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聚焦于轉型期的鄉村社會正在出現和亟待解決的特定選擇困境和社會現象——道德焦慮。以庫爾特·韋蘭制度變遷理論的制度供給作為理論基礎，通過對江蘇農村典型觀測點的實地調研，考察鄉村政治文化中的價值觀、政治參與和鄉情中呈現的道德焦慮問題。并以制度文化供給為路徑，對鄉風文明進行制度重構：一是改善制度環境以降低交易成本，二是增強政治參與以緩解信息不對稱，三是創建新鄉情以實現道德均衡。以此在新的社會群體中形成共有的情感認同、道德認同和制度認同，培育具有現代性內涵的鄉風文明。
關鍵詞：鄉風文明;道德焦慮;制度供給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九大報告描繪了一幅鄉村振興的壯觀圖景，并且指出，農業農村農民關系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鄉村的城鎮化正在經歷著從“熟人社會”到“半熟人社會”的時代巨變，在此過程中很容易出現逐漸弱化的主體感和歸屬感，擁有更多選擇機會的個體也需要更加內向化的道德力量來維持更好的生產生活秩序。鄉風文明建設的道德目標，需要在時代變遷的背景下被進一步再詮釋和再創造。
費孝通曾把傳統的鄉村結構看成是差序格局建構的關系網絡，梁漱溟把傳統鄉村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看成是遵循著“倫理本位”基本原則，隨著時代的變遷，鄉村政治中人與人的聯結方式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有許多學者對此從不同視角進行了考察。林耀華對村莊內部人們相互競爭與合作的案例研究，杜贊奇對村莊中個體人是如何進行集體行動和集體決策的研究，都涉及道德層面的村治倫理問題。伴隨著經濟體制的轉型和變遷，鄉村內部的人際倫理關系也在不斷發生演變。賀雪峰和吳毅通過對“新鄉土中國”的社會基礎考察，討論了華中鄉土派眼中的鄉村重建和道德建設主題。王銘銘曾經以社區史、信仰儀式和地方的“鄉政村治”為關鍵詞，探討了道德理性會怎樣影響村民的公私觀念。景軍以道德文化中的信仰問題為切入點，討論了村莊的信仰儀式產生的政治和社會影響。
關于鄉風文明的學術探索，學界普遍認為應該探尋新時代的鄉村精英定位和鄉村意義重現。“新鄉賢”的語匯一直以高頻率在政治文獻、新聞傳媒和學術活動中出現和傳播，并且在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倫理學、人類學等學科話語背景下得到不斷深入的思考與建構。比如厲以寧等認為鄉村振興中的城歸群體代表了新的人口紅利，是鄉村走向民主政治、農村實現經濟發展、農民走向致富之路的正確路徑。雖然鄉村精英在村莊中具有比較優勢（經濟資源或人際關系），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支配能力，對村莊的變化和發展具有較大影響，但是也存在與“本土派”水土不服、稀釋公共資源、階層政治排斥等現實困境。比如賀雪峰就認為當代村莊精英作為一種精英政治實踐，是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而金太軍等采用了體制內與體制外或治理與非治理精英兩分法，這些都意味著鄉風文明建設是基層精英政治的延續和表現。
上述研究或多或少地涉及村莊中的個體聯結方式，以及其中隱含及嵌入的道德元素，為本文討論村莊中的道德結構和村民的道德行為方式奠定了較好的研究基礎。本文試圖從一種新的道德問題和道德現象出發，從文化、結構和制度的角度探究其發生邏輯、演變趨勢和紆困之道。本文屬于質性經驗研究，材料來源于既有研究文獻和南京農業大學“江蘇新農村發展系列報告”課題組近年來對于鄉村治理的問卷調查研究。在豐富實證調研的基礎上，本文以庫爾特·韋蘭的制度變遷“文化供給”為理論路徑，從道德焦慮的呈現到成因的分析以及道德焦慮的破解三個維度展開對該問題的研究。
二、道德焦慮現象：從鄉土社會到現代社會的情感失衡
在城鎮化快速推進和勞動力迅捷流動的時代背景下，傳統的鄉村社會正在經歷著 “意義世界”和“價值基礎”的巨變。受到國家政策和市場經濟的雙重作用，這是一個新的“鄉土中國”，更是一個常在常新的現代社會，村民需要更多的、符合現代化發展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方式——也許應該多一些個體主義、普遍主義和協作精神，而少一些地方主義、熟人網絡和自利思想。現代社會的轉型，使得鄉村社會群體產生了一定程度的道德焦慮。所謂道德焦慮，本是倫理學概念，它不僅有著道德選擇的情感困惑，也包含一種因難以應對而造成的浮躁不安的心理狀態。根據弗洛伊德的研究，道德焦慮的本質是一種復雜的情緒構成，能夠升華和凈化原始本能，并且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人的行為取向和行動創構。在政治社會學學者庫爾特·韋蘭看來，道德焦慮意味著外在制度環境和內在道德秩序的失衡，它體現于人們心存對善的最高追求。韋蘭是一位新制度主義學者，他在研究制度變遷和政治文化的聯結方式時提出了重要的“文化供給”模型。道德焦慮雖然不是其理論中最核心的概念，卻是政治社會學中研究道德和制度關系繞不開的一個理論話語。當行為體開始對善進行追求，卻出現偽善或者惡的結果時遭遇的選擇困境，道德和制度的雙重約束力會給這一選擇困境帶來精神困擾。
（一）價值觀的“善行惡報”與“惡行善報”
在鄰里關系和村民與上級關系的鏈條中，往往會出現村民因為善行得不到善報而在選擇時出現困惑，部分村民甚至會出現 “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的“善行惡報”式心態。在觀察村委會選舉中，有學者曾經提出“惡人治村”這樣的“非道德式”發現。在人們的道德想象中，誰會選一個惡人來管理村莊呢？但是實際情況卻比預期復雜得多。在對江蘇沭陽S村村民的訪談調研中發現，過去的老支書是一個擁有20多年村務工作經驗的好人，深得村民信任。2009年后，他在南京、上海等地創業，村中事務一時群龍無首。后來選舉的村支書是一個性格強勢、能力強但私心很重的“惡人”，這樣道德品質不過關的人物怎么能夠成功當選? 但是恰恰一部分村民認為“好人”的性格不敢得罪村民，也不敢得罪上級，最終把握不住村子的發展機會。雖然新支書人品差了一點，也肯定會有經濟上的問題，但是他的能力不至于為村里賺不回他貪去的那點錢。這就形成了“惡人治村”下的一種道德焦慮。村民越是認為“道德無用”“仁慈無用”“官官相護”，就越是對村干部不滿，干群關系就越緊張，就越不愿意交納稅費。縣鄉就越依賴那些狠人、強人來當村干部，且越是要讓這些人得到好處。問卷調查顯示，問及“做生意賺錢是有本事，采取什么方式不重要”時表示“非常同意”“同意”的占57.5%，表示“比較同意”的占8.2%，表示“不同意”的占34.3%。以上兩端，就在村莊中形成了非常有趣的道德焦慮循環。
（二）政治參與的“角色黑箱”
道德焦慮涉及政治參與時也表現得十分突出，尤其是鄉村社會的發展經歷了結構性的變化，原本建立在農業生產方式之上的道德觀也由此改變。這一現象可以用生態學中的“黑箱”模型來解釋，所謂角色黑箱是根據政治行為的輸入—輸出關系而建立，反映了村民的政治行為和政治參與的一種籠統的直接因果關系。傳統鄉村社會是一種差序格局，每一位個體成員在他的角色黑箱外都不斷地深化社會關系，它以生活在鄉村結構中的熟人為群體基礎。在變遷中的鄉村社會，道德焦慮現象表現為角色黑箱中政治信號輸入和輸出的不均衡，即角色不可重疊性。這一特性突出體現為以下幾種指標的游移：人際關系、財富、對于政府權威的認識、家庭主義、革新精神、志向、世界觀與滿足感、移情能力。政治參與的角色黑箱可以從村干部和村民兩個維度進行觀察。
一方面，政治參與的道德焦慮表現為村干部的“好事難辦”的現象。在農民的稅費負擔取消以后，政府的服務型功能也得到了強化，干群關系應該更加融洽。然而，在對參加金湖縣M村村委會2016年換屆選舉的村民進行回訪時，卻發現一些不太和諧的雜音。在村子的低保名額分配上，有些不符合低保條件的人卻能“吃上低保”，因為他們是村干部的關系戶。村干部往往也會通過這樣的特權分配，獲得部分村民的支持以加強私人關系。類似為了提高農民基本生活保障而實行的低保政策，卻被某些村干部化作私用，這也是引發道德焦慮現象的重要表現。
另一方面，政治參與的道德焦慮表現為村民的政治態度、信仰、感情和習慣，在特定的心理結構和思維模式之中呈現出角色沖突，角色黑箱往往會輸出不和諧的結果：其一，政治輸入小于政治輸出。不少村民并沒有對政治選舉有多少的參與熱情，對于政治過程和政治活動的角色和價值也漠不關心，即使參與了村民選舉，政治反饋和體系信號也是消極的。而政治體系則在道德宣傳和三令五申中不斷發出信息，這樣的不對等狀態導致上面的指示根本得不到下級執行，只能自行其是和應付了事。問卷數據顯示，問及“你們村黨支部選舉工作總體上是否符合相關規定”，64.3%的受訪者表示“非常符合”“符合”“比較符合”，但表示“不符合”“不了解或不關心”的比例也近1/3。其二，政治輸入大于政治輸出。主要表現為部分農民的政治參與意識和權利意識逐漸萌發，但是廣大農民群眾對于道德宣傳的各種意見難以反映到政治體系當中。村民在政治權益受到損害也會有選擇性地進行回擊，能夠堅決反抗政治決策的不公正，村民的政治意識也更趨于自主，主體意識萌發，更加贊同那些道德品質較高、辦事公道、品行端正、有文化知識、敢為村民說話的村干部。問卷提到“當發現身邊基層干部不公正時會怎么做”，52.3%的村民回答“只要發現就挺身而出，維護人民利益”，27.4%的村民回答“想伸張正義又擔心后果”，20.3%的村民會選擇“在不涉及自身利益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當村干部的某些自利行為引發村莊社會的矛盾和怨氣時，村民很少會將這樣的問題歸結為領導的道德品質問題，而看作是“上面不作為”，導致基層組織合法性的削弱。
（三）鄉情中理想與現實的強烈對照
所謂的鄉情，是指對存在于一定區域群體之間的人際關系及其文化傳統、生活方式在情感上的互相認同，其基礎是群體關系的相對穩定性和群體生活道德的一致性。在全新的社會結構中，村民與熟悉的家園環境進行了短暫的告別，投身到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這主要包括兩種類型：一種是部分村民因生活、就業等原因遷徙到城市，成為城市新的外來務工人員；另一種是傳統鄉村由于城鎮化進程卷入經過規劃的，以行政和經濟力量推動的群體遷徙與聚集過程，從城市回歸鄉村的城歸一族。在波瀾壯闊的城鎮化浪潮中，流動群體中的村民很容易出現道德焦慮，這種道德焦慮就來自于理想與現實的反差。這種道德生活顯然存在著一種不同于往昔的焦慮，比如面臨新生活的人們會發現，現實社會沒有想象中那么美好，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往往會形成內心的焦慮。
這種理想和現實的落差不僅切實地存在，而且已經在人們的心理預設中成型。問卷提到“您認為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應該享有一樣的權利嗎”，64.9%的村民認為“農村居民應該和城市居民享有一樣的權利，但是現實生活中做不到”。甚至人們會發現，傳統的戶籍制度、經濟福利、社會公平和政治權力等資源分配不均雖然正在向積極的方向轉圜，但仍然無法滿足絕大多數“外來者”的愿望。同一個城市原住民和外來務工人員可能形成復雜的互動關系，這些關系可能呈現于農民工在城市發展的角色問題、農民如何看待城鎮戶口、對于外來務工者的生存狀態問題的關注和看法。這些生存狀態暴露出來的社會狀態，不僅是社會問題，也是道德問題，是一個良性的社會“應該怎樣”的應然問題。之所以在城市缺少歸屬感，或者對“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應該享有一樣的權利”心存疑惑，或者是覺得“在外打工依然很辛苦，沒有家的感覺”（問卷調查有62.7%的村民選擇此項），對于這些道德議題和道德困境的態度不是缺少關注，而是在遭遇心理挫折之后依然缺少踐行的勇氣。當心中空存有美好的理想，卻對現實的期望和夢想不切實際，這就可能加重內心的焦慮情緒，并且影響人們再次道德行為的選擇，造成個體的損失和社會資本的損失，甚至會直接影響到社會價值觀的構建和倫理秩序的穩定。
三、道德焦慮成因：道德與制度主體間互動的視角
道德焦慮會引起一系列價值觀、價值標準、政治意識和社會鄉情的不平衡，而身處其中的村民正是在一系列劇烈的社會變遷和變革中，經受著多重的道德困境。道德焦慮的成因多種多樣，但總體是“情勢性的”（situational）,受到社會環境、制度文化和內部資源的制約和影響。這一原因機制的解釋恰恰可以通過庫爾特·韋蘭的制度變遷理論中的“制度供給”概念來說明。
（一）外部制度環境和內部道德秩序之間的悖論
韋蘭認為，在外部制度環境和內部道德秩序發生不連續性時，道德主體將有可能突破規則和傳統，拒絕外在制度的約束，形成道德焦慮。在城市化和逆城市化交互作用的今天，眾多村民要么告別熟悉的家園環境，背井離鄉去城市尋夢；要么懷揣著尋找機遇的美好愿望，成為新一代返鄉農民工創造商機。他們面臨陌生的外部環境、快速流動的人群和變動不居的習俗規范，約束人的道德秩序和道德行為也在發生轉變，屬于外部因素的道德觀念和道德標準影響著個體，能夠形成一種新形勢下的道德觀和道德秩序。道德失去了制度環境的外在效力，也使得他律將以一種全新的面貌得以呈現。
行之有效的舊道德評價標準不斷遭受挑戰，不斷自我更新，而新的道德評價的標準更需要充足的制度準備和時間儲備。在這樣的轉型時期，價值評價標準和價值追求的起伏不定使人容易產生憂慮、疑懼甚至不安。尤其是在傳統鄉村向現代社區的切換之中，群體之間的流動性增強，街坊、鄰居、宗族等群體關系正在變得快速“空心化”，置身于其中的村民面臨著斷裂的時序和再造的鄉情。外部環境的時代變遷是誘發道德焦慮的重要因素，也是必然的結果、時代的產物。當人們追問“我們為什么需要道德”，也就是在質問曾經發揮約束能力的制度規范為何失去了效力，道德規范和道德義務的基本信仰為何遭到了破壞。
傳統中國鄉村的道德生活是寧靜而富有秩序性制約力量的，而變革中道德秩序則充斥著突破曾經羈絆的激動，也有面臨新生活和新秩序的不安和惶惑。傳統的農村經濟結構正在由小農經濟向市場經濟、區域經濟和全球經濟轉變，道德舞臺也因之而變得煥然一新。從傳統的熟人社會，到變動不息的陌生人群，人們面臨道德選擇的兩難：是將功利主義的利益標準作為行動準則，還是堅守過去習慣的道德準則和道德底線，這就出現了時代變遷背景下的選擇困境。
在以“美麗鄉村”為主題的調研中發現，村民對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之間辯證關系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復雜的過程，是一種從“生態友好”到“生態責任”的轉圜歷程。在對沭陽S村村民的訪談調查中，不少村民已經把生態保護看作是一種個體責任，而不僅僅是政府責任，這是在新的歷史變革時期應時而生的必然道德要求。在回答“建設美麗鄉村，您認為最重要的因素”的問卷調研時，38.2%的村民認為“需要政府的引導”，42.7%的村民認為“人人有責，從小事做起”，而19.1%的村民認為“需要輿論的監督和制度的保障”。可見，道德的自律功能顯然進一步被強化，而道德的主體也會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浮動和調整價值標準。
（二）經濟制度是影響道德秩序的功利性力量
韋蘭認為，根據報酬遞增概念，某一制度帶來的遞增報酬有可能有利于“帕累托最優”的分配結果，使得相關行動者受益。現代中國最大的變化是從農業中國變為了市場中國，以經濟和科技為基礎的市場元素正在重新建構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也使得人們對于幸福感、道德感的追求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背反。一方面，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現代文明高度發達、技術植入快速徹底，人們的選擇能力和選擇方式顯得多重而復雜，這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外擴化和多元化。另一方面，在社會思潮多樣化和信息社會大爆炸的同時，精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相對 “異樣”，人們在價值觀劇烈的波動和沖擊中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擔憂和疑惑，這也是物質和技術這把雙刃劍帶來的副產品。從長遠來看，這樣的精神困擾和精神不安會導致道德恐慌。
在傳統鄉村社會，穩定的人際網絡和稔熟的社會交往是道德得以發揮作用的重要倫理基礎和價值基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由簡單的善惡原則相指引，這是一種對傳統美德的維護和遵守，也是對較為穩定的習慣角色進行服從和認同。而在市場經濟的現代社會，以金錢和權力為媒介的強大體系開始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不斷地越過生活的邊界。生活領域由此不斷收縮，個人意愿和社會需要相互沖突，技術和道德相互脫節，最終引起生活世界相對于體系世界的強烈反抗。
在鄉村社會中，經濟的發展以及追求品質生活的價值觀，會重新塑造群體關系和人際交往，使得鄉村社會中的道德形象已經不僅僅包含鄉情內涵，還包含了經濟、市場的內涵。在問卷調研中發現，超過半數的村民認為“做生意賺錢是有本事，采取什么方式不重要”，73.6%的村民選擇了“人與人相處，誠實守信、寬以待人是起碼準則，這也是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選項，經濟優先、效率至上等觀念已經深入人心，這直接影響到村民人與人之間、家庭與家庭之間的經濟交往。市場經濟在鄉村社會的發展依然是不夠完善的，這就使得道德的自我發展受一定程度的制約和限制，不少村民對于市場經濟的理解也較為片面，簡單地用利益的最大化來進行定義，而對于它所需要的道德水平、道德境界和道德環境視而不見。正如亞當·斯密所表達的，充滿了開放境界和競爭要素的市場經濟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人們對于未來的擔憂和期許，充斥生活的不確定性和內心的焦慮不安都可能影響到道德培育的群體性基礎。
（三）道德認同的“知”和道德實踐的“行”之間的聯結失衡
道德認知是道德主體進行自我調適、自我歸正和自我學習的前提和基礎，也是道德主體承擔道德責任和履行道德義務的動力和保證。在傳統鄉村社會中，道德認知體現在村民對于村規民約等道德規范的理解和認識，是一種親情和鄉情的情感表現，也會影響到行為體的道德理性和道德判斷。在社會變遷的時代背景下，傳統的道德標準和舊有的心理情感，已經不能僅僅停留在善惡原則和情感趨同上了，而是需要建立在新群體格局中的人際關系和利益格局。比如，道德選擇涉及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判斷和選擇，常常會因為道德的背反和選擇的困境面臨兩難選擇。問卷調研中，對于鄰里之間有困難就要相互幫助，而不是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樣的問題，村民卻表現出了超乎尋常的冷漠，僅有27.8%的村民選擇了這一選項。當人們遭遇到“好心沒好報”的不幸結局而產生困惑時，也是一種道德主體在道德認知失衡時所出現的自然反應。
這種“知”，還在于群體關系發生變化時經常出現的情感失衡和情感斷裂。過去的鄉情紐帶和鄉情聯系還未結束，新的鄉情意識和鄉情認同還未形成，過去的文化、傳統和歷史不能夠進一步維護社會秩序，也就無法對道德主體形成認知上的指示，自然也無法對道德行為進行有力的約束和實際的制約。在變化迅速的時代，群體間關系復雜不定，各種類型的“知行不一”或“知而不行”會產生人們產生種種道德失衡，道德焦慮就是其中一種重要的結果。這種無序和失衡對于鄉村道德文化起著腐蝕、破壞的作用，也容易產生極大的隱患，使得當代鄉村社會的道德秩序面臨重建的必要性。
四、鄉風文明的制度建構
道德焦慮是一種選擇困境，在道德文化中對道德焦慮的化解需要引入一定的理論建構來實現道德的穩定性和“自我實施”。這建立在兩個前提之上：第一，制度公正。制度變遷的外在環境需要制度本身進行不斷自我更新，在此過程中各方利益需要達到平衡，集體行動的困境需要加以克服，權利和義務的公正需要被進一步強調。這也是制度的合法性得以成立，社會的公正性得以維護，以及一種制度是否能夠得到絕大多數人支持的重要基石。第二，制度效率。公平還是效率，這是道德制度化的一個典型難題。制度主義者們普遍希望將道德問題制度化、法律化，甚至借助制度和法律的規范實現公眾行為盡可能地符合道德，也就是建立一種他律。制度供給理論的表現形式主要包括：為個體的行為選擇提供了結構化和穩定化的路線圖功能；起著協調整合作用、消弭不同道德行為中分歧的粘合劑功能；內化為道德主體意識和行為的代理人功能。
（一）改善制度環境以降低交易成本
契約、準則和準協議等制度框架能夠有效地提供交易信息，并且降低遵守承諾的成本、增加違反承諾的行動成本，也就是新制度主義描繪的“制度降低交易成本” 。制度降低道德成本的過程，通過制度對個體道德選擇的偏好、行動和影響，塑造道德觀念和道德行為。作為路線圖，它不僅僅從外部規定了道德應為，還指明了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下，擁有道德品質的人們能夠把自己想象成道德如何。也就是說，它為特定社會化過程中的角色提供了內在化的行為規范和認知模板，使得道德行為能夠在制度環境的約束之下，進一步被教化和塑造。
一方面，在鄉村的道德文化場域中，道德必需的規則和制度得到了重視。制度形塑道德，體現為制度環境下道德角色的合理配置、道德空間透明寬松、群體溝通渠道暢通等等。在道德聯結的種種群體關系中，只有擁有共同的群體規范和社會規則，才能夠成為和諧的鄉村社會。另一方面，沒有以秩序為目標的道德教育和實踐，沒有規則和制度要求的道德，也是一種偽善。在“好人治村”和“惡人治村”的矛盾背反中，那些犧牲公德、缺乏決斷力的好人之所以沒有市場，就因為他偷換了善的概念，沒有看到現代社會中制度和秩序是最高的善。良性制度下的“善”，才能夠有效地降低人與人之間的交易成本，特別是“陌生人社會”“半熟人社會”中的善。傳統的道德紐帶——鄉情，能夠為制度環境下群體秩序的衛護，設置較為穩定的價值標準。比如，在對金湖縣M鎮街道辦的村民自治實踐調研中發現，如果鄰里之間因為利益糾紛而發生矛盾不快時，如果能夠建立一種第三方介入、建立在公平公正基礎之上的調解式機制，就能夠最大限度地裁斷善惡。雖然不一定能夠使每一個人都滿意，但卻被絕大多數人心悅誠服地接受。
（二）增強政治參與以緩解信息不對稱
信息不對稱還會造成政治市場的一個重要的信息缺失問題。比如典型的“劣幣驅逐良幣”，一個想要購買舊車的買主不得不提防買到次品。如果缺乏全面的信息，又缺乏合適的制度安排，相互有利的談判協議就難以達成。在村莊運作的政治實踐中，只有增強村民的政治參與意識，才能提高村民的道德自主意識，踐行道德行為，充分發揮人的主體性，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對于道德現象的缺失不能隨波逐流，人要充分發揮自我的主觀判斷和評判是非善惡標準。只有當村民更好地熟悉了民主機制和民主程序，積累了充分的民主政治實踐經驗，加強民主意識的熏陶和民主演練過程，才能更好地提高道德自主意識，判斷是非善惡，建立良好的社會倫理秩序。
道德焦慮的化解也需要進一步完善村民的民主意識和政治自覺，包括拓展制度化參與渠道、 充分地掌握信息、擁有更多的政治參與權和知情權。同時，在實地調研中還發現，進一步完善“村民理事會”等自治組織，能夠從制度建設方面充分保障村務公開和村民自治。搭建一個可以交流、處置、落實的工作平臺，確保村民話有地方說、理有地方講、困有人幫、惑有人解，能夠有力推動基層村民政治訴求和生活需求的解決，讓制度創新和信息公開成為道德文化的一個減壓器。
（三）創建新鄉情以實現道德均衡
在制度文化的分析框架中，道德元素可以看作是其中的一個變量。當道德受到制度的約束，并獲得制度安排帶來的好處，道德均衡就更加有利于實現。道德均衡包括在制度談判中，所有談判者的經濟力量和交換總體達成了一種和諧的安排，沒有一個行為者發現將資源用于再分配是有利可圖的。同樣地，實現情感與理性良性互動，充實著道德內涵的新鄉情有助于實現這樣一種均衡狀態。在鄉村社會中，群體的道德關系往往被凝練成一種親情和鄉情。當群體發生利益沖突時，便很容易產生道德焦慮，也就是道德資源分配的數量不均衡和質量不均衡。
新的道德公共物品，需要由道德文化構建的新鄉情進行制度改造。它是一種特殊層次的情感，是維系社會組織中人際關系的橋梁。缺少情感的維系，人只是社會組織中孤立的個體，不會存在什么信任、友愛、幫助，也就不會有道德世界中的善。新鄉情的培育可以使道德認知直接外化為道德行為，從而真正做到知行合一。道德情感被喚醒，并被進一步發展成為道德執著，道德其實就是人們內心自愿遵循的秩序。當這種秩序進行了自我更新，不僅可以消解道德焦慮產生的精神困擾，甚至有可能將這種消極的道德焦慮轉化為積極的道德情感，從而使道德情感在維系道德秩序和倫理功能方面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
五、結語
在當代鄉村社會，道德焦慮現象的出現給原本就居于轉型時期、變動不居的社會生態和政治文化帶來了危機。價值觀的起伏不定,尤其是共同的道德治理基礎難以建立起來；政治參與缺少公認的規范，需要更多的制度與法律支撐；鄉情中理想與現實的強烈落差，使得農民工和城歸在城鄉融合進程中缺少認同感和歸屬感。過歸納、整理和提煉道德文化中的價值觀、政治參與和鄉情命題，發現鄉村社區普遍存在的道德焦慮是新鄉風建設亟待解決的社會心態問題。這種道德焦慮表現在村民價值觀的嬗變、政治參與的供應不足，以及鄉情效能感的斷裂所帶來的情感、認知、信念中，是一種復合形式的情感失衡，需要在制度文化的基礎上進行重新設定。
根據韋蘭的制度供給理論，可以嘗試建立一個制度主義的研究架構，來規范道德選擇、培育主體意識、實現道德約束、培育鄉風文明，就需要對道德文化進行制度性分析。制度從硬約束入手，通過改善環境、降低訂立契約的交易成本、增強供給能力，有效結合自律與他律。它能夠改變道德的軟約束內核，充分培育個人的自覺意識，增強制度框架下道德約束的主動性和靈活性。道德焦慮發生在鄉村社會不斷遭遇現代性的新時代中，是因理想與現實、自律與他律、本我與超我之間的落差與張力而產生的一種選擇困惑，亟待在鄉風建設的框架之中得以緩解和完善。這就需要加強道德文化和制度文化的重構與重塑，在新的社會群體中形成共有的情感認同、道德認同和制度認同，并且通過進一步時序重建、道德解困和道德共同體建設，培育具有現代性內涵的鄉風文明。
作者簡介：姜姝，女，南京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博士，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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