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發達村與空心村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的探討
內容提要：農村呈現出集體經濟發展壯大及以此為依托的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與集體經濟弱化及空心化而導致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分野，原因在于，前者在改革進程中堅持發展集體經濟并傳承、完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后者則弱化集體經濟并逐步解構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及以此為依托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所形成的較強的農村經濟社會內生發展能力，是破解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對政府強依賴難題的中國式路徑，無論是在實施農業養育工業政策時期，還是21世紀初期開始實施工業反哺農業的新政策下，都促進了農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凸顯這一機制的優勢，值得珍惜。從增強農村經濟社會內生發展能力出發，應促進集體經濟發展，完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集體行動理論。
關鍵詞：農村集體經濟 農村經濟社會 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 內生能力 集體行動
農村發展呈現出分化態勢，有基于集體經濟發展的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村；也有集體經濟弱化，甚至滑落到無集體統一經營，中青年外出就業創業，留下老人、兒童，其經濟社會發展對政府有著強依賴的空心村。對于如此發展的分野，不能孤立地進行就事論事的分析，而應當系統深透地考察歷史的演變。本文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圍繞增強農村經濟社會內生發展能力的問題，對基于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的傳承和解構進行歷史考察，在對新老發達村與空心村差異化發展原因考察的基礎上，就如何提升農村經濟社會內生發展能力及構建相應的農村社區集體行動理論進行探討。
一、農村集體經濟弱化和農村空心化是改革發展進程中的階段性問題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20世紀50年代國家為了建立土地等農業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實現國家工業化、實現農業現代化等重大戰略目標，所作出的重大組織制度安排。這一組織制度的建立，也構建起農村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
農村集體經濟的弱化與農村空心化是關聯的。農村集體經濟的弱化，使農村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失去了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的機制性保障，空心化也就成為其結果。
改革初期，中央明確了農村集體經濟改革發展的戰略構想。1980年5月，鄧小平在贊揚安徽農村實行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同時，針對擔心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會影響集體經濟的問題指出：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1]1982年中央1號文件《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中，針對有人將包干到戶誤認為是“土地還家”、平分集體財產、分田單干，指出實行包干到戶后，農戶和集體保持承包關系，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將會逐步發展成更為完善的集體經濟。[2]在1989年政治風波后，到1990年，針對改革中如何認識家庭承包經營和集體經濟發展方向的問題，鄧小平明確提出了農業要實現“兩個飛躍”。[3]
農村集體經濟弱化和農村空心化，與中央關于發展集體經濟的戰略構想存在差距，也在實際上引發了對農村集體經濟能否發展壯大的置疑。鑒此，需要對1978年以來影響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內外因素進行考察，對其原因的認識回歸到歷史的本來。與整個國民經濟及農村經濟快速發展不同，農村集體經濟弱化，導致如此反差的原因較為復雜，從認識上看，是由于在歷史上曾經受過挫折而自信不足，在堅持發展集體經濟實踐中受現實困境的影響而定力不足；從客觀條件看，是受城鄉二元財政政策約束，由此導致對發展集體統一經營的支持和改革沒有及時跟進。
第一，構建發展集體統一經營激勵機制的改革沒有及時配套推進。實施家庭承包經營的改革，使集體經濟形成家庭和集體兩個層次的經營。鑒此，中央也明確了農村集體經濟由家庭和集體兩個經營層次組成，1982年中央1號文件就明確規定，由集體統一管理和使用土地、大型農機具和水利設施。隨著改革的進一步展開，國家將以家庭承包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明確為農村基本經營體制。但是，在改革的實踐進程中，大力推進調動家庭承包經營積極性的改革，而調動發展集體統一經營積極性的改革，則在一段時期沒有切實的配套措施。突出地表現在，農民除了對土地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外，把集體的拖拉機、倉庫、曬場等也分到戶，在很多地方，農業實際上只注重發展家庭層次的經營。所幸的是，在實行家庭承包經營時，還主要是將農業生產資料承包到戶，集體工業企業生產資料因不能拆分到各戶經營，因而仍作為整體保留，受短缺經濟下需求強勁的拉動，加之整個國家的經濟逐步放活和鄉鎮企業靈活的機制，包括集體企業在內的“四個輪子”[4]一起轉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正因為如此，農村集體經濟在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初期并沒有下滑，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于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經濟實力仍呈上升態勢。集體鄉鎮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開展產權制度改革時，留集體股的較少，改為私營企業，對企業所有者的激勵是較強的，但也使農村集體經濟弱化。筆者調研的華西村、劉莊村、新十四村、蔣巷村、航民村、夢蘭村、福保村等堅持發展集體經濟，或在進行產權改革時保留集體股，但屬于少數。由此，在較長時期內，很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收入較少，主要是集體的機動田、水塘等承包收入，以及農戶承包經營繳納的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這3項村提留款到21世紀初實施農村稅費改革后也被取消了）。農村非公有制經濟實現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喜悅，屏蔽或忽略了集體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加之由于改革前農民在集體經濟組織中的物質積極性沒有充分調動起來，因而在實踐中存在集體經濟被邊緣化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有不少村抓住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機遇，實現了由窮村向發達村的轉變，這些新實踐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集體經濟能夠發展壯大予以了驗證。中共十八大以來，大力推進發展集體統一經營激勵機制構建的改革，中共中央、國務院于2016年12月26日發出《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針對集體經濟組織中統一經營激勵不足的問題，在吸取以往經驗教訓和一些地方開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的基礎上，明確了惠及集體經濟組織全體成員的股份合作制的改革方向，并提出用5年時間完成農村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要求。這一改革盡管錯過與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同步推進的最佳時期（對此，我們也不能脫離歷史場景求全責備，畢竟當時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中搞活經濟，在農村則主要是通過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促進農業發展），將為集體經濟的發展提供制度激勵。
第二，財政體制改革沒有及時配套跟進，導致集體經濟組織提供公共品負擔過重，挫傷了發展集體統一經營的積極性。農村集體經濟弱化、邊緣化，統一經營層次的改革滯后而激勵不足是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承擔辦社會的負擔太重。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也及時跟進。在城鄉二元體制下，政府有關部門在推進農村基礎設施和文化、教育、衛生、體育等建設時，給任務，定目標，但幾乎不給予財政經費支持，所需經費由農村自籌解決，甚至有的還借機從中為所在部門創收，由此加重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負擔。如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承擔村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日常工作運轉費用就有困難的情況下，還要承擔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和辦社會的負擔。集體經濟組織承擔提供公共品的沉重負擔，農村非公有制企業是不承擔的，在這種不平等的提供公共品負擔政策下，集體經濟的發展更為艱難。更為嚴重的是，一段時期內村級組織還超出經濟承受能力，開展各類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建設達標活動，形成大量債務。[5]農村稅費改革前集體債務和農民負擔重的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一個焦點。在集體經濟組織如此收支狀況下，無論是村、組干部，還是非干部成員，除共享公共品外,由于很少從集體經濟的發展中得到直接的經濟收益回報，反而背負債務，發展集體統一經營的積極性也都遭受挫傷。由此，集體統一經營逐步淡出，不少村演變至無經營活動。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承擔建設基礎設施和辦社會的負擔重，是國家工業化沒有完成的情況下，所實施的農業養育工業政策的階段性問題，在1978年以前即已存在，只是由于當時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能力強，使問題隱性化了。21世紀初，基于國家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國家將農業養育工業調整為工業反哺農業，改革城鄉二元體制，對農村發展也開始實施公共財政支持政策，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提供公共品負擔沉重的問題得以逐步減輕。
由于上述原因，加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職能由村民委員會代行（現今仍有60%左右的由村民委員會代行職能[6]）、政策支持缺失、法人地位不明確等因素綜合作用，使得農村集體經濟難以實現發展預期。[7]
二、珍惜基于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
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及以此為依托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對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就縱的維度看，改革開放前后兩個發展時期農村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有所差異。1956-1978年，中國基于工業化尚處于初期，實行農業養育工業的政策，盡管這樣的政策削弱了農業和農村的發展能力，存在城鄉二元結構，農村經濟社會處于較低水平，但由于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及以此為依托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農村文化、教育、衛生、體育等社會事業與經濟呈協調發展態勢，避免了城鄉社會發展嚴重失衡現象的發生。1978年至世紀之交，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并上升到工業化中期的發展臺階，由于城市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差距拉大，加之農村集體經濟的弱化及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被逐步解構，欠發達地區的農村較為普遍存在留守老人、留守兒童的空心化現象。21世紀初起，盡管國家開始實施城鄉一體化改革和把農業養育工業調整為工業反哺農業政策，由此，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快速推進，然而，一些地方農村空心化問題難以根本解決，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問題仍然嚴重，春節期間外出就業創業人員才回家過年與老人孩子相聚，農村基礎設施、住宅存在閑置浪費問題。這一縱向維度的考察表明，中國農村空心化并非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應然，集體經濟弱化及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被解構是重要原因。在農業養育工業政策下，農村都可以依靠自身力量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表明依托集體經濟發展而構建起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對于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是極為重要的。1978年以來，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一度屏蔽了農村社會發展這一短板問題，農村集體經濟的弱化及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的逐步解構，使得現今解決農村社會短板問題的內生能力較弱。
就橫向的維度看，與農村集體經濟弱化下的空心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凡是集體經濟發達的村，不僅沒有留守老人、留守兒童的問題，還吸納了大量外地人口就業和居住，呈現出經濟社會協調和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良好態勢，其原因是集體經濟的發展及以此為依托的區社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8]
上述縱橫兩個維度的考察表明，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及以此為依托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是否構建、傳承和與時俱進加以完善，是農村經濟社會是否有內生發展能力而避免經濟社會發展對政府強依賴的原因所在。
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及以此為依托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這種內生能力強的農村社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模式，盡管由于一段時期內受承擔辦社會負擔重和內部激勵不足，以及政策支持缺失和法人地位不明確的不利影響，仍然能夠傳承下來，并在有機遇的情況下，就能脫穎而出，并且從現狀而看，可以實現專業合作社難以達到的經濟實力和功能。老的集體經濟發達村發揮了榜樣作用，新的集體經濟發達村表明在市場經濟下農村集體經濟是可以實現跨越發展的，遭遇嚴重自然災害后迅速崛起的塘約村反映出集體經濟具有較強發展能力[9]，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對農村集體經濟實施股份合作制改革，又增添了集體經濟的活力和凝聚力。其中值得重視的是，如果說老的集體經濟典型華西村、劉莊村是在計劃經濟下發展起來的，有特定的歷史條件，那么在21世紀初起的不少窮村也躍升為發達村，那就不是個案的問題了，而是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特別的制度及其機制。這就是除了包括農村發展需要、選擇了好的帶頭人，能夠在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中抓住發展機遇外，根本在于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正如一名言所說，土地是財富之母）和基于這一制度構建起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在長期發展積累下，目前全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擁有各類賬面資產2.86萬億元，全國平均每個村近500萬元，東部地區村平均高達近千萬元。[10]
三、重新認識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及以此為依托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的創新意義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既是一種生產經營組織形式、公有制實現形式，也是一種通過實行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增強農村經濟社會內生發展能力的發展模式。對于這樣一種組織制度的創新，缺乏從經驗層面的總結，也缺乏從理論層面的闡析。對于新老發達村與空心村反襯出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對于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做出重大貢獻這樣一個歷史事實，應當回歸到解決發展中的實際難題的問題導向的研究思維，認識到發展集體經濟及以此為依托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的創新意義。
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及以此為依托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的創新意義在于，通過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提升農村經濟社會的內生發展能力，可以破解農村發展滯緩的難題，進而走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對政府強依賴的發展路徑。[11]
首先，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及以此為依托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的構建和完善，有助于破解農村發展滯緩的問題。從市場經濟國家看，都有過工農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也都有從事農業人員老齡化的問題，這與現今中國一些地方農村空心化現象相似。如此，似乎農村空心化是一種必然。這是源于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論的認識邏輯。劉易斯于1954年發表的《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提出二元經濟結構論時，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形成的結論，即：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一方面，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分離，家庭農場、合作社、行業協會、公司等不愿意在非盈利下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和發展社會事業，農村公共品的提供只能依賴政府。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由于在勞動生產率上工業高于農業，在勞動報酬上工業高于農業，因而農業勞動力流向工業和城市。在這樣的資源配置下，形成一邊是快速增長的現代工業和城市，另一邊是發展滯緩的農業和農村。只是進入工業化中期后，工農城鄉發展失衡的問題嚴重約束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而市場又無力解決這一結構性問題，只能靠國家行動來破解工農城鄉二元結構，由此國家實施干預政策，將農業養育工業調整為工業反哺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對政府形成強依賴。
其次，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及以此為依托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由此增強農村經濟社會內生發展能力，是不同于完全依賴政府支持的發展模式。在國外，農村公共品的提供對政府強依賴，是因為在經濟組織與社會組織分離的情況下，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缺失。在中國，無論是老的發達村，還是新的發達村，其內生發展能力都很強。基于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的新老發達村的實踐表明，農村的發展可以依靠自身力量，與集體經濟實力弱的村在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對政府有著強依賴形成反差。
在經歷農村經濟組織復雜的多元化變遷之后，對中國式的農村集體經濟，及以其發展為依托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應加以傳承和完善，不能再根據西方理論，對其加以否定和解構。首先，這是基于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對其有強烈需求。現今，在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情況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社會事業發展有所推進，但仍然滿足不了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很多地方因為農村集體經濟弱，不得不采取由農民出資出勞的“一事一議”制度。實際上，這是基于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對歷史上形成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的一種變化了的傳承，也反映出了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發展的路徑依賴。其次，這是基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也能夠提供公共品，歷史上如此，現實也如此，只不過現今是與政府共同擔當。基于公司、專業合作社、協會對外以盈利為目的（合作社、協會對外仍以實現盈利最大化為目標，只是對內部的成員不以盈利為目的而已）不愿提供農村公共品[12]，在農村發展集體經濟及以此為依托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就應倍加珍惜和傳承完善。
四、基于增強農村經濟社會內生發展能力構建社區集體行動理論
理論的科學性不在于是否出于所謂主流學派，或符合其理論邏輯及其研究范式，而是其應用能否解決實踐中的問題，或將其應用后對實踐產生的是積極還是消極作用。
現今農村發展面對的問題是，如何破解農村空心化的問題，如何增強農村經濟社會內生發展能力的問題。學界就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問題，尤其是留守兒童的心靈關懷和成長進行了很有意義的針對性強的研究，但還屬于在既定組織制度下就事論事的具體問題的研究，還應當從更開闊的經濟社會系統探索解決問題之路徑。上述歷史考察可知，集體經濟發達村的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與集體經濟弱化后的空心化，如此發展分野的原因在于，前者在改革進程中堅持發展集體經濟并傳承完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而后者則弱化集體經濟并逐步解構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農村集體經濟弱化后，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被解構，幾乎回到“一盤散沙”的發展模式。中共中央早在1982年就關注到了這一問題的苗頭，在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時強調指出，各級黨委要高度重視農村一部分社隊基層組織渙散，甚至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致使許多事情無人負責，不良現象在滋長蔓延的情況。在總結完善生產責任制的同時，一定要把這個問題切實解決好。[13]
基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和集體經濟組織更好承擔其他組織不具備的提供公共品的功能，需要構建增強農村經濟社會內生發展能力的社區集體行動理論。下面，就3個問題進行初步探討。
第一，重新界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內涵及其功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從整個經濟社會研究問題。中國有過曲折，其中之一是不少村使本已構建起的有利于農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在遇到困難后，就將其解構了。社會科學專業分化后的經濟學不是將農村經濟與社會發展作為整體加以研究，從理論上助推了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的解構。西方經濟學也在反思，如獲得諾貝爾獎的羅納德·哈里·科斯指出了經濟學存在的問題，即經濟學把經濟學研究對象，從本是有血有肉和倫理道德的人創造財富，變成了冷冰冰的資源分配選擇邏輯。[14]這也是西方經濟學基于資本至上的產權理論，導致資本主義社會中財富嚴重分化而引發重重社會矛盾的理論缺陷。從增強農村經濟社會內生發展能力出發，應當彌補經濟社會分割研究的缺陷，從解決現實問題出發，不能把本是經濟社會融為一體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限定為單純的經濟組織，而是應基于其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現實，將其界定為不同于公司、專業合作社、行業協會的經濟社會組織。盡管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提供公共品和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這些特殊功能，從突出其經濟組織屬性考慮，仍稱集體經濟組織為好；對已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則可稱社區股份合作社。這既是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曾經有過的功能的肯定，也是對其現實功能的客觀反映，更是認識到基于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有利于增強農村經濟社會內生發展能力所得出的重要啟示。
第二，構建有利于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這一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與農村社區集體行動理論構架是相互對應的。農村集體經濟之所以弱化、邊緣化，除了現實困境外，根源在于認定集體經濟組織效率低下，如此結論是由于評價指標偏廢所致。實際上，在1956年至1978年間，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盡管經歷曲折，但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顯著成效不可沒滅：一是，促進農業發展，糧食、棉花等農產品產量大幅增加，并基于如此發展，農業為國家工業化提供了所需要的大量農產品原料；通過保障農產品出口，換取外匯，用于引進先進技術裝備；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和農業稅，為國家工業化的資本積累提供了保障。二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社會事業發展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可見，認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缺乏效率這一結論，與歷史事實不符合，是不公允的。[15]正是由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承載如此重大使命，加之由于實踐不充分而沒有相應的經驗積累，對集體經濟組織所做出的一些政策和制度安排，使農民當期的經濟收益偏低，抑制了農民的積極性，但不能因為后者而否定前者。僅僅從當期農民經濟收益評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否有效率，是沒有把促進國家工業化發展和農村發展的績效加以考量，也是沒有把“三農”問題的解決納入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來分析，而是把“三農”問題的解決孤立起來。從有利于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內生發展能力不斷增強出發，不應以單一經濟效益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評價指標，而是應把現金分配、福利分配、公共品提供等統一納入評價指標體系。在集體經濟的收益分配上，也要分發展階段而論，在集體經濟實力尚弱的成長積累期，與政府一道，以提供公共品為主，隨著集體積累的增加和經濟實力的增強，則應逐步加大對成員當期的現金、福利等分配。
第三，基于經濟基礎構建有利于破解農村集體經濟弱化、農村空心化的鄉村治理機制。發展經濟學認為，發展中國家要追趕先發國家，政府對資源配置應進行干預。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要在農業社會的基礎上實現工業化，突破“貧困陷阱”，實現趕超發展，沒有特別之舉是難以實現的。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從解決面臨的實際問題出發，作出了與發展經濟學不謀而合的選擇，即通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集中力量辦大事，實現聚沙成塔。中國之所以在農村生產力水平低下、農業剩余少，且服從國家工業化戰略而實行農業養育工業政策的情況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還能夠順利推進，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通過黨領導構建的鄉村治理體系，盡可能實現長遠利益與短期利益、全局利益與局部利益的統籌。盡管如此，并非要回到改革開放開前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而是要基于中國已躍升至上中等收入國家，著眼于破解集體經濟弱化和農村空心化問題，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能夠促進集體經濟的發展及以此為依托的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不斷完善的鄉村治理結構。根據各地實踐經驗，特別是東部地區集體經濟實力強的經驗，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改革，不能完全按照單純的經濟組織進行，可探索建立這樣的治理體系：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人地位，根據各自情況和需要，選擇進行工商登記或民事登記；從既保障成員權益，也保障集體權益出發，對集體經濟實施股份合作制改造，實現集體與成員權益的統一，構建起共享發展機制；完善集體經濟組織治理結構，管好集體資產乃至探索實現由管資產向管資本的轉變，并通過利益機制調動經營管理者的積極性；基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全面從嚴治黨，構建良好的政治生態，構建起村黨支部領導下村民委員會和村集體經濟組織各司其職的治理結構，確保社區集體積累和統籌機制的完善。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鄭有貴（1963—），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合作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經濟史學會副會長兼中國現代經濟史專業委員主任（北京 100009）。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馬克思主義研究 2017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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