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及研究現狀
（一）傳統村落保護發展的時代背景及存在的主要問題
隨著中國城市化、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廣大的農村正處于急劇變遷發展之中，越來越多的村落或解體或撤并，城里人愈發希望“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及確?！吧嗉馍系陌踩保r民們更期待“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農民成為體面的職業，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币虼?，為了適應新常態發展趨勢，必須要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傳承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加強文化軟實力建設。而中華傳統文化之根在于鄉村文化，“記得住鄉愁”首先要“留得住鄉村、系得住鄉愁”。傳統村落是承載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石。尤其是傳統村落歷史年代久遠，擁有豐富的物質和非物質形態文化遺產資源，并具有歷史、文化、科學、藝術、社會及經濟等多元性價值。然而，在快速城鎮化、工業化進程中，傳統村落衰落、消失的現象日益加劇，加強傳統村落保護發展刻不容緩。住房城鄉建設部、國家文物局、文化部和財政部于2012年12月21日發布《關于加強傳統村落保護發展工作的指導意見》指出要加大中國傳統村落保護發展工作力度。目前已經有2555個村被列入前三批傳統村落保護名錄中。
然而，目前在以政府為主導的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的實際工作中，面臨著一些比較普遍的問題。一方面，各級政府及社會各界對于傳統村落保護越來越重視，但是基層政府和村級組織對于傳統村落保護的主要內容和具體途徑不清楚，也即不了解傳統村落的價值所在及其保護與傳承載體是什么。面對政府實施的各種傳統村落保護項目和資金茫然無措、無從著手，尤其是對于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和“非遺”場所的傳統村落猶如燙手的山芋，大多只能是原址原貌保護，從而導致傳統村落保護與村民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與生活質量的提高極不協調，影響了傳統村落的價值傳承與保護發展。另一方面，近年來鄉村旅游迅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商業資本和社會力量通過種種途徑參與到傳統村落的開發利用中來，未能真正了解和立足鄉村綜合多元化價值，單純地運用城市規劃設計理念來開發傳統村落，片面地利用傳統村落的優美的自然生態環境和悠久的鄉村人文景觀大力發展鄉村旅游業，尤其是興建或改造大量與村莊人居環境并不協調的仿古建筑和人造景觀，或者是開展沒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展示或表演活動，將發展鄉村旅游作為傳統村落保護的單一途徑，似乎“搞旅游者興，不搞旅游者亡”，從而導致一些傳統村落變成了生意火爆的旅游景點，甚至是破壞和侵蝕了傳統村落原有的“天人合一”的自然環境和深厚悠久的鄉土文化，影響了傳統村落的有效保護及可持續發展。
（二）學界關于傳統村落保護發展研究現狀
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學界開始從民居建筑、村落環境、文化空間、旅游開發等多個角度對古村落開展研究（謝凝高，1987；劉沛林，1997；陳志華，1999；等）。在既有的文獻中，未能將“古村落”與“傳統村落”加以明確區分。例如，劉沛林（1997）、朱曉明（2002）認為，古村落是指村落地域、建筑環境與布局、歷史文脈以及傳統氛圍等均保存較好，延續了獨特的民俗民風和傳統生產生活方式的村落。2012年，傳統村落保護和發展專家委員會決定將習慣稱謂的“古村落”改稱為“傳統村落”。馮驥才（2013）認為，傳統村落是指那些村落的歷史面貌比較完好、具有比較豐富的文化遺存、獨特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以及依然有村民居住生活的活態的村落。何連弟（2015）認為，傳統村落是指民國時代以前建村，建筑環境、建筑風貌、村落選址未有大的變動，具有獨特民俗民風，雖經歷久遠年代，但至今仍為人們服務的村落。
本文認為，傳統村落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傳統村落是指建村歷史較長（百年以上），具有較為完整的村落歷史面貌、村域選址布局及民居建筑，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農耕生產生活方式，村民仍然生產生活于其中的活態的村落共同體。狹義的傳統村落即為古村落，是指那些具有悠久的村落歷史，豐富獨特的古建筑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統村落，更強調其作為文物保護單位。
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大量村落的消失引起了學界對鄉村價值及其發展前景的普遍關注。例如，李培林（2004）、劉鐵芳（2006
）等認為在城市化、工業化快速發展中村落正在走向“終結”或解體。文軍（2004）、毛丹（2010）、田毅鵬（2011）等認為，村落的存在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及其獨特價值，村落不可能完全被“終結”，而且鄉村價值的多元性會愈發彰顯。發達國家的逆城市化也充分證明鄉村繼續存在的價值及其未來發展方向。例如，孟德拉斯（1991）指出，法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農村人口數量止降反升……生活在農村或小城市是3／4的法國人的期望。有學者從不同學科視角指出鄉村具有經濟、生態、社會及文化等多元化功能（祖田修，2003；曲福田，2011；朱啟臻，2011）。因此，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當務之急要傳承鄉村價值，促進農村可持續發展（長子中，2011；張孝德，2013）。與一般村落相比，傳統村落不但具有經濟、生態、社會及文化等功能，還承載著歷史文化傳承功能，并且對于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和生態文明建設等具有重要價值。陳志華（1999）以楠溪江中游的芙蓉村、蒼坡村等古村落為例，將鄉土建筑作為鄉土文化和鄉土生活的人為環境條件和舞臺，系統研究了楠溪江中游古村落在建筑、宗族、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獨特價值。馮驥才（2014）認為傳統村落是不同于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的另一類文化遺產，是一種生活生產中的遺產。
近年來，學界關于傳統村落現狀及傳承保護的研究也不斷深入。胡彬彬（2012）認為，大量傳統村落正在消失，其主要原因在于：國家現行農村土地政策制約下的原住民自主自建性破壞、政策誤讀誤解與急功近利的政績建樹意愿下的建設性破壞、商業模式下的過度旅游開發性破壞、法律法規缺位、保護標準缺失、保護經費缺乏下的保護性破壞。仇保興（2012）認為，眾多的傳統村落由于大量勞動力外出務工而成為“空心村”、古建筑由于缺少維修資金而破敗坍塌、過度的旅游開發破壞了傳統村落的自然環境和人文底蘊。單霏翔（2008）提出古村落保護要從單一的文物保護走向鄉土建筑遺產保護的思路。朱曉明（2002）要對古村落的選址、建筑特色、文化傳統和制度影響等進行價值評判，提出要建立國家歷史文化名村保護制度。潘魯生（2013）認為，古村落保護必須結合自身的資源特點，融入當代生活，實現動態、生態意義上保護和發展、文化的活態傳承及整體性的可持續發展。馮驥才（2014）認為，在當前經濟現代化和鄉村城鎮化的高速進程中，傳統村落的保護必須與村民的生活改善、村落的可持續發展有機結合，要盡快建立傳統村落保護法規及其監督與執法機制，需要政府、社會與村民等多元主體的文化自覺。
綜上所述，近年來政府及社會各界高度重視對傳統村落價值傳承保護的理論與實踐探索。既有的研究成果或從不同的學科視角分析鄉村所具有的經濟、生態、社會和文化等普遍性價值以及傳統村落獨特的古建筑、悠久的人文歷史等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價值，或從宏觀角度闡述了傳統村落保護發展工作的重要意義、存在問題及政策建議，卻未能全面系統地分析傳統村落的綜合多元性價值及其構成要素與載體，未能分析傳統村落價值傳承保護與村落可持續發展的辯證關系，關于傳統村落保護發展的路徑與機制尚在探索之中。因此，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以及“美麗鄉村”建設的進程中，傳統村落保護發展的當務之急要系統地解析其綜合多元性價值及其傳承載體，并通過總結梳理傳統村落價值傳承保護實踐中的經驗教訓，重塑鄉村價值體系，探索傳統村落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有效路徑。
二、傳統村落的綜合多元性價值及其傳承載體
在人類社會的早期，人類為了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求得生存，幾個人或一群人開始群居生活，結成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原始氏族部落的“聚族而居”，形成了村落的雛形。羅吉斯和伯德格認為，“最初的社區可能是為防御外界天敵的侵犯而形成的。歸屬的互補意義也促使社區的形成?！雹匐S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人們的生活環境不斷穩定，開始在不同地方根據各地的自然環境和生產生活的實際需要，或“逐水草而居”、或“擇地而居”、或“靠山吃山”、或“靠水吃水”，從而形成了不同類型的村落形態。一般而言，所謂村落，就是以地緣和血緣為紐帶，以農業生產為基礎，由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人口為主組成的相對獨立的社會生活共同體。
長期以來，隨著農業生產發展和村落形態與類型不斷多元化，作為人類農業生產生活的村落越來越呈現出集生產、生活、生態、社會及文化等綜合多元化價值為一體。
相對于一般村落而言，傳統村落作為鄉村價值傳承的活態天然博物館，其綜合多元性價值蘊含于鄉村獨特的生產生活方式之中，并以其為載體更為清晰完整地傳承延續。
（一）以傳統農耕生產為載體形成了“惠及蒼生”的農業生產價值
傳統村落的世代村民為了繁衍生息，長期以來立足于村域范圍內的土地、植被、水源等自然資源開展農作物種植、家畜禽養殖或放牧、打獵、捕撈以及手工制作等農業生產勞動。通過辛勤勞作生產出足夠的農產品，不僅可以滿足家庭成員的生活需求，還可以通過各種交換形式和渠道為生活于鄉村以外的人們提供了包括糧食、蔬菜等農副產品以及生產其他產品的原料。日本學者祖田修認為，農業是一個有機的生態、社會系統，農業具有綜合多功能性，農業是“通過保護和活用地域資源，管理和培育有利于人類的生物來實現經濟價值、生態價值和生活價值的均衡與和諧的人類的目的性社會活動?！币虼?，農業是人類的經濟生產過程與自然再生產過程的有機結合，是人類有意識地通過生產勞動改變動植物生長過程和條件，借以獲得人類生存發展所需要的農產品的生產過程。農業生產既需要符合自然界和生物學的客觀規律，又要符合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規律。
從農業的基本屬性可以看出，農業生產具有獨特的自然特性和社會屬性。首先，土地是農業生產的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生產資料，“土地是財富之母”“民以食為天，食以耕為功”。其次，農業生產具有獨特的自然特性，受到各地區不同的氣候、地形、土壤、植被等自然資源和條件的影響和制約，從而形成了農業生產的地域多樣性和品種的多樣性。同時，農業生產還具有季節性、周期性以及弱質性和風險性等特點。在農業生產中，需要農業勞動者必須具有豐富的生產經驗以及勞動合作等，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必須要在實際的農業生產中從家庭成員中的長輩那兒習得和體驗各種農業生產技術與經驗，在面臨各種自然災害、農田水利建設和農忙季節要以家庭、村落共同體等為組織形式開展分工與合作。因此，以農耕生產為載體，一方面，傳統村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產方式既可以為農業生產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以及滿足家庭生存繁衍的需要，又可以為農業生產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水源、種子等生產資料；另一方面，依托家庭和村落共同體可以有效地習得和傳承農業生產技術和經驗，以及開展農業生產的分工與合作，可以適應農業生產的季節性和周期性等特點，有效地預防和抵御自然災害，保障農業生產實現“五谷豐登”，從而形成了“遵天時，順地利，尋人和”的“道法自然”和“民以食為天”的惠及蒼生的農業生產價值。
（二）以傳統聚落空間為載體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生態價值
在長期的農耕生產生活中，逐步形成了不同類型的村落形態，這些村落形態在地理學科、建筑學科中通常指的是村落的聚落空間形態。按照村落的地理形態和自然形態差異，一般可以將我國村落形態劃分為集村和散村兩大類，主要是受地理因素的影響，村民沿河流、湖泊、山谷、道路、平原、盆地等建造住房、修建農田、水利等生產生活設施，從而形成條帶狀、環狀、團狀等集村或者是不規則狀分布的散村。范少言、陳宗興認為，鄉村聚落空間結構是指農業地域中居民點的組織構成和變化移動中的特點，以及村莊分布、農業土地利用和網絡組織構成的空間形態及其構成要素間的數量關系。
不同村落形態的形成主要受制于不同的自然條件與社會環境的影響，同時也塑造了不同村落村民們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傳統村落的世代村民為了更好地安居樂業，主動地依托村落所處的地理環境，以村落為空間載體，依據河流、山川、土地等自然資源，充分考慮地質、地貌、水文、日照、風向、氣候、景觀等方面因素，合理地進行村落的選址與布局，負陰抱陽、背山面水、藏風聚氣等是村落選址布局的理想模式，從而形成了與周邊自然生態環境互生共融、有機協調的獨具地域特色的聚落空間，例如，浙江蘭溪的諸葛八卦村、武義的太極星象俞源村等。同時，村民們結合村域特色自然資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合理地安排多品種農作物的交叉性、季節性和周期性種植，實現耕地的輪作和休耕，使用畜禽糞便、植物秸稈、草木灰等作為農家肥。傳承和運用傳統自然農法的經驗和地方性生產技術，發展地域特色性的原生態農業，同時也形成了獨具地域特色的鄉村景觀，如云南哈尼族梯田、珠三角的桑基魚塘、江西婺源油菜花等。按照村落人口增長與村域自然資源的可承載性與可循環再生利用的原則，形成了崇尚自然、勤儉節約、循環有序的鄉村生活方式，有機地將自然再生產與村落的人口再生產結合起來。因此，以傳統村落的聚落空間為載體形成了山、水、林、地、人的有機融合、和諧統一，使傳統村落具備了“天人合一”生態價值，有效地實現了村落的可持續發展。
（三）以聚族而居為載體形成了村落共同體的生活價值
在長期的鄉村社會形成與發展中，鄉村居民從最初的聚群而居逐漸發展到以婚姻血緣與親緣關系為紐帶形成的家庭為核心的聚族而居，從而形成了村落共同體。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在對“共同體”作出界定的基礎上，把共同體與社會作了比較，“一切對農村地區生活的頌揚總是指出，那里人們之間的共同體要強大得多，更為生機勃勃：共同體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會只不過是一種暫時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體本身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生機勃勃的有機體，而社會應該被理解為一種機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⑤因此，由于以血緣、親緣和地緣為紐帶聚族而居的人們共同生活在村落共同體中，才逐漸地形成了以婚姻和血緣關系為核心的家庭以及同宗的家族，構筑起相生共融的村落生活空間，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可以享受家庭的天倫之樂、食物的安全與美味、鄰里的守望相助、熟人社會的互幫互助與經驗傳承以及鄉村慢生活的悠然自樂等村落共同體的生活價值。例如，福建省漳州是南靖縣黃氏宗族聚族而居形成的土樓村落———田螺坑村、湖南省江永縣周氏宗族聚居的上甘棠村。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一方面大量的傳統村落逐步解體或消失，另一方面久居于鋼筋水泥、擁堵交通、塵霾空氣以及快節奏工作中的城市居民愈發希望可以在短暫的節假日里可以“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然而，要“記得住鄉愁”首先必須要留下鄉村，才能“系得住鄉愁”。而能夠“系得住鄉愁”的恰恰是以傳統村落聚族而居作為交往載體而形成的村落共同體的生活價值，其猶如陳年老酒般散發出濃濃的鄉情鄉味，吸引了無數的城里人駐足其中、休閑度假，流連忘返。因此，近年來，鄉村旅游發展方興未艾，由起初單純的“吃農家飯”逐步發展到如今的“吃農家飯、睡農家炕、干農家活、享農家情”。
（四）以家風族訓和村規民約為載體形成了鄉村文化傳承與道德教化價值
中華五千多年悠久燦爛的傳統文化根植于源遠流長的傳統村落文化，而幾千年來的農業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農耕文化孕育了豐富多彩的鄉村文化，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錢穆認為，按照自然環境的種類，可以將人類文化分為游牧文化、農耕文化和商業文化三類，并認為農業文明就是農耕文化，中國文化是自始到今建筑在農業上面的。
朱啟臻認為，以村落為農業生產載體在農業生產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農業物質文化，如不同時期的農業生產工具（犁、耙等）、農田水利建設（廣西的龍脊梯田、李冰父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等），這些豐富多彩的農業物質文化凝聚和體現了勞動人民的勤勞智慧，成為傳承鄉村文化的“活化石”，為研究不同時代的農業生產方式和農耕文化提供了主要的研究依據。
同時，以村落為載體，也有利于民俗文化和民間信仰的傳承發展。例如，在農耕生產中形成的天干地支漢族歷法紀年、一年中的二十四節氣、漢族的傳統節日（春節、清明、端午、中秋等），以及與地方農耕生產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各種民間信仰（如沿海漁村的媽祖文化信仰、杭嘉湖平原水鄉的蠶花娘娘文化信仰等），都是以村落為傳承載體，在長期的農耕生產生活中所形成的約定俗成的民間習俗和民間信仰，并通過各種民間文化活動以及代際口口相傳得以有效傳承。在以血緣、親緣關系為紐帶，以家庭為核心的宗族性傳統村落中，形成積淀延續了尊老愛幼、長幼有序、勤儉節約、耕讀傳家的優良家風族訓，守望相助、和睦鄰里、淳樸敦厚的鄉風民俗以及村規民約等。例如，江西婺源縣理坑村村民民風好學，崇尚“讀朱子之節，服朱
子之教，秉朱子之禮”，被世人贊為“理學淵源”。浙江省永嘉縣蒼坡村李氏宗族歷來秉承“一等人功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的家風族訓，世代人才輩出，村民和睦相處。
近年來，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大量村落或消失或衰敗，越來越多的傳統民俗文化和民間信仰正在逐漸消失，鄉村文化呈現荒漠化之態。以傳統村落為載體，可以充分發揮優良家風族訓、鄉風民俗以及村規民約對村民的道德教化與約束功能，也可以在更大的范圍內凈化人們的心靈、感化人們的行為，以及通過鄉村文化傳承喚起和激發更多人內心記憶深處的“鄉愁”，重建家庭的天倫之樂、鄰里的守望相助、社區的和諧包容以及共同體歸屬感，重新追求和塑造真、善、美的“精神家園”。
三、傳統村落價值的活態傳承與村落可持續發展
傳統村落作為具有悠久的人文歷史、濃郁的鄉風民俗、生態循環的農耕生產以及獨特的民居建筑的村民生產生活共同體，其多元化價值的傳承保護與村落可持續發展應該是一個活態有機體系。馮驥才認為，傳統村落的保護與發展不但不矛盾，反而可以和諧統一，互為動力，兩全其美。保護傳統村落決不是原封不動，而應該是尊重歷史和創造性地發展。只有傳統村落居民的生活質量得到提高，宜于人居，人們生活其中感到舒適方便，其保護才會更加牢靠。
因此，傳統村落保護首先必須要對其綜合多元化價值及其載體予以解析，通過對傳統村落價值的活態傳承與重塑，有效促進傳統村落的保護與可持續發展。
（一）基于自然農法為核心的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再造有機循環農業
傳統村落的先民們為了宗族的世代繁衍生息，十分注重憑借有限的自然資源來確定村落選址布局，或擇沃土改良田而稼穡，或逐肥美水草而牧漁，或踞高山茂林而采獵，逐漸形成了“遵天時、順地利、勤勞作、重節儉”的道法自然的傳統農業耕作方式。同時，為了能夠長期地實現“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傳統村落的村民們十分注重對自然資源的循環利用和生態環境的保護，從而形成了以自然農法為核心的農業生產方式以及獨具特色的農業文化信仰和民間習俗。例如，從事農耕生產的村民們為了保護和恢復地力，一方面有計劃地適當采取輪作與休耕的方式使有限的耕地肥力得以恢復；另一方面通過圈舍飼養家畜家禽，用青草墊圈，將動物糞便與青草混合漚成廄肥，或者是將人體糞便和有機生活廢棄物堆肥，在播種時作為底肥或青苗期的追肥，既有效地增加了地力，保持了土壤的疏松透氣性，又增加了農民副業收入，實現了農業生產和日常生活的有機循環，提高了農作物產量和品質。地處山區和湖區海邊的村民們則以各種鄉規民約或民間信仰等形式十分重視對自然生態資源的保護和循環利用，在野生動植物孕育繁衍時期主動禁獵禁漁禁采等。
面對工業化、市場化的激烈競爭，單一依靠弱質性的傳統農業無法使村民安居樂業，鄉村也難以可持續發展，片面地發展工業也只能加速鄉村的衰亡。因此，在城市化、工業化發展中，傳統村落的保護發展必須要立足鄉村特色資源，動員和凝聚鄉村內源式發展力量，充分挖掘和發揮鄉村綜合多元性價值，才能有效促進鄉村可持續發展。近年來，隨著城市消費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加注重食品安全和舌尖上的美味體驗，對于那些采取自然農法種植的老品種雜糧、蔬菜瓜果以及養殖的土豬、土雞等有機農產品的需求不斷增高。因此，對于那些農業歷史悠久、傳統產業優勢明顯以及仍然具有良好的農業生產條件的傳統村落，以留村的中老年村民為主體，以村落精英為引領，以互助合作為平臺，通過傳承以自然農法為核心的傳統農業耕作方式，充分整合利用村落獨特的農業生產條件，激發其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再造有機循環農業，實現以有機農業為主導、農副產品加工為輔助、鄉村旅游服務產業為目標的三產融合發展，有效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從而真正實現“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農民成為體面的職業，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崩?，浙江海寧的云龍村依托優越的自然條件和悠久深厚的蠶桑民俗文化，通過產學研合作提高桑蠶技術，形成了以農桑為主題，融合桑樹種植、桑果采摘、桑蠶養殖、游客體驗旅游等為一體的桑蠶農業示范基地。2009年，云龍村蠶桑生產民俗作為“中國蠶桑絲織技藝”中的主要代表性項目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11年被列入“中國蠶桑絲織文化遺產生態園”項目。
（二）基于山、水、林、地、人“天人合一”的村域生態環境，重建生態和諧的“美麗鄉村”
中國農村地域廣闊，各地自然環境、人文歷史差別迥異，從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傳統村落。
然而，傳統村落的選址布局大多是遵循著山、水、林、地、人“天人合一”的原則，先民們在建村伊始，充分立足自然環境和生態資源條件，將村莊的選址布局與村域周邊的山、水、林、地等自然生態環境融為一體，或依山傍水建村、或毗鄰沃土而居，并逐漸形成了與自然環境和生態資源相適宜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鄉村生產生活方式，從而營造了一個個適宜世代村民繁衍生息的生產生活的聚落空間，并形成積淀了深厚悠久的傳統鄉村文化。
然而，建國以來，由于頻繁的政治運動（尤其是“大煉鋼鐵”“以糧為綱”等）以及農村人口激增等導致大片森林被砍伐、大片山地被開荒、大片河湖草場被圍墾，嚴重破壞了山、水、林、地、人“天人合一”的村域生態環境，從而導致一方水土難以養活一方人的窘境，傳統村落的可持續發展面臨嚴峻的生態危機。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以及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村經濟發展迅速，你們收入不斷增加。然而，農村山林、耕地、水面、草場等自然公共資源日益遭到過度開發，農村生態環境急劇惡化。尤其是隨著城鎮化、工業化的快速推進，靠近城郊的越來越多的傳統村落被推平建成工業園區或居民區。遠離城市的傳統村落也難逃厄運，清澈的河流被工業廢水污染，肥沃的良田被化肥農藥污染，昔日熱鬧的村莊被“空心化”。長期以來，傳統鄉村的世代村民們形成了“回歸自然”“勤勞節儉”“天人合一”以及“耕讀傳家”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然而，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沖擊，鄉村生活方式也越來越城市化了，在追求舒適、便捷以及“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中，也導致鄉村垃圾遍地、水體污染以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等問題。隨著國家提出生態文明建設、美麗鄉村建設以及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為傳統村落的保護與發展指明了發展方向和路徑，即基于山、水、林、地、人“天人合一”的村域生態環境，重建生態和諧的“美麗鄉村”，這樣既可以使逐漸富裕起來的村民安居樂業，又可以吸引期待“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城市居民來休閑旅游，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傳統村落保護與可持續發展。始建于北宋時期的傳統村落———何斯路村，過去由于耕地少，交通閉塞，曾是義烏市最貧困的小山村之一。改革開放后，村內青壯年勞動力陸續外流，垃圾遍地，耕地拋荒，村莊日益“空心化”，人居環境也每況愈下。2008年以來，在以何允輝為核心的新鄉賢團隊的帶領下，始終踐行生態文明理念以及持“真善美”的原則，大膽創新，充分立足整合及盤活村莊自然、人文等特色
資源，實行“一草一木皆股份，男女老少皆股東”的股份合作制，發展薰衣草特色生態產業和鄉村旅游休閑產業，開展美麗鄉村建設。如今的何斯路山青水秀、鳥語花香、生態協調、一二三產業有機融合發展，有效地促進了村落的可持續發展。該村先后獲得“全國生態村”“浙江省文化示范村”“浙江省綠化示范村”“浙江省特色旅游示范村”“浙江省森林村莊”“中國美麗田園村”“全國十大生態村”以及“國家AAA級景區”等各種桂冠。
（三）基于天倫之樂的家庭生活、守望相助的村落共同體與道德教化的村落文化，重塑和諧共融的“幸福鄉村”
昔日傳統鄉村社會，村民們多秉承“耕讀傳家”的族訓，族內鄉紳以“學田”“族田”設立私塾，尊師重教。建國以后，各級政府高度重視農村基礎教育，農民文化教育素質不斷提高。然而，隨著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農村大量勞動力外出務工、農村撤點并校等，中青年不斷洗腳進城、少年兒童紛紛離開村小進入鄉鎮中小學，許多農村家庭開始“碎片化”，留守老人老無所養，留守兒童少無所教，留守婦女情無所依，“鄉、土、人”一體化的“熟人社會”逐漸“分崩離析”，“原子化”狀態凸顯。在各種現代化因素的裹挾之下，傳統鄉村社會所固有的“守望相助”“積德行善”“耕讀傳家”等傳統道德正逐漸淡化及消失，鄉村文化日趨凋零及至斷根，從而導致大量的傳統村落迅速地消失，越來越多的人愈發懷念那“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的鄉村田園生活。隨著農村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村民們也逐步從自身的生活體驗中自覺地感知到真正的幸福生活應該是基于天倫之樂的家庭生活、守望相助的村落共同體以及獨具特色的村落文化，重塑和諧共融的“幸福鄉村”。例如，何斯路村立足村莊特色資源，充分激發村莊內生力量，吸引了一批外出經商務工的中青年村民回村創業與生活，發揮鄉村的農業生產價值和生態價值，發展生態產業和休閑旅游產業，有效地增加了村民收入。同時，該村立足何氏宗族的“和”“孝”文化以及“理學傳家”的族訓，通過“功德銀行”、文化禮堂、老年大學和“百萬育才計劃”等鄉村文化創新載體，重新煥發出鄉村的道德教化價值。通過基于天倫之樂的家庭生活、守望相助的村落共同體與道德教化的村落文化，激發村莊的內生力量，使昔日破敗的“空心村”重新變成了“老年有所依所樂、成年有所業所為、少兒有所養所教”的幸福鄉村。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DT縉云書院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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