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的同學們希望我講一講農村改革的問題，順便評論一下大家都知道的“農村改革之父”。很遺憾，我不想對某個人做什么評論，留給歷史去做結論吧。關于農村改革和三農問題，我到想給同學們提供一個與主流輿論完全不同的思考路徑，一個大的框架。你們都是天之驕子，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可以按照這個思路去探索、去思考。當然，也可以反對，如果你能從理論和實際上駁倒的話。
所以，今天先給你們提出幾個概念，供你們思考，希望你們能夠把這幾個概念聯系起來，再形成一個整體的思路，也許能夠形成全新的認識。
1、先用一個概念解釋現在三農問題的癥結，即“農民工夾角”現象
這是我08年研究一個區縣的經濟社會結構時提出的一個概念。擴展開來，對全國來說，也是如此，簡單解釋一下。從傳統農耕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或者說工業化進程的結果，是社會結構的城鎮化。大體說來，我國50年代初期，城鄉人口結構不到2；8，或1：9，即城市人口10%多一點，農村人口占到80%以上，接近90%。現在的情況是，真正轉化為城市居民的人口只有36.7%左右，而官方的城鎮化率則達到54.7%（2014年統計數），這里有18個百分點的差額。此外，剩下的45.3%鄉村人口中，也不是全部經營農業，還有很大一部分在農村鄉鎮從事非農產業。我們暫且相對保守地假定這部分人口占15%左右。那么，我國現在的人口結構是這樣的三元結構：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居民人口36.7%，真正依托農業的人口約30%左右，兩者之間大約33.3%左右的人口就是雖然已經進入非農產業但仍然保留農民身份不能被市民化的農民工群體。我曾在2008年總結30年京郊農村改革的問題時，將這一現象概括為“農民工夾角”現象：即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的發展，農業人口城市化轉移大大慢于農業人口的非農化產業轉移。如果用兩條歷史發展的曲線來表示，那么，在這兩條曲線之間形成一個很大的夾角，這個夾角所代表的群體就是農民工。如圖：
農民工夾角示意圖
這一農民工群體的基本特征是：離土的臍帶割不斷，進城的門檻又跨不過，處于城鄉之間的兩棲狀態。他們沒有城市居民的各類社會保障和穩定的居所，又不能放棄農村的土地權益和住宅，身份上是農民又不再經營農業，進入二、三產業和城市，又不能轉化為城市居民。
產生這一現象的經濟原因是解散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以后，農民可以自由地進入二三產業和城鎮，除少數靠自己創業以外，絕大多數成為可以自由出賣勞動力的農民工，即雇傭勞動者。而社會政策和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又使他們無力轉化為城市居民，只能成為處于城鄉之間的兩棲群體。這就是我國目前三農問題的癥結，也是我國幾乎所有社會問題的主要癥結之一。
這一現象的社會后果是造成一系列的三農問題和社會問題。最基本的問題是：已經產業轉移的農民不能放棄土地，留在農業的農民不能擴大經營規模。農業副業化，農村空心化，留守的兒童、孤獨的老人、分居的夫妻等等等等，唯一有利的是資本。其實，中國資本經濟形態的快速發展，其秘密和根源就在于農民工夾角現象，所謂改革的紅利的秘密也在于此。
先給同學們這樣一個概念，不做展開，你們可以自己進行深入思考。當然你們能總結出更科學的概念就更好了。
2、毛澤東的公社工業化的發展戰略
接下來再給同學們介紹一下毛澤東的公社工業化發展戰略。這是正確分析我國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前提，可以避免陷入就農業論三農的理論陷阱。
毛澤東一生為中國從農耕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開拓了兩條道路（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今天不能展開講，希望有興趣的同學可以深入研究）。其一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土地革命，在農村建立武裝割據的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道路。這個不需要解釋了。毛澤東為中華民族開拓的另一條道路，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的道路：即通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城市全民所有制和農村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兩種公有制形式，以國家工業化為主導，以農村公社工業化為補充，實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依托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機制，用50年左右的時間，建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強國，完成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化社會的轉型。這可以簡單概括為兩條腿走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這后一條道路的意義絲毫不亞于前一條。第一，她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不是資本主義的工業化。西方發達國家是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道路，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道路。國民黨、蔣介石已經試驗過了，形成了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主義，中國半殖民地化了。為什么走不通，毛澤東早已做了總結，這里也不再討論。第二、她不同于前蘇聯的一條腿走路，而是兩條腿走路。蘇聯走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道路，是國家這一條腿走路的工業化。農村不搞，是集體農莊，不搞工業。所謂一條腿，就是只有國家搞工業，沒有農村和農民的事。
蘇聯工業化起步時，農村還沒有實行集體化。雖然早在列寧在世前就提出合作化，但發展始終處于緩慢停滯狀態，到1928年參加集體農莊的農戶也只占農戶總數的1.7%。從1926年以后，由于工業化和城市的發展，糧食需求增加，以致糧食不能保障供應。國家開始意識到工業化不能建立在農業私有制和富農經濟的基礎上。1927年到1928年爆發大規模糧食危機，斯大林親自前往西伯利亞幫助完成糧食收購計劃。他對當地干部說：“我們的城市和我們的工業正在發展，并且將一年比一年發展。這對于國家的工業化是必要的。因此，糧食的需求將一年比一年增加，也就是說，糧食收購計劃將擴大。我們不能讓我們的工業任憑富農擺布。”所以，1929年，蘇共通過了《關于集體農莊建設的總結和今后的任務》的決議，開始對農村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30年1月蘇共作出了《關于在全盤集體化地區消滅富農戶的措施》的決定以后，很快在全國實現了農業集體化，保障了國家工業化的快速發展。
我國的工業化是否要照搬蘇聯的路子呢？這是對中國共產黨人新的考驗。既要學習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經驗，又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走出自己的道路。1958年5月18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有人以為要幾十年時間發展資本主義，等待工人多了，農民覺悟了，才能搞社會主義革命。但實踐證明，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不需要幾十年的間隔。蘇聯二月革命以后，幾個月就進行十月革命，證明列寧是正確的。中國則不同，我們有了幾十年民主革命，有根據地的經驗，解放區的農民精神煥發，農村半無產階級有三億五千萬人。我為什么講十大關系？十大關系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比較，除了蘇聯的辦法以外，是否還可以找到別的辦法，能比蘇聯、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見《毛澤東年譜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53頁）這是毛澤東反復思考的問題。這里有兩個關鍵問題：一個是農業和工業的關系怎么處理好？這在前蘇聯實際上是有教訓的。表現在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的關系處理上，開始時不重視合作化，導致糧食出現問題，后來又通過激烈的階級斗爭的方式強令集體化。另一個是一條腿走路還是兩條腿走路的問題。表現為我國人民公社與蘇聯集體農莊的的不同。毛澤東在人民公社初期時講過，我們叫人民公社，不叫集體農莊，因為蘇聯的集體農莊只有農業，而我們的人民公社是農工商學兵的綜合體。毛澤東為什么要這樣考慮問題？因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光靠國家一條腿的工業化難度很大。原因在于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人口基數太大，不論是靠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形式還是靠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方式，都不能帶動大批農業人口轉移和農業社會結構的現代化轉型。所以，毛澤東選擇的是兩條腿走路的發展戰略。
關于國家的工業化，這里不再討論。關于人民公社工業化，毛澤東都有哪些論述呢？這里舉幾個例子。農村工業化、公社工業化都是毛澤東的講話和中央正式文件中的提法。1958年，毛澤東就指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深遠意義，在于農村工業化。他說：“農村人民公社制度的發展，還有更為深遠的意義。這就是，它為我國人民指出了農村逐步工業化的道路，農業中的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
他說：“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
他還在1959年2月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單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個把較窮的生產隊提高到較富裕的生產隊的生產水平的過程，又是一個擴大公社的積累，發展公社的工業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實現公社工業化和國家工業化的過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東西還不多，如社辦企業、社辦事業，由社支配的公積金、公益金等。雖然如此，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里。”
毛澤東甚至還預測了我國工業化所需要的時間。他說：“我們可能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筆者注：這是從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的角度講的），但要建成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就需要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比如說，要有五十年的時間，即本世紀的整個下半世紀。”按照毛澤東的設想，在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以后，還需要幾十年的實踐搞工業化建設，要到本世紀末，也就是2000年以前。
1965年，毛主席在閱讀了中共中央調查研究室上報的華西村大隊書記吳仁寶創辦集體企業的報告上批示：“這是農村偉大光明燦爛的希望。”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再明確次提出：“農民以農為主”，“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
關于公社工業化的論述有很多。中共中央《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就指出：“人民公社必須大辦工業”。毛澤東的許多講話、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和筆記等文獻，都有很多關于公社工業化問題的記載，同學們可以自己查。大家想一想，如果當初人民公社不被解散，如果鄉鎮集體企業不被私有化，那么，在社隊企業或后來鄉鎮企業保持三十多年健康發展并不斷產業升級的話，我們將是一種什么樣的局面？
3、毛澤東社會主義工業化戰略發展的階段性
第三個概念。請同學們注意，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想不明白，后面的問題就說不清楚。這個問題是：既然建立人民公社制度是為了實現農村的工業化，那么，在農村實現公社化之后，能不能馬上大規模發展農村社隊企業呢？歷史告訴我們，不行。為什么？
大家知道，58年確實出現了“左”的傾向，急躁冒進，打破平衡。還出現了“共產風”、“浮夸風”，原因大家都知道。結果，造成后來的三年困難時期。根本問題是什么？是農業的生產力水平還不過關，還遠遠不能滿足國家工業化和城市發展產生的新的需求，特別是糧食。可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國家再不敢放松糧食生產。這個曲折的過程，恰恰說明國家的工業化和公社工業化不可能同時起步，因為當時的農業生產水平太低。所以，人民公社在一定時期內必須首先解決農業問題，堅持以糧為綱，這是當時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農業是基礎，沒有農業的健康發展，國家的工業化也難以實現，這是客觀規律，不能違背。所以，毛澤東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才說“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辦集體企業。
這說明，毛澤東所規劃的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是必須分階段、分步走的。這個工業化戰略可以分為三個大的歷史發展階段，我將其稱為三部曲：
第一階段：國家建設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農村則在組織起來的基礎上，大搞農業基本建設，提高農業的生產力水平；
第二階段：糧食問題基本解決后，農村開始起步公社工業化，進入國家和公社工業化兩條腿走路的發展階段；
第三階段：公社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帶動農村城鎮化，加快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進程。如圖：
由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轉變，要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國家的相對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基本建成，一是農業特別是糧食問題基本解決。而這兩個條件在毛澤東逝世前后的70年代中后期已經基本具備。我國農村社隊企業發展的實際情況也證明了這一點。
舉個例證：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１５日，《河南日報》在頭版發表題為《光明燦爛的希望——鞏縣回郭鎮公社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調查》一文。十個月以后，即1975年10月11日，為了配合全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人民日報》又轉載了這篇文章，題目是：《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河南鞏縣回郭鎮公社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調查》。文中用“公社要辦工業”、“公社能夠辦工業”、“公社辦工業的道路”、“社隊工業作用巨大”小為標題，報道了鞏縣回郭鎮公社辦工業的事跡。據河南參加寫作的同志介紹，這篇文章之所以十個月以后又被《人民日報》轉載，是因為毛主席做了批示。而毛主席之所以批示，是因為當時浙江金華地區的部分銀行干部在看了《河南日報》報道后，認為農村發展工業企業是農村經濟建設的主旨，說到了他們的心窩里。于是，他們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推舉該地區永康縣人民銀行干部周長庚執筆，在1975年9月5日，給毛主席、黨中央寫了一封信，建議黨和政府切實加強對社隊企業的領導，幫助和支持農民興辦各類企業，增加經濟收入。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接到來信后，于1975年9月25日以“來信摘要”的形式，摘錄了周長庚來信的主要內容，并附上原件（注：指浙江給毛主席的信、華國鋒給湖南省委的一封信和《河南日報》的報道）送呈毛澤東主席批閱。毛主席于27日審閱，并寫下：“小平同志：請考慮，此三件（兩封信及一篇報道）可否印發在京各中央同志。”這就是《人民日報》發表這篇文章的背景，說明毛澤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中，他還關懷著人民公社工業化的問題，還在支持公社工業化的發展。
現實中按照這個三部曲進行實踐的最完美的代表是江蘇的華西，是河南劉莊和南街村，是黑龍江的興十四村，是河北的周家莊公社等一大批堅持集體經濟的典型。他們的成功，驗證了毛澤東工業化戰略的遠見卓識。華西老書記吳仁寶說，“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造廠，九十年代造城”。這句話是對毛澤東工業化戰略三部曲最精辟的概括，比我國任何學者、官員都看的明白，看的深刻。
回過頭來總結一下，在第一階段，也就是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國家工業化先起步，公社工業化還不能起步，公社的主要任務還是解決農業問題。農業，特別是糧食，是農村這一階段的主題。國家以計劃調節為手段，以國家重大項目為主，靠農業提供原始積累，優先發展重工業，建立起相對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從50年代“一五時期”開始，一直到70年代中后期，二十多年的時間，我國相對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建成了。50年代初期，我國工業規模還不如比臺灣還小人口只有幾百萬的比利時，到毛澤東去世時，已經進入世界第六大工業國的行列，工業的比重已經占國民經濟總量的72%。我們有了自己的重工業，有了自己的汽車、有了自己的飛機、坦克，有了自己的拖拉機，也有了自己的原子彈、氫彈，有了自己的核潛艇，有了自己的衛星。
在這一階段，農村在公社化、集體化的基礎上組織起來，利用組織起來的力量開展農業基本建設，學習大寨精神，靠農民的勞動積累，改造農業的物質技術條件，既保障國家工業化發展中的糧食和其他農產品供應，使農業特別是糧食問題基本過關。這既是農業支持國家工業的階段，又是農業自身發展的階段。到70年代中后期，農業，特別是糧食問題，從全國整體上講已經基本解決，絕對不是什么“崩潰的邊緣”。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是在毛主席的號召下，我國農民吃苦耐勞、艱苦奮斗、為國家奉獻一切的正能量充分發揚廣大的時代。這一代組織起來的農民，是共和國的脊梁。他們為共和國的長子----大型國有企業作出了自己的犧牲和貢獻。所以，有些抱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用吃了二十多年返銷糧的小崗村的十幾個手印，來顛覆這個偉大的時代，卻是極不光彩的，甚至是別有用心的。
毛澤東工業化戰略的第二個階段，是由一條腿走路向兩條腿走路轉變，即公社工業化的起步和發展階段。在時間上是70年代后期或80年代初期。對農村來說，就是從以糧為綱逐漸調整產業結構，加快發展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發達一點的地區快一點，條件差的地區會晚一點。但從整體上講，我國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農村已經進入產業革命階段，即農村公社工業化大規模起步和發展階段，這已被80年代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所證明。
這里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討論清楚，即70年代后期的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面臨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在當時所謂解放思想的背景下，主流輿論逐漸形成人民公社的體制有問題，集體勞動，大撥轟，平均主義，農民沒有積極性，出工不出力。所以要改革，要搞承包制，總之是在體制上做文章。另一種看法是把重點放在加快農村調整產業結構上，也就是大力發展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才能增加農民收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提高集體經濟的凝聚力，這是在產業結構調整上做文章。可惜后一種看法在當時沒有能夠成為主流，但是我贊同后一種看法。因為70年代后期，正是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由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的轉型時期，國家的相對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已經初步建成，而農業的糧食即吃飯溫飽問題也已經初步解決。從整體上講，公社工業化的起步條件已經初步具備，如何順利實現這一發展階段的轉變，即從“以糧為綱”向發展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轉變，增加農民收入，才是當時的主要矛盾，而不是什么人民公社的制度本身有什么問題。從當時的全國情況看，大體上好、中、差三個三分之一。集體經濟發展好的，一般已經開始這種階段轉變，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已經發展起來，集體分配水平逐步提高；中等水平的，農業問題也基本解決，正處于這種階段轉變的前期；至于部分貧困地區，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的地區，由于多種原因，在當時還不具備這種條件。這些地區在體制上做些改革和調整，例如實行家庭承包制，只要有利于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并從正面加以引導，也是可以理解的和必要的。問題在于對整個農村形勢整體判斷上的錯誤，在于把貧困地區帶有權宜之計的政策上升為全局性的并加以一刀切的強制推行，還要把最落后的典型當做旗幟，認準了人民公社體制就是不行，非要用小農經濟取而代之，這就沒有什么道理可講了。明明是農村產業結構問題，非要夸大成體制問題；明明是集體經濟經營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改革，偏偏要引導到所有制形式的蛻變，這是當時的一個嚴重的教訓，也成為解散人民公社的理由。
4、公社工業化的發展必然對公社體制提出改革要求
現在給同學們介紹第四個概念，即人民公社應不應該改革，怎樣改革？人民公社即使不被解散，是否就不需要改革呢？顯然，這個結論是錯誤的。如果說人民公社的三級體制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階段是基本適應的，那么，在進入以公社工業化為主的發展階段以后，隨著社隊企業的發展，必然對公社制度提出新的改革要求。因為農村產業結構的變化，農村分工分業的發展，即公社工業化的發展，必然使原來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組織形式和管理體制發生變化，造成組織形式、分配方式和管理體制的改變。這種改變的基本趨勢是：按產業分工的要求形成各類專業化企業組織，在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這種區域性（社區型合作經濟）集體經濟組織形式之外出現企業形式、公司形式。公社有社辦的直屬企業；生產大隊（后來的村級）也有自己的村辦企業；甚至有的生產隊也有自己的副業企業。這些企業雖然是獨立經營的，但卻是社區集體經濟這個母體產生的“孩子”，產權是屬于社、隊這些社區集體母體的，分別受社區集體經濟組織的調控和管理，納入集體的統一分配。這就出現了社區集體經濟組織和公司企業組織的區別和分離，使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組織結構發生變革。這種趨勢發展的結果，是隨著社、隊企業和社、隊兩級集體經濟勢力的壯大，生產隊的經濟實力被反超，其管理職能也逐漸被農業專業公司所取代，或成為農業公司下屬的一個生產單位。公社的老三級體制會變成兩級所有、雙層經營的復合型疊加體制和結構。所謂兩級所有，即公社和村級合作社兩級社區集體經濟主體；所謂雙層經營，是這兩級都是集體經濟與公司企業之間的雙層經營。當然，保留生產隊一級并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的，也可以稱為三級所有、雙層經營的疊加結構體制。鄧小平講過農村在分工分業的基礎上集體經濟要有兩個飛躍，如果真的要發展兩個飛躍，那么，這才是第二個飛躍的體制支撐。如圖：
這里還有一個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是，農村公社的社區集體經濟組織或我們現在講的合作經濟組織，與其所屬的公司企業組織，是兩類不同的組織形式，不能混為一談。這是一個合作經濟組織與股份制企業組織的區別問題。有興趣的同學可以進一步去學習思考，這里不再展開。這種新的集體經濟體制和組織結構，既能夠滿足國家的計劃指導的需要，也能適應市場機制的調節功能，是人民公社進入工業化階段的必然選擇。所以，那種認為人民公社體制不需要改革的觀點是錯誤的，是“左”的僵化的看法。而那種認為凡是現在還肯定人民公社制度的人就是想簡單回到過去的舊體制的看法，同樣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偏見。看看現在幾千個仍然在堅持集體經濟體制村，哪個沒有搞公司制，又有幾個還停留在過去生產隊的組織形式！八十年代的農村改革，不是按照公社工業化的要求對公社體制進行改革，反而把公社體制解散了，這是農村改革的第一個顛覆性的錯誤。北京郊區的實際情況是，政社分開以后，原來的社一級的經濟組織職能并沒有簡單撤銷，因為還有一大批企業，所以鄉鎮一級普遍設立農工商總公司，總公司管理下屬一大批直屬企業，實際上已經形成了鄉鎮聯合社與公司企業的雙層經營；村級普遍改為經濟合作社，農業承包以后，各村也辦了很多企業，形成了村級社區集體與企業和家庭承包的雙層經營體制，一直延續到九十年代后期，才由于集體企業私有化以后最終取消。
進入公社工業化發展階段以后，除了公社本身的體制和組織形式必然會發展變化外，在國家的宏觀計劃管理上也會發展階段性變化。這種變化的基本趨勢是：國家由原來的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控制逐漸轉向放松管制，給市場調機制節留出更大的發揮作用空間。這里的邏輯關系在于：首先，在糧食問題基本解決后，隨著農村集體多種經營和社會企業的發展，即公社商品生產的發展，必然增加肉、蛋、菜、奶等一般農產品的市場供給；當這種供給基本達到市場需求的時候，國家原來通過各種票證進行計劃調控的措施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也就沒有必要在進行計劃管理。所以，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開始在這些領域發揮作用。其次，國家的計劃管理的范圍和手段也需要不斷調整，把更多的一般商品的生產交給市場調節，而指令性計劃管理主要集中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如國家骨干產業、高新科技領域、國防領域、基礎設施等。國家對農村公社的管理，也由過去的直接計劃調控（如糧、油、菜等播種面積、產量等指標）轉為只調控一些基本指標（如耕地總量控制等），更多的則轉向靠市場機制。第三，計劃和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使國民經濟不斷處于產業升級的動態發展進程中。這種產業升級使更多的原來有國有企業生產的產品不斷地擴散到農村公社的社隊企業，使國家的工業化和農村工業化逐漸走向一體化。如北京的白蘭道路的模式、汽車產業發展的模式，都曾經是成功的實踐。
最后，人民公社社隊企業的進一步發展，也是兩個趨勢，一是產業和技術上的不斷升級換代，提高工業化的質量水平，一個是在空間上相對集中布局，形成較大規模的產業園區或基地，使公社成為毛澤東所希望的農村本土的經濟中心，同時避免“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低水平重復建設，為農村的城鎮化集聚提供產業支撐。
5、兩條腿走路的工業化帶動兩種形式的城鎮化
工業化的發展，必然帶動傳統農村社會結構的現代化轉型。所以，在一般意義上，工業化的社會結果是農業人口和農村地區的城鎮化。這種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和向城鎮集聚，必然導致很多傳統自然村落的萎縮和減少。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背景下，這一過程就是資本剝奪小農和農村衰落的過程，是農民由小私有者淪為雇傭勞動者的過程。中國的問題在于，因為農業人口的基數太大，靠資本主義的工業化解決不了農民的城市化轉移問題，在農村土地大量被資本兼并的情況下，必然出現即失去土地，又難以在城鎮立足的失業大軍，從而破壞社會結構的穩定性，使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斷，這已被民國時期的歷史所證明。而毛澤東開拓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不但要從根本上避免資本主義工業化發展的陷阱，而且，也是避免走資本主義的城市化道路的正確選擇，并最終解決農民和農村問題，完成傳統農業社會結構的現代化轉型。
簡單說，毛澤東開拓的兩條腿走路的工業化，帶動的是兩種形式的城鎮化，即國家工業化帶動城市化發展，公社工業化帶動農村城鎮化轉型。
國家的工業化帶動城市的發展和擴張，發展大、中城市，靠國有經濟帶動一大批農村勞動力和人口進入城市并轉為城市居民。這是一種本來意義上的農民城市化，這一進程實際上在改革前已經開始。70年代國家就已經開始從農村招工，很多最初是合同工，幾年以后大量轉為正式職工。這種城市化的基礎是國家工業化和國有經濟的發展，本質上是農民從農村集體經濟進入城市國有經濟的進程。
人民公社的工業化帶動的農村城鎮化，具體表現為農村小城鎮建設和新農村建設。這一進程的基礎是公社一級企業和事業的發展，社一級經濟總量的增長，使公社的中心地區形成工業相對集中的產業園區，并通過對傳統村莊的改造建設城鎮化社區，成為農村地區的經濟、政治和科技文化中心。所以公社工業化的結果，使社辦的企事業成為農民本土非農產業轉移和城鎮化集聚的載體。隨著公社工業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在大量農村勞動力和人口轉移以后，原有的傳統村莊必然面臨整合集并的問題，那時，根據農業生產的區域規模和資源的合理配置，對傳統村落進行整合，建設規模適宜的新型農村社區，與中心區小城鎮形成一體化格局，這就是傳統農村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的城鎮化過程。
1959年1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教科書中說，發展重工業，“是消滅這些國家失業和農業人口過剩的必要前提”。毛澤東對此評論說：“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毛澤東年譜：1949-1976》260頁）可見，在毛澤東的工業化戰略里，一開始就沒有把農業人口的轉移僅僅依托在國家的、城市的重化工業的發展上，而是更多地考慮依賴公社工業化的帶動。華西、南街、劉莊等一大批堅持集體經濟的村，走的就是這樣一條農村城鎮化的道路。
最近看到溫鐵軍先生的一個訪談。他談到“現代化之禍”，談到對現代化的反思：“農村農業必然衰敗、農業人口大轉移、城市化工業化，都對，都符合庸俗的發展主義的邏輯，但難道不應該反思嗎?”他認為：“我們盲目、極端化地推進市場經濟，其結果是三大要素大幅流出農村，土地被征占，資金被抽走，勞動力大規模外出打工。任何領域，在這三大要素凈流失的情況下能不衰敗嗎?這是把市場經濟當作市場主義的惡果。”他主張“搞新農村建設，就是要讓三要素回流，讓農民穩定在農村。”溫鐵軍先生是一個不隨潑逐流的有良心的三農學者，我也同意他的上述反思和判斷，特別是他警告的“庸俗的發展主義”。但是，他的反思不觸及農村集體經濟體制這一敏感問題，所以，給出的出路也很值得商榷。農業剩余勞動力必然要轉移，人口和經濟必然要相對集中、集聚。這種轉移都集中于大中城市，已經證明是發展的陷阱；但是，都停留在傳統村落基礎上的新村建設，同樣違背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毛澤東的遠見在于這兩者之間，既不是都進入城市，也不是停留在傳統村莊層面，而是通過人民公社的工業化，實現農村相對集中的小城鎮化。只有人民公社這樣的集體經濟體制，才能避免農村三要素（勞動力、土地和資金）的凈流出，又能實現本土的城鎮化集聚。愿意深入研究這個問題的同學，可以研究一下我國發展經濟學家張培剛先生的農業工業化的觀點，也要研究一下費孝通老先生關于農村工業、鄉鎮企業、小城鎮的觀點，然后在對比一下毛澤東的公社工業化的思想，他們在很多地方是相通的。但是，他們之間最主要的差別在什么地方？就在于有沒有、要不要農村集體經濟制度的體制支撐和組織載體，這實際上代表了兩條不同的發展道路。
好了，上面介紹了五組概念：農民工夾角現象、公社工業化戰略、工業化發展階段性、公社體制的改革和工業化帶動城鎮化。我希望同學們能夠把這一組概念聯系起來進行分析，弄清楚他們之間的邏輯關系，然后我們再過過頭來談一談農業的聯產承包問題。
6、聯產承包為什么成為打開潘多拉魔盒的鑰匙
首先，大家要搞明白聯產承包制的本來含義是什么？最初的聯產承包是一個人民公社生產隊集體經濟勞動管理和分配方式改革的概念，是由集中勞動和統一分配改為承包制，可以將農業生產活動承包到作業組，也可以承包到每個勞動力，后來發展到承包到家庭，然后按照每個作業組或勞動力或家庭的產量多少，由生產隊統一計算勞動報酬進行分配。所以，當時的聯產承包是“聯系產量計算報酬”，是一個集體經濟的概念，是生產隊勞動管理和分配方式上的一種改革。主體是誰？是農村集體。沒有主體，也就無所謂承包。如果真是堅持當時這個初衷，也許我國的三農問題就根本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但是，這并不是發明這個概念的人的本來目的，只是一個障眼法的過渡而已。因為毛澤東曾幾次反對包產到戶，人們印象很深刻。發明個新名詞，可以繞開很多麻煩。后來的發展演變也很快證明了這一點。因為“聯系產量計算報酬”的集體統一分配的特征很快就消失了，聯產承包變成了按人均分土地的分田到戶的“大包干”，既不聯產，也不承包了。所以，聯產承包的概念很快就被偷換了，變成了分田單干的小農家庭經濟。
這還不夠，還不算完。因為承包總是兩方的事，要有發包方和承包方才能成立。所以，集體的存在，仍然是個威脅，要嚴加限制。于是，農戶的承包期被延長了、長久不變了，土地承包被固化了，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對承包關系的調整權就這樣被被剝奪了，雙層經營變成了家庭一層經營。至此，聯產承包最終變成了土地承包，土地承包又變成了永佃制，接下來的是自由化流轉、兼并和土地集中。這是中國兩千多年來封建社會重復過無數次的由均田制到土地兼并集中的歷史再循環，只是現實需要面對的卻是資本對小農的剝奪和改造了。
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他們以聯產承包為理由，解散了人民公社。要知道，毛澤東的人民公社不僅是解決農業的現代化問題，而且是解決農村的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問題的體制安排。你要解散人民公社，至少要向人們證明人民公社不但不能實現農業的現代化，而且也不能實現農村的工業化和城鎮化。但是，遺憾的是，我們既沒有聽到這樣的解釋，也沒有在后來的實踐中看到任何一個小農經濟的村莊能夠實現這些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現實所有的只是農村的衰落。相反，到是那些堅持集體經濟的農村，不但完成了農業現代化，而且實現了工業化和城鎮化。這說明，用農業適合家庭經營來否定人民公社的整體功能，在邏輯上是一種不對稱的關系，是用不對稱的局部否定整體和全局，這叫做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而這在道義上又叫做不擇手段。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我國農村80年代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本來是毛澤東兩條腿走路的工業化戰略的自然延續，因為社隊企業已經在公社解散前發展起來了。但是，我們的決策者沒有這個戰略眼光，他們沒有想到這個異軍突起，說是“意外地抱了一個金娃娃”。但是，這種意外的收獲不但沒有使他們重新認識毛澤東的戰略遠見，相反，卻助長了他們加快私有化、市場化改革的自信。因為他們認為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是農村體制改革的結果，而不是毛澤東兩條腿走路的工業化戰略的必然趨勢。于是，90年代的顛覆開始了，農村集體企業改制了、私有化了，結果是農村工業化進程中斷，農村城鎮化進程中斷。本來80年代由于鄉鎮企業的發展，城鄉差別已成縮小之勢，但是，在90年代以后卻迅速地拉大了。“三農”逐漸問題成為老大難，現在又要靠資本下鄉來救命了。所以，大家想一想，聯產承包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只是一塊敲門磚，是為了敲掉集體經濟，這個使命完成了，它也就被丟掉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聯產承包是打開潘多拉魔盒的那把鑰匙。
最后，再給大家提出一個進一步思考的問題：發展集體經濟體制下的農業產業化還是資本主導下的產業化？
按照毛澤東的工業化發展戰略，在人民公社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以后，農業的發展趨勢是什么呢？是集體經濟體制下的農業產業化。90年代初期，我曾將農村現代化進程概括為四大基本趨勢，即農村工業化、農業產業化、鄉村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農村工業化就是毛澤東的公社工業化，而農業產業化又是什么概念？在人民公社體制的初期階段，農村基本上是“以糧為綱”，產業結構單一。隨著農村工業化即社隊企業的發展，農業的發展趨勢是由“以糧為綱、多種經營”向多種產業轉變。多種經營發展成為多種產業，是大農業概念下農業內部的產業分化，這就是毛澤東講的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這種趨勢使農業內部的各產業逐漸成為獨立的、完整的產業體系，使糧食以外的肉、蛋、菜、奶、果、茶、油等等過去作為副業的多種經營變成獨立的產業。所以，農業產業化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農業在產業分化的基礎上形成區域性主導產業，形成一定的區域規模。如糧食主產區、大豆主產區、蔬菜主產區、各類果品主產區等等，這是區域化趨勢，每個鄉村不再是小而全的發展模式，而是逐漸形成自己的主導產品和產業。另一個含義是在區域主導產業形成的基礎上，建設產前、產中、產后和科技、加工、貿易、信用金融等服務環節在內的完整的產業鏈條，使農業成為不同區域各具特色的產業體系。這一過程，就是農業的產業化形成過程。
當然，這一農業的產業化過程，本來應該在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下有組織地實現。因為人民公社時期農業生產以外的各個環節，在社一級已經基本建立起來，如供銷社、信用社、收購站、糧站、農機站、技術推廣站、獸醫站以及水利、電力、植保、種子等一系列服務部門都已齊備，只要隨產業結構的調整加以適當的改革，按產業化要求整合這些環節，很快就能成為農業產業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人民公中現代農業的組織體系。但是，解散了人民公社，不但使農業在生產環節上退到小農經濟，更重要的是使農業產業化的這些環節退化了、私有化了、市場化了，使些環節基本上都已經被資本所主導。分散的小農面對資本掌控的各個產業環節，農業產業化就必然是“公司加農戶”甚至連農戶也不要的公司直接雇工經營，走上資本改造小農的產業化道路。所以，在反思集體經濟失敗的教訓中，不但要看到解散人民公社是對社區集體經濟的瓦解，同時也是對農業產業化組織體系的瓦解。重建農村集體經濟，既有重新組織社區合作經濟組織的問題，也有按產業化發展的要求重建農業的產業化組織體系的問題。
前一段曾看到一個報道報道，今年7月22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講起一段往事，說他10多年前去加拿大考察現代農業，特別注意到對方介紹情況時從不簡單地說“農業”（Agriculture），而是始終用一個完整的詞組“農業產業”（Agriculture Industry，直譯為“農業工業”）。李克強說：“我當時聽得很奇怪，怎么又是農業又是工業？他們帶我看了一圈后我明白了：從選種、種植、收割、倉儲，到加工、營銷，完全是用工業的方式發展農業，打通了農業全產業鏈的各個環節，最終的產品銷往全世界！”當天的會議部署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走安全高效綠色發展之路。李克強指出，縱觀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路徑，普遍都是用工業的方式發展農業。農業不向產業化方向發展，農業現代化就失去了支撐；反過來說，也只有根本轉變農業的發展方式，農民增收增效才有保障。李總理現在能有這樣的認識，也算難能可貴了。但是，仍不清楚這樣的農業產業化如果沒有集體經濟體制的支撐，如果不把農民按社區、按產業（包括比鄉鎮更大的層面上）組織起來，是不是最終還是資本下鄉，走公司加農戶或干脆由公司圈地雇工經營的路子？
同學們，今天的廣大農村哪里還有真的聯產承包？早就沒有了，有的只是岌岌可危、難以為繼的類似“永佃制”小農經濟。這就是所謂的“農村改革之父”及其繼承者們的歷史杰作！他們真的要搞聯產承包嗎？絕對不是，無非是退回到家庭小農經濟而已。
所以，三農問題并不在三農本身，而是整個國家的發展方向、道路問題。希望同學們能夠從這樣的高度來思考問題，不要局限在農業本身的圈子里。我們的三農問題，需要重新進行頂層設計。
就講這些，謝謝同學們。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大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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