500份用以數據分析。考慮到村民外出務工經歷可能產生的對鄉村性構建的影響, 重點針對三類村民開展問卷調查: (1) 從未外出務工的傳統農民; (2) 有外出務工經歷的長期返鄉村民; (3) 正在外出務工臨時返鄉的村民。重點關注上述三類村民生活方式與鄉村性建構的差異, 以期刻畫出城市性與鄉村性的對弈。
就問卷抽樣的特征來看, 男性占80%, 女性20%;調查人數在三類村民中的分布關系為 (1) > (2) > (3) , 臨時返鄉人口占總調查人數的6%;平均年齡53歲, 三類村民平均年齡關系為 (1) > (2) > (3) ;教育程度偏低, (1) 類村民完成初中教育的比重高于 (2) 類和 (3) 類, 但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比重反而不如其他兩類人群;務農經歷 (1) > (2) > (3) ;收入水平 (1) 類最好, (2) 類 (3) 類相當;新建房屋的意愿, 三類村民差別較小。
1.2 研究思路與問題的提出
馬克思主義的小農經濟學說錨定了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分散、孤立、封閉”、抵御風險能力差的認識起點[44], 社會主義集體化運動本身也內含了對“農民原子化”的判斷。盡管人民公社制度解體, 但“村集體”的組織形態仍然得以保留及鞏固, 并成為整個城鄉二元結構的基礎與農民身份認同的單位, 甚至是新式的封閉利益團體。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與維持表明當代中國農民絕非重新回歸到“原子化”狀態, 雖然農戶的經營規模仍然很小, 但是他們已經更深地進入或被卷入“開放、流動、分工”的社會化體系中來, 實現了從傳統小農向“社會化”小農的轉變[45], 實現了蒙德拉斯筆下的“小農終結”。
與市場化并駕齊驅的鄉村革命力量來自工業化, 其理論基石是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理論[46]。基于劉易斯假說, 城鎮工業部門的發展會吸納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而最終達到城鄉勞動力邊際收益等值的均衡狀況。若此, 中國歷史數百年來的農業“內卷化”[47]得以解決, 農業現代化得以實現。更進一步說, 由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城鎮化 (工業化) 與農村現代化 (農業現代化) 的關系也得以申明[48]。以上正是所有“村落終結”論的邏輯推演過程。
然而與村落終結的預期路徑不同, 桑莊鎮雖然距離市區不遠, 但羸弱的縣域經濟使得縣城的擴張緩慢, 桑莊鎮在可預見的時間內不會被完全吸納;青壯年勞力外出務工的“異地城鎮化”使得村莊老齡化加劇, 但距離“過疏化”還有相當距離, 村莊凋零之相少見, 反而有大量自建新房;人口的大量流出適當提高了人均耕地面積, 但距離耕地向少數人的集中和農業規模化生產還十分遙遠。
表1 被調查村民的主要社會經濟屬性
這種與理論界預期相悖的“不徹底城鎮化”現象當如何解讀?答案無一不指向城鄉中國的制度安排。農戶的家庭利益被以集體名義錨定于 (建設和農用) 土地之上, 不可交易。城鎮提供的就業機會實現了農村流出人口的職業轉換, 但是農民工想要在工作地享受戶籍所在地村集體提供的以戶籍為基準的屬地化福利分配困難重重。簡單的辦法當然是放棄農村戶口, 換取當地城鎮戶口, 然而歷史時期城鎮戶口的大門是對農民工關閉的。近年來中小城市逐步放開戶籍限制, 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 但農民“農轉非”的意愿反而不足:以桑莊鎮為例, 以縣域范圍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使得村民不必“農轉非”也可以近距離享受城市公共服務, 但是縣域經濟發育緩慢、就業機會少使得農民寧愿選擇繼續大量外出務工。與此同時, 大城市擁有豐富的就業機會和高質量的公共服務, 對農民工的吸引力最大, 但落戶限制仍然緊縮。以家庭為單位的內部分工, 反映出打工地落戶限制和經濟門檻帶來的“老無所依”、“幼無所學”的現實困境。加之“新農村建設”和對農業的大幅補貼, 使得農民種地不僅自足還有剩余。桑莊鎮外出打工又返鄉的村民大多出于養老和育兒 (孫) 的考慮, 同時以農忙種地和農閑到城市幫工的“兼業” (而非徹底流轉土地) 選擇, 正是多重制約下的理性均衡[49]。
本文由觀察村民日常生活“是什么”的“實然”, 深入到村民自身“怎么看”的“應然”。在城鎮化高速推進的今天, 作為參與主體的鄉村居民如何看待自身、家庭以及村莊中日益發生的變化?從這些主觀的態度中能夠解讀出怎樣的城鄉變遷圖景?這些主觀的態度與現實有多大距離, 是否存在不可調和的張力?對這些問題的探索構成了本文的核心內容。具體而言, 下文將從村民為何離鄉、為何返鄉、如何認識鄉愁的三個層面進行探索性研究。
2、鄉村性建構:村民認知中的城鄉分野
2.1 離鄉動機
2.1.1 經濟激勵
村民外出務工經商的主要動機何在?調查問卷設置了這一問題:“您為什么外出務工經商 (如果您不外出, 您覺得村里其他人為何外出務工經商) ?”從圖2可以看出: (1) 掙錢不出所料仍然是激勵村民外出務工經商的最重要原因, 掙錢的目的集中在蓋房和供家人上學兩個項目上; (2) 此外對于農業生產勞作的抵觸情緒也普遍存在, 可以推斷村民對于農業生產的收入水平整體較為失望; (3) 值得一提的是, 出去見世面和對于城市生活的向往也成為當前農民外出務工的重要動力。
2.1.2 文化霸權
將這些動機與外出務工者的當前狀態結合在一起做交叉分析, 發現了一些更為有趣的現象。受訪者中從未外出務工的村民有357位, 平均年齡56.1歲;臨時性返鄉的村民有30位, 平均年齡41.2歲;外出務工長期返鄉的村民有105位, 平均年齡46.5歲。在一定程度上, 我們可以將從未外出務工的村民稱為傳統務農者, 將有外出務工經商經歷, 如今返鄉的村民稱為“一代外出務工者”, 而臨時性返鄉的年輕人可以稱為“二代外出務工者”。
圖2 空心村村民外出務工原因與當前狀態的交叉分析
其一, 二代外出務工者中, 認為“務農太辛苦”是自己外出務工經商主要原因的比重, 要顯著低于從未外出村民的估計和一代外出務工者的選擇。原因至少有兩方面, 一是這些年輕人有些從未有務農經歷, 因此在職業選擇上也從未將務農作為備選項;其二是農業現代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務農本身的勞動強度也在減小。
其二, 二代外出務工者中, 提到想過城里人生活、來自鄰里和同齡人的壓力、跟隨家人外出的比重高于一代外出務工者, 而只是想出去見見世面、掙錢回來買房的比重則低于后者。這種代際差異的內涵是十分深刻的:一方面, 相比于上一代人, 隨著人口流動性的提升、信息技術的發達, 二代外出務工者與城市的交流更為頻繁, 因此“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這樣簡單的動機不再強烈;另一方面, 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正在成為新一代外出務工者的“烏托邦”, 不僅使得年輕人產生了更強烈的定居愿望, 也在鄉村中形成了更為廣泛的道德壓力———有本事的、想成功的都已經到城市里尋求機會, 留在鄉村里會被認為沒出息、沒前途。
2.2 回鄉緣由
面對“家中現在留在村里的成員是否有遷出打算”這個問題, 489名村民中145人表示仍然有意向遷出, 占比30%;而對于“家中現在已經外出的成員是否有回村計劃”, 226人表示計劃返鄉, 占比46%。考慮到兩次調查的時點都處于一年當中鄉村的農閑時段, 也是城市正常用工的時間, 可以推斷:在一年中的絕大多數時間村里仍然有約30%的人口有穩定的外遷需求;而已經進城的農村人口中, 超過半數希望能夠在城市中落腳, 而不愿意再回到農村里來。
圖3中詳細對比了準備外遷的村民與外出村民返鄉的動機。對于外遷行為動機來說, 就業需求和教育需求仍然高居前兩位, 這與圖2的結論相互印證。而對于已經外出的家庭成員返鄉動機的解釋, 贍養老人或養老得到最多認同———事實上如果將兩個動機更加細微地拆分一下或許更確切, 但是超過50%的贊同已經足以凸顯家庭倫理與經濟理性的雙重作用:一方面, 以撫育和贍養為核心的代際互助廣泛而深刻, 所謂以核心家庭為主的農村家庭結構形態尚未到來;另一方面, 出于有限的經濟能力, 和對于故土的依戀, 葉落歸根是一種情感和經濟的共同滿足。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在準備返鄉的外出務工經商者當中, 有接近三分之一 (32%) 的受訪者表示要回鄉創業, 如果疊加上選擇回鄉就業的人數, 共有超過47%的受訪者表示回鄉工作也不錯。在調查中發現, 確實有部分有外出務工經歷的村民返鄉開辦了一些副食品零售、家庭裝修、燈飾、五金等商鋪, 在集鎮上甚至能夠看到一些婚慶、婚紗攝影、電動車銷售、餐館等門面, 但是總體來說規模小、數量少、類型集中。因此這樣強烈的返鄉就業或創業愿望更大程度上應當理解為一種期望, 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如愿以償。
圖3 留守人口的遷出動機與外出務工人口的返鄉動機對比
2.3 鄉愁空間
2.3.1 鄉愁的地理學意涵
自2013年中央城鎮工作會議提出城鎮建設“要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以來, “鄉愁”一詞開始頻繁地進入公眾討論, 并在學術領域引起熱議。
“離開”與“差異”被認為是鄉愁的重要來源[49]。Van[49]等指出身體與家鄉的短暫或長期分離, 是鄉愁的重要誘因;并且文化的異質性及其導致的負面情緒對鄉愁有激發作用。周尚意、成志芬[50]從人本主義地理學以及道德地理學出發, 提出了從空間和地方兩個維度來討論鄉愁的構想。其中空間維度辨析鄉愁中鄉的空間性, 從尺度、距離、移動性三個關鍵詞入手, 回應鄉愁中的鄉有多大、鄉愁中的鄉在多遠、以及鄉愁的鄉是否可以移動三個核心問題;地方維度則解讀人與地方相互作用產生的聯系, 從身體感知、情感記憶、文化構建三個視角切入來理解作為一種人地關系的鄉愁內涵。
事實上, 空間與地方的二分法在鄉愁話題面前面臨的挑戰并不比其帶來的啟發性更少, 因為鄉愁的“地方”意義無疑遠超過空間意義;并且在地方維度上, 身體的知覺與情感記憶、文化構建又互相聯系而難以清晰劃分。因此, 本文對鄉愁空間的研究, 在對鄉愁的空間尺度 (就在本村) 與感知主體 (村里居民) 做出具體限定的基礎上, 重點關注村民對“鄉”這個“地方”的構建是什么, 以及因為城鎮化和市場化而悄然發生的變化。
2.3.2 鄉的“家”意義構成
全球化時代, 流動性成為不容忽視的社會特征[51], 移民現象的不斷增加就是其中一例。在鄉愁面前, 一個新的問題隨之而來:鄉愁只屬于老家, 而不屬于新家么?在對鄉的移動性的討論中, 成志芬等拋出了一個深刻的命題:在人口流動性日益增強的今天, 是否只有出生地才是“鄉”, 而其他停留的地方不是“鄉”?并且指出鄉愁不僅是對遙遠故土和親人的思念。即使終生未曾離開過居住地, 也不能說我們沒有鄉愁。如果只將鄉愁建設作為離開之人的實踐, 是一種道德缺失[52]。
本文認為忽略鄉的“家”屬性比忽略鄉愁實踐的雙向性存在更大的缺陷。事實上, 居住地作為“家”的意義一旦形成, 無論新舊都會產生某種意義的鄉愁。就像段義孚 (Yi-fu Tuan) 在《回家記》 (Coming home to China) 里所寫, 當中國讀者認為他跨越半個世紀回到“故鄉”之時, 他對故鄉的觀察, 除了自己曾經長期居住的地方 (如重慶南開中學) , 更多的體驗并不是以兒時的記憶 (如果殘存的話) 為背景, 而是自己更長時間居住的美國。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 書的最后一章標題是《去機場, 回家》, 在他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行走、飲食、交談、起居的這段時間, 他許多次提到自己在美國的生活, 這是否也該被視作一種鄉愁?
我們據此提出如下理論假說:對于一個具體的空間而言, 只要主體 (人) 對這里產生了“家”的感受與認同, 并在某些條件下 (如離開, 或文化碰撞) 產生對于“家”的思念, 就足以認為主體產生了對于這一特定空間的鄉愁。因此, 認為某地是否是“家”, 即使不是全部, 也應當是討論鄉愁移動性的一個重要方面。
表2中總結了數百位村民對于本村這個尺度的“家”鄉的認同度以及原因。從中可以發現, 當不限制選擇項數目時: (1) 總體來看, 人們對親情關系的認同度最高, 土地、風俗習慣認同度也都超過50%, 自然環境對于產生“家”感受的貢獻相對較低; (2) 對于從未外出的鄉村人來說, 對幾個原因的認同度高低與總體情況完全一致; (3) 對臨時返鄉的外出務工經商村民來說, 對土地的感受最為強烈, 要顯著高于排名第二的親戚關系與風俗習慣———這與他們自身的經歷也較為相符, 因為長期在外務工經商, 村莊內部親情、友情、鄰里關系的維系受到了影響, 在其認知中的重要程度也相對下降; (4) 對有外出務工經商的經歷, 然而已經返鄉較長時間的村民來說, 對土地、風俗習慣的認同程度相當, 而且明顯高于其他原因, 結合對臨時返鄉農民工的判斷, 我們可以進一步推斷外出務工經歷對于村民重新認識自己土地的價值有一定的增強作用; (5) 橫向來看, 對于村莊內親情關系、生活節奏、自然風光、風俗習慣對“家”空間的貢獻認同感, 均呈現從未外出村民高于長期返鄉村民和臨時返鄉村民的現象, 足以證明外出務工的強度越高, 對這些維度的認同感就越低; (6) 橫向比較的唯一例外是土地, 有外出務工經歷的村民對土地的感受要強于從未外出的村民———這無疑是一個讓人驚嘆的現象!
表2 空心村居民對村莊“家”感覺的來源
對選擇項目做出限制, 問出上述5方面原因中, 最為重要的一項, 有了新的發現: (1) 縱向看, 無論總體來看還是分別看三類人群, 土地的重要性超過親情關系排名首位, 這肯定了土地在村民心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2) 外出務工經歷對于村民對土地重要性認同的促進作用被進一步凸顯, 臨時返鄉 (45.45%) 稍稍高于長期返鄉 (41.43%) , 顯著高于從未外出 (32.34%) 。
2.3.3 新家與鄉的移動
如圖4所示, 在人的流動性日益增強的今天, 村民的鄉愁生產方式在發生變化, 這種變化最突出的特征是“家”與“鄉”的分離與再造:一方面, 村里任何一個家庭中的成員, 都可能通過外出務工經商等經歷, 獲得了在他鄉 (主要是城市) 建立“家”的機會。一旦新“家”得以建立, 此時對于流動者而言, 他會獲得一份對老家村莊的鄉愁, 以及因為離開新家而產生的新的“家”愁。另一方面, 新的居所變成“家”, 新的“城”變成“鄉”進而產生新“鄉”愁的過程, 是由空間到地方[53]的塑造過程———這個過程需要情感投入來賦予新家庭及城市其意義與價值, 而新的“家”愁與“鄉”愁, 正是這種塑造過程的一部分。
因此, 探討新“家”的產生過程, 同樣是討論鄉愁中“鄉”的移動性的重要一環。
表3中給出了492名空心村居民對于曾經造訪過的城市可否稱之為“家”的判斷以及認為城市沒有家的感覺的緣由。 (1) 整體來看, 認為城市有“家”的感覺的比重僅占到總人數的12.80%, 考慮到調查的對象是一年的非特殊時點 (農忙或春節) 仍然留在村里的村民, 尤其是相當數量是從未長期外出務工經商的村民, 這個比重不難解讀; (2) 橫向來看, 長期外出務工經商而臨時返鄉群體認為城市有“家”的感覺的比重接近其他兩類村民比重的兩倍, 說明當前在城市的長期居住有助于形成新“家”的認同感; (3) 在對城市產生“家”的感覺上, 有外出務工經歷的返鄉村民并沒有高于從未外出務工經商的村民, 這與之前對于土地的觀察有所差異。其原因或許可以作此解釋:這類居民大體分為兩種, 一種是有永久遷出或在城市建立家庭的打算, 但因為能力不足或無法適應等原因未能如愿;另一種是只是將城市當作外出務工經商的場所, 仍然堅定地想回到村莊———而無論哪一種, 客觀限制或者主觀偏好的存在都不利于產生對城市作為“家”的判斷, 甚至有可能有負面影響。
對于明確表達沒有產生新“家”感覺的275位村民, 筆者進一步探索其原因。當不對原因的重要次序作出限制時:
(1) 總體來看, 從高到低的順序依次是“沒房子”、“無穩定工作”、“親戚朋友少”、“無城市戶口”、“沒安全感”、“未獲得與城市市民同等待遇”、“與城市市民沒有往來”、“其他”。單獨來看沒有任何一項選擇率超過50%, 而其他的選擇率則超過14.18%, 對比表4, 足以引起重視。經過后期補充訪談以及其他問題的分析, 認為增加“城市的生活方式不習慣”等選項或許會有更好的效果, 因為不少村民在理解這個題目時, 潛意識會將這個問題轉換成“我為什么不喜歡安家或者長期生活在城市”。
(2) 對于從未長期外出務工經商的村民而言, 這些原因更多可以理解成為他們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對于在城市安家潛在困難的預期或者估計。從這個意義上說, 城市購房 (46.95%) 和穩定工作 (40.22%) 兩個經濟門檻得到更多人的認同。
(3) 在外出務工經商臨時性返鄉的村民看來情況則大有不同, “沒有獲得與城市居民同等待遇”與住房、工作并列榜首, 而認為“城市親戚朋友少”的在所有明確指出的原因中選擇人數最少。前者相當程度上反映出當外出務工農民對于以市民身份融入城市的強烈愿望與現實的落差;而后者可以從兩方面進行解讀, 其一是長期在外務工經商的村民在城市里結識并維持了新的友情, 其二是相對于其他原因來說, 該狀況獲得改觀更加容易實現。
(4) 相較于其他兩類人群, 返鄉村民則著重強調了親戚朋友少的作用。考慮到這一人群年齡較大 (平均年齡53歲) 的事實, 并結合后期訪談, 分析認為此類人群在外出務工時相當部分已經組成了家庭 (1990年平均年齡也已經27歲) , 在村里形成了穩定的交際圈, 只是出于改善生活的需要才離開家鄉, 因此對于原有的親戚、朋友關系特別看重。但是因為通訊、交通條件所限, 原有關系很難維持, 而長期返鄉以后, 村里的新舊關系又得以恢復和建立, 前后對比凸顯出打工期間的情感缺失。
(5) 橫向來看, 除“城里親戚朋友少”這一項原因外, 其余六個明確原因均呈現出“臨時返鄉”選擇比重高于“長期返鄉”的情況, 這進一步反映了當代外出務工村民對于融入所在城市的制度環境 (戶口、安全感、市民待遇) 與經濟機會的落差感比上一代外出務工村民更大, 而對維持本村內人際關系的需求明顯降低。
3、結論:空心村村民的鄉村性建構
本研究從村民主題認知的角度, 反映城鄉轉型和市場化加深對于農民認識城鄉關系、認識鄉愁、認識“家”的意義等“鄉村性構建”問題進行了探究, 主要發現如下:
其一, 城市文化已經在農村人心中形成一種霸權。相較于從未外出務工的村民, 和已經返鄉的上一代外出務工人員, 當前外出務工的年輕人, 感受到了更強的道德壓力。不出去可能會被認為是沒出息, 沒出路。由此觀之, 無論城市人如何構建鄉村, 糧食主產區的空心村村民已經用實際行動表達出內心深處對于“鄉村=落后”, “待在鄉村=沒出息”的認同。這是劉易斯假說和蒙德拉斯未曾觸及的文化心理。這種觀點在Kan[27]對獵德村的研究中甚至可以找到市場依據:改造后的獵德村硬件全新, 但是仍然比周邊非城中村的住宅小區租金價格低廉, 因為租客認為獵德仍然有鄉村性。
其二, 對于“宅基地和農地”重要性的認識上, 臨時返鄉村民的認識強度強于從未外出或長期返鄉的村民, 這與此類居民最強的遷居意愿形成強烈反差。這說明一方面, 長期外出務工削弱了這類村民與村莊的關聯, 情感聯系和文化紐帶的意義削弱而土地財產的意義凸顯, 即所謂“利益在場而身體不在場”的局面[21];另一方面, 說明當今中國人的城市化過程同時加深著村民的遷居愿望和對土地的增值預期, 對這些“身體不在場”的村民而言, 工作、生活和思維方式中的鄉村痕跡日益削弱, 農民戶籍這一制度要素逐漸淪為保持土地財產資源的依據和憑證。
其三, 相對于傳統的鄉愁空間構建, 流動性時代兩種重要的新現象值得關注:一是“家”與“鄉”的分離, 表現在于城鎮化和市場化導致年輕村民對“鄉村共同體”認識的降低;二是“新家”的產生, 家可能不止有一個, 鄉愁也可能不再僅對于農村, 也對于城市。
總體而言, 以上事實并不構成對諸多學者對于城中村改造后“鄉村性”維持結論的反駁。相反, 作為對已有研究的補充, 本文更為真切地闡釋了當代中國快速城市化語境下“鄉村性”與“城市性”相互拉鋸、此消彼長的過程———這種拉鋸不僅是空間上的、更是表征于實踐層面的。據此, 面對“村落終結”或“鄉村性終結”的討論, 本文認為應當對“城鄉二元”觀點進行揚棄, 對將城市化或村落終結作為單向過程理解觀點進行揚棄, 以轉型的視角真實考察“鄉村性”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變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城市發展研究2017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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