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革命”與“建設”是共生共存于整個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之中的命題在各種思想和社會改造方案競相爭鋒的態勢中，鄉村建設思想自成體系，也影響深遠。鄉村建設思想的主導方向在于整體的社會建設。正是基于對近代以來尤其是民國以來現代化建設路徑選擇教訓的總結，鄉村建設思想家們才重新規劃現代化建設的路向，以鄉村建設為其“固本之方”。如果放眼于歷史演變的整體進程，而不拘泥于時勢的優劣強弱之運轉，則不難發現，在20 世紀以來的社會變遷和思想演變進程中，鄉村建設思想預示并體現著兩大歷史性轉折。它的思想走向一定程度上詮釋了近代中國社會歷史和思想歷史轉向的意義和價值。
關鍵詞：鄉村建設思想 革命 建設 毛澤東 梁漱溟
20 世紀30年代前后，鄉村建設的各種思想、主張風起云涌，匯聚為社會性思潮，并從社會實踐層面上相互促動、共同推助成蔚為聲勢頗壯的社會運動。據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的調查，“全國已有六百多個團體從事農村工作，有一千多處從事實驗。”[①]而全國的鄉村建設團體也已“有了一千零五個。”[②]“建設鄉村，是全國上下的呼聲。所以鄉建運動，是一個應運而生的社會運動。”[③]鄉建運動可以遠溯“自清末之村治運動”，[④]甚至也可以從傳統鄉約或鄉村自治規約中尋繹出某種關聯，但其之所以在30年代之際超越個人主觀訴求，并引動著眾多團體和人們“各從不同動機，不期而然地集于鄉村運動一途”，[⑤]顯然有著更深層面的社會歷史演進機緣或必然性的時代訴求。其中更值得我們去探蹟索隱的，正是所謂“而著力于‘合于社會事實’的‘共同旨趣’的呈現”的歷史因緣。
1、引論：延安論辯的思想意義
還在抗日戰爭的艱難歲月里，在黃土高原的延安窯洞里就發生過一場關乎中國歷史、現實與未來的思想論爭。1938年1月，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到延安進行訪問的梁漱溟，在延安窯洞與中共軍委主席毛澤東進行會見。[⑥]在民族危難空前嚴峻的情勢下，憂心忡忡的梁漱溟向毛澤東提出了“中國的前途將如何?中華民族會滅亡嗎?”的問題。毛詳盡地分析了國內外大勢，敵、我、友三方情勢及其變化態勢，得出了中國必勝日本必敗的結論。顯然，毛澤東的這番宏論即是完卷不久的《論持久戰》的要點和大意。梁立時感到：“他說得頭頭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⑦]但第二次一個通宵的談話主題卻是“中國問題，亦即是如何建設一個新的中國問題。”對戰后新中國的道路選擇和前途問題上梁卻自有成見，與毛的主張、立場分歧顯然。毛澤東坦率地說，拜讀了你的大作《鄉村建設理論》，“你的著作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分析有獨到的見解……但你的主張總的說是走改良主義的路，不是革命的路。”但是，“改良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社會需要徹底的革命。”[⑧]中共還是要搞階級斗爭，通過革命來挽救中國。梁漱溟爭辯道: 中國社會階級分化對立不強烈、不固定，“根本分不出階級(只有家族觀念，而無階級觀念)，”[⑨]“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⑩]立足于階級斗爭的革命，不適合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國未來選擇當立足于建設。毛澤東十分耐心地聽完梁漱溟的長篇大論，然后心平氣和地說：“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有自己的倫理道德，梁先生強調這些也并沒有錯。但中國社會卻同樣有著與西方社會共同的一面，即階級的對立、矛盾和斗爭，這是決定社會前進最本質的東西。我以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國社會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決定著現代社會性質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梁漱溟卻不以為然，認為毛澤東“太看重了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雙方都不斷地、反復地申述自己的觀點，堅持著自己的立場，“兩人相持不下，誰也沒有說服誰”。[?]
一個是中共政黨領袖和政治家，一個是鄉建運動領袖和思想家，基于不同立場、利益取向和學術認識的這場論辯，原本就不存在獲得思想統一或認同的主觀訴求，也沒有任何強制服從的政治需求，更多地體現著一種平等的思想交流和面向未來的政治溝通態勢。48年后的1986年秋天，已經93歲高齡的梁漱溟在回顧這次爭論時，還心緒激動地說：現在回想起那場爭論，使我終生難忘的是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風貌和氣度。他既不動氣，也不強辯，說話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促膝交談。我還記得他最后說，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們今天的爭論可不必先作結論，姑且存留，聽下回分解吧。[?]
毛澤東與梁漱溟會見的話題和思想論辯顯然十分廣泛，但關于階級斗爭的革命問題無疑是雙方論爭的膠著點。梁漱溟“早年就讀過一些經典著作”，但他“并不信奉共產主義學說，尤其是關于在中國社會里，僅持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學說，解決各種問題”的理論“一直不敢茍同。”[?]當時兩人的思想論辯未見分曉，但客觀的歷史行程卻昭然可見。十余年后，面對中共在戰火中最終贏得政權并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這一事實，梁漱溟在1951年的《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一文。在這前后，他又在《何以我終于落歸改良主義?》等文中坦露心跡：“若干年來我堅決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現在我眼前。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個全國統一穩定的政權竟從階級斗爭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我曾經估計它一定要陷于亂斗混戰而沒有結果的，居然有了結果，而且結果顯赫，分明不虛。”有人認為，梁漱溟的檢討和反省雖然沒有說清楚自己思想轉變的來龍去脈，但卻在事實面前，承認了對于中國前途的問題，毛澤東的路子對，而自己是錯的。[?]梁漱溟特別強調說：“此次到西南參加土地改革，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遠角落的農民身上牢牢建筑起來； 每個農民便是一塊基石。若問似這般鬼斧神工從何而致? 還不是說破唇皮的四個大字：階級斗爭! ”[?]
社會歷史演進的軌跡與社會思想揭示的方向，往往不會是完全重合的線性相關。延安時期發生在梁漱溟與毛澤東之間的思想論辯，平等思想交流背后的力量和運勢其實并不對等。作為中共領袖的毛澤東已經擁有謀劃未來政治的時運和力量，獲取天下的雄心、信心和決心正在與日俱增；一個職業革命家的思慮和立場，斷然有著自己的特立獨行品質，也具備著掌控和影響未來局勢的能力和條件。而作為一介書生或思想家的梁漱溟，憑借自己濃厚的學識思想和對于歷史、現實的深度把握，對民族文化和國家建設提出具有自己獨特見解的方案或實施路徑。他只有學術和思想，或者只有基于思想的社會影響和感召力——當然作為思想領袖的他也不乏許多崇拜者和追隨者。顯然，從對于整個形勢和政局的操控、影響與基于思想影響未來的久遠價值而言，二者并不處于相同的等高線上。
但是，雙方論爭觸及的時代性命題卻具有超越眼前利益和短期時勢的意義與價值。毛澤東代表共產黨人堅持的“農村革命”選擇，與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選擇，既不應簡單地歸結為“革命”與“改良”的主義對立，也不能機械地以“建設”為“革命”(破壞)的否定關系。近代以來，無論從社會思潮的趨向，還是從實踐運行的歷程，其實都經歷了從革命到建設的歷史性轉變，盡管這一轉變的歷史軌跡和時序演化，因政黨和權力主體之不同而有不同的呈現方式和理論詮釋。“革命”與“建設”是共生共存于整個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之中的命題，而且就客觀歷史頑強而執著的指向性(目標性)而言，建設最終構成了時代的主導方向。因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創建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實踐的成功，并不成為“鄉村建設”思想的否定性史證。
毛澤東與梁漱溟的思想論辯，盡管角度不同，著力點不一，但所關涉的論題卻是時代性的命題：革命與建設。這一命題在直面現實中被提出，但它卻發端于深層歷史文化的根基，也具有指向未來的價值和意義。近代以來，叱咤風云的“革命黨”一旦獲取政權后，革命話語終歸讓位于建設話語，革命的實踐終歸讓位于建設的實踐( 國民黨與共產黨皆然) 。因而，從近代歷史的進程來看，在“革命”仍然構成那個時代的主導選擇時，當民國建設思潮開始涌起時，梁漱溟等一代學人或思想家們精心建構的“鄉村建設”理論及其推動的社會運動，它所包含的社會文化內涵和實踐理性，在當代“新農村建設”的時代主題下，也許更值得我們再認識和再反思! 往事雖然如煙，思想成果的凝結卻留存久遠!
2、社會建設：鄉建思想的主導方向
30 年代之際，近代中國鄉村建設思想在理論建構和區域實驗方面，已經磨礪既久，并且在各種主張、認識的互動和碰撞中，取得了相對的共識。在各種思想和社會改造方案的競相爭鋒的態勢中，鄉村建設思想自成體系，也影響深遠，一如梁漱溟所言：“在不過有人想走近代資本主義的路，有人要學蘇俄，有人要學意大利，所見種種不同。鄉村建設亦是其中一種，并且亦許是漸漸要占勢力的一種。”[?]其實，民國甫一成立，“新中國”建設的時代課題就擺在世人面前，盡管國內政局和國際大勢還并未營造出有利的建設環境和條件。作為“革命之父”的孫中山已經在認真思考和規劃國家建設的方案——《建國方略》已在籌謀之中。[?]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建設倡議和主張一時并起且已從某些實務層面上加以落實。建設的各種主張和實務已經被廣泛關注，建設問題也凸現為時代問題。如何建設的問題，或者說建設的方向逐漸成為社會所矚目的焦點。“現在的中國人都正在徘徊歧路，有的指引他們走到蘇俄去，有的指引他們走到美國去，有的指引他們走到德國或意大利去，真可謂紛歧之至。”[?]鄉村建設思想的路向選擇，旨在超越以上所謂“歧路”徘徊，別開蹊徑，另謀一條“去求得中國問題的解決，而建設一中國新文化之運動”[?]的道路。
現實的生存景況和歷史情狀無疑是思想認識的基點，也是“鄉村建設學派產生的社會背景”。[21]當時的經濟匱乏和財賦窘迫無疑構成了建設方案或復興農村主張最急迫的壓力，國民政府30年代開始大力倡導推進國民經濟建設，顯然也是針對這一現實問題的因應。1935年4月1日，蔣介石在貴陽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首次提出開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22]隨后國民政府進行政府動員，加大了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力度。但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學派，卻超越了經濟的訴求和政局的迷亂，而著力于長遠的建構，謀求社會建設的主導方向。
鄉村建設顯然不是單向度的經濟建設，“鄉村建設運動實是圖謀中國社會之積極建設的運動。”[23]這決定了“鄉村建設天然是一種社會運動，”作為社會運動，它并非源于思想家的個體訴求和主觀實驗，一定程度上它體現的是歷史演進的客觀進程及其對歷史反思基礎上的路向選擇。梁漱溟認為，“過去一切革新運動，所以未見成功者，蓋以過去一切，始終無外一種上層運動，而與下層民眾無與。今后必須使大多數民眾覺醒，獻其心力，而后建設可期，民族復興可致，而中國大多數的民眾，固在鄉村，此其一。中國舊日社會之組織結構，迄于今日，既已崩潰，而新者未立，一切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俱懸而未決。所謂革新運動之中心工作，實應為解決各種問題，創建吾民族社會新組織結構之工作。而凡此問題之解決、新組織結構之建設，必肇端于鄉村，此其二。”[24]這是鄉村建設運動與國家權力和政府行政范疇的“農政”之所以不同的重要區分，也是鄉村建設思想家們特別強調的內容之一。黎康民在檢視鄉村建設運動歷程時認為，過去鄉村建設之所以能開展，并推動了政權，并轉變近代中國政治形勢中之破壞鄉村的現政權，成為建設鄉村的現政權，“使得它的政權性變質而發揮善良的功能，就是因為鄉村運動本身有動力，而且發自社會，有其不竭的‘力源’。”[25]顯然，以社會運動方式展開的鄉村建設，在實踐層面上揭示著鄉村建設思想的主導方向在于整體的社會建設，而不是偏執于一端的建設事項。“鄉村建設是整個新社會結構的建設，并非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事，而是從根本上謀整個的建設事業，所有文化、教育、農業、經濟、自衛等各方面工作都是互相連貫的，是由整個的鄉建目的下分出來的，各方面工作的發展，合起來就是整個鄉建事業的發展。”[26]
社會秩序的重構或社會關系體系的建設，構成了鄉村建設思想的核心內容。因此消弭社會沖突和利益紛爭是其社會建設的基本訴求，所以其著力點在于社會環境的改造或建構。鄉建思想家們大多注重社會對于個體人的作用，認為對于社會而言，人的作用和影響微不足道。“我們應當看重社會關系與其歷史的演變。個人在社會中的分量真是太小了，社會環境之力真是太大啊! 昔時有人批評曹孟德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為能臣，為奸雄，其權不在于他自己，而在于治世亂世的社會環境。”[27]作為具有系統理論與實踐路徑的社會思想，鄉村建設思想盡管對現實中的革命、斗爭和政權紛爭主張或路線持否定和質疑立場，但卻將其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歸結于社會本身。“社會上的一般人，有的以共產黨為洪水猛獸，有的以軍閥為貪鄙糊涂，其實這都是因為隔膜的緣故。人與人彼此之間，都相差不多，距離是很近的; 如果有距離，只是到末流時才大，開頭是很小的。社會間的人需要彼此了解; 彼此隔閡將增加社會的不安，是社會擾亂沖突的主要因素。”所以，從根本上來看，“其責任不在他自己……在此種社會中則如此，在彼種社會中則又將如彼，這真是最確實的話……因此，我們所要做的工夫，要緊的就是在轉移社會之大勢，把每一個人放在一個合適的場合中，使他們得以盡量發展其天才，俾各得所用。我的用心與認識就是如此。必能轉移社會之大勢，鄉村建設運動，才有其意義。”[28]梁漱溟構建的一個理想的健全的社會，是人們互相依存，人盡其才，各盡所用的社會，“如果互相依存的一面，多有發揮的可能時，那么，這社會就平順地向上進步；如果進步到滿了那可能的限度，那么，其矛盾的一面就嚴重化、尖銳化，而免不了爆發革命。所有政治構造都是依此形勢而建立，所有社會內各樣的政治運動無非本著其為某種樣、某部分、某方面勢力的背景立場而向前競爭斗爭……中國今日恰是落到一個散而且亂的情形，其社會內部沒有清楚的分野，一切人的背景立場可以說都不同，又都差不多，其間的矛盾都不重大、不堅強; 因此幾乎無法形成一種政治構造，到只有一條可走，那就是盡著力量拋開各自特殊的背景、立場，而單純地求調和、聯合，以謀其社會內部的調整統一，而應付國際環境。”[29]
社會對于個人的巨大作用，既有傳統文化觀念的歷史支撐，也有凝聚民族力量的現實訴求，故立足于社會建設就成為鄉村建設思想建構的基本方向。梁漱溟坦言，“我深刻相信，人當初的動機都是好的——人情大情不相遠。”“現在所要的是要合不要分，要通不要隔。誰能聯合一切，打通一切，誰就是轉移社會關系而讓民族復活的。民族的生命就維系在這一點上。”[30]因此，鄉村建設的主旨在于社會結構或社會組織的建設。這在盧作孚的鄉建思想中也體現得十分鮮明。盧作孚主張，“公共理想的利益，是完全在公眾身上的，個人只是在公眾中間享受的一員，但絕不能由個人占有了。”甚至他認為，人類社會建設的目標就是這種公共理想的社會，所謂“人與人間乃不覺其妨，卻覺其相需”，“它是人間可以實現的天國，圓滿無缺。人都愿意實現它，而且實現了它之后，又把它重新創造。”[31]
當然，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識是其思想體系建構的基石之一。他們強調在世界歷史演變的趨勢中中國社會歷史的特殊性，認為“數千年之立國基礎，既在農業，則其經濟等，亦莫不根據于此。我們細查中國社會實不過三十萬疏落之農村而已，其社會組織，密于家族，親于鄉里，或為倫理本位的社會；其在政治上，則自由太多，缺乏組織力量及國家觀念，既不像封建國家，更不像近代國家。”[32]但是，面對西方勢力向東方或中國的強力推進，傳統中國固有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組織驟然崩解，失去了維系社會生活的功能。梁漱溟說：“中國社會本來所具有的那全套組織構造，在近數十年內一定全崩潰，一切一切只有完全從頭上起，另行改造……從那里改造起? 何從理頭緒? 何處培養萌芽? 還是在鄉村。”[33]這就決定了鄉村建設“就是啟發社會的力量；使死的散漫的變成活的團聚的社會，沒有力量變成有力量。要讓社會有力量，須打通地方上有力量的人的心。現在最不了的是大家缺乏公共意識；要大家有公共意識，須先在地方上開出大家的公共意識。”[34]
此外，立足于中西比較也是其思想建構的基石之一。晏陽初認為，“中國自鴉片之戰以后……忽而學東洋，忽而學西洋，今日忙這樣，明日忙那樣，但都沒有把根本認清，所以仍然是束手無策。”因此，“今后我們必須拿定主意，下大決心，鉆進農村深入民間，造就這 8000 萬的農民青年，叫他們來擔負這民族再造的使命。”[35]梁漱溟則“當我看出中國社會組織構造已屬崩潰時，便在比較中西社會組織構造之不同中，一方面尋求西洋社會的組織構造，如何從歷史之背景演變而來，我們何以不能成那樣的社會。依之，過去是那樣，現在當然另是一個樣子，將來又是一個樣子……我的主張更堅決不疑。在這些地方，得益于馬克思( 斯) 和共產黨各方面之啟發不少；我的主張雖不同于馬克思( 斯) 和共產黨。”[36]作為一種社會思想的建構，鄉村建設思想并不是拘泥于傳統狹小的認識空間，而是著眼于近代以來西學引入和西制移入的歷史實踐的審視，盡管這種審視有著他們特有的角度和局限性。[37]正是在比較中，他們認識到：“在此時候覺悟到一切現成的政治制度都無法拿來應用于中國。”[38]
基于對已有歷史選擇的反思，鄉村建設思想對于“西化”的路向選擇發生質疑，開始立足于中國社會歷史與現實的需求重新建構自己的發展道路。立足于歷史審視和中西比較的視野，鄉村建設思想的建構重心確立于中國鄉村社會。這一重心的理論解說突出體現在梁漱溟關于鄉村建設理論的演講中：“因為我看的通體，看的整個……成熟了我今日鄉治的主張。此項主張之成立，過去對于東西文化之研究，啟發實在很多。”“我提出‘鄉治’的主張是民國十七年的事，而主張之前后貫通，完全成熟，則近三年間事也。”[39]他強調，“我之用思過程，乃是從眼前實際問題起”，雖然“我主張之鄉村建設，乃是想解決中國的整個問題，非是僅止于鄉村問題而已。建設什么? 乃是中國社會之新的組織構造(政治經濟與其他一切均包括在內) ，因為中國社會的組織構造已完全崩潰解體，舍重新建立外，實無其他辦法。至若應用這個名詞亦有幾度修改。十七年我在廣州時用‘鄉治’，彼時在北方王鴻一先生等則用‘村治’，如出版《村治月刊》，在河南設立村治學院等皆是也。民國十九年……河南村治學院諸同人來魯創辦類似于村治學院性質之學術機關。我等來魯之后，僉以‘村治’與‘鄉治’兩名詞不甚通俗，于是改為‘鄉村建設’”。[40]
即使側重于“鄉農教育”的鄉村建設思想，也只是切入路徑之不同，其建設目標仍歸于整體的社會建設，如“鄉農教育，從一面看，是整個的人生教育，從他面看，也就是整個的鄉村建設……人生教育的活動，大別可分為六項：即健康教育、生計教育、公民教育、精神教育、休閑教育及語文教育。鄉村建設的活動可分為三大方面，就是經濟一面、政治一面、文化一面。……這兩件事，實際就是一回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我們的教育就是我們的建設，我們的建設也就是我們的教育。我們認為教育沒有建設，是沒有內容的；建設沒有教育也沒有生機。我們是在建設上實施教育，從教育里推動建設。”[41]因此，我們不能依字面意義上理解“鄉農學校”的活動，它“不是囿于學校圍墻以內。學校須盡社會指導的作用。……鄉農學校之在鄉村社會，不只是一座學校，而且是一座區公所或鄉公所；它不只干教育的事，也干政治的事，經濟的事。”[42]所謂鄉農教育，雖然從人生教育入手，卻包含了社會生活的整體內容如健康教育、生計教育、公民教育、精神教育、休閑教育、語文教育；并分列為三大體系，即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文化建設，而歸宗于鄉村建設，因此鄉村建設實為統括以上三大建設內容的系統的社會建設思想。
因此，30 年代之際，社會建設作為鄉村建設的主導方向或時代內容，已經被廣泛認同。“現在我們應該知道建設的根本問題在哪里? 不在經濟，也不在教育……卻在秩序，無論何種事業，秩序建設不起來，絕對不會有良好結果的”，這實在“是鄉村建設中不可避免亦不可疏忽的根本問題。”[44]盧作孚特別揭示，鄉村建設內容雖然廣泛，涉及到六大方面建設( 鄉村教育建設、鄉村的經濟建設、鄉村的交通建設、治安建設、衛生建設、鄉村的自治建設)，但社會建設尤其是社會秩序或社會結構的建設是根本，作為國家政權而言也須著重于維系社會結構或社會秩序的建設，“此后，國家只須控制兩個武器: 第一是法律；第二是計劃。兩者都是維持秩序，法律從消極方面規定了人民行動的范圍，計劃更從積極方面規定了人們行動的方向和途程。……我想中國的十年計劃，必比蘇聯的幾個五年計劃，規模更大，進步更【速】。”[45]
盡管早期的鄉村建設主張和實踐各有不同側重，或以鄉村自治為要，或以鄉村自衛為重，或側重于平民教育，或著力于鄉村合作等等，但在發展演變趨向上最終卻落歸于社會建設的主導方向上。“無疑的，中國的鄉村建設運動，已形成了現階段一切社會運動之主潮。”[46]“真正的教育，如果想如此，非歸到鄉村建設不可。”[47]因為以培養“自動組織”或“共同的力量”的教育的目標，仍落實于“創立新的生活方式，建設新的社會結構。”[48]以社會建設和社會運動為導向的鄉村建設思想，吸納和融匯了眾多各式各樣的改造鄉村、救治鄉村、重建鄉村的思想和力量，最終匯集為頗具聲勢的鄉村建設思想大潮。“今日社會中心人士來從四面八方各不相同的方向，無一不趨歸于一處，即是趨歸于鄉村建設。”[49]
“鄉村建設實非建設鄉村，而意在整個中國社會之建設。”[50]梁漱溟揭橥的旗幟，對于眾多從事各種鄉村實驗、鄉村教育、鄉村運動的團體和個人而言，具有了一種方向性意義。
3、以鄉建為固本：建設路徑選擇再思考
當然，值得深思和進一步追問的問題是，既然定位于“整個中國社會建設”的事業，又何以特別標示為“鄉村建設”? 而且沛然勃發的鄉村建設思潮踵接于 20 年代末國民政府大規模的建設規劃之后，又如何把握和認識其間的歷史關聯和時代特征? 任何不得不直面的現實問題，其實也都是歷史的問題。
30 年代的鄉村建設思想，事實上是近代以來更是民國以來“建設”發展路向的一個的歷史性反撥。如果說孫中山《建國方略》的完成標志著對其《革命
方略》的超越，從而開始實現其從革命訴求向建設訴求轉身的話，[51]那么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就預示著國民黨及其政權開始以建設謀取未來的選擇。“自從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以來，距今已整整十年了……在這紛爭凌亂的時期以謀建設，實有許多阻礙和困難，然而，在國人共同要求下，建設事業在這十年來，雖未見有其整個計劃，但也零零碎碎地有一點進步的活躍的氣象。”[52]問題在于，近代以來的整體建設卻基本依循“以都市支配農村”的方向展開，“在以都市支配農村的經濟組織系統下，拋卻了都市與農村的關系。”[53]這一取向逆轉了傳統中國社會運行的路線。“從前現代城鄉協調交換的觀點看，中國就是一種穩定的樣板。城鄉之間被一條鴻溝截然劃開的問題，并未變得十分明顯。”因而，“中國城市沒有變成既吸引窮人又吸引富人的磁石……城市只在很少幾方面有別于農村。”[54]但是，1912年之后“10年到20年代初，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就開足了馬力，出身了新一代從事工業生產和采用工資雇傭制的企業家。”[55]
而現代工業、企業、事業的成長或現代政權建構的展開，總是伴隨著城市化的推進。“沿海城市現代企業的增長，只是企業更加普遍發展的一個方面，無疑這是最顯著的一個方面。從1912年至1920年，中國現代工業的增長率達到13.8% (這樣迅速的增長，只是在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才再度遇到)”。[56]近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也大幅變動，“由1920年的4.9%提高到1936年的10.8%”。[57]正是在“中國民族工商業的‘黃金時代’方才到來”的同時，“隨著經濟繁榮而來的是加速的都市化。城市人口的年增長率，大大超過了人口的總增長率。”[58]這體現著一種時代性的發展，在19世紀期間，城市人口總數以極緩慢的速度增長，其增長率和中國總人口的人口增長率大體相當。而在 1900～1938年之間，城市人口的增長顯然加快，其增長率幾乎是總人口增長率的兩倍。尤其“在中國6個最大的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廣州、南京、漢口”，“在30年代，每年以2%～7%的人口增長率在發展。”[59]30年代后期，人口100萬至200萬的城市增長33%，人口10萬至50萬的城市增長61%，人口5萬至10萬的城市增長35%。[60]可以說，“1900年后城市工廠和歐洲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的興起，才產生了這樣一種運動”，即“農村貧困家庭向核心區移動”。[61]持續30年之久的這種逆向移動過程，事實上也是引發30年代中國鄉村危機爆發能量的聚積過程。
這一現代性的建設進程，卻導致傳統時代城鄉一體化進程的逆轉，在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趨向中，中國“城鄉背離化”趨勢隱然發生。“這種情況的發展，加深了城市紳商和一直占支配地位的社會名流之間的裂痕；同時，也擴大了城鄉之間的鴻溝，迫使農村為城市的各種事業提供資金。”到1928年末，“現代經濟部門又經歷了一個新的繁榮時期”， [62]亦即到30年代之際，隨著近代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發展，“城鄉背離化”趨勢的負效應累積，已經十分突出。
在鄉村建設主張者看來，這是從根本上決定農村、農業和農民地位的急劇下滑的時代性致因。“到了近來，工商業一天一天的發達，工商的地位也逐漸提高。從前的工匠，現在變成了工程師和制造家，從前的市儈，現在變成了商業家庭資本家。但是農民呢，他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變壞，他們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被旁的階級的同胞壓迫和訕笑了。”[63]無疑，引起鄉村社會動蕩和農業困境直接原因的地方攤派，也是伴隨著現代化進程出現而不斷加劇，所謂“近數年來，舉辦新政甚多，需款甚殷，”“地方攤款不須呈報到省，不受法令之限制……而漫無限制”；從而，“地方不肖官吏，橫加攤派以自肥”。其各項“新政”“經費多在人民身上”。[64]以“新政”為名的各種稅費，層層迭加為農民的負擔并從根本上危及農民的生存狀況。
晚清以來直到民國時期，近代民族－國家權威始終處于重新建構的過程之中，國家權威對于鄉村社會的利益調整和控制基本處于失位狀態。這加重了鄉村社會秩序重建的成本，也延緩了消弭鄉村危機的過程。“現在橫在中國社會面前的整個生存問題，比之三十年以前(1901——引者)更是迫切緊張。”[65]可以說，現代性政府機構的建設與運作，實際上也加大了從鄉村束聚資源力度與強度，尤其南京政府“由于放棄了對創造國民總產值 65%的農業部門的任何財政權力，這樣也就放棄了對不公平的土地稅制進行徹底改革的任何努力。”[66]農民負擔的加重、農村社會的失序與此息息相關。“這不是一個矛盾嗎? 一方面農村是極度的疲敝，另一方面都市卻反有它突飛猛進的發展。”[67]
因此，當人們面對 20 世紀 30 年代爆發的鄉村危機時，不得不從歷史演變的進程中尋源探因，也不得不對已經展開的所謂建設的歷史取向進行反思。通常，對于現實問題的思考和未來方向的選擇，始終取決于對于歷史的反思——盡管這種反思的著力點和價值取向既是多元的也是多向的。但是，鄉村建設思想卻通過對歷史的梳理和未來的建構，一定范圍內聚集并引導了人們對于社會現實的種種困惑、不滿和亟待更弦易轍的期盼，從而匯聚為一種特定的社會性思潮。
人們在反思中對于現代化建設的取向產生了質疑：在工業化和現代化取向下，無疑“產業界根本的變動，件件是發展都市的。”[68]因此，鄉村危機是對應于城市發展或城市繁榮的具有特定區位性的一種危機，“農村則終年勤苦生產，完全供給都市人們之生活費，至其本身破滅而止……結果都市日愈繁榮，農村日益衰落。”“從都市到農村切斷了農工商相互間的紐帶，”“大都市作了病態的繁榮”，“農村相繼破產。”[69]所以，近代中國的鄉村危機并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的問題，而是“中國舊社會構造遭到破壞”之后，“就是文化失調——極其嚴重的文化失調! ”[70]的問題。“的確，中國農村的衰落是整個的衰落，破產是整個的破產……既是物質的衰落也是精神的衰落，是經濟的破產也是文化的破產；經濟問題是急待解決，教育問題也是急待解決，其他種種方面，種種部分亦莫不如是。”[71]鄉村危機顯然也是傳統時代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破解后的必然結果，它是城市發展和繁榮的另一極的負效應。“中國目前都市正方興未艾的發展，都市文化，也正在方興未艾的發展。但農村卻仍是寂寞荒涼。這便構成現在一般人所謂是中國社會之畸形的發展。”[72]
因此，“中國都市正在發展之時，農村不獨荒涼寂寞，且進一步大大的崩潰起來了”，由此“城鄉兩區，一個邁進，一個落后，形成一種畸形的現象。”[73]然而，在傳統時代中國社會－文化是城鄉一體化的，“所有文化，多半是從鄉村而來的，又為鄉村而設，法制、禮俗、工商業莫不如是。”[74]城市和鄉村的建筑物及日常生活其他方面差別極小，[75]甚至連印刷業都是城鄉一體化的。[76]正如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所言，中國直到近代，“上流社會人士仍力圖維持一個接近自然狀態的農村基礎。在鄉村，小傳統并沒使價值觀和城市上流社會的大傳統產生明顯分離。”[77]城鄉文化一體，人才始終不脫離草根，所謂“紳出為官，官退為紳”，[78]既形象又典型地概括了傳統中國城鄉社會－文化一體化模式的特征。近代中國鄉村遭致嚴重破壞，一定程度上是近代以來的建設路向選擇偏于都市化或工業化而促成的。總而言之，“中國近幾十年都市發展的事實，恰恰是破壞農村的。農村加速度的崩潰，便促成了都市的發展……過去幾十年的事實卻是如此的。”[79]梁漱溟概括說，世界歷史上“可以稱得起鄉村破壞史的”，“有之，那唯獨一部中國近百年史”；而近代中國之所以如此者，“關鍵全在要走都市文明的路而未成之一點”。[80]從某種意義上看，鄉村建設思潮的勃興可謂直接導源于對于破壞“鄉村”的建設取向的反思與糾謬。“鄉村運動的聲浪，已漸漸的振蕩起來了，人們的視線已漸漸由都市回轉到鄉村來了，許多頭腦敏銳思想深沉的先知先覺，經過了不少的懷疑與苦悶，都已覺悟了中國摹仿西洋之未必有成；而我們社會組織的機構，既自有其樹立之道，我們民族前途的開辟，亦自有其應循之轍。即所謂人類正常文明的創造，必須從這三十萬個鄉村作起，并須靠此百分之八十五的農民自動的肩負直這個責任來。”[81]
因此，新社會的建設取向究竟是指向工業化、城市化建設，還是依重于鄉村社會重建? 鄉村建設思想家們的答案盡管也是各式各樣，但主導方向卻落歸于鄉村社會建設。“中國不是城市化的國家，而是由許多小小的縣或鄉行政區組成的。在全國1835個縣中，生活著占總人口85%的人民。”因此，中國建設的基點應該“以‘縣’，而不是以‘城市’為基本單位。任何一個熟知中國生活的人都知道，這些省的劃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的。雖然某省的一個縣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可能有自己的特點，但從本質上看，它與其他省的縣是相同的。”[82]這是晏陽初在1929年就已堅持的鄉村建設理念。梁漱溟將各種鄉村運動的主張、實踐提升到學理層面，形成了相對完整的“鄉村建設思想”理論。他提出，中國的建設之路不能走西方工業化、城市化建設道路，中國社會構造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建設以鄉村建設為本。“中國最大的問題，為舊社會的崩潰與新社會構造的如何確立”，而這個“社會構造”就是人與人的關系體系，以及由以形成的社會制度。[83]“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內戰內亂”，由以造成“社會沒有秩序”；同時，“而所以有內戰，也可以說正是由于社會沒有秩序而來的——內戰是社會沒有秩序的因，也是社會沒有秩序的果。”最終導致“一切事業都停止了”，“社會日漸向下沉淪”，“近幾十年來經濟上所以失敗”問題的關鍵還在于，中國處在“舊的被破壞了，而新的又未能建立；舊制度被廢棄了，而新的辦法又不合適；在此新舊交替，青黃不接的過渡時期，社會就亂了。”[84]因此，社會構造或社會結構的重建(即社會建設) ，就成為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但是，近代以來的建設卻疏離了中國社會歷史實況，在一味追摹西化的歧路上前行，“今日的美國是他們認為很好的世界，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近代工商業文明，是他們所滿意憧憬的東西。”但是這美好的向往和個人主觀選擇并不合乎中國社會構造的客觀需要，從經濟條件上看，“沒有一分可能”。至于有人希望中國走“另外國的經濟建設”之路(社會主義的路——引者) ，盡管“如單從經濟問題的立場來看，這條路實有十分的可能與必要……無奈因為政治條件的不合”，“在中國同樣的不可能。”因此，“我們的鄉村建設乃此二者之外有第三條路。”這不是我們“主張如此，而是事實將要如此。”[85]
“除非真在鄉村的里面作功夫，將新制度的種子，撒遍全中國，然后從中國鄉土里現再生長出來者，才能真發生作用。”[86]正是基于對近代以來尤其是民國以來現代化建設路徑選擇教訓的總結，鄉村建設思想家們才重新規劃現代化建設的路向，以鄉村建設為其“固本之方”。“處在農村經濟破產，鄉村秩序紊亂的今日，應該復興農村以恢復經濟的繁榮，挽救垂危的國本，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鄉村建設就是要將整個建設的“社會重心，從都市中移到鄉村來。”[87]
晏陽初執著地說：“我們從事鄉村工作主要的一個哲學是‘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本不固邦不寧。”[88]這一選擇既受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影響，即“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觀念。”將“平民教育運動、鄉村建設運動，”以為“民本思想的實踐”。[89]故而新中國之建設，必須走鄉村建設的固本之路，“建設政治的‘權’，經濟之‘富’，總操之于社會，分操之于人人的社會制度。”[90]當然，鄉村建設思想中的“固本”主張并不只是傳統儒家“民本思想”的簡單汲取，而是“對民本思想賦予了社會本位的現代化改造的嶄新意義。同時，還將傳統民本思想發展為社會本位的教育主張。主張對各顧身家的中國農民施以社會化的公民教育，他將社會的進步，民族的興盛，國家的富強作為教育的奮斗目標。主張將老圃老農改造為‘新民’”。[91]傳統“民本”思想在鄉村建設思想體系中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建設新社會的路徑是“要建國，先要建民；要強國，先要強民，要富國，先要富民。”[92]
鄉村建設思想萌生于對近代以來現代化建設歷程的歷史反思，也是在對建設實踐的批判中凝練出自己的理論思考。同時，它也召喚了一定的社會現實力量并匯集為具有相當聲勢的社會運動。
4、歷史轉折：鄉建思想的時代價值
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和政治結構歷經激變和動蕩，時勢的風運際會和時局的迷離撲朔，成就并構成了政黨或政治家們的特定場域，同時也是從流而行的社會大眾“從眾行為”的基本動因。但是，思想的啟示或文化先覺的引領作用，卻總是在超越時流和從眾的社會行為中呈現出自身的價值。在全社會的文化自覺中，最先自覺的應是知識分子。如果放眼于歷史演變的整體進程，而不拘泥于時勢的優劣強弱之運轉，我們則不難發現，在 20 世紀以來的社會變遷和思想演變進程中，鄉村建設思想預示并體現著兩大歷史性轉折。
1.從革命到建設的歷史性轉折。鴉片戰爭以來，面對內憂外患的危機和歷史發展的機遇，近代中國也曾面臨多次選擇，以求力挽歷史的沉淪而實現民族—國家的崛起。“自從‘鴉片戰爭’以后，在中國掀起過很多次全國性的改良運動，但它們都少有成效。”[93]從而進入20世紀后，革命風潮迅速成為時代主潮，以至于社會輿論“預言20世紀乃革命之世紀! ”[94]革命已然成為歷史的選擇。當辛亥革命“把戴了幾千年的皇冠打落在地，敲響了封建制度的喪鐘”后，“從立憲轉向革命的張謇敏銳地覺察出這場革命與中國歷史上一切‘革命’的本質區別：‘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 然不過一朝之姓之變革而已，不足為異。孫中山之革命，則為國體之改革，與一朝一姓之變更迥然不同。’”然而，革命之后的中國社會現實卻陷入另一種困境： “不良之政府雖倒，而良政治之建設則未嘗有也。”[95]革命之后，宋教仁曾發此浩嘆。劃時代的革命為何并未帶來“一個新時代的黎明”? 對于已然構成歷史的革命的反思，同樣成為社會思想面對現實和走向未來選擇的重大課題。
對此，作為革命黨領袖的孫中山悟覺在先：“夫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96]其中，如何從革命走向建設，以及如何建設諸問題就成為一個時代主題。“是故當滿清之世，予之主張革命也，猶能日起有功，進行不已；惟自民國成立之日，則予之主張建設，反致半籌莫展，一敗涂地。”在孫中山看來，民國共和之未成的根本在于建設之未成，即“視吾策為空言，遂放棄建設之責任……然七年以來，猶未睹建設事業之進行，而國事則日形糾紛，人民則日增痛苦……夫民國之建設事業，實不容一刻視為緩圖者也。”[97]因此，由革命轉向建設顯然是時代提出的新課題，也是歷史轉折的新趨向。
“建設”思潮以至于“鄉村建設”思潮的涌現，是近代中國歷史演進的必然取向。歷史運行的基本軌跡昭示，它是革命之后或踵接革命的一個必然的歷史選擇。“中國革命為近百年世界大交通所引發出來的，其問題背景在東西文化之沖突比較，其前途使命為世界新文化之創造。”[98]“依通例應以社會改造運動的團體(革命黨) 掌握政權，施行建設，完成社會改造(革命) ，中國亦不能外此；但以中國革命本質的不同，社會形勢的有異，所以解決政治問題的途徑隨之而兩樣。”因此，鄉村建設思想本質上并非對立于革命，而是革命的歷史邏輯的必然歸趨。“蓋鄉建運動起于中國革命運動之后，其任務正為完成中國革命。”[99]因此梁漱溟認為，近十年鄉村建設運動的事實經過如政治改造、經濟建設、教育改造、社會改造，“概括言之，其手段近于社會改良，而其使命則在完成中國革命。”而“所謂完成(中國)革命，即指辟建新社會，求得一歷史演變應有之結局。”[100]
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國民革命之后，關于革命與建設的思考就凸現為時代性問題。單純地選擇“破壞之革命”，并未達到人們期望的民主共和。社會失序、政治動蕩、文化失范、經濟崩潰的嚴酷現實，不能不促使知識分子在發展路向問題上的深層思考和理論建樹。無疑，革命與建設的歷史關聯和內在關系勢必在思想領域和理論建構上提上日程。
將革命與建設整合為一個統一的歷史進程，從而消解建設與革命相對立的人為的矛盾沖突，是鄉村建設思想中對歷史反思的重要思想成果之一。“人都以為革命問題是先破壞后建設; 亦就把它截成兩個時期： 一個是破壞期，一個是建設期。在破壞期中，只努力破壞，只訓練人怎樣去破壞。因為破壞有了若干回訓練之后，這一段工程亦或許終于成功了，便絕不是革命成功了。革命還有一段重要的工程是建設，到這時才開始，而且每每沒有法開始——因為向來只在破壞，沒有經過建設的訓練，于是失敗緊跟于成功之后，革命人物循此錯路，每不覺悟。”[101]即使實現清除舊制度、舊文化的“破壞”，也不能簡單地訴諸武力，因為歷史已經告知我們，“破壞的實力是建設，絕不是槍炮，亦不是軍隊……就令目的為了破壞，手段亦當采自建設方面。”[102]
建設與革命應該是統一的歷史進程，而且建設是革命的必然歸宿。革命目標的最終達成期待于建設之完成。梁漱溟提出“中國必將‘從進步達到平等，以建設完成革命’”，[103]并在其《鄉村建設理論提綱》中從五十個( 問題) 方面展開，論證了只有通過建設才可真正實現革命的目標：“鄉村建設為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將以完成過去維新運動，革命運動所未了之任務”。建設事業之成功，“中國革命于是完成；而自近百年世界大交通所引起中國歷史從來未有之劇變，至是乃得其結局。”[104]這其實也是孫中山“建設告竣時，革命成功日”[105]思想的深度闡釋。
革命與建設這一思想命題既是歷史的產物，也是指向未來的思想啟示。這一歷史性轉折的思想成果，一定程度上體現和凝結在鄉村建設思想體系之中。
2.從“都市建設”到“鄉村建設”的歷史性轉折。就近代經濟(工業) 建設歷程而言，可以遠溯自洋務運動，“我國機器工業，肇始于同光，建設于清季”。[106]即使從制度層面上的現代性建設而言，從清末新政也已發端了。面向工業化或現代化的建設歷史，“抗日戰爭前的半個世紀，中國經歷了一個工業化過程。中國經濟取得的進步，無論在規模還是在影響上，與包括日本在內的其他幾個增長速度很快的國家相類似。1914～1918年至1931～1936年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甚至超過日本。因此中國是少數幾個取得成功增長的不發達國家中的一個。”[107]經濟學家們的研究表明，1912～1936年，中國工業年增長率9.4%。[108]從19世紀后半期開始，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迅速擴大，到抗戰前在工礦交通業中已占據優勢。”僅就工業化或者現代化建設成就而言，“在抗戰前達到了舊中國經濟史上的最高峰”。[109]1930年代是“國民政府大力推動經濟建設的時期，建設經費來自稅收，而田賦仍系歲入的最大宗”。[110]然而，建設之本位卻在都市而疏離了鄉村。“三十年來的結果，只有把一批批的農家子弟，麕集于都市而不能返回鄉村……以至于一面農村中空虛涸竭，一面都市中人滿為患。”[111]對于這一建設偏向學者們在二三十年代已經開始關注并不時針砭。“外人在中國設廠制造，亦以通商口岸為限，不論其工業之性質是否適合于此等都市，亦不論此等口岸是否可以發展工業，凡所投資，彌不以此為目標。益以國人醉心外力，以為租界等等，足以保障投資之安全，因之中國之通商都市，往往為各種工業發達之區……都市工業化之在中國，則有特殊顯著之現象焉。”[112]
現代化建設之重要部分即工業化與都市化，絕對優勢意義上集中于通商口岸都市，“無論何項工業，均以上海占絕大之勢力，似有過分畸形之發展耳。”[113]辛亥革命以至于國民革命之后，歷史演進漸露轉軌機緣，“北伐告成，訓政開始，吾人繼志述事，應如何努力于三民主義之新建設，而奠國家有道之基。”[114]但民國政府的建設之重心仍在都市之一途，“中國目下最重要的工作是建設，尤其是以機器為中心的建設。”[115]“吾國現正謀都市之發達，及交通之利便”。[116]不僅如此，“政治機關的種種設施，亦自然的首先從城市起，或竟不設施到鄉村。所以城市地位十分重要，甚重要的鄉村地位反因此降低。”[117]
然而30年代之際，這一建設路向及其實踐效果越來越遭致更多的質疑和反思。“近數十年來一切的改革建設失敗的經驗，已經給我們認識這個問題的根本性與嚴重性了。”[118]近代以來，致力于建設的歷史，“自鴉片戰爭以至現在，已經有了90余年”，“國家日日都在危急存亡之秋，國人未嘗不忙，忙學東洋，忙學西洋，忙辦這樣，忙辦那樣，結果怎樣? 沒有把根本認清，瞎忙了幾十年。”[119]因此，新中國建設當從方向上逆轉，“茍欲建設近代國家亦必有其根本趨赴之道，曰：建設鄉村。”[120]正是適應這一歷史性反思的基本朝向，鄉村建設思想迅速成為一種代表性社會思潮逆勢而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其實也詮釋了——近代中國社會歷史和思想歷史轉向的意義和價值。以梁漱溟和晏陽初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思想，雖然在建設鄉村的側重點方面各自有所不同，但卻有著共同的努力方向，即從根本上逆轉“都市化建設”的發展偏向，即“其綱領則在如何使社會重心，從都市移植于鄉村。”“鄉村建設運動，實為從新建設中國社會組織構造之運動。”[121]1939 年的《鄉村建設運動共同信念初草》再次申明：“我們深信：鄉村建設運動在使農業和工業達到合理的建設鄉村和城市，泯除畸形的發展。”[122]
在國共兩黨的政治、軍事對壘和思想體系的對峙態勢中，鄉村建設的思想建構及其社會實踐不僅別有創獲，且也自成體系。他們試圖超越社會－政治權力較量的血火搏擊的現實困境，以“第三條道路”的思想建構，力求從根基上求取積極建設的長遠之途。然而，在整個歷史格局以及影響歷史局勢的布局中，它只是其中之——盡管也是不容忽視的力量。但在歷史前行的進程中，它對于未來的規劃影響和對于局勢的掌控卻是有限的。
5、留待未來：一個必須面對的時代課題
1938 年間，晏陽初也見到毛澤東并有過深長的晤談。[123]持續兩個鐘頭的談話結束時，毛“最后莊嚴地表示，對晏先生及本會同志，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運動，深致敬佩”，“共產黨愿做你們的朋友! ”當然，這次談話自然涉及到與梁漱溟的那次會晤內容。毛澤東對晏陽初說：“梁來過這里，自認他的工作失敗了。我看他失敗的原因，就是站在政府與人民之間而希望得到一點政府力量，去為人民做事。”[124]晏描述說：“談到這里，毛先生的興致，陡然增高”，“繼續滔滔不絕發表他對于政治問題的卓見。”毛特別強調說：“政治的問題主要是對人民的態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還是要站在老百姓的頭上壓迫他們。只要和他們接近和他們打成一片，他們自然相信你，隨你要他們的錢，要他們的命，都可以辦得到。”[125]這番談論表明，毛澤東對梁漱溟的異見未必全在所謂“改良主義”的鄉村建設理論上，恐怕更在意梁與當政者的關系上。
在鄉村建設思想和實踐的歷史進程中，晏陽初也是一個標領時代的領袖人物。與梁漱溟不同，他更多地從現代西方的思想文化資源中汲取思想的力量，但
卻反對抄襲和簡單移植西學，力主在中國鄉村實踐中創造出自己發展的道路。“不是抄襲外人的法子或者抄襲中國的老法子可以收效的，必得一點一滴由實地里創造出來，用汗血去體驗認識出來，然后才算是我們的東西，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東西，是要從干中找出來。”[126]而且，他始終以農民為改造或建設中國的社會動力，堅信“我們越和農民在一起，就越認識到他們是中國未來的希望。”[127]就此而言，他的立足點與選擇農村革命的中共領袖毛澤東幾乎完全一致。
往事成追憶，前事后世師。歷史事實的枝蔓隨著漫長的時光枯萎后，我們會在沉靜的思索中捕捉到具有久遠意義的思想主干。1938 年間發生在中共領袖毛澤東與鄉村建設思想家梁漱溟、晏陽初之間的兩次談話主題，都是圍繞著“革命與建設”命題展開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思想主張或論辯其實是當時整個社會思潮涌動的基本朝向。“在野名流方面，有三個學者的意見引起若干人的興趣，一是梁漱溟的鄉村建設，一是馬寅初的提倡農村工業，一是胡適之的裁官、省事( 停止一切所謂建設事業) 、裁兵以減輕捐稅。”雖然，基于中共農村革命立場，認為“這些辦法，大抵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并沒有搔著農村問題的癢處。”從根本上治療中國，只有“反帝反封建”之革命斗爭的選擇![128]但是，我們清晰地發現，一個最基本的思想認同或歷史共識卻在時而激越時而平緩的論辯中最終浮現：鄉村是決定中國未來的基礎。掌握中國歷史進程的任何力量，都不能不依賴或汲取于鄉村。無論是導向農民運動的國民革命進程，還是大革命失敗后中共農村革命的選擇，以及30年代之際“建設思潮”中的“鄉村建設”取向，在歷史運行的曲折和反復軌跡中，頑強地展示著具有內在規定性的客觀規則——如果不能輕易地認同為規律的話。
尤其是他們的思想論辯觸及到一個無法回避且注定要面對的時代命題：從革命到建設的歷史性轉折。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提綱》對此命題有過思考。他提出，鄉村建設與中國革命并不矛盾，而是一個統一的歷史進程。近十年鄉村建設運動經歷了政治改造、經濟建設、教育改造、社會改造，“概括言之，其手段近于社會改良，而其使命則在完成中國革命。”[129]鄉村建設運動是革命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蓋鄉建運動起于中國革命運動之后，其任務正為完成中國革命。”[130]顯然，對于尚在全身心致力于奪取政權的中共及其領袖毛澤東而言，建設或鄉村建設的問題還未能真正提上自己的日程，但它卻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訴求。梁漱溟也曾斷言：“依通例應以社會改造運動的團體(革命黨) 掌握政權，施行建設，完成社會改造(革命) ，中國亦不能外此。”[131]對于當時的中共而言，這是一個留待未來的卻不容回避的時代命題。
作者簡介：王先明，歷史學博士，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杰出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代社會史、鄉村史教學與研究。主持多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教育部重點基地項目。現為國家重大招標課題首席專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文雜志》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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