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農業和農村發展經常被作為中國的樣板，然而，日本農業的狀況究竟如何？完成了“現代化”以后，日本農業和農村事實上都處于嚴重的危機之中，對日本農業發展歷程的理解，對我們思考今天中國三農問題的方向有借鑒意義。
本文是食物主權”亞洲農政“系列的讀書會討論記錄。討論的過程包括與日本學者小林舞（Mai Kobayashi）關于日本農業問題的對談。小林舞博士就職于位于日本京都的“人文與自然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ty and Nature）。讀書會也包括了對日本農協的討論，限于篇幅和主題，在本文中并未包括，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閱讀材料的第4篇。
讀書材料
1. 張玉林：《“現代化”之后的東亞農業和農村社會——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的案例機器歷史意蘊》，載于《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9月，第3期。
2. Shuji Hisano. “Food Security Politics and Alternative Agri-food Initiatives inJapan.” Working Paper at the Academic Forum on Food Security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Taiwan, April 25, 2014.
3. 小林舞(Mai Kobayashi). “An Analysis of Japanese Domestic Policies”，2017年4月24-26日在西班牙維多利亞召開的“21世紀食物的未來和農業的挑戰”(ICAS)會議上的發言PPT。
4. 李晶：《政府蔭庇下的日本農協——仙臺秋保町的人類學調查》，載于《開放時代》，2011年第3期。
一、東亞資本主義：低度糧食自給率，高度農村空洞化
在農業和農村領域，日本面臨著兩方面的現實困境，可簡言之為糧食和人口的再生產問題。
困境之一：糧食高度依賴進口，在世界糧食價格不斷上漲的情況下問題尤為突出。
在糧食供應方面，日本經歷了兩個不同階段：
（1）從二戰結束到1960年前后：農本主義，小農經營為主，規模經營受到抑制；社會整體的食物消費倫理較為樸素，“大量消費”被作為惡行，受到抑制。在此期間，日本擺脫了美國的“糧食援助”，其谷物自給率在1955年達到88%，大米生產過剩。
（2）1960年以后：在多重因素影響下，日本開始了農業結構調整和貿易自由化，強化了糧食的對外依賴。1960年代是日本糧食自給率大幅下降的關鍵十年，自給率下降了37%；日本從1970年代開始就成為世界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到1980年代中期，自給率降到50%以下，谷物進口量不斷增加。到今天，日本的糧食自給率已不足30%。
日本當下的農業處于雙重矛盾中：一方面，如同歐盟和美國一樣，日本既加入了一些自由貿易協定，例如世界貿易組織（WTO），同時又采取了一定的保護主義和農業補貼措施；另一方面，農業在日本既被邊緣化，同時又被賦予了多重價值。
困境之二：現代化的日本農村面臨的嚴重的凋敝和解體問題，農村空洞化、老齡化，勞動力不足，“新娘短缺”，人口再生產難以持續。
非農化：農業就業比例不到6%；
老齡化：農民平均年齡超過65歲；
土地拋荒：直接拋荒9.4%，間接拋荒（棄耕）近30% [1]。
就人口再生產而言，在工業化和城市化背景下，離農、離村現象從50年代開始在日本出現，60年代也開始在韓國和臺灣出現，到90年代，日韓臺的農業就業比例都下降到10%以下，2008年都不到6%了。也就是在短短的三十年間，三個地區都完成了高度的“非農化”過程。這個過程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是農業人口老齡化，農業人口的老齡化率在臺灣和韓國超過40%，在日本超過60%，其直接結果是農業生產陷入困境，例如，臺灣在2000年時作物種植面積僅相當于其種植高峰期1965年的54%，日本也出現了大量拋荒的狀況，這加劇了日韓臺等地對外的糧食依賴；二是農村新娘的短缺，使得農村家庭再生產困難。
二、食物大量進口背后：美國資本改造食物結構，國內工商資本的內壓
日本從糧食自給到糧食進口的轉變，盡管有人口增長的影響——二戰后的四五十年，日本人口增長了近50%，但更主要的是國際、國內資本的影響。與國際上對“糧食安全”界定的新自由主義轉向同出一脈。1970年代世界糧食危機爆發后，國際上曾形成過對糧食安全的共識，主要是指各國采取措施增加糧食產量、穩定國內市場的糧食價格等，包括建立糧食預警體系、糧食儲備等。然而，1970-1980年代，隨著資本主義體系從福利國家向新自由主義轉型，對“糧食安全”的界定開始轉向。在強制推行的貿易自由化、國家干預減少的背景下，“糧食安全”不再是指一國以內自給自足的糧食生產能力，而成為個人和家庭購買力的問題。與此同時，一些國際組織和跨國企業也不斷通過發揮政治影響力，使政策有利于自己。到2008年，日韓臺三地的糧食自給率都分別僅28%、27%和31%，嚴重依賴糧食進口。從自給自足到進口依賴，推動日本大轉折的有以下幾個動力因素：
（1）美國糧食援助戰略下，強力灌輸美式飲食習慣帶來的食物結構轉型。食物結構的轉型一方面是因為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增加后，食物生活的改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即美國的“糧食戰略”，主要表現為美國的“糧食援助”。對美國而言，糧食援助既是國際戰略延伸，也是解決其國內谷物過剩問題的需要。并且，為了在取消“糧食援助”后，仍能維持他國對其糧食依賴，美國強力灌輸以美式飲食習慣為標準的營養學知識，導向肉、蛋、奶的消費。在這一背景下，日本于1954年頒布《學校給食法》，開始向中小學生提供包括面包、奶粉和肉類等的免費午餐，而由美國提供資金援助的“流動廚房”則在全日本巡回宣傳，直接促進了日本食物消費的“現代化”，即以面包、牛奶和奶制品、肉類的大量攝取為特征的“歐美化”。這一過程50年代就開始在日本進行，到70年代，韓國和臺灣飲食結構的轉變也已經完成。
（2）市場邏輯主導下，農業結構調整對谷物生產的輕視。消費結構的轉變帶來了農業政策的轉變，政策導向從以糧食生產為中心轉向鼓勵蔬菜、水果種植和養殖業發展，主要特點是擴大經營規模，增加農業經營者的收入，縮小農民和市民的收入差距，以排擠小生產者的方式實現所謂的“農業現代化”。
（3）美國的“外壓”導致的農產品貿易自由化，以及“比較優勢”邏輯下對外依賴的強化。在日本，作為主糧的大米生產的減少，本可以轉向生產飼料作物（玉米、大豆和小麥），然而，在貿易自由化的趨勢下，因為日本不具有生產飼料作物的“比較優勢”，所以大量依賴從美國進口這些農產品。
（4）國內工商業資本的壓力。除了美國的“外壓”外，日本政府也面臨著其國內出口導向型工商企業的壓力。這些企業通過犧牲農業——進口大量廉價農產品，換得其他商品的對外出口，并從中獲取巨額利潤。
三、世界糧食價格危機：危機已過去，糧價不回落
2008年世界糧食價格危機前，日本一些主要雜志刊物都不太關注糧食問題，2008年經歷了危機后，才開始有所轉變，日本國內也開始對大量的進口依賴表示擔憂。但在一些國際貿易協議（如此前以美國為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旨在促進亞太地區的貿易自由化）的強大壓力下，日本被要求進一步打開市場，解除農業管制政策，日本國民擔心這將進一步損害日本的農業和糧食安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的世界糧價危機結束后，盡管全球出現了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蕭條，糧食價格卻再沒有回復到2008年前的水平，且在劇烈波動中。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現在的食物價格危機？
糧食出口國的出口禁令，是價格危機的催化劑。
中國、印度等國家對糧食、飼料需求的增加，與環境變化導致的農業生產不穩定共同作用。
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不同國家和地區在糧食儲備方面投入的減少。
美國、歐盟國家將糧食和飼料作物用作生物燃料。據估計，從2001到2011年，對玉米需求的增量中，70%是因為生物燃料的生產，這一需要占油菜需求增量的90%，大豆的47%。2010-2011年，世界最大玉米生產國美國有40%的玉米用作了生物燃料。
農產品期貨市場上投機行為的增加。這是金融自由化的產物。以芝加哥的小麥期貨為例，90年代中期，小麥期貨市場上的金融投資者占到12%，這些人只是想從價格變動中賺取利潤，而不是想要買糧食。到2011年，金融投資者所占的期貨市場比例已經達到了61%。
正因為上述幾種情況同時發生，才使2008年的糧食價格危機爆發，對糧食進口國造成嚴重影響。
四、自由貿易協定與日本農業決策：危機在惡化
從1960年代和70年代起，日本就開始開辟除美國之外更多元的食物進口渠道。通過提供援助，日本把東南亞國家變成了日本的“原料后方”。到了90年代后期，中國取代東南亞，成為日本的“原料后方”。然而近幾年，東南亞再次成為日本原料進口的后方，日本公司不僅再次看重曾經是后方的泰國和印尼，同時也轉向越南和緬甸這些新后方。
此外，在農產品方面，日本政府也在和美國、澳大利亞還有其它出口國進行雙邊貿易會談。如果日本降低或者放棄關稅，或者放松非關稅方面的政策，學者們擔心日本農業將會被摧毀。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后，不再推動環太平洋11個國家的自由貿易協定TPP。這項協定在孕育期間也遭到過日本民眾和很多社會組織的不斷抵制，包括日本農協。然而，雖然沒有TPP，日本的安倍政府卻依然在積極推動原TPP框架里的政策。例如，日本自1952年通過的《主要作物種子法》給各縣政府賦權（縣是日本的一級行政管轄區），使各縣政府具有為當地農民提供主要作物（水稻、大豆、小麥）的制種和種子流通的責任。1986年，種子法通過修改，允許私人企業涉入各縣的種子業務。可是2016年底政府提出取消種子法，而日本國會在今年年初閃電式通過！京都大學經濟學教授久野秀二認為，種子法的取消不是空穴來風：打擊和破壞公共部門，把“生命共有權”（genetic commons）私有化，取消種子的公共品性質，使農民的種子非法化，這是新自由主義的“安倍經濟學”在農業上的延伸。[2]
日本政府農林水產省(部)追求把農業做大做強(strong, aggressive agriculture)，鼓勵資本下鄉。在推動工業化農業上，日本崇尚想象中的“荷蘭模式”。2009年日本修改了《土地法》，使得農地對企業開放。
在貿易自由化的大勢下，日本官方仍在進一步推動進口，只是試圖通過使進口渠道多元化，以此減少風險；從種子法的取消來看，可見官方還在進一步放棄對農業的保護；并試圖通過工業化農業的方式來做大做強農業。很多人擔心，這一趨勢下，日本農業的危機將會惡化。
五、從危機中尋找出路：日本農業另類實踐的民間探索
早在1960年代，有機農業就已經在日本開始有實踐，其主要是通過“生產者-消費者合作運動”來推動的，并在1971年成立了日本有機農業協會，1983該協會的會員數量達到頂峰。然而，此后第三方經銷商取代了”生產者-消費者合作運動”，它致力于發展有機市場，犧牲了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相互合作。與在北美、澳大利亞、歐洲等地的很多討論一樣，日本國內也有一種擔憂，擔心有機農業和一些替代性農業生產實踐的體制化（institutionalized）可能會被主流所吸納。這些另類農業實踐對主流食物體系的改造潛力，可能會被利用來僅僅生產有機食品，而失去原有的另類實踐道路探索的可能。這一分歧主要發生在小規模的有機農業生產者和專業化的、為主流市場提供產品的大生產者之間。
2001年，日本政府建立了有機認證體系，但是與中國的狀況相似，日本很多農民都支付不起有機認證的成本。2012年，日本國內認證的有機食品為61,291噸，僅僅占全國總產品的0.24%，當年進口的有機食品48,640噸。2013年，日本全國農地中只有0.22%經過了有機認證。
除了生產健康的食品外，日本的另類農業實踐還致力于環境保護和生物多樣性的恢復。1988年，日本消費者協會及其分支機構“反轉基因運動（No! GMO Campaign）”發起了“大豆信任運動”，倡導本地大豆的生產和消費，這個運動在2000年達到最高峰，一共有57個農民團體和6000個消費者加入了這場運動。大豆作為日本健康飲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給率在1990年代中后期跌至谷底，僅2%-3%，日本也從這一時期開始大量從美國進口大豆。消費者日漸對進口的轉基因大豆的安全性表示擔憂，同時也擔心日本大豆食品品種多樣性和大豆物種多樣性的喪失。在這一背景下，一些農民團體和消費者團體開始提出倡議，利用稻田的周邊土地、拋荒的農地種植大豆，并通過“生產者-消費者合作運動”的平臺銷售。現在，日本的非轉基因大豆正在成為其國內的大眾消費品，一些食品公司也采用非轉基因大豆作為原料。
小結
對東亞農政變遷的理解不應局限于農政本身，東亞農政變遷是東亞模式的產物。所謂的東亞奇跡是工業品大量出口與糧食大量進口并行，是過密的巨大城市與面臨糧食、人口再生產困境的凋敝農村形成對照，這兩種對立屬性的并存，才是東亞模式的特征。盡管出現畸形的結構，日韓臺地區因為體量不大，現階段靠大量的糧食進口、農業勞動力進口和外籍新娘的嫁入，使畸形的工農關系、城鄉關系的后果向外部轉嫁。參照中國大陸，我們的三農問題在規模、嚴峻程度和影響范圍方面都遠超日韓臺，如果這三地還能向外轉嫁其畸形結構的后果，中國走上這條路的影響卻不可預料。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食物主權論壇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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