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記
1978年11月24日，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民按下“包干保證書”紅手印。
1980年9月，中央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完善農村生產責任制的通知》，允許邊遠山區和落后地區的“三靠隊”實行包產到戶。
1982年中央1號文件明確指出，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的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
1991年11月，中共十三屆八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提出把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作為我國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并不斷充實完善。
1998年修訂后的《土地管理法》以及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了土地承包期再延長30年的政策。
1999年修改憲法時，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為“家庭承包經營”。
2017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農村土地實行集體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
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農村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將再延長30年。
中國農民，向來有著解不開的土地情結。從刀耕火種、茹毛飲血，到開疆辟土、男耕女織；從井田制、均田制到一條鞭法、攤丁入畝……一部中國農業文明史，就是一部中國農民與土地關系的變遷史。盡管土地制度一變再變，在土地上辛勤躬耕的農民，卻始終難以擺脫饑餓與窮困的命運。
1984年，國慶35周年游行，當載著“聯產承包好”牌扁的拖拉機，轟隆隆駛過天安門廣場時，現場觀禮群眾與電視機前的廣大農民一片歡呼。這歡呼，源自內心無法抑制的喜悅，源自對未來美好生活的無限期待和想象。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以農民家庭為單位、承包經營集體的土地和其他大型生產資料、自主進行生產和經營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被譽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農民的一項偉大創舉”。為土地制度“解了扣”，為億萬農民“松了綁”，徹底解放了農業生產力。
發端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村改革，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大幕。
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時強調，小崗村是農村改革的主要發源地。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我們黨農村政策的重要基石。
回望改革開放四十年歷程，總結四十年“三農”事業的偉大成就，“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關鍵詞，總是令人心潮澎湃。
永遠難忘小崗村的十八個手印。農民的吁求，時代的選擇，終于將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勢
大明王朝的開山祖地安徽省鳳陽縣，地處淮河中游南岸，厚土沃原，人均耕地面積相對寬裕，本來民可足食。鳳陽花鼓本來也是慶豐收的“鄉土芭蕾”，卻常常用作當地人外出乞討的技藝手段。
饑餓線上千百年起起伏伏的掙扎，一言難盡。新中國對農村土地制度的探索，艱難曲折。
1978年，安徽全省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旱，鳳陽縣也再次遭遇“糧食危機”。11月24日晚上，鳳梨公社小崗村西頭嚴立華家低矮殘破的茅屋里，擠滿了18位農民。關系全村命運的一次秘密會議此刻正在這里召開。這次會議的直接成果是誕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證書”，其中最主要的內容有三條：一是分田到戶；二是不再伸手向國家要錢要糧；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員保證把他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在會上，隊長嚴俊昌特別強調，“我們分田到戶，瞞上不瞞下，不準向任何人透露。”18位農民在這份保證書上，按下了十八個鮮紅的手印。
小崗村當年的這個舉動，確屬“驚天動地”，確確實實冒著很大的風險，確確實實需要豁出去的勇氣。因為人民公社的體制還沒有撤銷，因為歷史上“單干風”多次露頭、又多次被打壓批判。當時確有許多人在思想上想不通、在行動上難于接受，甚至有“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擔憂。
窮則思變。同樣的探索，或早或晚，以各種聯系農產品產量的責任制形式，在全國各地摸索著搞起來。在鳳陽縣不遠的肥西縣小井村，當地農民自發包產到戶，比小崗村還要早三個月，至今村口立有一座紀念碑“中國農民包產到戶發源地——小井村”。
廣東省湛江海康、海南島文昌縣、惠陽地區紫金縣和廣州市郊縣的部分公社，為了解決吃飯和改變農村貧困面貌，率先行動起來，沖破禁區，實行包干到戶、包產到戶。
海康縣北和公社的潭葛大隊，1977年就開始實施包產到戶，比小崗村提前了一年。譚葛大隊黨支部書記吳堂勝壯著膽子，悄悄地將南五生產隊的土地分下戶耕作；1978年吳堂勝又在南五生產隊進行“包產到戶”試點，這個隊有28戶、141人、161畝耕地，當年雖然遇到自然災害，仍然取得好收成。農民群眾喜氣洋洋、干勁倍添。吳堂勝說：“中央召開的三中全會不是提出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了嗎？真話對大家說，我在南五生產隊搞包產到戶，群眾再也不愁吃不飽、穿不暖了。包，一定要包！多大的責任我負責！”
1980年，省、縣、社組成聯合調查組陪同4位新華社記者到譚葛大隊進行了專程調研并上報中央。中央肯定了農村包產到戶的做法，1980年秋，湛江地委開始在全地區公開推廣譚葛大隊包產到戶的成功經驗。
潭葛村邁出了廣東省的第一步，后來被稱為廣東農村改革出發地和“廣東省包產到戶第一村”。
當時主政廣東的習仲勛同志在基層調研時指出：“一些生產隊一時找不到克服困難的其他辦法，搞了包產到戶，我們應當允許，不要因此去指責基層干部和黨員，不要去硬扭。在群眾自愿的原則下，用包產到戶的辦法去取代它，是可以的。邊遠山區、深山老林的單家獨戶，硬要合在一起大排工，費時誤事，對生產不利，由這些農戶對生產隊實行包產到戶，還不失為一種比較好的辦法。”
到1980年底，廣東省有40%以上的農戶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其中梅縣地區包干、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占總隊數的87.8%，汕頭地區占66.1%，惠陽地區包括分田單干占79.7%，海南行政區和湛江地區包產、包干到戶加上單干占40%—60%。農村包干、包產到戶，不僅在貧困地區，而且在珠江三角洲等富裕地區也迅速推開；不僅糧食生產包干、包產到戶，而且連林業、畜牧業、漁業和鄉鎮企業也實行了各種形式的承包責任制。
1980年9月，中央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完善農村生產責任制的通知》，允許邊遠山區和落后地區的“三靠隊”實行包產到戶。
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四川九龍坡村、浙江狄家？村……越多的農村開始實行包產到戶。
1980年11月初，全國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生產隊比重占到15%，1982年6月該比重上升到67%；到1983年末，全國農村已有93%的生產隊實行了這種責任制，已有1.75億農戶實行了包產到戶，包產到戶在所有責任制中的比重達到97.8%；1984年末進一步上升到98.9%。
打破生產大呼隆、分配大鍋飯，擺正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關系，黨和政府因勢利導之，開啟改革先聲，大潮洶涌而至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大會決定將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總結了建國二十多年農業發展的經驗教訓，提出了發展農業的二十五項政策和措施。
這次會議的召開，為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創造了政治條件，也觸動了小崗村等農村基層“風吹草動”般探路之舉。
天下之治，有因有革，趨時勢至。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與中央負責同志談到農村政策問題時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關于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臺，指出農村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
1983年中央下發文件，指出聯產承包制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央連續三年以下發“一號文件”的形式，對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的生產責任制給予充分肯定，并在政策上積極引導，從而使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的責任制迅速在全國廣泛推行，人民公社制度隨之解體。此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斷完善，最終形成農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
1991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三屆八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決定》提出把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作為我國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并不斷充實完善。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為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鍋飯”的舊體制。以“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為特征的包干到戶，還促使國家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推進了農產品購銷的市場化進程。
時任“大包干發源地”——安徽省滁縣地委書記的王郁昭后來回憶說：“大包干，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大包干到戶一出現，就以其獨特的優越性，受到農民和農村干部的熱烈歡迎。這種責任制形式“責任最明確、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簡便”，同絕大多數農村的生產力水平、農民的經營水平、干部的管理水平相適應。
摸著石頭過河，尊重農民群眾的選擇，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試點示范……在推行家庭聯產承包制過程中，所得到的經驗啟示，后來成為黨和政府推動各項新的農村改革舉措、并得以順利實施的成功模式。
用世界上7%的耕地養活世界上22%的人口。從“吃糧難”到“賣糧難”，不過短短幾年工夫，古老的中華民族好似跨越了幾千年
1979年春，小崗村將全隊517畝耕地按人頭、耕牛按戶分包到戶；打下的糧食，交售國家任務和留給集體的積累等按人包干到戶，剩余部分全歸自己。結果到了10月，小崗村打谷場上一片金黃，糧食總產量66噸，相當于1966年到1970年5年糧食產量的總和。油料產量和生豬飼養量都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年。小崗村不僅結束了20多年吃“救濟糧”的歷史，而且還上繳國家糧食3200多公斤。
砸了“大鍋飯”，磨盤不推自己轉。
廣東農村的經濟狀況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1980年全省的糧食產量，在1979年增產21億斤的基礎上，又增產了11億斤；農村人均收入達274元，比1979年增收51元。農村開始出現了蓋新房子多、購置耕牛農具多、重視科學種田多的“三多”新氣象。有些地區盡管遭受了自然災害，但是仍然增產，農民大多吃飽了肚子。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使中國廣大農民獲得了充分的經營自主權，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業生產力有了質的飛躍，農產品供給大幅增加。全國糧食總產量從1978年的3億噸猛增到1984年的4億噸，增長速度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四十年以后的今天，我國糧食產量已多年穩定在6億噸以上。
“經營權之爭”目的指向“吃飽肚子”。從“吃糧難”到“賣糧難”，不過短短幾年功夫。古老的中華民族好似跨越了幾千年，因此創造出令世人矚目的奇跡，用世界上7%的耕地養活世界上22%的人口。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在全國各地糧站門口，常常排起長長的交公糧隊伍，農民群眾自覺踴躍交售“愛國糧”。同時國家不斷提升農產品收購價格，賣糧農民拿回大把大把的鈔票。
國家糧庫充盈，集體有錢搞企業，個人吃飽肚子有存款。
在獲得了農業剩余產品后，農民通過市場將其變成現金收入，去購買非農產品，用于擴大農業再生產和改善生活。1978年到1985年，全國農民純收入增長了1.69倍、消費增長了1.73倍。農村儲蓄也開始快速增長，1978年農村居民儲蓄存款55.7億元，1985年增至564.8億元，1990年又進一步增至1841.6億元，12年間農村儲蓄增長了32倍。
承包之前集體勞動時，生產隊長每天早上“吹哨子”通知大家出工，可有時候連吹兩三遍都看不到一個人影出來。實行土地承包以后，種什么作物，選擇什么品種，都由農戶自己說了算；農民有權利自由安排自己的勞動時間，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實干加苦干，由此農業勞動效率大大提高，務農的用工量大幅度減少。根據統計資料測算，同1981年比，1990年全國五類主要農產品生產所需勞動力，實際減少4909萬個。
1985年，國家取消糧、棉、豬等主要農產品的統購派購，代之以合同收購，密切了農業生產與廣大市場之間的聯系，農戶除了按合同規定完成承包生產任務外，還可以自購生產資料發展其他自營經濟，獨立進行商品生產。一批“鄉土能人”的專長得到發揮，以多種經營為主的專業戶、重點戶成為發展生產力的先進代表和勤勞致富的帶頭人、示范戶。
1985年底，江蘇省鎮江市各類農村專業戶、重點戶達43902戶，占總戶數的8.6%，新經濟聯合體1260個，勤勞致富的“萬元戶”大批涌現。
事實證明，在后來的三十多年發展中，我國選擇的投資打頭、出口導向、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發展模式，正是利用了土地制度改革帶來的機會和條件，將潛在的人口紅利轉化為真實的經濟增長動力。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開了中國農民長期的土地情結。與此相關聯的一系列土地制度改革，既收獲現實政策紅利，又把農村改革不斷引向深入
2008年，148位中國知名學者投票選出了對中國現實影響最大的原創經濟理論——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這是中國經濟學界對過去30年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集體致敬，是對農民自發實踐引發系統革命的集體致敬。
時至今日，小農經濟仍是中國農村最主要的現實。如何把億萬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起來，仍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道時代課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形勢下深化農村改革，主線仍然是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須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堅持家庭經營基礎性地位，堅持穩定土地承包關系。要尊重農民意愿和維護農民權益，把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選擇而不是代替農民選擇。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就是在不斷調整農民與土地的關系、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中前行。
1984年中央1號文件首次提出，土地承包期限一般應在15年以上，允許土地轉包，但不允許買賣、出租。1993年“中發11號文件”提出，在原定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長30年不變。
1998年修訂后的《土地管理法》以及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了土地承包期再延長30年的政策。1999年再次修改憲法時，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為“家庭承包經營”。
2017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農村土地實行集體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成為農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創新。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農村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將再延長30年，讓農民吃上長效“定心丸”。
有恒產者有恒心。早在兩千多年前孟子就寫下了對人性樸素而深刻的認識。回顧40年來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歷程，可以看出土地制度改革的趨勢是，堅持土地集體所有權不變，穩定和擴大土地承包權，完善和放活土地經營權。正是在這樣的改革過程中，農民與土地關系中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少。
當越來越多的農業經營者能夠心無旁騖地從事生產，農業經營的生產效率就會越來越高，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距離也就越來越近。隨著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內涵不斷豐富，土地使用權和所有權分離之后的“確權”讓農民有了財產，以此為基礎，土地流轉、股份合作制等不斷為中國農業發展注入新活力、新動力。
截至2017年12月底，全國31個省（區、市）均開展了承包地確權工作，共涉及2747個縣級單位、3.3萬個鄉鎮、54萬個行政村；承包地確權面積11.59億畝，占二輪家庭承包地（賬面）面積的80%以上。“確實權、頒鐵證”，廣大農民拿上了土地承包權的“紅本本”。另一方面，合作組織、家庭農場、專業大戶、龍頭企業等各種類型新型經營主體已經超過300萬家，他們與普通農民一道，共同推動中國農業穩步向前，也帶動著越來越多的普通農戶成為現代農業的參與者和獲益者。
“無論從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從現代西方經濟學中都找不到現成的答案，我們只能自己摸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在談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說，這一理論的提出和應用，不僅使中國解決了糧食短缺問題、溫飽問題，而且為此后的更深層的改革和開放開辟了新的可能。
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具有保障功能、發展功能的土地，是我國廣大農民群眾的“命根子”。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穩固農民與土地的密切關系，就是守住了農民的“命根子”。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新聞網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