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農業以不足全美2%的人口，生產出全球約30%的農產品，其高機械化、高智能化、高產量和高收益令人稱羨，但背后也存在一些特有的危機，比如從業工人短缺和安全風險問題。
農業是美國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美國農業以不足全美2%的人口，生產出全球約30%的農產品，且信息化、智能化也領先全球，其農民與現代社會接軌、融入的程度很高。
美國農業繁榮的背后，也潛藏著兩大特有的危機。一是更新設備需要大量成本，農民容易負債。近年來農場破產率高，說明美國現代農業再次遇到發展瓶頸。二是農業工人大多以非法移民為主，其身份、待遇的不確定性，意味著他們隨時受到移民政策的影響。
即便如此，兩個世紀以來美國由傳統農業發展到現代農業的歷程，對發展中國家仍具有很大的啟迪價值。
1、美國農業繁榮史
美國現代農業發展有兩個不可復制的經驗，一是承接英國商業化農業的傳統，二是西進運動為大農業提供大片土地。
早在英屬殖民地時期，美國就承繼英國近代“商業化農業”的經驗，將商品交換和自給自足兩大目標并行，這在美洲空曠的土地上發揮了威力。正如美國經濟史學者菲特所言，“資本主義和利潤制度是移民們帶到美洲的文化財富的基本內容”。這種價值觀形成經濟發展的內因，為后來美國的領土擴張提供了內生動力。
商業化農業與市場的緊密聯系，最終會對土地提出高需求。19世紀美國的西進運動有兩大主因，一是有利的國際環境，二是對土地的強勁需求。購買路易斯安娜，以及隨后的西進運動，對美國現代農業的發展影響深遠。
對新增土地的處理方式，左右著美國農業的發展方向。18世紀末19世紀初，政府頒布多項土地法案，規定土地最低購買量從1785年的640英畝調整到1800年的320英畝，再降到1804年的160英畝、1820年的80英畝、1832年的40英畝。這些調整為小農留出一定的空間，但仍為大農場的興起提供了土地資源和法律保障。
大農場又對農業機械化提出迫切要求。二戰后美國工業的高速發展，也帶動農用機械的更新換代。新型農業機械層出不窮，并走向集成化、智能化和自動化。
美國擁有全球領先的農機制造企業：約翰·迪爾是全球知名的農林機械跨國企業，生產大馬力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凱斯·紐荷蘭集團是全球最大的農業機械制造公司之一，銷量名列世界前茅。
農業生物技術也在持續更新，孟山都、杜邦、美盛等美國公司，在全球種子、化肥和農藥行業獨占鰲頭。
而這一切又離不開農業教育的智力支持。“贈地學院”是美國農業教育的一大特色，它從聯邦政府贈給各州的土地所產生的收益中獲取資助。
在西進運動中，政府陸續頒布法案，從1862年《莫里爾法案》到《哈奇法》《斯密斯－萊弗法》，鼓勵各州發展農業教育。各州紛紛建立農業實驗站和農業合作推廣站，為之后農業教育、科研與推廣的一體化機制奠定了基礎。
迄今為止，美國國會已制定30多部農業和農業教育方面的法律，每年花費70多億美元監督其落實。此外，美國政府每年對農業的財政投資達600多億美元。
有了土地、技術和機械化規模經營，產量和效率得到了保障，但是仍然不能保證農民收入持續增長。一戰后，歐洲農業恢復，對美國農產品的需求量減少，農民收入銳減。羅斯福新政通過的《農業調整法》，開始了美國通過價格補貼和“休耕補貼”來調控農業的做法。
1996年，美國一度廢止價格補貼，但由于農民收益波動很大，政府隨后又將糧食、畜牧業和果蔬一并納入補貼范圍。政府每年撥大筆款項，用于補償農民的市場損失和歉收損失。
而且，美國百余部農業法案中有很多關于農村金融的優惠條款，比如在農業抵押貸款、農業信貸、農作物保險方面，都有相關法律確保農民有可靠渠道獲得資金。
美國政府還在全國農業區建設密集的水庫堤壩，完善灌排、滴灌等農田水利網絡以及電力設施；電信管網和寬帶也在持續升級，以提升農業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
更重要的是，環保組織開始關注生態與農業的共榮關系，消費者也日益重視食品安全，這些都促進了有機農業的發展。有機農場注重控制規模、走可持續發展路線，將成本控制、生態效益、經濟效益、食品安全等多重目標并舉，或將成為今后美國農業轉型的方向之一。
2、行業危機：諸種不確定性
在令人稱羨的高機械化、高智能化、高產量和高收益背后，美國農業存在一些特有的危機——從業工人短缺和安全風險問題。
1870年，美國有近50%的農業人口。到2008年，只有不到2%的人口從事農業。但是這項數據僅僅覆蓋擁有公民身份的人員。事實上，大量的體力勞動由沒有合法身份的臨時雇工完成。身份、待遇的不確定性，直接威脅著底層農業勞動者的穩定性。
在1999-2009年，美國大約一半的農作物，是由非法新移民完成播種、收割的。除了機械作業以外，其他工作主要依賴新移民（如中國人、印度人、印度尼西亞人、巴基斯坦人和墨西哥人）。這些新移民大都存在語言溝通障礙，也沒有相應的技術儲備，只能從事低技術含量的工作，工資也很低。
因為法律地位問題以及缺乏現代技術，非法移民工人的流動性很低。在某種程度上，這確保了底層農業工人群體的穩定性。
為了增加這部分群體的穩定性，1986年美國通過《移民改革和控制法》，對一些特殊農業領域的勞動者給予特赦。此舉略微改善了部分工人的生活，但更多的人享受不到這份優待。而且，即便是享受特赦的這些幸運者，其醫療保障也只能依靠社區和移民健保中心，而這些機構存在資金和醫療人員不足的問題。
現代農業在提高生產率的同時，也存在易被忽視的安全風險。美國農業用藥占該國農藥使用量的75%。移民工人由于缺乏培訓，也沒有適當的預防措施，特別是女性，面臨著與農藥接觸有關的健康風險。
除了與工作有關的肺病、噪音引起的聽力損失、皮膚病，乃至與使用化學品和長期日曬相關的癌癥以外，大型機械、密閉空間、高海拔工作，都可能成為致命原因。根據1992-2005年的統計數據，每天約有243名農業工人遭受工傷，其中約5%導致永久性損傷。
拖拉機翻車是造成致命傷害的主要原因，每年約有90多人死亡。1992-2000年，美國所有與工作有關的年輕工人死亡統計中，從事農業的工人高達42%。2011年，108名低于20歲的青年死于與農場有關的傷害。
近年來，美國農業人口中女性比例大幅上升，而在職位晉升、收入和住房等方面，女性工人不得不忍受著遜于男性同事的待遇。由于在人力方面的投資變相減少，美國農業的后勁也開始缺乏，一遇風吹草動，不少農場就陷入破產潮。
針對美國農業面臨的衰退，特朗普政府去年底頒布《2018年農業提升法案》。該法案承接2014年農業法案，希望在今后5年從補貼、保險到環境、貿易等領域“提升”美國農業。問題是，特朗普的“美國優先”令非法移民的處境變糟，相當依賴這些勞動力的美國農業還坐得住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看世界雜志(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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