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的主要工作是在服務和聯系群眾過程中重建社會，而不是被依附和吸納到行政體系中，導致村級組織懸浮于農村。
我國是一個有村落傳統的國家，鄉村承載著中華文明的基因，鄉村本身具有非凡的文化和社會價值。如何在空心化的基礎上重建社會，是一項緊要議題。
從治理結構看，農村空心化其實并不可怕。除了那些常住村莊的中老年人和留守兒童，畢竟還有“中堅農民”或是村莊里的種田大戶，或是保險經紀人，或是農村超市老板，或是村醫，他們有條件長期呆在農村，亦可滿足留守人口的需求。
如果有意識地將“中堅農民”培養成村干部，他們就很容易成為黨和政府與農民的橋梁，發揮聯系群眾、組織群眾的作用。
事實上，農村人口外流并不可怕，年輕人少亦不是問題。問題在于，如何在人口外流的情況下，重新編織熟人社會網絡，增強村莊凝聚力，讓村莊有集體行動能力？
這就需要在既有的人口結構下，做一些組織建設工作。我們在人口大量外流的湖北做了十多年的老年人協會試驗。其基本做法便是，我們只為試驗村莊提供老年人活動場所以及基本的維持運轉經費。而一切活動都由在村的中年人或“年輕老人”構成的積極分子組織。
結果，不僅老年人自己組織起來了，實現了老有所養、老有所樂，連婦女也成立腰鼓隊、廣場舞隊，村莊被激活起來了。事情雖小，卻很適合農村實際。這說明，鄉村振興最重要的工作很可能是通過組織發育激活村莊的內生動力，讓村莊有活力。只要有了這個社會基礎，村莊建設就會水到渠成。
在這個意義上，鄉村振興的基本落腳點應該與農村人口結構相匹配，如吸引年輕人、外出鄉賢、退養老人回鄉。筆者在多地調研發現，一些地方動員和組織在外經商的“鄉賢”回村擔任村級組織帶頭人。這些具有“鄉賢”身份的村干部，盡管能力不錯，但卻不駐村，無法全身心投入農村工作，且不理解普通村民的所思所想，村級治理的效果并不明顯。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些地方的組織部門有針對性地對那些在行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工作的臨近退休的人員做工作，讓這些人返村發揮余熱擔任村級組織帶頭人。因為這些人有工作能力，對村莊利益比較超脫，又能全身心投入農村工作中，效果相當好。
如果將社會建設視作鄉村振興的主要工作，那么，當前的鄉村治理實踐就有極大的改進空間。其核心是，村干部的主要工作是在服務和聯系群眾過程中重建社會，而不是被依附和吸納到行政體系中，導致村級組織懸浮于農村。
這些年來，隨著國家資源大量投入農村，村級組織及村干部的主要工作都投入到了爭取項目、實施項目上去了，失去了與農民打交道的動力。一些地方黨委政府出于加強村干部聯系群眾的目的，要求村干部坐班，并極大提高了村干部尤其是主干的待遇。未曾預料的是，這反而加劇了村干部職業化和行政化的趨勢，脫離群眾的現象更為明顯。
扭轉這一趨勢的最好做法是，加強村級黨組織的基本保障建設，使之不用眼光向上也有服務群眾的能力。
這幾年，很多地方都為基層黨組織提供了專門的黨組織服務群眾經費，這筆經費雖不多，卻好用，只要服務群眾的項目都允許，極大增強了基層黨組織活力。
尤其值得贊賞的是，有些地方專門設計了普惠性的村級公共服務資金，這免除了村干部為競爭項目而花費時間精力，亦激活了村民自治，將重心花在和村民商量，如何更好地用好公服資金，更好地實現村莊長遠發展。因此，無論是在日常治理中還是在重大任務實施過程中，依靠基層組織，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性，是所有工作的第一原則。
作者系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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