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提斯”知識與認識論的視角
【摘要】本文從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出發，借鑒美國學者斯科特提出的“米提斯”認識論概念，對鄉村振興戰略中的“內外”關系進行純粹學理上的思考。作者認為，鄉村振興的有序推進，要有“米提斯”的理念：謹守國家干預的界限；尊重地方特色和差異性，避免標準化；尊重地方性知識，激活和鼓勵農民積極自主的參與。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推進，需要激活鄉村社會內生資源。要將國家整體規劃和地方自主探索結合起來，兼顧政策的普遍化與地方的差異性，鼓勵地方自主探索和大膽創新；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處理好鄉村發展和農民發展的關系；尋找鄉村社會的比較優勢。更重要的是，鄉村振興戰略不能將關注點僅僅局限于經濟的富裕和社會的繁榮，在國家力量“整理”社會的進程中，要“重塑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調整地方行政機構與鄉村社會自治的互動模式，激活和培植鄉村社會的“米提斯”，培育鄉村社會的自治能力，進而促進鄉村治理走向有序和善治。
【關鍵詞】鄉村振興；米提斯；內生資源；國家的視角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當前國家發展不平衡的一個重大舉措。鄉村振興是“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等農村建設項目的邏輯推進，也是新時代國家關于農村發展的全局性的政策和綱要，是一個國家戰略。2018年的一號文件提出了鄉村振興的指導性意見。可以說，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關乎到眾多農村貧困人口的徹底脫貧，關乎到廣大農村區域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均衡發展，關乎到城鄉居民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鄉村振興戰略敏銳地抓住了當前“三農”問題的癥象：農業效率低下，從事農業的人越來越少，大片田地荒蕪，年輕人逃離農村，鄉村凋零和破敗，回不去的“鄉愁”，等等。因此，黨和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便是：“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
無庸置疑，鄉村振興的戰略是宏大的，反映了黨和國家對于共同富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抱負和擔當，也提出了激動人心的目標。但是，無論是從理論的推演，還是實踐的觀察，一項大型社會工程的實施，不僅需要從國家層面的國家戰略的大力支持和資源投入，還需要社會多元力量的投入與配合，尤其是作為工程受益者的民眾的積極介入和參與。否則，鄉村振興戰略不免又要重復梁漱溟先生的“鄉村建設運動鄉村不動”的怪圈。本文從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出發，借鑒美國學者斯科特提出的“米提斯”認識論概念，對鄉村振興戰略中的“內外”關系：國家戰略與鄉村社會需求、政府投入與農民自主性、鄉村發展的標準化與區域特色差異性、鄉村振興與鄉村治理等問題，做一些純粹學理上的思考。
一、國家的視角與“外部力量”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當地官員的支持下，梁漱溟先生在山東鄒平開展鄉村建設運動。梁先生后來在談到這次鄉建運動時，提出了那句有名的論斷：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鄉村建設而致鄉村破壞。梁漱溟的觀察，反映了近代以來中國鄉村社會變革的一個重要表征。從時間維度上來講，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是一個后發外源型的模式，是被動應對外界沖擊的結果。中國的現代化，同時也是中國的現代國家建構的過程。從空間秩序上來講，此一過程意味著一系列現代性因素在中國社會的確立和擴散。因此，對中國廣大鄉村社會來說，現代化被看作是從來自于城市的外部力量對鄉村社會和鄉村秩序的改造與整合。正如徐勇所言，中國近代的國家建構過程，就是“政權下鄉”，是“現代國家對鄉土社會的整合”。
站在鄉村社會的立場，我們會發現，以政黨組織、行政權力、公共服務以及公民權利意識等為代表的國家力量，是典型的“外部因素”。中國傳統的鄉村社會，和國家力量之間的聯系相對比較薄弱，鄉村社會有其自身的治理邏輯。對于傳統鄉村社會的治理，學者們之間也有分歧。以徐勇為代表的“華中學派”傾向于強調傳統鄉村社會的“皇權不下縣”所蘊含的鄉紳自治傳統。另一些學者則認為“華中學派”對于傳統中國鄉村社會的理解過于浪漫化，忽視了行政力量對鄉村社會的主導。但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視角來看，傳統中國的政府對于鄉村社會的控制較弱，這一點應該沒有爭議。近代以來的革命與運動，是以政黨為核心的現代國家力量對于鄉村的滲透、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大規模的社會整合，是“外部人”主導的社會運動。
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鄉村社會服務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這就意味著可能會存在以城市主導的國家政權對鄉村社會的整理和鄉村資源的汲取。在中國，改革開放前的農產品和工業品之間的“剪刀差”表明了鄉村社會對國家建設的支持，而嚴格的戶籍制度則將農民限制在土地上。改革開放以來，則允許農民工的自由流動，為國家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廉價的人力資源。工業化、市場化和城市化的推進，極大地改變了鄉村社會的面貌。國家的公共政策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后發國家的經驗表明，通過國家戰略體現出來的國家力量，有力地推動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這一觀點主要集中在學者們關于“發展型國家”的討論中。發展中國家運用公共政策，“梳理”社會，以加速推進現代化的戰略。但是，國家試圖改造社會的意圖和雄心，很有可能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哈耶克在哲學思考上對此進行了論證，提出了兩種自由的進路，即自生自發的、漸進的經驗主義路徑和激進的、人為設計的理性建構主義路徑。在他看來，“理性”建構社會的結果，很可能是“走向奴役”。迷信“理性設計”的力量，在哈耶克看來，是以法國為大本營的啟蒙主義思想家們的偏好。但將觀念變為實踐，則是國家的行政之手的作用。在社會學層面，對此問題進行思考的是美國學者斯科特。根據斯科特的觀察，“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最后都失敗了。斯科特的思考集中反映在《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一書中。他在序言中寫道：“這本書的中心問題是那些具有良好用意的領袖如何為使其人民和景觀現代化而設計出種種項目。這些項目是如此巨大，如此忽視生態和社會生活的基本事實，甚至當致命的結果已經顯現出來以后，仍然被不顧一切地繼續推行。”
“國家的視角”，也即國家的立場，是指對社會而言，形塑與改造的推動力來自外在的“國家”；而該書的副標題明確點出了斯科特的核心關注：從國家改造社會的“良好用意”出發而設計出的種種項目，出現了事與愿違的結果。在斯科特看來，國家梳理社會、使得社會“清晰化”的努力使得大規模開展社會工程成為可能，而極端的現代主義意識形態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強力型的國家則有實現這一愿望的的決定權和行動能力，而發育不成熟的民間社會則提供了大型項目順利推行的基礎。這四個因素的結合，造就了悲劇性的后果。在斯科特提出的這四個因素中，前三者可以說都屬于“外部”的力量和影響。斯科特認為，由“外部力量”推動的大型項目，由于缺少了民間社會的本土知識、習俗傳統、地方生態、個體技能等“內部的”資源與力量的參與，結果很可能事倍功半，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
二、“米提斯”：鄉土社會的內生資源
斯科特認為，這些項目忽略了“支撐復雜活動的實踐技能”。在斯科特看來，“實踐技能”是各種被稱為實際知識、共識、經驗、本領的東西，他將其概括為“米提斯”。“米提斯”（metis）是一個古希臘詞匯。“米提斯”指的是某種特殊的技能，是在“對不斷變動的自然和人類環境作出反應中”習得的知識和技能。
“米提斯”和本土技術知識、民間智慧、實踐技能、技術知識是同義詞。在斯科特看來，“米提斯”作為一種和技術知識相對應的實踐知識，具有這樣幾個特征：首先，它是鄉土的，與地方生態系統的共同特征相協調。其次，它是實踐的，需要在實踐參與中獲得，與參與個體聯系在一起。第三，它的核心特征是經驗，“這些法則主要通過實踐，以及成熟的感覺和技巧獲得。”最后，它是特殊的，與技術知識的非個人化、普遍性不同，它是在復雜的、變化的、不確定背景下的特殊。
斯科特提出的“米提斯”，既是指一種地方性、特殊性、實踐性的知識，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從實際出發、漸進主義的認識論。斯科特也提到了美國政策科學家林德布洛姆的“漸進決策模型”，認為“米提斯”的認識論對于外部世界的認識是漸進的、試錯修正的、知識累積的。正如林德布洛姆的“漸進主義決策模型”對于人類有限理性的假定，“米提斯”所反對的正是極端現代主義的“理性自負”、普遍性的設計社會的方案以及背后“真誠的希望”。和“漸進主義決策模型”一樣，“米提斯”在實踐中回應環境的不確定性與變化，而進行多次的反彈和持續調整。
基于“米提斯”知識和認識論，斯科特也提出了國家干預和改造社會的路徑。首先，“小步走”。我們要放棄做上帝的野心和對現代主義的迷信，意識到決策者也是凡人，也無法掌握全部的知識和信息。“假定我們并不知道我們的干預在未來會有什么結果。”因此，我們可以邊走邊看，“盡可能邁小步，停一停，退后觀察，然后在計劃下一步的行動。”其次，公共政策要有彈性，容忍失敗。鼓勵那些一旦發現錯誤能夠盡快恢復原狀的項目。再次，要有多元化的預案，為不確定因素和意外狀況留有空間，作出相應計劃。最后，要激發項目的利益相關者的主體意識，使得他們能夠積極介入進來，在參與中發揮他們的創造力。
簡言之，“米提斯”盡管有漸進主義認識論的涵義，但更多的是指內生的地方性知識，即一個社會的內生資源。斯科特認為，“米提斯”是地方民眾具有的非普遍性的、基于地方地域特征形成的一些習俗、慣例、地方文化、特殊技能以及經驗知識。因此，地方社會的內生資源，首先是地方地理特性，也即我們常說的地方的資源稟賦，如自然條件、生態系統、地理區位、經濟生活等等。這些知識，具有典型的地方性、獨特性。其次，地方文化，即一個地方的習俗、慣例以及獨特的人文環境，具體包括地方的風俗習慣、民眾心理與人際交往方式、以及獨特的生活情趣與審美文化。最后一點，也是社會內生資源最重要的部分，即不同文化塑造下的、具有地方特殊經驗的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在特定地域、特定地方性文化中成長起來的當地民眾，是地方社會發展內生的根本動力。這些“曝曬”在地方性知識中的個體，是一個社會最重要的內生資源。
一個社會的這些內生資源：自然稟賦、社會文化以及人力資源，在鄉村社會中尤為明顯。因為，隨著現代化帶來的城市的崛起，這些獨特的、地方性的東西，逐漸在消解。城市日益千城一面，工業的流水線和標準化，以及統一市場帶來的城市生活的同質化。將不同社會區別開來的這些自然的差異、文化多樣性以及曾經多元化的人力資本，被整齊劃一的環境、文化和個體所取代。而在鄉村社會，地域的差異仍然非常明顯，自然稟賦分配的不均衡，以及人文環境的差異，地方性文化以及熏陶出來的具有不同心理特質的地方民眾，仍然是地方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國廣大農村，地理環境千差萬別，南方和北方，山地和平原，丘陵與濱海，生態環境、自然資源、地理區位以及經濟生活，差異很大。基于此，各個地方發展出獨特的風俗習慣與地方傳統知識，塑造出具有不同秉性與文化特質以及技能的社會個體。
從當前關于“米提斯”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鄉村社會的內生資源，有“地方性情境”，即地方特有生態環境。比如張燕和蔡仲認為新疆草場治理中很多生態項目失敗的根源在于“作為決策基礎的科學與地方性情境的脫節”。也指地方性的傳統知識。比如王金元和羅芳艷認為苗族傳統的消防知識具有“米提斯”特征。谷家榮和高雋則關注斯科特所批判的“鄉土特色”，認為其與“現代知識”相對。還可指鄉村社會的個體。比如謝中元就從斯科特的“米提斯“特殊性出發，認為地方知識具有經驗本質和人格化特征。因此，鄉村社會的內生資源，主要指的是：地方特有的自然稟賦，包括農村的水土環境、地理位置、生態條件等；地方開發程度、經濟發展狀況以及經濟資源；地方的歷史人文環境、風俗習慣以及文化傳統；還有地方的民眾能力素質以及精神氣質與心理特征。要強調的是，中國有很長的鄉土社會傳統，強調倫理本位的社會文化，鄉賢治理的地方主義趨向，等等，這些都是深層次的內生資源。
這些年來中國的鄉村發展，從新農村建設開始，國家推行了一系列的扶貧開發的項目。從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維度來觀察，我們會發現，這一系列的舉措，體現了國家掌控社會、引領社會發展的意圖和雄心。但是，其實施效果又如何呢？
2006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就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目標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十多年過去了，大多數農村的面貌確實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跟當初定的目標相比，應該還是有不小距離，一些地方的偏遠農村，甚至越來越敗落。各級政府投入了大量資源，但效果并不明顯。問題到底出在哪里呢？如果我們站在斯科特的角度，站在“米提斯”知識及認識論的立場上，我們會發現，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激活鄉村的內生資源。從新農村建設來說，各地在推行過程中簡單粗暴的“一刀切”、不顧及地方實際的做法，引發民眾的詬病和不滿。這種普遍性的、標準化的、模式化的做法，正是對“米提斯”的漠視和背離。
于是，我們放棄了普遍化的思路，開始“精準扶貧”。然而，如果仍舊缺乏“米提斯”的內生知識和資源，“精確扶貧”變成了“精準撒錢”，依然是行政包辦而“農民不動”，這樣不僅極大地增加了基層政府官員的工作量，浪費了國家的財政和人力資源，而且加大了基層官員“尋租”腐敗的空間。這方面的案例不少。
“新農村建設”以及后來的“精準扶貧”等項目，沒有有效地激活地方的內生資源。主要表現在：首先，一些地方沒有對廣大農村進行“地方性情境”即自然條件的區別化對待。南方農村和北方農村，平原地區和丘陵地帶，無論是水土條件還是日照溫差，都大不相同。新農村建設中的“趕農民上樓”就是典型的不考慮地方實際情況的政策。其次，一些地方沒有考慮到各地農業發展和經濟狀況的差別。前些年的一些地方政府，一窩蜂地在當地推廣某種經濟作物，出現滯銷與農民利益受損，就屬于這樣的情況。還有，在農村產業化發展中，不考慮南北差異和地方特點，推廣某種經濟合作方式和土地流轉模式，實行“一刀切”。第三，不少地方政府沒有考慮到地方人文環境與歷史文化底蘊。這表現在新農村建設中，很多歷史悠久的古村落被拆掉。個別地方，脫離本地實際，趕潮流建設各種“小鎮”，最后甚至成了“空城”。最后，缺少農民的主體性參與，以及對地方社會人力資源的充分調動。新農村建設的主體和受益者都是農民，缺乏農民的積極參與，新農村建設，甚至變成了“被建設”的新農村。
三、鄉村振興需要“米提斯”思維
中國的歷史一再證明，鄉村興，則天下安。鄉村社會的繁榮與發展，不僅關乎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關乎到廣大農民的滿意度和獲得感的提升，而且也關乎到農村社會治理生態的優化，關乎到廣大農村地區的和諧穩定。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社會當前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鄉村社會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態勢尤為明顯。為此，國家提出了鄉村振興的戰略，推進農村繁榮和城鄉均衡發展。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批準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在新的國務院機構設置中，成立了一個新的國務院組成部門：農業農村部，在原農業部的職責基礎上，整合其他部門涉農項目管理職責，統籌規劃“三農”發展。農業農村部的成立，體現了黨和國家對于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視力度，也反映了國家的信心。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大背景下，黨和國家以巨大的熱情和投入，推進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廣大農民的生活方式的現代化。
在國家改造社會、大型工程推動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黨和國家的責任與擔當，看到了大量資源向鄉村的投入，國家發揮了主導性的作用。但是，如果按照上文的分析邏輯，我們會發現，站在鄉村社會的立場上，這是又一次由“外部力量”主導的對于鄉村的改造運動。因此，為了順利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同時要吸取當年梁漱溟先生的“鄉村建設農民不動”的教訓，在理念上，要打破一些誤區。
首先，我們要意識到政府的“能”與“不能”，謹守國家干預的界限。對于政府職能，我們要堅持有限政府的理念；在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中，要放棄政府包打天下的自大和自負。政府是引導而不能全盤包辦；發揮政府、市場和農民的多元主體的作用，建構平衡政府主導、市場投入和農民積極參與的鄉村發展格局。不可否認，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實，一方面，需要大量資源的投入，另一方面，需要鄉村社會的配合。離開了市場力量和廣大農民的自主參與，政府全面干預有可能“吃力不討好”，而且也缺乏大量的資金和眾多的人力資源。廣大農民是鄉村振興最主要的“利益相關者”，他們是鄉村的主人。政府更多的是引導者、推動者和幫助者的角色，而不是大包大攬，更不能有高高在上的“賜福”心態。鄉村振興，僅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夠的，要調動農民的主體積極性。國家對于鄉村社會，要從授人以魚到授人以漁，對鄉村的“輸血”目的是為了鄉村的“造血”功能的提升和完善，避免“官員動而農民不動”。外部的投入最后要能夠激發起內部的持續發展的動力。
其次，要放棄“運動式治理”的思維，尊重地方特色和差異性，避免標準化。鄉村社會的差異很大，地理區位、氣候環境、土壤生態等自然條件各不相同，而且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等人文條件也是千差萬別。正如斯科特所言，“每一個村莊都有其獨特的歷史、生態、耕作方式、親屬聯盟以及經濟活動，都需要一套新的制度。”“米提斯是鄉土和地方的，與地方生態系統的共同特征相協調。”所以，鄉村發展無法搞一刀切，警惕對標準化的迷信。黨和國家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但要避免將這些抽象的評價轉化為具體的、生硬的指標體系。
再次，尊重地方性知識，激活和鼓勵農民積極自主的參與。如同前些年的新農村建設，廣大農民應該是主力軍，沒有他們的參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將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鄉村振興，同樣需要廣大農民參與到與他們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國家項目中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運用他們的經驗、實際技能等特殊的“米提斯”。而且，廣大農民參與到鄉村振興戰略中來，在參與中提供知識和資源，而且在參與中獲得教育與個體發展。鄉村振興，在實現農村繁榮和治理優化的同時，更要著眼于農民自治能力的培育和提升。而這則需要在公共參與中體驗和獲得。
四、激活鄉村社會內生資源
“鄉村振興”是新的歷史背景下農業農村發展到新階段的必然要求，是新時代的國家戰略。對于這一大型的社會工程，我們在看到其積極作用和大意義的同時，也應有對于其推進路徑和實施績效的清醒判斷。重新思考斯科特對于大型國家項目失敗的忠告，借鑒其“米提斯”知識和認識論，有助于我們能夠更謹慎、更順暢地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實現國家均衡發展和全面現代化的目標。
借助于斯科特的“米提斯”知識和認識論，我們認為，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需要有效激活鄉村社會的內生資源。
首先，鼓勵地方自主探索和大膽創新。要將國家整體規劃和地方自主探索結合起來，處理好政策的普遍化與地方差異性的關系。作為一項民生戰略，鄉村振興具有國家政策的普遍性，是在全國層面展開的。然而，中國是一個大國，各地情況千差萬別。同樣是農村，江南的農村和中西部的農村經濟發展與社會面貌完全不同。也許，問題的表象是相似的，但病因很可能大相徑庭。正如“米提斯”所揭示的地方性知識和漸進認識論，每個地方有其獨特的生態體系和資源，獨特的文化傳統與習俗，因此，要避免標準化的一刀切做法。在黨和國家的倡導和總體規劃下，允許地方根據自己的特殊情況，進行大膽創新和試驗。改革開放以來，基層社會的創新取得了很大成就，很多創新也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地方創新與試驗，如同斯科特所說的“調試”。在鄉村振興中，同樣要給予地方創新留有足夠空間，允許地方根據自己的需求和特點，先行先試。在法律和政策的允許下，鄉村社會可以結合“米提斯”知識，從地方的特殊地域、文化、業態等入手，進行不拘一格的創新，多渠道、多方式實現鄉村振興。黨和國家提出了總目標，但要避免操作過程的一刀切，避免千篇一律的標準化的設定；鼓勵鄉村社會根據地方需求特點，自主探索和大膽創新。而且，黨和國家也要給予地方的自主創新留有空間，寬容失敗并允許政策調試。
其次，發揮農民的主體地位。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要將鄉村社會繁榮與農民個體發展并舉，處理好鄉村發展和農民發展的關系。鄉村振興，是一個涵蓋了農業、農村和農民總體發展的戰略。鄉村振興的目標之一，便是作為鄉村主體的農民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所以，我們在關注農村經濟發展、產業興旺和生態文明的同時，要推動農民個體的能力和素質的發展，推動“人的現代化”的實現。如果說，農業的發展和農村的繁榮、美麗的環境與生態是“物的現代化”，那么，農民的知識與能力的培養、個體道德和精神面貌這些非物質要素的大幅提升，則是“人的現代化”。正如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人的城鎮化”比“土地的城鎮化”更為重要，鄉村振興也是如此。沒有大批具有現代知識和現代意識的農民，鄉村振興戰略后續乏力。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中，平衡外來精英與農民的不同訴求，要尊重作為“內部人”和直接利益相關者的農民的主體地位，以各種形式激發農民的參與動力和積極性。通過利益分享和制度激勵，使得廣大農民能夠發揮其“米提斯”知識，發現農村社會的新需求，尊重農民群眾的新創造，積極培育內生性的農村社會組織，在參與和互動中，在與“外部人”打交道的體驗中，提高農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發展的“自治”能力，進而優化鄉村治理結果，實現有效治理。
再次，找到基于資源稟賦的鄉村特色。鄉村振興作為一項國家戰略，基于社會的公平發展的考量。但是，從社會發展的規律來看，市場是最為有力的資源配置方式。經濟業態的更替，尋求的是資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農業社會和鄉村生活，與工業化和城市生活相比，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因此，在工業化、城市化的推進下，“溫情脈脈”的、“田園牧歌”式的鄉村不可避免受到市場大潮的沖擊，鄉村社會被納入到城鄉統一市場中，接受效率法則的檢驗。在這里，也就出現了資源配置的兩種標準：公共政策和市場。因此，鄉村振興不能違背市場規律，更不能指望多數鄉村都能夠振興。否則，很可能是巨大的資源浪費，且難以持續。而一個鄉村要能夠振興，其實就是在這個一體化的城鄉社會找到自己賴以立足的獨特點。因此，要基于“米提斯”知識，鄉村要在城鄉統一市場中找到比較優勢，根據自己的資源稟賦在市場分工中找到定位，能夠提供特色的農產品，或者具有文化旅游資源，或者在城鄉一體化中具有統籌發展的區位優勢。不可避免，特定少數鄉村的復興，很可能伴隨著大批無資源、無優勢的鄉村的消亡。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要意識到這一點：政府驅動的項目，仍然要遵循市場規律。在國家的作用和市場的作用之間，要尋求一定的均衡。而對鄉村來說，無論是特殊區位、特色產品、特色旅游以及特色文化等，實質也就是在城鄉統一市場中找到了自己的比較優勢。
誰之鄉村？如何振興？何種未來？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中國農村的發展道路，需要放在農村現代化的進程中加以觀察。一方面，工業化、城市化、市場經濟所呈現的現代化因素，對于農村的傳統秩序和農民生活方式構成挑戰，沖擊鄉村社會的治理邏輯和價值系統。傳統地緣鄉土的、親族血緣的人際關系和日常倫理在鄉村社會的重要性日益降低。經濟因素日益“嵌入”到鄉村生活中。另一方面，由于現代化進程中農村人才流失，致使鄉村社會發展的人力資源缺乏。鄉村精英的流失帶來鄉村治理中有能力有公心的人員的缺失，“米提斯”隨之也在凋零。未來的鄉村振興與鄉村治理的現代化，要能夠吸引和激勵人才。因為，鄉村畢竟是廣大農民的鄉村，他們才是鄉村振興的直接利益相關者。鄉村振興，需要國家政策和資金的大量投入，同時需要有效激活鄉村社會的內生資源：地方性知識以及地方社會的人力資源。否則，很容易陷入“鄉村不動”的怪圈。同時，鄉村的未來還需要從傳統鄉村治理思想中尋找資源，同時兼容現代社會特質，推動鄉村社會倫理性與公共性的雙重回歸與增長。更進一步的是，鄉村振興戰略不能將關注點僅僅局限于經濟的富裕和社會的繁榮，在國家力量“整理”社會的進程中，要“重塑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調整地方行政機構與鄉村社會自治的互動模式，激活和培植鄉村社會的“米提斯”，“培育鄉村社會的自治能力，進而促進鄉村治理走向有序和善治。”
（作者系杭州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學（微信公眾號原創）2018-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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