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業與村莊的關系這一古老的問題已經成為一個現代社會“經常性的困惑”, 是必須要加以解釋的命題。隨著農業產業的衰敗與邊緣化、農業政策的工業偏好與城市偏好以及農業政治意識形態的日趨式微, 村莊“農業去中心化”似乎已經成為一種主流。與“去農業化”幾乎同時出現的則是農村經濟的“后農業式”發展, 包括村莊工業化發展、零售、服務業發展, 即農業的后生產性, 也包括鄉村空心化、邊緣化等村莊的衰敗趨勢。農業去中心化以及多樣化的村莊發展類型均說明傳統的農業與村莊關系正在發生巨變, 需進一步評估這種變遷對村莊轉型帶來的復雜影響以及可能出現的后果。
一直以來, 農業與村莊的關系似乎是一個不用過多說明的問題。因為農業一直是區分鄉村特性的重要指標, 是村莊最重要的景觀部分, 村莊的核心就是農業經濟的存在。也即, 對于農村來說, 農業是初始的、第一性的東西, 沒有農業也就沒有農村。1但是, 近二、三十年的發展經驗不斷提醒我們, 農業與村莊的關系并不是如此簡單明晰, 可以用一句話講清楚的問題。這個看似基本的問題, 在經驗上會遭遇這么幾個刺激:第一, 農業對部分村莊來說可以不是第一性的, 甚至是幾近消失的產業, 比如工業化村莊, 旅游型村莊, 都市里的村莊;第二, 農業并不一定與村莊重疊, 比如都市農業區, 市民農業;第三, 國家對待農業與農村態度的矛盾性, 即一方面從GDP角度出發, 國家重點發展的是非農產業, 或直接鼓勵農村走非農化道路;另一方面農業作為基礎產業, 在糧食安全、社會穩定等方面扮演著無比重要的角色。因而可以說, 農業與村莊的關系這個古老的問題已經成為一個現代社會“經常性的困惑”, 是必須要加以解釋的命題。
一、農業與村莊的關系
梳理來看, 從波蘭尼關于市場的“嵌入”與“脫嵌”, 以及市場、市場經濟、市場社會等概念入手, 結合大轉型的政治與經濟起源分析, 有助于我們更好的理解農業與村莊之間的復雜關系變遷。在十九世紀之前的前資本主義階段, 市場及其經濟只是社會系統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是“嵌入”在整體社會關系之中的, 波蘭尼甚至認為“直到中世紀結束之時, 市場都不曾在經濟體系中扮演過重要角色”。2不過自十九世紀以后, 隨著自由放任、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步建立, 長期穩定的社會結構也逐漸被打破了, 這一過程體現被波蘭尼形容為“脫嵌”的市場如脫韁的野馬, 開始脫離乃至凌駕于社會之上, 村莊當然也不例外。這一從“嵌入”到“脫嵌”的過程中, 關鍵在于市場與社會的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即當市場“嵌入”在社會之中時, 零星的市場盡管存在, 卻是從屬于社會的。然而隨著市場從社會中“脫嵌”, 社會的運轉反而受市場的支配, 社會也就演變成了“市場社會”, 并呈現混亂甚至解體的危險。市場由“嵌入”到“脫嵌”的過程, 也是市場、市場經濟、市場社會的演化過程。從波蘭尼的理論出發, 我們可以看到, 進入近代之后, 每一個村莊幾乎都被卷入了市場經濟的洪流中, 產生的直接后果那就是類似于市場與社會、農業與村莊的關系也經歷了互嵌、脫嵌的過程。
第一、農業是一種與眾不同的產業, 是一種特殊的經濟類型。3村莊是人類聚落發展中的一種低級形式, 人們主要以農業為主, 所以又稱為農村。可以說, 在很長的歷史時期, 農業與村莊的關系非常密切, 甚或常常有人把農村簡單看成是純粹經營農業的地方, 認為農村就等同于農業, 農村人就是從事農業勞動的農民。這個時期農業和村莊是互為嵌入的, 村莊的性質表現為生產性和生活性的重合, 即村莊就是農業生產, 因為只有村莊才可以為農業生產提供條件, 從自給自足到互惠互利都需要村莊作為保障;農業就是村莊, 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是重合的, 生活就是圍繞農業生產展開的, 村莊同時是生活性的, 是熟人社會關系中的, 村莊熟人社會關系為村民提供了進行生產生活的社會支持。因此, 在這種農業與村莊緊密相連的關系基礎上形成的共同體還表現在:農業盡管作為一種產業, 擔負著提供糧食的重任, 但該階段的農業生產主要并不是遵循市場經濟的效率、利潤原則, 而是以生存共同體的互惠、互助為核心。農業與村莊的互嵌或者說農業村莊則說明了, 農業作為一種經濟行為, 既以村莊作為一種地域基礎, 同時也把村莊生活編織進生產領域, 使得村莊的生產和生活行為交織在一起。
第二、農業商品化之后, 村莊與農業互嵌格局逐步解體, 具體表現在:農業生產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滿足外部龐大的市場需求, 其生產和銷售行為逐步脫離村莊。農業逐步市場化, 這意味著農業可以從村莊中“脫嵌”出來, 這一過程表現在農業產業化和專業化的市場發展, 導致一部分農村勞動力開始從農業中解放出來, 不必再與農業捆綁在一起, 而是可以自由地遷移到非農產業和城市中;農業市場化需要農業技術為支撐, 進行集約式發展, 這意味著在同樣的土地面積上, 農業產量是過去的幾倍、幾十倍, 這就導致大大降低了農產品的價格。于是, 我們可以發現, 一方面農業成為極小一部分為了糧食經營性生產而規模化的人所依賴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不少農村土地閑置、農業經濟活動的十分零散、甚至農業僅僅成為留守女性和老人就業的主戰場, 從而使得村莊成為一個“被遺棄的世界”。村莊不再是可以為農業生產提供便利的生產性單位, 也不再扮演著熟人社會的角色, 換句話說, 村莊不再是可以為居民提供生產生活的社會支持單位。村莊與農業互為需要的關系慢慢消解了, 農業成為工業生產中的一個部門, 從這意義上講, 村莊轉型的本質甚至可以簡化為村莊的“去農業化”。具體來說, 農業與村莊脫嵌式發展, 既呈現為農業淪為一種村莊人的日常生活的補充性生活方式, 比如城市型村莊, 這類村莊本身已經在城市規劃區, 村莊幾乎沒有耕地, 村莊人已經不是農業人, 基層政府實際上是把它當成城市來建設。不過這些逐步被納入市民序列的村莊人, 仍舊在小區里或者周邊種菜, 陽臺上養雞;再比如我國不少城郊村或超級村莊, 農業并沒有完全退出, 而是與工業經濟比重相比, 農業的比重很微弱, 但是農業在社區經濟中卻發揮著重要的平衡作用。4
第三、從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村莊變遷的經驗來看, 村莊轉型是從傳統農業社區向現代居住社區的轉變, 是一個社會內在多樣化的進步過程, 也是一個功能不斷分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 社會行動慢慢地從地域化情景中“提取”出來, 并跨越廣闊的時間-空間距離去重新組織社會關系, 這就是吉登斯所謂的“脫域化”發展。5也就是說, 隨著勞動力、土地以及農業產業的整體“城市取向”, 人們的農業生產行為、消費行為慢慢地與村莊分離開來。一方面, 農業生產行為與農業商業行為的分離。大多數人的農業生產行為主要在村莊實現, 但除了少部分維持生存的農產品生產之外。大部分商品化農業的銷售、消費行為均在村莊之外。另一方面, 即使是在村莊生活的人, 其消費行為也逐漸與村莊脫離開來, 這也是農業與村莊脫嵌的另一深刻內涵。
從國內國外的發展經驗來看, 農業與農村的分離是現代化進程中主流的、不可阻擋的趨勢。這些趨勢不僅在發達國家鄉村變遷中展現得淋漓盡致, 而且近二十年類似中國的發展中國家農村也開始加入這一行列。這種變遷導致了一系列的“現代追問”:農業是否是農村?農村什么時候是農村?6村莊在什么意義上是農村?
根據上述討論, 我們把與現代化同步發生的主流趨勢概括為村莊的“去農業化”。進一步分析的話, “去農業化”進程還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農業的“去中心化”發展, 包括農業產業的邊緣化, 包括農業就業比例, 農業整體收入, 農業對家庭經濟的貢獻比例都在下降;農業政策的工業偏好與城市偏好;農業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趨減。另一類就是農村經濟的“后農業式”發展, 包括村莊工業化發展、零售、服務業發展, 即農業的后生產性功能逐步凸顯。村莊的替代性發展模式往往被概括為鄉村工業化、鄉村城市化、鄉村商品化等。
二、村莊“農業去中心化”的發生機制
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中, 生成了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 進一步說, 在工業化時代以后, 農業總是處于市場經濟的邊緣。7這不僅表現在整個經濟系統中, 農業所占份額的大幅度減少, 更為重要的是, 傳統的農業與農村關系經歷了一場復雜的巨變, 如今的“農村”不再等同于“農業”。或者更干脆的說, 農業在農村的中心地位已經改變了, 農業在農村經濟社會結構中已經逐漸“去中心化”。概括起來看, 支撐起村莊的“農業去中心化”發展的機制主要有:農業產業的衰敗與邊緣化、農業政策的工業偏好與城市偏好以及農業政治意識形態的日趨式微。
(一) 農業產業的衰敗與邊緣化
資本主義農業變遷的主要表現就是農業產業轉型, 主要是指從傳統農業到現代農業的轉變。現代農業的追求是用工業化方式、新技術來改變傳統農業生產投入大、周期長、自然風險大等弊端, 發展高效、集約型的農業產業。農業的工業化趨勢, 即農業產品不再受到自然條件的約束, 甚至可以脫離自然條件, 成為工業化的產品。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主要內容是勞動生產率和單位工作日收入的改進, 8這使得極少的農業人口得以養活全體人口, 這也使農業擺脫了僅夠維持生存線的生產地位。這些變化長期被視為“鄉村發展”的核心。9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步伐也在不斷加速中, 盡管農業革命的動力、方式與進程與發達國家的不同, 10但這場農業革命對農村轉型產生了復雜的影響, 一方面, 實現了糧食增產增收, 但另一方面卻直接導致了農業日益危險化。從全球范圍來看, 農業現代化進程中普遍存在一個趨勢, 即隨著農業生產效率和農產品產量的提高, 農業非但沒有出現興盛的局面, 相反, 各國現代化進程無不展示農業產業日趨衰敗的景象。這種衰敗表現在農業三大要素資源的持續流失以及由此導致更深層次的農業經濟結構變化, 如農業老齡化和女性化。
第一、農業衰敗的直觀呈現就是農業就業人口、農村土地、資本這三大要素持續不斷的流失。總體來看, 農業現代化、規模化及其集約化發展, 直接導致農業就業人口比例的下降。當然, 這不僅包括農業直接就業人口的減少, 而且間接的就業, 包括與農業有關的零售、服務, 農業輔助產業。而且, 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并非單一的勞動力從農村流出, 而是包括農村土地、資本在內的農業生產三要素都流出, 并進而導致農業的衰敗。這也就意味著, 留在農村繼續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難以從農業生產中獲取更多的收益。11由于農業整體收入不斷下降, 以農業為基礎的鄉村發生了巨大了改變, 產生了沒有農業的村莊、一個農場企業就是一個村莊、農業消費型發展等各種復雜的情況。
不僅如此, 從微觀來看, 農業對家庭經濟的貢獻比例都在下降。越來越多的經驗說明, 農村家庭經濟收入構成中農業比例的下降, 而來自其他產業的比例則逐步上升, 例如國內外相當多研究注意到家庭外出人口匯款行為及其對農村經濟的影響;12農業家庭在農業花費上日益降低, 比如農民在化肥、農藥和農業機械上的花費在家庭支出中的份額日益減少;我國出現的更為復雜的情況則是, 留在農業或者保持農業生產的農民多數不再是為了農業利潤, 而是為了避免城市工作的不穩定而做出的退路性選擇, 因此普遍的對農業生產不用心。例如那些城市打工機會較多的農村, 基本上是根據城市打工的機會成本來做出農業的生產抉擇:譬如, 因玉米勞動投入較低而選擇耕種玉米, 憑此達到接近于進城打工的每勞動日的收入, 而放棄其他的經營可能。在這種種植模式之下, 農業只不過是一種輔助性的活動, 等于是打工的副業, 自然不會很用心耕種, 更不會積極創新經營。13而且, 這種情況是當前的“半工半耕”制度下相當普遍的現象。
第二, 農業就業人口的邊緣化, 集中體現為農業的老齡化、女性化等發展形態。本世紀初以來, 我國農業人口大量流出, 向城鎮集聚逐漸產生了一些副產品, 即老人農業14與女性農業。2011年中國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司長張紅宇在重慶舉行的“中國農村經濟論壇”上談到, 目前中國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平均年齡在50歲以上, 其中上海等經濟發達地區務農農民年齡已接近60歲, “老人農業”現象已成為困擾中國農業發展的現實難題。152012中國農村經濟論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20多個城市的一項調查顯示, “80后”、“90后”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產的比例高達85%, 外出務工農民工愿意回農村定居的僅占8.9%。由此來看, 所謂“老人農業”, 指農業勞動力以老人為主, 因為大量青壯年農民進城務工經商, 土地大多由他們年老的父母耕種。16對此, 一部分人認為當前普遍存在的“老人種田”的合理性在于, 老人種田維持了低廉的糧食價格、低廉的養老成本, 以及低廉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 在微觀層面上維持了低成本與較高質量的農村家庭生活, 在宏觀層面上支撐起中國制造業優勢。17但大部分人都悲觀地認為這種狀況很難推動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并進而影響到整個宏觀經濟發展。
農村勞動力非農轉移的另一個結構性特點是, 男性率先從農業中流動出去, 大量女性滯留在農村。女性成為事實上農村常住人口的多數, 主要在家從事農業生產, 催生了一種新現象, 即農業女性化。182006年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顯示, 農村農戶中農業從業人員總數為34246.4萬人, 其中女性高達18205.1萬人, 比例為53.16%。全國31個省 (市、區) 中, 女性農業從業人員數量超過男性的有24個, 占總數77.4%。19農業女性化的原因被認為是農業比較效益低, 土地、戶籍制度結構的約束和限制20等諸多因素導致的。而且, 這種現象是對農業常態分布的過分偏離, 會對農業技術的推廣和應用、農村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造成潛在問題。
這兩類情況則說明農村家庭城市打工經濟的興起在微觀層面上改變了農業在家庭經濟中的位置, 并影響到農業發展本身。而這是否真的如黃宗智所認為的, 說明中國家庭作為一個基本經濟單位的強韌生命力, 以及其所包含的、不同于資本主義經濟的邏輯, 廉價的婦女化和老齡化農業生產, 要比雇工經營的資本主義規模化農場更具有市場競爭力?21
(二) 農業政策的工業偏好與城市偏好
可以說, 任何一國農業的盛衰, 都可以在有關政策安排中找到根本性原因。22普遍觀點也都認為中國農村改革主要是由政府推動的, 甚或可以說, 在農村經濟變遷中, 市場絕不是單獨起作用, 在很多時候, 政府仍然在經濟活動中起主導作用。23因此, 農業政策本質上體現著國家對待農業、農村的態度, 比如五十年代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 (CAP) 在農業工業化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但在追求農業效率的同時出現了多功能農業的追求, 24這意味著農業至少可以成為回歸到區域經濟的食品供應鏈中。20世紀80年代面對國際農場危機, 歐盟和美國繼續對農業實行較高的保護, 而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則選擇讓農民直接暴露在全球市場威力中。25總體來看, 8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直接干預經濟活動大幅度減少, 實現了向經濟調控、規制者角色的轉換。而近十年來我國農業政策總體上偏向資本主義式企業 (龍頭企業) , 但同時也透出相當實在的社會公正傾向。26但是, 由于我國農業政策的擇定扭曲, 必然產生持續性的偏差問題。27
第一、工業化模式下農業的角色和功能。傳統時期, 農業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而進入現代之后, 農業在國家中的角色和地位則表現得非常復雜。一方面, 農業作為一個傳統產業, 其對經濟發展、人們就業以及福利供給方面的貢獻日益下降;另一方面, 農業作為一個基礎產業, 其在人類生存、生態保護、社會安全以及政治穩定方面的作用卻不可忽視。作為農業大國的社會主義國家, 除了強調農業所發揮的提供資源等傳統的功能之外, 尤為重視農業所發揮的安置就業、穩定社會的政治功能。這一點在很多國家的農業規制中均可發現, 比如日本20世紀70年代以后盡管大米供給已經過剩, 但迫于農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 糧食管理制度成為了出于政治需要而維持高米價的機制。28從我國現有農業政策來看, 則是集中體現了國家干預特征, 它強調對農業支持和保護力度提高的重要性, 重視利用國家資源建設現代農業, 采用宏觀調控政策實現農業生產的協調和農場品市場的穩定。與此同時, 在農民增收政策中, 政府則強調市場就業、非農收入比重和水平提高對于農民增收的重要性。29也就是說, 在適當允許市場力量進入農業生產過程以外, 目前國家干預仍然是我國農業政策的主要特征, 而在農民收入增加這塊, 則強調市場機制的重要性。這種情況說明, 在現代市場經濟環境下政府主導調控農業產業發展是因為農業作為一種基礎產業, 經濟效率與政治安全同等重要。
盡管從各種說法上看, 對農業重要性的強調已經到了言盡其辭, 無以復加的程度, 但基于農產品的供求狀況容易受自然力的影響, 農產品特別是主要農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很小以及需求收入彈性小等諸多產業自身因素, 當然更為重要的是我國20世紀80年代改革以后的一系列政策安排, 通常表現為“剪刀差”政策, 即政府通過扭曲生產要素價格和產品價格, 創造一種不利于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政策環境, 獲取農業剩余以補貼工業化, 30長期使農業處于持續被擠榨的處境中。與工業化過程中的結構轉換和農業自我發展的要求明顯不足疊加在一起, 使得我國成為世界上剝奪農業最嚴重的國家之一。31
第二、城市中心主義下的邊緣化農村 (農業) 發展策略。西方經濟理念對城市偏好政策的形成原因主要有兩種范式:第一是從國家實行工業化戰略的目標和途徑出發來解釋, 第二認為農業之所以在發展過程中受到歧視, 是因為城市階層在政治上具有過大的影響力。32工業化發展改變了城鄉之間平衡的關系狀態, 一方面, 城鄉二元異質性逐漸明顯, 二元結構固化成型;另一方面農村 (農業) 逐漸淪為城市經濟、社會、政治的附屬品抑或邊緣地帶。而且, 在相對固化的二元結構下城鄉居民對政策安排的約束權數或影響力相差懸殊, 市民作為已經從特定的政策安排中獲益的集團, 必然會以其政治資源的控制力和較強的行動能力千方百計抑制政府矯正農村政策偏差的沖動, 從而使得相關政策的調控繼續保持在以城市為中心的規則框架內, 構不成實質性的變革。在這種城市經濟、社會中心主義政策作用下, 農村的邊緣化發展是一種必然的結果, 而事實上的農業政策目標就成為了保護非農階層和非農集團的利益。33
(三) 農業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趨減
一直以來, 意識形態在鄉村社會地理學的研究中沒有被認真地對待。34意識形態是指一種觀念體系, 通常是社會特權群體發展出來并保持的。35意識形態的物質基礎以及它的變動性, 導致在資本主義中社會關系的再生, 導致空間和社會結構意義上的不平等。農業經濟發展對意識形態會發生重要的影響, 比如小農自然經濟時期, 對土地、農業的依賴會形成意識形態上的保守、封閉及其自私等;對家庭、家族的依賴導致一個“傳統指導型”社會;對男性家長的依賴, 會形成社會人群的依附心理;在特殊的人民公社時期, 農業生產同時也是一種意識形態活動。36
通常, 農業意識形態的變遷主要表現在:對農業職業的認同感、農村精英的衡量標準、農民在公共事務決策中的話語權等。37自現代以來, 我國大眾傳媒在農民、農村形象塑造上, 一直處于落后、蒙昧, 需要被啟蒙的對象;在價值取向上, 鄉村話語作為現代文明的對立面而出現。由于農民與農村的“他者化”、“失語”, 鄉村話語始終無法在社會中正確地建立起來并播灑其意義, 更別說在整個社會話語系統中占有優勢。38改革開放之后, 市場社會主要從金錢、消費的角度來看待農業職業, 也就是說如果農業不賺錢或者賺得很少, 那么這個產業就不是社會主流的選擇;同樣的, 如何衡量農村社會的精英, 也以非農業的工商業收入為主要指標體系, “老板”、“生意人”是農村精英的同義詞;現代化話語分析在解釋社會生活構建中以及對意識形態分析來說, 都很重要。在農村政策和村莊公共事務決策中, 擁有話語權的人絕非地道的農民, 而是一些擁有政治資源、經濟資源較多的“準農民”或者干脆直接就是“非農民”。在這個意義上, 村莊儼然成為一個被市場控制、駕馭的社會, 面臨著解體崩潰的危險。
三、“后農業”村莊的發展趨勢
和Murdoch一樣, 本文強調農村變遷研究的網絡維度, 即從縱向、橫向交織的網絡式維度來思考農村經濟、社會變遷問題。39這要求:一方面, 把農村放置在全球-地方的關系上, 綜合地來把握其變遷的趨勢。我們會發現糧食價格體系的全球波動, 大量農產品的出口與部分農產品的進口同時存在, 農業新技術的推廣、應用和傳統農業方式復興等復雜的問題。另一方面, 把農村放置在國家-社會關系上, 把握農村變遷中的國家規制、社會自我運動力量的作用機制, 可以發現農村發展的多樣化路徑選擇。更重要的是, 這些不同類型的村莊發展彼此之間還有某些關聯, 具有內在鏈接性。
整理英文文獻時浮現的一個明顯現象便是, 國外鄉村性的討論有多個版本, 包括農業的、工業化經濟發展的、社會剝奪者的保護、荒野保護區。這些表述意味著不同的社會關系模式移植在鄉村的使用上, 比如葛蘭西解釋了二十世紀法西斯的意大利, 是如何把國家主義和鄉村主義用于政治學的修辭;Howkins發現了英國鄉村田園詩的政治性重新發現;Weiner討論了英國和美國的鄉村田園詩文化和經濟意義, 是作為與工業化進程相反的進程而被動員的。40可以說, 經濟體制變遷對每個群體的影響是不一樣的, 差異也是必然的。本研究強調農村“去農業化”變遷趨勢帶來的社會結構性變化, 而零零碎碎的討論將被概括為村莊的“后農業”發展。與“去農業化”幾乎同時出現的則是農村經濟的“后農業式”發展, 包括村莊工業化發展、零售、服務業發展, 即農業的后生產性。對諸如此類的替代性鄉村發展模式, 已有研究往往簡單地概括為鄉村工業化、鄉村城市化、鄉村商品化, 同時也包括鄉村空心化、鄉村邊緣化等等說辭。
(一) “后農業”村莊的內涵
“后農業”發展是一個較為籠統的概念, 主要表示農業與村莊分離之后的一種過渡狀態, 其表現形式是多樣化的鄉村發展路徑。這種說法隱含地強調一種趨勢, 那就是農村經濟、社會景觀中農業的衰退, 取而代之出現的則是農村工業化, 零售、服務業發展甚或商品化等不同于傳統農業景觀的發展趨勢。
20世紀90年代之后, 發達國家鄉村研究的生產主義-后生產主義研究范式主要從農業的生產-后生產概念中引申出來。所謂農業的“后生產”, Evans等人在整理相關研究基礎上認為“后生產”有五個主要特征:從重視農產品的數量到重視農產品的質量;農業多樣性的增加與非農就業的增加;通過對農業環境的關注降低單位投入并提高農業可持續性耕作;農業生產形式的多樣化;政府支持下的環境規制與重構。41Wilson等人總結出農業后生產階段的六個指標, 即從注重農業政策調整到重視鄉村發展;重視有機農業技術;反都市中產階級價值觀與環境態度的興起;環境非政府組織得以參與決策的制定;從事多元經營;由農業生產轉為對地方的消費 (把農業活動看作生活消費方式) 。42Ilbery等認為后生產主義的特征為降低土地利用強度、分散化農地利用及農業的多樣化。43而Halfacree推論后現代鄉村的到來, 把鄉村變成了一個符號, 而且符號鄉村要先于作為一個物質空間的鄉村。Murdoch和Pratt把這些稱之為“后農村的”, 他們的方式主要關注鄉村的學術話語如何采用明顯的現代方式, 這樣他們把鄉村從其余的部分分離開來, 通過這樣的話語表達中的權力, 如何參與鄉村的非自反性的構建。他們認為如果這種忽視他者的話語被認為是“令人滿意的結構, 那么后現代的社會學就必須產生”。這種方式會把注意力限定在權力上, 即特定的行動者把他們的鄉村性強加在其他人上。像Halfacree一樣, 他們也把鄉村看成是從屬于鄉村的社會產品的一個物質的空間, 即使指出在培養“城市”或者其他地方中, “鄉村”還有不同的方式。
比較來看, 我們所提的“后農業”村莊概念內涵要大大超出“后生產”農業概念, 強調的是村莊經濟“去農業”變遷帶來的一系列后果, 從類型上講一定是多樣的, 包括歐洲所謂的現代生活壓力下的農村, 衰退的農村、邊緣化的農村, 或者我國更為直接的工業村莊、城郊村、空心村、旅游型村莊類型等。
(二) 典型類型
國內外對村莊類型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比較流行, 如已有的實體鄉村和建構鄉村以及用“分化的村莊”參數來定義、發展出來的某些理想的典型類型, 如家長制村莊、競爭性村莊、保護性村莊和代理人村莊。歐洲的鄉村地區主要有三種類型:現代生活壓力下的農村地區, 主要指離城市中心比較近、人口密度比較高, 經濟環境比較好, 特別是農村經濟的多樣化突出。這些地方的農業比較現代、集約。受到“現代回到自然運動”的影響比較大, 土地往往用于第一或者第二居住地, 用作旅游或者休閑活動;衰退的農村, 這類型的村莊農業活動相對比較多, 且往往有自然和結構的缺陷。人口持續地從農村到城市轉移, 未充分就業, 家庭收入低和公共私人服務的持續衰落。邊緣性的農村地區, 主要表現為村莊去人口化和經濟脆弱性, 經濟多樣化非常有限, 基礎設施發展缺乏, 建造昂貴。44對比來看, 國內對村莊類型的討論集中以一些指標體系來做劃分, 比如以非農化的方式與水平可以把中國村莊分成城村、鎮村、工業村和農業村。45以地方 (place) 作為界定村莊的主要類型時, 可以發現村莊既可能是一個傳統的地方, 也可以是一個行政的地方, 一個集體的地方。46以村莊行動者為依據, 村莊可分成宗族型、戶族型、小親族型和個體家庭型。47
我們無意建構一種新的村莊類型學, 而是強調農村經濟變遷帶來農村社會的復雜化, 特別是市場化侵入之后, 村莊已經無力解決其公共物品的供給問題, 包括基礎設施、文化教育、社會保障、社會秩序與安全等。這說明農業與村莊日益脫嵌, 必然推動村莊變遷與轉型。而這反過來突出了村莊共同體在市場入侵之后, 是無能為力還是主動回應, 對此我們在最后部分的討論中會涉及。這場正向的市場化運動中, 因農業與村莊剝離性發展導致的, 可以觀察到的發展類型有:部分村莊現代化程度頗高, 如蘇南模式、溫州模式, 走向了鄉村工業化的道路;部分村莊則由于農業人口、資金的外流, 日益成為空心村;部分村莊則通過農業商品化, 發展村莊休閑產業, 成為旅游型村莊。
首先, 工業化村莊或者說非農社會經濟區的特點是村莊內農業幾近消失, 經濟來源完全以工業收入為主, 而且這類村莊往往被賦予很強的社會主義特色, 具有強大的集體經濟。對于工業扎根村莊并且成長為一種新的非農社會經濟結構的研究, 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折曉葉、陳嬰嬰的《社區的實踐-“超級村莊”的發展歷程》。作者把在村莊發展起來的工業以及非農經濟概括為一種“社區經濟”。這種特殊的經濟類型說明:第一, 非農經濟在村莊的成長, 需要有深厚的鄉土社會基礎, 也就是說這種經濟類型不是一種純粹的經濟現象。第二, 社區經濟具有相對的獨立性, 有自己內部的經濟調節機制, 具有農村居民自治的性質并仍以村社區為其基本的利益邊界。48該類型的“后農業村莊”充分說明了:第一, 明確了現代化進程中村社區的未來前景遠沒有人們曾經設想的那么暗淡, 或者說至少承認現代化進程中農村是有存在的意義, 是有未來的。第二, “超級村莊”研究顯示的是中國農村發展的某些傾向, 提醒我們注意一些問題, 比如鄉土社會內源性發展的可能性及其意義、“能人”的作用問題、鄉村重建社區共同體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多種所有制下解決問題的趨同性、社區實踐中的合作問題、新的地方中心-非行政性鎮的可能性以及“有增長無發展”的難題。
其次, 消費型村莊是因農業景觀的保護, 進一步商品化而產生的一種村莊類型。在后生產鄉村中, 大多數資本積累都是通過鄉村地區的商品化來實現的, 也就是鄉村環境的開發是為了滿足或者創造當前的需求或者消費。49有意思的是, 商品化同樣也可用于鄉村邊緣性的開發, 即因為遠離城市的邊緣性自然風景、人文景觀而使得鄉村成為一種可以買賣的商品, 比如歐洲大量的鄉村因為他們的邊緣地位而成為有吸引力的地區, 這意味著與此相關的邊緣性行為可以在這些鄉村經歷中集中體現。有意思的是這些地區因為早期的沒有城市化 (偏遠的位置、高海拔和沒有耕地) , 現在反而可以轉變成資產。這種村莊發展的類型偏離了經典經濟學們對農村現代化的想象力, 創造性地把村莊的“傳統”、“落后”、“農業”等轉變為村莊消費轉型的賣點, 從而來推動村莊實現自我價值、自我發展。
再次, 空心村特指我國城市化進程出現的一種非常獨特的村莊類型。對此, 從土地利用的情況看, 空心村就是村莊面積盲目擴大, 新住宅多向村外發展, 村莊內部出現了大面積的空閑宅基地的一種特殊結構布局的村莊。當然, 主要歸結于國家宏觀調控的土地利用規劃與地方經濟發展出現的“剪刀差”, 從而導致的一種特殊的土地利用狀況。 (50) 50這種村莊形態也是農村現代化的過程中, 由于農業經濟和就業結構的轉變, 從而造成的村莊內部建設用地閑置, 是一種異化的聚落空間形態。51簡言之, 農村空心化是指城鄉轉型發展進程中農村人口非農化引起“人走屋空”, 以及宅基地普遍“建新不拆舊”, 新建住宅向外圍擴展, 導致村莊用地規模擴大、原宅基地閑置廢棄加劇的一種不良演化過程。52村莊空心化, 一方面說明宏觀工業經濟發展和城市化對農村勞動力要素的抽取, 導致村莊內部人力資源的流失, 另一方面, 圍繞傳統農業生產聚集起來的村莊功能逐步喪失, 農業不再發揮凝集村莊人口的功能。從這個意義上講, 村莊空心化的關鍵在于“失農業”之后, 村莊的居住功能日益凋零, 外部的尤其是政府的村莊發展規劃、公共服務供給等缺失, 加之村莊內部的尤其是傳統的社區成員凝集機制的丟失。
當然, 不少研究者強調季節性村莊 (即農民主要從事非農工作, 但季節性的回到農村從事短期性的農業勞動) 以及準通勤村莊 (即農民主要在中心鎮或者小城市工作, 仍居住村莊, 每天乘車往返于家庭與工作單位之間) 等諸多復雜的村莊類型也均被納入“后農業村莊”的類型。不過, 限于篇幅和能力, 筆者在此就不展開論述。
農業“去中心化”以及多樣化的村莊發展類型的出現均說明傳統的農業與村莊關系正在發生巨變, 或者說農業與村莊的關系問題已經慢慢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困惑”。當然, 我們的工作不能停留在對“后農業”趨勢以及典型類型的描述層面, 而是需進一步評估這種看似不可阻擋的洪流對村莊轉型帶來的復雜影響以及可能出現的后果。
基金： 王萍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農業轉型與鄉村振興的耦合機制研究》 (編號:18BSH042) 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浙江社會科學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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