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旨在通過分析和總結發達國家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現狀特征和演繹趨勢, 結合中國農業生產和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實際情況, 以望為中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與發展提出借鑒與參考。其研究表明在發達國家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中均出現政府、合作組織及私人部門在整個農業產業鏈上提供了多元化農業金融信貸服務、高水平的農業教育和農業科技 (科研與農業技術推廣) 服務及全面的農業信息化服務等方面的共性特征。另外, 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演變趨勢與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市場發育階段及農業生產規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此, 借鑒發達國家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發展經驗, 結合國內實際國情, 提出了完善與提升中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與發展水平的政策建議。
1 引言
近年來, 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引起國內政界與學術界關注。始于1978年的中國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制改革, 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推動了農業增長, 但一家一戶分散的小規模生產經營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間矛盾也正日益凸顯 (黃季焜, 2010) 。為了能有效克服此矛盾與弊端, 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與發展是政府近年來的一項重要改革任務 (高強和孔祥智, 2013;李全海, 2017) 。從2004年開始, 中央連續13個中央1號文件均對“健全與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提出了要求和部署, 明確了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內涵、發展模式和方向。與此同時, 學術界也一直就中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地位作用、服務主體、發展模式和政策支持等方面開展了討論與研究 (陳建華和商秋紅, 2010;孔祥智等, 2009, 2012;仝志輝和侯宏偉, 2015;李全海, 2017等) 。
政府的關注和學者的研究使中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取得了長足成效, 但是其發展依然存在一系列問題和分歧。近年來, 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不斷涌現, 社會化服務組織機制逐步完善, 以市場為導向的不少服務模式逐漸創新 (孔祥智等, 2009;高強和孔祥智, 2013) 。例如, 建立了農技110服務中心和專家大院、開辦了田間學校以科技支農惠農, 出現了“村集體+中介組織+農戶”“農業合作社+農戶”“公司+合作社+農戶”及“公司+村委會+農戶”等基地模式。這對培養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促進農民增收和農業增產發揮了積極作用, 進一步加速了農業現代化進程。
盡管如此, 相比于發達國家, 目前中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與發展依然存在落后和不規范問題。公益性的政府服務機構面臨機制不活、人才隊伍不穩、財政保障不足及服務功能單一等問題的制約 (高志敏和彭夢春, 2012) 。例如, 相比于發達國家 (美國、日本、英國等) , 中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在農業社會化服務模式多元化、服務層次多樣性、服務內涵豐富性 (生產資料供應、農產品加工儲存銷售、農業機械提供及信貸) 等方面也存在不足與完善之處 (呂韜, 2012;顧瑞蘭和杜輝, 2012;楊爽等, 2014;劉清芝, 2015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 中國政府扮演主要角色所供給的公益農業社會化服務與農戶生產實際的服務需求存在一定差距, 不能滿足農戶農業生產需要, 這是當前和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要解決的根本問題 (熊鷹, 2010;仝志輝和侯宏偉, 2015;劉慧穎等, 2017) 。
事實上, 清晰理解發達國家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發展現狀與演變趨勢就能認識到中國目前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與發展存在問題的緣由。一是在發達國家, 政府、合作組織及私人部門在整個農業產業鏈上提供了多元化農業金融信貸服務、高水平的農業教育和農業科技 (科研與農業技術推廣) 服務及全面的農業信息化服務相比于中國對農業社會化體系建設起著更為具體和實質性的積極效果。二是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對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起著具有決定意義的制約作用, 即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 農業社會化體系將會日益完善 (李炳坤, 1999) 。換言之, 發達國家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與發展在經濟發展中都有其自身發展過程、演變規律及特征, 不能一蹴而就 (郭翔宇和范亞東, 1999;高強和孔祥智, 2013) 。在發達國家, 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發展的軌跡和特征就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 政府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所占比例逐步下降, 而行業組織和市場提供服務的比例則隨之上升。例如, 美國私人農業服務體系 (“公司+農戶”) 是農業社會化服務的主要模式, 日本和德國主要是以農協為主體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模式。
為此, 本文試圖分析發達國家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發展的共性特征和演變趨勢, 總結發達國家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的經驗, 希望回答中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所面臨的一些問題, 并提出中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政策建議。
2 發達國家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的現狀與共性特征
在現代化農業的發展過程中,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對發達國家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起著決定性作用, 即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 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將會日益完善和出現共性特征。發達國家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共性特征表現如下。
(1) 盡管政府的推動作用在發達國家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中均起著積極作用, 但是所占作用比例逐漸降低。在發達國家, 政府各職能部門不僅能很好地直接為家庭農場提供農業科技、農村金融信貸、農業信息以及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服務, 而且積極參與非政府部門的社會化服務組織發展。政府在整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中發揮著潤滑劑的協調作用。盡管如此, 相比于發展中國家, 發達國家政府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中所占比例逐漸降低, 更多的是通過私人部門和農業合作組織來發揮助推作用。私人部門和農業合作組織將會逐漸取代政府來實施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中的許多業務, 并成為提供服務的主體, 而政府則轉向以監管、政策支持、法律法規制定為職能的角色。
(2) 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金融市場和合作組織提供的多元化農業金融信貸服務在農業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發達國家, 不僅正規的金融市場為農業發展提供全方位的信貸服務, 而且農業合作組織也是農民信貸的重要來源。美國的聯邦土地銀行、聯邦中期信貸銀行和合作社銀行等從事農業服務的金融行業組織和法國的以農業互助信貸為主要業務的地方銀行均以行業為依托, 不僅向農場主或農戶提供廉價的金融信息服務, 而且向其提供低息貸款來解決生產中的資金需求, 同時部分機構也為其提供作物保險來規避自然災害風險和降低生產風險, 體現了多元化的金融服務。另外, 作為農業合作組織發展較好的國家, 日本由農協系統來承擔為農戶籌集農業資金的業務, 例如, 在村、縣及中央不同級別的農協分別設立信用部、信用聯、農林中金, 多渠道為農戶提供籌集資金服務, 解決農戶資金的短缺問題 (有關資料表明日本農協系統向農民提供的貸款約占農民獲得貸款的80%以上) 。
(3) 農業教育、農業科研和農業技術推廣等方面的高水平農業社會化服務也是農業生產力提高的重要保障。從已有文獻不難發現行業組織和私人部門的作用正在逐步增強, 例如, 美國以農業院校為核心的農業教育、科研、推廣三位一體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模式, 使農業教育、農業科研和農業技術推廣緊密聯系在一起, 這將使農戶更加容易接受新的農業科學研究成果。對農業科學研究成果運用到實際生產中發揮很大的作用 (顧瑞蘭和杜輝, 2012;楊爽等, 2014) 。另外, 在日本, 公立和私營公司所設立的農業科研機構已成為社會農業科研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共同推進農業技術進步 (劉玉梅, 2009) 。除此之外, 在一些發展中國家, 如印度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涉農企業投資農業生產資料、農業技術研發和農業技術推廣 (章勝勇, 2007) 。
(4) 發達國家重視農業產業鏈每個環節上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 進一步激發農業增長的活力。全球范圍來看, 發達國家較早就開始重視農業產業鏈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 無論橫向還是縱向服務體系的建設均日趨完善。在美國, 農業社會化服務主要由以營利為目的的私人部門來提供。私人部門農業服務體系通過簽訂供銷合同達成契約, 從而在完備的責、權、利約束和保障基礎上, 把農用物資、耕作、防疫、收割、加工和營銷等全部或部分聯結在一起, 為農民提供產前、產中和產后所需的各種技術和信息 (許先, 2003;胡家浩, 2008) 。作為歐盟最大的農業生產國之一, 法國構建了農業產業鏈上的全方位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具體可分為以私人為主提供的產前服務、以農會和農場主為中心提供的產中服務及以合作社為主提供的產后服務 (呂韜和陳俊紅, 2011) 。
(5) 在發達國家, 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構建與發展對農業生產起到有效的促進作用。發達國家充分利用網絡、電視等多平臺建設農業信息系統, 提升和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例如, 美國借用現代科技收集和處理全世界的農業信息, 分析農業市場現狀和特征并形成調查研究報告, 為美國提供準確、全面的農業信息服務, 以確保美國農產品在國際農產品市場中具有較強競爭力和農業技術處于引領地位。在日本, 現代市場銷售信息服務系統、產品生產數量和價格行情預測系統為經營主體提供準確市場信息, 在規避市場風險中起到積極作用。在德國, 農戶不僅可以通過所建立的病蟲害管理、農藥殘留、作物保護等各種數據庫系統獲取病蟲害防治等農業技術信息, 同時可以獲得農業生產資源的市場信息來安排其農業生產。在法國, 由政府農林主管部門、半官方性質的農業商會、國立大學、科研院所等組成的農業信息服務機構全方位地為農民提供生產信息、市場信息及農業技術信息等服務, 方便經營主體開展農業生產。
3 國外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演變趨勢和規律
發達國家成熟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步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其發展與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經歷了孕育、形成和發展階段。這一漸進發展和演變過程與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市場發育階段及農業生產規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為此, 從經濟發展水平、市場發育階段和以私人部門為主體3個方面分析發達國家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演變路徑及發展方向。
(1) 發達國家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發展與演變高度依賴于農業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水平 (郭翔宇和范亞東, 1999;高峰和趙密霞, 2014) 。在商品經濟發展初期 (農業生產社會化和專業化分工單一) , 政府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與發展中起著主導地位。在此期間農戶對農業社會化服務功能需求單一和農業企業或組織處于發展初期, 政府需在涉農立法、農業科技、農業教育、農業基礎設施和市場完善等方面履行職權和行使職能, 盡可能為農民合作組織和行業發展提供制度保障。隨著農業生產力逐漸發展和農業生產的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 需要不盡相同且豐富的農業社會化服務, 同時涉農企業成為這個時期的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涉農企業以市場利益為驅動和以農民需求為導向, 為農民提供產前、產中、產后的非公益性和多樣性的有償服務。隨著經濟進一步發展, 各部門的經濟聯系更加緊密, 行業協會和合作組織登上舞臺。行業協會和合作組織憑借自身的專業化和運行機制的靈活性, 在農業技術推廣、市場服務、金融服務等方面占有優勢, 通過整合生產和簽訂供銷合同, 使農戶可以優惠地獲得生產資料 (包括良種、農藥、化肥等) , 升級農業生產設備或者享有農業生產性服務 (苑鵬, 2011) 。
(2) 發達國家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發展均同各國市場發育階段緊密相關。在這個市場發展的過程中 (也是企業為農業提供社會化服務的發展過程) , 雖然政府對農業的服務投入還在不斷增加, 但政府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中所占的比例卻逐漸下降。與此對應的是市場發展為企業介入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提供了利益保障。市場的發育和擴張又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物質投入和加工業的發展, 使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必然加大同其生產產品相關的社會化服務。同時, 隨著市場進一步發展, 農民和市場交易不斷增加, 為保護農民自身的利益, 農民合作組織和行業協會應運而生, 并在市場發展過程中不斷壯大。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是以農業市場化的高度發展為基礎的, 例如, 美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形成是伴隨著美國農業市場化的發展而發展便印證了這一觀點。
(3) 市場經濟發育程度越高, 農業社會化服務越趨近于以私人部門為主體。在美國、法國和德國等發達國家, 農業市場化程度較高、農產品以出口為導向, 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以私人部門為主體。以農場主為主的農民合作組織在市場競爭中, 自發形成對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需求和提供供給, 并在健全的市場經濟法律法規的有力約束下, 實現了對公共部門社會化服務的有效補充。
除此之外, 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發展也同農業生產規模緊密相關。總體來說, 可概括如下: (1) 農業生產規模越小, 越需要政府公共部門的農業社會化服務, 例如, 日本和印度的情況。 (2) 農業生產規模越大, 企業提供的市場化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越健全, 例如, 美國和巴西的情況。 (3) 農業生產規模與行業協會和農民合作組織發展成正相關, 生產規模越大, 行業協會和農民合作組織發展越完善, 例如, 美國、法國、德國和巴西的情況。農生產規模小的國家難以自發地形成有效的行業協會和農民合作組織, 因為自發形成組織的交易成本相對較高, 在這種情況下, 政府的推動作用極其重要。
4 發達國家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發展對中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發展的借鑒
本文旨在通過分析國外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現狀與特征, 總結其發展規律, 借助于發達國家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發展經驗, 結合中國農業生產和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實際情況, 為中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與發展提供借鑒。
(1) 中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與發展是一個有規律且漸進的過程, 切忌“拔苗助長”式的發展。發達國家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發展經驗表明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發育 (即農業生產的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程度) 不斷提高和農業生產經營規模變化而逐漸發展與完善的。中國近年來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雖有一定發展, 但是在實踐中某些政策的推廣與實施上則脫離了實際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規律, 經常一哄而上, 產生不良結果。
(2) 隨著中國農業經濟發展, 應建立政府、市場和合作組織三位一體且角色動態轉變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基于發達國家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發展經驗, 根據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市場完善程度和農業生產規模等特征, 目前中國應該建立政府、市場和合作組織三位一體且動態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動態性體現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與每階段經濟發展的密切關系。具體而言, 三者間每個階段的作用表現為:政府是公益性和半公益性社會化服務提供的主導者, 市場是商業性社會化服務提供的主體, 各種農民合作組織是聯系農民和市場、農民和政府的媒介。需要強調的是, 隨著經濟和市場發展, 商業性和農民合作組織提供社會化服務的能力和水平也隨之提高, 使它們逐漸成為未來農業社會化服務的供給主體, 而政府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比例逐漸降低, 成為輔助載體。
(3) 從產業縱向一體化看, 讓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覆蓋整個農業產業鏈, 有利于激發農業增長的活力。在發達國家, 產業鏈上的橫向和縱向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對農業發展起著重要作用, 然而目前中國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在縱向上發展水平有限, 即只注重產中環節而忽略產前和產后服務。鑒于此, 中國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需要從產中環節前后縱向延伸到產前和產后, 覆蓋整個農業產業鏈。
(4) 在“互聯網+農業”發展背景下, 加強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信息體系建設以滿足農戶的實際服務需求。發達國家充分利用網絡、電視等多平臺建立現代目前在“互聯網+農業”的發展背景下, 中國也相應建立了為農民指導農業生產的農業信息服務系統, 但相比于發達國家的信息系統仍存在差距。鑒于此, 應積極借助現代科技和互聯網技術構建生產和市場信息系統, 提升中國農業社會化體系的建設水平。從生產上, 借助現代科技和遙感技術加強和完善縣、村、農戶和地塊相關數據的采集和傳輸, 建立地塊土壤和病蟲害、鄉鎮村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縣域的實時氣象 (降水和溫度) 等各種全面的農業生產數據庫, 幫助農戶準確決策。借助互聯網構建市場銷售信息服務系統和產品生產數量和價格行情預測系統, 有助于經營主體準確掌握市場行情, 規避生產風險和市場風險。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世界農業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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