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王莽土地國有化改革的歷史教訓
西漢時期，土地兼并嚴重，“富者阡陌連田，貧者無立錐之地?！焙缽姶笞宀粌H占有大量的土地，并且承擔單位面積上更少的土地稅賦，導致國家稅賦不足[1]。針對這個現象，當時的不少學者將其歸因為土地私有和土地買賣。公元九年，王莽改制：“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御魑魅。”王莽大權在握，針對土地私有和土地買賣，直接宣布土地國有，禁止土地交易，試圖通過恢復井田制來解決土地問題。
然而，這種改革受到了非常大的抵抗，豪強地主紛紛造反，普通百姓也紛紛響應。沒過多久，這次土地改革就以失敗而告終。區博上書：“井田雖圣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跡，雖堯舜復起，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盵2]
不以改革者的個人道德和動機來進行改革績效的評價
現在對于王莽土地改革的評判，大抵上不外乎“迂腐”、“尚古”等等，更有人強調王莽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出發點和動機都很好，就是改革的效果差了點。不僅喪失了民心，而且得罪了權貴，最后身敗名裂，改革全盤失敗，政權易手。更有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先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不過，在筆者看來，就一場涉及全國層面的土地改革而言，改革者個人（比如王莽）的動機和出發點事實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改革效果。一方面，動機難以揣測，從這個角度去研究和評價改革，如捕風捉影，相比較而言，制度績效可以觀測，可以測量，可以研究，是實實在在的證據；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土地改革涉及到全國大部分人的利益，而不僅僅是改革決策者的個人操守和品行，從決策者的個人私德與動機到全國人民的公益，中間存在太多的變數，不如直接研究討論人民的利益得失。區博的上書說的明白，井田雖然是“圣法”，但恢復井田制，不得民心。兩者相沖突，取民心而舍圣法。
之后的二千余年，有關土地制度改革的討論不絕于書。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也進行了數次土地制度改革，也由此引發了數次大討論。最近的一輪農地制度改革爭論，是1980年代之后針對目前農地制度向何處去的討論：中國是應該保持現有的集體土地承包制、實施國有永佃制還是回到土地私有制，學術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短的來說，這場爭論持續了40余年，但是放在歷史背景下看，這次爭論是過去兩千多年的延續。要想理解這些爭論的背景，需要先了解中國土地的基本情況。
穩定還是效率：土地制度改革爭論的出發點
人多地少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中國農業早熟，在漢代就出現了精耕細作農業（許倬云，1998），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帝國。雖然也有戰亂，但是總體而言，中國的人口增長速度相對西歐更快。在農業技術進步有限的情況下，人口增長快于耕地開墾和糧食產量的增長，會周期性的出現饑荒與戰爭，馬爾薩斯的人口學說至少在這一段時期內具有解釋力。不過，隨著全球化的進程，一些新的外來物種被引入中國，比如土豆。這些高能量的作物可以在原來不適應農耕的丘陵、山地等地種植，從而極大的拓展了農業的范圍，擴展了中國人口增長的邊界，但無助于人均收入的提高。在公元1900年左右，中國人口大約4億左右。而這些增長是沒有發展的增長，快速增長的農產品被新增的人口消耗，人均產出和消費幾乎沒有增長[3]。
圖1.1 世界千年經濟增長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千年史》[4]
從上圖可以看出，以人均GDP核算來看，中國在1950年之前一直陷入沒有發展的增長陷阱。這段時期，中國主要的經濟來源于農業。這種主要是量的擴張而相對缺乏質的提高的農業增長導致了一系列后果。其一是大量的山林丘澤逐漸被開墾為耕地，但質量越來越差，可以開墾的數量越來越少。中國的耕地大部分分布在東部和中部地區，但高質量的耕地主要分布在東部地區，西部地區土地貧瘠，人口稀少，雖然人均耕地面積相對較多，但大部分是旱地和坡耕地，單位面積產量很低。
其二是人均耕地面積越來越低，為了生存，只有進一步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勞動力，導致了農業耕作的進一步精細化和內卷化，農民為了生存而勞動，而非為了利潤而勞動。如下表所示，總的來說，人均耕地面積逐漸下降。雖然明末戰爭導致了人口大幅減少，但從清初開始，人口又快速增長，人均耕地面積快速下降。清代人口快速增長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相對和平的國內環境，一方面是因為攤丁入畝，永不加賦的財稅政策，取消了人頭稅，此外，馬鈴薯等作物的引入提供了重要的幫助。
表1.2 中國歷代人口與耕地
資料來源：趙岡，陳鐘毅，《中國土地制度史》：p116
其三，節約勞動力的農業技術在這種情況下逐漸被逆向淘汰，手工業作坊要支付市場工資，而家庭作坊和經營地主傾向于自我雇傭，勞動力成本要遠低于市場工資，因此，至明末清初開始，經營地主逐漸被自耕農和租賃農場等家庭農場所代替。[5]
第四，這種增長方式導致了中國農村的普遍貧困，這種全國性的赤貧[6]既為中國農民革命提供了合法性基礎和農村動員的可能，也留下了深刻的饑荒記憶和對土地分配不平等的批判依據。生存而非利潤，平均主義而非效率優先，成為很多學者思考中國農村（土地）問題的重要視角。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田園詩與狂想曲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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