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世紀80年代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破土而出的時候，名為“極左”的風雨仍在中華大地上肆虐。在懷疑與信念之間，在失望與希望之際，這顆改革的幼苗，扎在農村實踐的土壤里，靠著農民智慧的養分，得以存活、成熟、播撒和延續。在王郁昭先生逝世兩周年之際，通過回顧他在當時提出的這一鮮明觀點，我們能夠體會改革道路之曲折不易，感念如王郁昭先生一樣尊重實踐權威、敢于順應民意的一批改革實干家。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命題。經過黨的十一屆全會以來的農村改革實踐，我們對這條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倍感親切。滁縣地區的農村改革，實際上就是在全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的推動下進行的。我們深切地體會到，要推進農村改革，必須尊重實踐權威，肅清極左流毒。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指引下，當前我區農村正處于沸騰的變革之中。這場變革是從1977年初全區農村大調查和落實農村經濟政策過程中開始醞釀起步的，1978年底正式拉開了序幕。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有召開，撥亂反正還剛剛開始。在既沒有現成經驗可供借鑒，又沒有尚方寶劍的情況下，我們所以敢于面對現實，沖破“左”的禁區，在實行農業聯產責任制上邁開勇敢的第一步，從根本上來說，靠的就是省委的正確領導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精神武器。實踐打開了眼界，使我們的思想從僵化、半僵化狀態中逐步解放出來；也正是千百萬人民群眾的實踐開辟了一條充滿生機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
實踐打開了眼界
實踐永遠是生動的、常青的。“實踐高于（理論的）認識，因為實踐不僅具有普遍性的優點，并且有直接的現實性的優點。”[1]理論上爭論不清、爭論不休的問題，實踐卻能啟迪人、說服人，并從實踐所提供的新情況中，引出新的認識，作出新的結論。
1978年，滁縣地區遭到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旱災，為了布置生產自救和秋種任務，地委于九月初召開了四級干部會。在全國開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精神的鼓舞下，會上有些公社黨委書記提出了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我國的農業長期上不去，原因究竟在哪里？我們一個公社上不去，兩個公社上不去，全區240多個公社都上不去；全省、全國上去的也不多，難道我們這些公社書記都是笨蛋嗎？講外國農業好，難道我們中國人沒有外國人聰明嗎？在討論中，有的同志介紹了一些經驗。來安縣煙陳公社魏郢生產隊搞了包產到組，以產記工；來安縣廣大公社搞了獎勵基層干部的辦法；天長縣新街公社實行了棉花田間管理責任到人、超產獎勵的責任制，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們強烈要求上級：放手讓下面干，干對了，不求表揚；干錯了，自動下臺。他們的意見發人深思。包產到組、搞物質獎勵之類的問題，過去我們也接觸過，思考過，但我們往往持回避的態度。因為這類做法，過去挨過批判，弄得不好，對上對下不好交待。來自實踐第一線的公社書記們的強烈要求，促使我們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原則重新認真思考。我們認識到，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和措施，都來源于實踐，農業政策的調整也同樣如此。如果我們怕擔風險，不敢實踐，那么，上面的正確政策又從何而來呢？對過去批判過的東西，也要作具體分析，不能把它當作不可觸動的禁區。因為過去這些批判，還是一種主觀認識，不能作為檢驗真理的客觀標準。客觀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
地委四干會議以后，我們一方面及時把情況和看法向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同志做了匯報；一方面組織調查組，到來安縣煙陳公社魏郢生產隊、天長縣新街公社、來安縣廣大公社作了調查。通過調查，我們看到：這三處群眾創造的辦法，共同之點在于把勞動生產成果和勞動者個人物質利益密切聯系起來，把對勞動數量負責和對勞動質量負責統一起來，使干部工作的好壞、社員的勞動收入在分配上直接體現出來，較好地克服了平均主義，體現了多勞多得的原則，因而調動了干部和群眾的織極性。魏郢生產隊實行包產到組、以產記工的辦法以后，社員的心栓到了產量上，人人為生產出力、操心，變爭工為爭產量，變大手大腳為精打細算，干部變跑跑溜溜為帶頭實干。在大旱之年，全隊糧食總產量由1977年8.8萬斤增長到1978年的12萬多斤，增產30%以上。新街公社原來皮棉每畝單產只有29斤，實行了責任到人、超產獎勵的責任制后，皮棉單產上升到55斤。一些過去不上工的輔助勞力都下田了，干巧活的出勁了，懶漢子變勤快了，所承包的棉田獲得了高產。新街大隊有兩位女社員，一個叫陸玲，一個叫周勤，過去人們說，“講不過陸玲，懶不過周勤”。她們承包了棉花田以后，陸玲只干不講了，周勤由懶變勤了，連她在縣“五?七”大學工作的丈夫，回來后也被拉下田干活。
列寧說：“理論由實踐賦予活力，由實踐來修正，由實踐來檢驗。”[2]群眾創造性的實踐活動所帶來的物質成果，對我們原來的認識是一次檢驗，對我們過去所固守的條條、框框是一個突破，使我們眼界大開。因為在這以前，為落實黨在農村的經濟政策，我們曾經花了很大力氣推行“一組四定”（劃分作業組，定任務、定工分、定時間、定質量），實行定額管理，以克服勞動計酬上的平均主義。可是群眾并不滿足，他們總想把勞動計酬與最終勞動成果一一產量直接聯系起來，搞聯系產量責任制。實踐無可辯駁地證明了群眾的要求是完全正確的。
當我們把上述三個調查材料報到省委以后，萬里同志充分肯定了滁縣地區廣大群眾勇于實踐、大膽探索的精神，支持我們帶領群眾繼續進行試驗。
爾后，我們以地委文件的形式將三個典型調查轉發全區，并要求各縣先搞一個大隊或一個公社的試點，待取得經驗后，再逐步推開。文件下達后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全區搞試驗的生產隊就發展到5611個，占生產隊總數的24.8%。連一些原來不是試點的社、隊，也都紛紛自發地干起來了。社員群眾高興地說：“過去有權的人不種田，種田的人沒有權。現在有權的人同我們想在一起了，有盼頭，有干頭了。”群眾實踐中激起的波瀾，給了我們巨大的力量，更加堅定了我們推行聯系產量責任制的信心。
成功的經驗不是框子
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最本質、最核心的東西是實事求是。我們在對待聯系產量責任制的問題上，按照實踐第一的觀點，持實事求是的態度，解放了思想，總結了經驗，進行了試點，這僅僅是正確認識的開端。要把正確的經驗用于指導工作，付諸實踐，在實踐中檢驗、發展、完善，同樣要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具體情況具體對待，決不能把成功的經驗變成框子照搬照套，搞一刀切。否則，即使是生動活潑的東西，也會變成僵死的教條。
1979年，是滁縣地區聯產責任制由醞釀到起步的一年，也是我們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面臨考驗的一年。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討論通過“兩個文件”[3]的下達，定工到組、聯系產量計算勞動報酬的責任制形式，在中央文件上得到了正式肯定，這對廣大干部、群眾是一個很大的鼓舞。聯系產量責任制猶如滾滾春潮，呈現出一種不可阻擋的迅猛發展之勢。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地方的領導由于心情急切，很希望地委能把聯產責任制作為一個成功的模式，加以推廣，來個一刀切。地委沒有這樣做，而是通過各種會議和文件一再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對于那些生產水平比較高、生產發展比較快、群眾又沒有要求實現聯產承包的社、隊，不要急于改變原來的勞動管理辦法；即使對于那些生產水平比較低、領導力量比較弱，集體經濟薄弱，但群眾暫時還不愿干的，也不要由領導代替群眾下決心，勉強推行。不論哪種責任制形式，黨委都要積極引導，一視同仁，使之在競爭中不斷完善。為了穩定干部、群眾的思想，不誤農時地把生產搞好，地委明確宣布，無論哪種責任制形式，都必須在春耕大忙以前定下來，不能朝令夕改，猶豫不決。
實踐是具體的，真理也是具體的。成功的經驗具有真理性，但同時也具有相對性，它以時間、地點和條件的變化為轉移。推廣成功的經驗也要視當時當地具體情況和條件而定。如果對此不作具體分析，把它看作“模式”、“框框”，機械搬用，強求一律，那么，真理也會變成謬誤，成功也會變成失敗。我們在指導農業生產上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實在太多了。長期以來，由于指導思想上的“左”，在農村工作上一味追求生產關系的變革，認為只有“一大二公”才是唯一通向共產主義的金橋。而這些主觀的東西，又幾乎都是通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方式強行推廣的。這樣不僅窒息了群眾生氣勃勃的創造精神，使他們吃盡了苦頭，而且在心靈深處對黨的政策產生了一種逆向反應。你上面越是用行政命令大聲呼喚推行的東西，他就越是持懷疑態度。如前所述，聯產責任制的誕生，雖然首先不是來自上面的號召，而是農民群眾冒著很大的風險，頂著很大的壓力搞起來的，但這種責任制究竟好不好，還需要實踐證明。當時有一句頗為流行的話，叫“責任制好不好，秋后見分曉”。一年的實踐證明，這種責任制不僅好，而且其威力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料。以最早實行“大包干”的鳳陽縣為例，這個“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窮地方，聯產責任制實行一年，貧困面貌就開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1979年全縣糧食總產4.4億多斤，比1978年增產49%，比歷史最高水平的1977年增產19.9%；油料總產1400萬斤，比歷史最高水平的1977年增產近3倍。到12月15日，全縣完成糧食統、超購任務8341萬斤，超過征、超購任務54.4%，一年完成兩年的征購任務；交售油脂229.7萬斤，超過統購任務3.28倍。這個縣26年來只上調糧食3561萬斤，1979年一年就可上調4000多萬斤，一年上調的糧食比26年上調的總和還要多。集體的積累也多了。全縣實行“大包干”的社、隊，1979年提留公積金126.9萬元，比1978年增長68.7%；公益金37.04萬元，比1978年增長33%；儲備糧197.7萬斤，比1978年增加8倍多。社員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分配水平最高年份的1977年，每人平均收入74元，口糧510多斤，1979年集體分配純收入每人平均可達100元左右，每人平均口糧600多斤。后進社、隊變化更加顯著。這個縣有個年年吃回銷糧、人口有外流的江山公社，過去派工作隊進駐，選調干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搞不上去。自1972年以來，就換過四任公社書記。第一任書記剛剛到任，看到土地多、潛力大，滿懷信心地吟誦：“江山如此多嬌。”干了一年，感到沒辦法搞好，要求調走了。第二任書記吸取教訓，埋頭苦干，還是上不去。社員說：“公社書記累斷了腰，江山還是窮面貌。”第三任書記勉強受命上任，公開聲明“來到江山試試瞧”。去年冬，縣委又派去第四任書記，他看到災情嚴重，曾憂心忡忡地說：“看江山一片荒涼，來江山惱悶愁腸，明年還吃救擠糧，我這書記干不長。”可是，1979年春上推行了“大包干”責任制，社員群眾的積極性一下起來了，全公社糧食總產達到770萬斤，比1978年增產48.5%；花生、芝麻總產70多萬斤，比1978年增產8倍多。過去26年每年平均吃回銷糧79.5萬斤，1979年破天荒地向國家交售糧食80萬斤、油料44.5萬斤。每人平均口糧600多斤，口油5斤，每人平均收入85元以上。廣大群眾興高采烈地說：“四任書記戰江山，遠遠不如大包干。”農業豐收了，社員收入增加了，村村隊隊都在忙著蓋新屋。考城公社雷羅大隊小姚生產隊社員姚登祥，新蓋了四間石墻瓦屋。門前石墻刻上“鳥槍換炮”四個立體大字。社員姚有章兒子結婚，用大紅紙寫了門對，左聯是“政策落實結碩果”；右聯是“四化建設開新花”；橫幅是“黃金時代，幸福之最”，以表示他們在實行聯產責任制后的喜悅心情。
任何事物都是不斷發展的，只有在發展中才能優勝劣汰。有比較，才有鑒別；人們只有通過比較，才能鑒別優劣，決定取舍。搞社會主義建設最怕在突破一個框框以后，自己又制造出一個新的框框，并對它頂禮膜拜。廣大社員群眾對責任制的選擇，不是因為他們通曉責任制的性質，而是看那種責任制能給自己帶來更多經濟上的實惠。由于我們堅持不設框框，不搞一刀切，把創造責任制和選擇責任制的權利都交給群眾，從而極大地鼓舞了群眾的創造性。其結果：
一是實行聯產責任制的生產隊在數量上日益壯大，在全區農村取得了絕對優勢。據有關部門統計，在全區20008個生產隊中，1979年元月，實行聯產責任制的只有2648個，占13.29%；到1979年12月這次會議前夕，已發展到16685個，占全區生產隊總數的73.6%。從發展趨勢上看，已成為一般不可遏止的潮流。
二是各種責任制形式破土而出，百花爭艷。到1979年12月為止，全區除了約占26.4%左右的生產隊仍然采取定額記工和按時記工加評議的辦法外，其余大部分生產隊分別實行了包產到組、大包干到組、小宗作物責任到人，包產到戶等多種責任制形式。這些生產責任制形式，雖然具體做法各有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糾正了所有制形式上盲目求高級的“窮過渡”，生產規模上盲目求大的“大呼隆”，勞動計酬上盲目求“公”的“大概工”。這就在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前提下，落實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這種農村經營管理上多種責任制形式并存的喜人局面，正是我們多年來所盼望的那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三是聯產責任制在自身得到了不斷完善和優化。我們對聯產責任制的認識，開始只是總結推廣了包產到組，以產計工的辦法。但是，各地在實踐中，又不斷地涌現出許多新的形式和辦法。例如，鳳陽縣委在宣傳貫徹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的兩個文件，推行包產到組、以產計工的辦法時，不少社隊干部根據群眾意見，要求實行“大包干”的辦法。當時，縣委也認為，這個辦法簡便易行，適應當前干部管理水平，能夠充分調動群眾積極性。但是，又考慮到這個辦法對包產到組、以產計工是個突破，涉及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問題，感到拿不準，不敢表態。我們就同鳳陽縣委主要負責同志一道，深入社隊，作調查研究，傾聽群眾的呼聲。許多事實，特別是到城南公社解剖了岳林大隊岳北生產隊這個典型，對我們啟示很大。這個生產隊共30戶，分5個作業組，他們把全年糧、油、棉、煙、豬、禽、蛋等交售、派購任務和集體積累、公共提留，都包干到組，并簽定合同。當時正值二月，備耕工作轟轟烈烈，社員喜笑顏開。在干部、社員座談會上，大家一致稱贊“大包干”好；“大包干，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保證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收多收少都是我們自己的。這樣該拿的拿在明處，該得的心中有數，一刀一個血口子，干部省心，社員放心，這樣干，我們越干越有勁。”這樣做會不會架空生產隊，動搖隊為基礎？會不會影響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關系的正確處理？群眾都一一作了回答，打消了我們的顧慮。以后，我們又到殷澗公社，聽取干部和群眾的意見。適逢公社黨委正在召開有500多人參加的作業組長以上的干部大會，層層簽訂“大包干”合同，場面非常熱烈。通過調查研究，我們清楚地看到“大包干”的辦法，是人民公社經營管理的一項重大改革，它同包產到組、以產計酬的辦法相比，可以避免包產、計工、獎賠等方面許多煩瑣程序，方法簡便易行，群眾一聽就懂，一學就會，是聯產責任制的一大完善。為此，地委立即組織人員和鳳陽縣委一起，對大包干進行了全面總結，并在全區進行推廣。廣大群眾對這種責任制形式十分喜愛，賦詩贊頌：“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社員都想搞，只要干上三五年，吃陳糧燒陳草。”“大包干，是個寶，干部社員都會搞，個人集體都能富，國家趕快蓋倉庫。”令人注目的是，在“雙包”到組的基礎上，廣大群眾愈益解放思想，大膽實踐，創造出雙包到戶（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這樣一種以家庭為基本核算單位的責任制形式。到1979年年底，全區實行這種責任制形式的生產隊已由年初的5個，發展到2179個。從比例上看，雖然只占全區生產隊總數的9.6%，但其影響和吸引力，都令人難以估量。
讓社會實踐來做結論
在推行聯系產量責任制問題上，認識的提高，辦法的完善，成果的發展，經歷著一個十分復雜的斗爭過程，阻力很大。為了克服這些阻力，我區各級黨委在實際工作中，十分注意狠批極左，排除干擾，以理服人，讓社會實踐來做結論。
林彪、“四人幫”推行的極左路線，對人民公社經營管理破壞很大，使社員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受到極大損害，這是造成我區農業長期上不去的禍根。推行聯產責任制的過程，也就是農村經濟政策上的撥亂反正，是對“左”的堅冰的最有力的一擊。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受極左路線毒害較深的同志，一時難以跳出“左”的框框，彎子轉不過來，因而疑慮重重，責難種種。對這一問題，我們認為也要靠實踐來解決，用實踐這個權威，爭得人心，統一認識，切忌林彪、“四人幫”搞的那一套整人哲學，避免用極左的方法解決極左的問題。我們在推行聯系產量責任制的過程中，沒有批判任何人，更沒有斗任何人，讓事實來說話。我們在這方面的做法是：
一是不搞“坐而論道”。開始，我們在試行聯系產量生產責任制的時候，有的同志認為這樣做是“右”了、“倒退”了，擔心走偏方向，重犯“三自一包”的錯誤。即使是擁護這一辦法的同志，也是心有余悸，忌諱一個“包”字，認為只能講定產，不能講包產，只能講定田塊，不能講分田到組，等等。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不是關起門來查本本，找依據，坐而論道，而是到群眾中去作社會調查。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作指導，對問題作具體分析。衡量一種生產方式是什么性質，主要看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方式所決定的分配形式以及在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基本理論來分析，許多同志認識到，實行聯系產量的生產責任制，無論是包產到組，或者是“大包干”到戶，都不能說是單干或變相單干。因為：第一，土地、耕畜、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都還是生產隊集體所有。第二，生產計劃以生產隊為單位統一下達，產品實行按勞分配。第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在生產隊統一組織領導下的分工負責制，沒有取消集體經營這一層，更不存在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從事的每項生產活動都是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是為了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人多力量大是集體經濟的優越性，這是就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整體來講的。至于具體的勞動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如果不根據生產力的水平和農活的具體要求，因地制宜，合理形成，特別是不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制，把集體生產成果與社員物質利益直接結合起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就發揮不出來，社員積極性調動不起來，其結果只能阻礙生產的發展。第四，超產獎勵、減產賠償的制度，符合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沒有什么錯誤。因此，那種把聯系產量責任制看成是“右”了，“倒退”了，“走偏了方向”，是由于受極左路線影響從表面形式上看問題，是不對的。經過調查分析，被林彪、“四人幫”搞亂了的思想、理論、政策是非，得到了澄清，認識逐步得到統一。
正確的實踐是認識的強有力的支撐點。由于我們深入實踐，完成了認識上的一次飛躍，因而也就能經得起反復和顛簸。今年三月間，有一家很有影響的報紙發表了一篇讀者來信，認為聯系產量責任制要“糾偏”，弄得人心惶惶。一些原來持不同看法的同志，儼然以正確者自居，指責我們搞錯了，是“倒退”。一些原來就有余悸的同志動搖了。這時，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同志來到我區檢查工作，每到一處，都找干部和社員進行座談調查。
他反復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現在不管搞哪一種形式責任制，都一律不動，到秋后看實踐效果。只要能增產，對國家能夠多貢獻，集體經濟能壯大，社員生活能改善就是好辦法。反之，就不是好辦法。萬里同志說出了我們的心里話。這樣，我們在省委的支持下，依靠群眾的力量，頂住了這一次的沖擊，抵制了錯誤思潮，使聯產責任制繼續健康發展。1979年夏收前后，針對機關一些同志因為對農村的實際情況不夠了解而產生的一些模糊認識，地直機關和各縣，組織大批干部到農村，一方面參加夏收，一方面進行調查研究。夏收以后，我們又請各縣縣委書記在地直科局長會上作農村形勢的匯報。這樣既使大家看到聯產責任制確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和促進生產發展的強大威力，又順其自然地澄清了一些是非問題。因為事實和實踐本身足以使人心悅誠服。
二是堅持再實踐，再認識。原來，有些同志認為搞包產到組，“一大二公”的優越性發揮不出來了，是生產關系的“倒退”。我們運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思想武器，通過總結合作化以來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對農業經濟狀況進行了分析，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滁縣地區的集體經濟是什么狀況呢？是壯大了，還是削弱了呢？嘉山縣算了這樣幾筆帳：第一，從合作化到1978年底，全縣三級所有的固定資產總值2503萬元，但社隊欠國家貸款1613萬元（已免掉的203萬元不計在內）。兩項相抵，實際家底只有890萬元，如果扣除1969年以來國家無償支援款850萬元和1957年以來發放的各種救濟款990萬元，集體經濟實際上是個一無所有的空殼。第二，從1953年統購統銷開始，到1978年，26年中全縣交售給國家糧食14.2億斤，農村回銷、城鎮供應共達15.4億斤，純調進1.2億斤。我們在農村，一接觸干部和群眾，他們都對合作化初期贊不絕口，非常向往。對這個問題，萬里同志曾要我們專門調查幾個生產隊。大家普遍認為，那時社隊規模小，適合生產力發展水平；政策對頭，分配合理，又不搞什么運動，班子穩定；不搞瞎指揮，生產成本低，人口少，打的糧食多，日子過得好。有的社員說：“要照那樣干到現在，真是過‘金橋’上‘天堂’了。”鳳陽縣梨園公社雁蕩頭生產隊，由于極左路線的破壞，長期鬧派性，把一個好端端的生產隊搞分裂了，產量連年下降，1978年每人只生產小麥160多斤。1979年實行了“大包干”，一季小麥收5.6萬斤，每人平均生產700斤，比1978年增產4倍以上，不僅不吃回銷了，還完成了全年征購任務6000斤，又賣超購糧7000斤，一年完成兩年的任務。僅小麥一項，社員口糧平均達400斤，最多的達700斤。群眾高興地說：“雁蕩頭，雁蕩頭，實行‘大包干’群眾有奔頭，人口不外流，吃飯不用愁。”像這類到處可以聽到、見到的事實，深刻地告訴我們，這些年來農業上不去的根本原因，就是違背了農業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過去，我們無限地夸大了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在生產力狀況并沒有多大變化的情況下，急于變革生產關系，搞絕對平均主義，結果事與愿違，使生產力受到了極大破壞。實踐一再告訴我們，這些年來我們在農業上就是吃了極左的虧，主要就是由于不顧生產力水平、頻繁地變革生產關系：不顧群眾覺悟程度，一味地追求“一大二公”，加上歷次政治運動者都是護“左”反右，結果越反越“左”，以致在人們頭腦中“左比右好、寧‘左’勿右”的思想，長期占著統治地位。因此，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武器，不僅為我們重新實踐開拓了思路，也為我們正確總結歷史教訓，掃除了思想障礙。
三是運用物質成果辨別真偽。革命就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理應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廣闊的道路。可是，林彪、“四人幫”以假社會主義冒充科學的社會主義，把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制度搞亂了，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能得到應有的發揮。他們所采取的惡劣手法是，顛倒物質和精神的關系，鼓吹“精神萬能論”，搞“普遍貧窮”。他們在思想上無限地夸大精神的作用，空談“覺悟”，從精神到精神，不講客觀事實，不講發展生產力，不講物質成果。他們在學風上崇尚“本本”，大搞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以致積弊成習。因此，在開始試行包產到組時，有些同志就引“經”據“典”，說違背上面“精神”，想從理論上把它推倒。也有的同志在一旁看笑話，說什么你滁縣地區的定、鳳、嘉，本來就是安徽的老災區。在正常年景，還會有人外流討飯，現在又遇到特大旱災，是“病急亂投醫”。實踐第一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石。聯產責任制的管理辦法是不是正確，要看它是不是符合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不是調動了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是不是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有抵觸情緒的也好，看笑話的也好，我們不是靠空喊口號，講大道理，用所謂“精神”來壓服人家，而是用物質的成果給予回答，使大家心悅誠服。1978年百年未遇的大旱，確實給我們帶來了許多嚴重困難。但在國家支持下，開展了生產自救，妥善安排了社員生活，出現了社會安定、人心穩定、大災之年不見災情的局面。特別是經過全面落實黨的農村經濟政策，推行聯系產量責任制，充分調動了社員積極性，戰勝了重重困難，適時搞好秋種。聯產如聯心，誰聯誰操心。這年的秋種，不論在播種面積、質量和對小麥的田間管理上，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年，從而贏得了1979年夏季糧、油作物大豐收，出現了縣縣社社都增產，崗池、湖地都豐收的喜人局面。在秋季，盡管旱、澇、病、蟲等多種自然災害發生，但各種形式生產責任制的優越性都在生產效果上顯示出來。以滁縣為例，這個縣糧食、油料都獲得增產。全縣1671個生產隊，實行包產到組、以產計工的1120個生產隊，1979年比上年糧食平均增產16.5%，油料平均增產25%。實行“一組四定”的定額管理辦法的536個生產隊，1979年比上年糧食平均只增產4.3%，油料平均只增產18.6%。分包到戶的15個生產隊，隊隊增產，全面增產，平均糧食增產69.8%，棉花增產77.3%，油料增產5.3倍。實踐證明，聯產責任制不僅與“一大二公”相比，有著無與倫比的優越性，就是各種形式的責任制形式之間，差別也很顯著。這些令人信服的事實，使人們消除了疑慮和偏見，長期爭吵不休的問題，在“本本”上找不到答案，群眾的實踐作了結論。
總結 完善 繼續
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告訴我們，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要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樣多次的反復，才能完成。我們對待聯產責任制的認識，同樣要經歷實踐的反復檢驗，要不斷總結經驗教訓，不斷完善提高，繼續堅持下去，這是實行正確思想路線的正確途徑。
1979年是滁縣地區農業聯產責任制蓬勃發展的一年，也是農業上戰勝多種自然災害奪得大豐收的一年。全區糧食總產達到28.43億斤，比1978年增長23.3%；油料總產達到9532萬斤，比1978年增產28.7%。糧食、油料產量都超過歷史最高水平，林、牧、副、漁也獲得全面發展。對國家貢獻增加，社員生活水平提高。截至12月15日，全區超額完成53393萬斤的糧食征購任務，超過全年征購任務48.7%；交售油脂1827.4萬斤，超過統、超購任務2.04倍；交售肥豬47.6萬頭，超額完成派購任務5.7%；交售家禽185萬多只，超過收購任務15.8%；交售鮮蛋2180萬斤，比1978年增長24.8%，創歷史最高水平，全區平均每個農戶出售鮮蛋36.5斤。社員人均集體純收入從歷史最高水平的73元增長到95元左右，聯產責任制帶來了豐收的喜悅，也帶來一系列新的矛盾新的課題，增加了壓力。為了解決前進中這些新課題，地、縣委在總結完善責任制過程中，結合夏、秋兩季收入分配著重抓了以下兩件事：
一是政策兌現。今年是滁縣地區實行聯產責任制的第一年，不僅反對責任制的人，對政策是否兌現持懷疑態度，就是那些支持責任制的人，對政策能否兌現也沒有把握。所以在分配中要堅持政策兌現，是取信于民，發展農村大好形勢的十分關鍵的一步。為了真正做到政策兌現，地委明確宣布：該獎的獎，該賠的賠，凡在政策允許范圍內的經營所得，就是個大“金娃娃”，也要讓社員抱回家。來安縣玉明公社是抗日根據地之一，但解放以來，貧困落后的面貌長期沒有改變，群眾說：“我們現在的生活不如羅司令（炳輝）時代。”為了盡快改變面貌，公社黨委根據“目標一致性和方法多樣性”的原則，尊重群眾的意見，在推行包產到組的同時，實行經、油等小宗作物包產到戶，并根據省委指示精神，對社員在“十邊地”種的糧油作物實行誰種誰收的政策，使生產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1979年全鄉夏糧總產達到234萬斤，比1978年增產74.6%。油菜籽總產達到19萬多斤，比上年增長11倍多，一季完成了全年油脂統購任務。這個公社北澗大隊官井生產隊社員魏言友，是個放豬的，1978年冬，他根據省委規定精神，在水庫灘地上開荒種油菜，收獲菜籽6500斤，賣給國家6000斤，得款3000多元。在收獲的時候，有人看了眼紅，要收歸集體，公社黨委堅持政策兌現，取信于民，“金娃娃”讓社員抱回去。嘉山縣蘇巷公社山流大隊護林員戴夕貴，1978年秋種時，在河灘地上撒播了30多畝油菜，共收油菜籽3900多斤，有人嚇唬他說：“你是資本主義的典型，遲早要把你當活靶子批判。”他一見公路上來小汽車就東躲西藏，有一次，他聽小汽車響，誤以為是公安局來逮他的，嚇得躲了起來。后來才知道，是縣委書記賈長志同志帶縣廣播站的同志一起去訪問他，準備請他作錄音講話。這件事被作為落實政策的佳話，在當地廣為流傳。由于我們狠抓了政策兌現，取信于民，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更高了，今年的秋種較之往年，不僅速度快，安種及時，而且基肥足，精耕細作，播種質量高。
二是通過深入調查研究，抓責任制的總結、完善、提高。在今年七月間，當夏收夏種結束后，地委組織76名熟悉農村工作的干部，分赴12個公社62個大隊進行調查。在此基礎上，地委經過認真分析研究，形成了《總結、完善、聯系產量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意見》，以地委文件下發全區。為了引導群眾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關系，解決實行聯產責任制后農村基層干部的責任問題，地委總結推廣了嘉山縣橫山公社實行經濟合同制的經驗和來安縣廣大公社通過明確獎懲，對干部實行崗位責任制的經驗。有了經濟合同制和干部崗位責任制這個紐帶和保證，聯產責任制就不再是“金雞獨立”，而將是聯產承包責任制、經濟合同制和干部崗位責任制“三位一體”的新體制。
社會主義在實踐中。由實踐開拓的農業聯產責任制，也必將隨著實踐的發展而逐步得到完善、提高。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改革紀略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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