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鄉村發展理論對鄉村振興的啟示
如何實現鄉村現代化是費孝通畢生關注的重要問題。他以分析鄉土中國有機配合的社會結構為起點，在深入分析近代中國鄉村危機的基礎上，提出重建鄉村有機結構的救亡方案。改革開放以后，他密切跟蹤農村工業化、農村城市化發展進程，晚年又深入思考農民現代化的問題。費孝通對中國鄉村現代化的觀察和思考對當下鄉村振興具有諸多啟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因地制宜、順勢而為，充分尊重、順應鄉村既有的社會結構，找到政策切入鄉村社會的最佳“姿勢”； 要統籌人口、土地、技術等多要素發揮合力，避免單要素發力；要順應城鄉中國轉型的階段性特征，充分利用城鄉中國階段城鄉互動帶來的機會，以“活業”帶動“活人”，進而實現“活村”；要實現農民的城市權利，促進人口城市化，告別鄉土，實現農民現代化。
中共十九大將鄉村振興作為國家現代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問題再度成為熱點。盡管鄉村振興已進入實施階段，但一些繞不開的基本問題并沒有予以明確回答，比如，當下鄉村問題的實質到底是什么？我們要振興的鄉村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其未來演變趨勢如何？鄉村振興到底為了誰？鄉村現代化會朝向怎樣的路徑？比回答這些問題更重要的是思考的角度和方法——是城市還是鄉村視角、是農民還是城里人出發點——對鄉村問題的思考與解決存在天壤之別。在鄉村振興大熱的當下，學習智者思考與解決鄉村問題的方法尤為重要。無論是鄉村問題的學術研究還是尋求解決方案，費孝通先生都是一個典范。他畢生以“志在富民”為宗旨，探尋鄉土生出現代化的道路，從在近代中國的鄉村危機中提出立足解決“農民饑餓問題”的“鄉土重建”，到改革開放以后探索農民如何在鄉土展開“農村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發展道路，直至晚年思考農民現代化的根本問題。本文以費先生的鄉村發展理論變遷為線索，從他思考和解決他所經歷時代鄉村問題的方法中，來吸取解決我們所處時代鄉村問題的養分，期待以此對當下鄉村振興實施中出現的問題給出提醒。
1、有機配合的鄉土社會及其危機
（一）鄉土社會的有機配合特性
把握鄉村現狀與變遷的起點是對鄉村之于中國社會基礎的總體認識。費先生20世紀30年代將鄉村作為他研究中國社會的起點，正是基于他認為，“中國農民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認識中國社會的特點，應該從認識農民和農村開始。中國社會的變化，一定會從廣大的農村開始”。
與一般將鄉村簡單視為貧愚的對象不同，費先生的獨到之處在于他深入鄉土中國的結構性特征，基于抵近觀察后，他將之概括為一個有機配合的穩定結構，即受人多地少、農業技術難以出現突破性進展的約束，小農通過農業生產和家庭手工業生產結合的方式，使自己勉強維持不饑不寒的小康生活。所謂有機配合表現為，農民既以農業為生，又兼具工匠的角色；鄉土經濟為一種農工混合經濟，以“家庭工業”和“作坊工業”為表現形式的鄉村工業與農業形成有機配合，共同支撐農村家庭經濟；農戶既是家庭農場的經營單位，也是一個手工業生產單位。所謂穩定的結構表現為，“粘著在土地上”的農民視土地為命根，保持著“向土里去討生活的傳統”，人口因流動性低而安土重遷；“雙軌政治”下的鄉村保持著高度自治，通過“傳統規則”的“教化”使農民主動自覺遵從禮治秩序；農民與鄉土之間保持著密切的情感聯系即“桑梓情誼”，他們最終都將“落葉歸根”。
（二）鄉土社會危機源于對結構有機性的破壞
費孝通并不像當下一些所謂的鄉土學者為鄉土結構的穩態而沾沾自喜，他既承認“從土里長出過光榮的歷史”，又意識到它“自然也會受到土的束縛”。他擔憂的是各種力量進入鄉村時導致的鄉土社會有機配合性的破壞。他將近代中國的鄉村危機歸結為帝國主義勢力的壓力造成的中國鄉村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陷入全方位、系統性的危機。
第一，鄉土工業脫栓。手工業或副業本來是農家討生活的主要來源，但是，西方機器大工業的沖擊導致鄉土工業衰落破產，從有機配合的社會結構中“脫栓”，在原來的農業技術、人口數量、農場面積、地租數量、地主權利等齒輪沒有變的情況下，鄉土工業那一齒輪的脫栓直接影響農民原來靠傳統有機配合所維持的不饑不寒的小康生活。費先生非常看重鄉土工業這一齒輪的重要性：“農村手工業的崩潰使農家經濟發生困難，因而過渡到農業經營本身；資本缺乏、肥料不足、生產降落、土地權外流。都市興起雖沒有直接打擊農業，但從手工業的橋梁上，這打擊終于降到農業本身。······這樣講來，我們中國的經濟已犯了一種絕癥：農業本身養不活農村里的人口，而以往用來幫助農業來養活龐大農村人口的手工業，又因機器的發明而淪于不可救藥的地位。手工業沒有了希望，也就等于說中國農村經濟沒有了希望。中國大部分人民是在農村里住的，所以也是中國大部分人民的危機。”
第二，農民的貧困。隨著作為農戶收入重要來源的家庭手工業的崩潰，農民收入大幅減少。為了維持必要的生活開支，農民只能以地權為抵押物向城市資本借貸，推動城鎮高利貸發展活躍。但是，農民的土地的產出并不足以償還貸款，從而導致農村地權不斷外流，農民由小土地所有者變為佃戶，居住在城鎮的不在地主大量出現。鄉村社會在這種惡性循環中不斷衰敗，農民生活越來越困苦，最終引發政治危機。“當他們的收入不斷下降，經濟沒有迅速恢復的希望時，農民當然只得緊縮開支。……如果人民不能支付不斷增加的利息、地租和捐稅，他不僅將遭受高利貸者和收租人、稅吏的威脅和虐待，而且還會受到監禁和法律制裁。但當饑餓超過槍殺的恐懼時，農民起義便發生了。”費孝通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國農村真正的問題是人民的饑餓問題。”
第三，鄉土社會“損蝕”。鄉土社會的公共事務與秩序治理依托于鄉村里的“人才”。但是，近代中國鄉村面臨著嚴重的鄉土人才流失的問題，費先生稱這種現象為“鄉土損蝕”。費孝通感嘆：“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來應當回到地方上去發生領導作用的人，離鄉背井，不回來了。”“鄉土培植出來的人已不復為鄉土所用，這是目前很清楚的現象。”費孝通指出，造成鄉土損蝕的原因與近代西方教育有密切關系，從農村走出的人受到了與鄉土文化完全不同的西方教育之后，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發生了改變，以至于無法再融入鄉土。他在文中寫道：“大學畢業了，他們卻發現這幾年的離鄉生活已把他們和鄉土的聯系割斷了。……鄉間也是容不下大學畢業生的。在學校里，即使什么學問和技術都沒有學得，可是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卻必然會起重要的變化，足夠使他自己覺得已異于鄉下人，而無法再和充滿著土氣的人為伍了。……城鄉之別在中國已經大異其趣，做人對事種種方面已經可以互相不能了解，文化的差異造下了城鄉的解紐。”鄉土損蝕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鄉村治理領袖的匱乏和鄉村自治的失效。正如費孝通所言：“一期又一期的損蝕沖洗，發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國社會的基層鄉土。”
第四，基層行政僵化。鄉土中國的基層社會是由士紳階層領導下的自治團體，“皇權不下縣”。隨著保甲制度的推行，原本“不下縣”的國家權力的影響范圍延伸到了鄉土社會內部，深刻改變了傳統鄉土社會的治理格局。一方面，鄉土社會中“自治單位完整性的破壞”。另一方面，保甲制度導致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軌道的“淤塞”。原本在鄉土社會中社會地位不高、不能代表地方利益的保長掌握了合法的權力，與自治團體中的領導者——士紳形成對立，從而導致地方與國家行政機構之間有效溝通的橋梁被破壞，“下情不能上達”。其結果是，雙軌政治變為單軌政治，基層治理陷入僵局。
第五，城鄉有機循環割裂。在鄉土社會中，城鎮與鄉村之間通過“鄉村手工業品輸出——城市資金回流”和“落葉歸根”兩種機制，實現城鄉之間物資、人員之間的交流。但是，近代中國城鄉之間這兩條交換機制都遭到破壞。一方面，資本不回村帶來的農村蕭條。“由于地租沒有保證，已經出現一種傾向，即城市資本流向對外通商口岸，而不流入農村，……農村地區資金缺乏，促使城鎮高利貸發展。農村經濟越蕭條，資金便越缺乏，高利貸亦越活躍——一個惡性循環耗盡了農民的血汗。”二是離開鄉土的人未能很好地融入城市。原來鄉土社會中“落葉歸根”的城鄉人員流動格局轉變為“只出不回”的鄉土“損蝕”局面。但是，這些接受了西方教育，又不能回鄉的鄉土人才也沒有成功地融入到城市生產體系中，而是成為了一個依靠權勢謀利，寄生性的“團閥”階層，一個流落于東西方文化之外的寄生階層，這一群體阻礙了城鄉生產的發展。費孝通指出，“都市和鄉村是必須來回流通的。……如果其間橋梁一斷，都市會成整個社會機體的癌，病發的時候城鄉一起遭殃。中國卻正患著這病癥，而且，依我看來，目前正在病發的時候了——表現出來的是鄉間的經濟癱瘓和行政僵化，都市的經濟恐慌和行政腐敗。”
我們可以將費先生對近代中國鄉村危機根源及其邏輯的分析概括為這樣一個鄉村衰敗鏈：西方資本/工業產品沖擊——鄉土工業衰敗——農業不堪負荷——農民收入拮據——鄉村人口流失——鄉村自治破壞——城鄉循環斷流——鄉村破產。對照當下，費先生理出的這一鄉村衰敗鏈難道不具有一般性意義嗎？這一鄉村衰敗鏈可能是求解鄉村復興解的鑰匙。重溫這一認識，也不至于出現當下農業領域的浪漫主義，農業產業與其他產業的生搬硬套，出臺一些不切實際的鄉村人口回村創業政策，以及城鄉要素隔斷下的所謂城鄉融合。
2、鄉土重建的本質是重構鄉村有機結構
（一）鄉土重建要防止走極端
如何從這種穩態的鄉土結構突圍？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從鄉村求“救亡”時就開出過各種藥方。梁漱溟主張在鄉村構建新的社會組織的基礎上，發展現代化新農業，自然引發鄉村工業發展，推動都市繁榮；晏陽初倡導治農民的“愚”“窮”“弱”“私”四病，興“平民教育運動”，通過學校、家庭、社會開展文藝、生計、衛生、公民等教育來拯救鄉村。吳景超主張通過發展工業化大生產和都市化來救濟農業和鄉村。
一是要避免單刀直入。費孝通吸收帕克（Robert E. Park）提出的“完成了的文明”（a finished civilization）這一概念，認為經過數千年的磨合，中國社會的制度、風俗、生產方法等要素已經形成了密不可分、配合微妙緊湊的有機體。因此，在對“中國社會任何一個方面著手改變的時候，一定要兼顧到相關的各部和可能引起的結果，不然，徒然增加社會問題和人民的痛苦罷了”。他批評當時的一些農村建設試驗就是一種單刀直入的搞法，“破壞了原有社會的有機性，弄到一盤碎局，無從收拾”。二是要避免不切實際。費孝通明確指出，近代中國所面對的是歐美資本主義發展已趨成熟，資本、技術實力強大，中國推行現代工業和都市化既面臨資本、資源的現實性約束和限制，又受到國外資本主義勢力的壓制。在這種客觀條件下，發展獨立自主的規模化大工業生產和都市化是不可能的。同時，在城市和鄉村反饋機制和農村基本生活保障機制沒有建立的情況下，單純地推動工業向城市集中，不僅不會實現鄉村復興，反而會加深鄉村危機，并最終導致城市發展受困。“若都市靠了它技術的方便，代替農村來經營絲業，使本來可以維持生活的農民，都成了饑民，成了負債的人，結果是使農民守不住耕地，向都市集中。在農村方面言，是經濟的破產，在都市方面言，是勞動后備隊的陡增，影響到都市勞動者的生機。”
（二）鄉土重建方案
費孝通認為，拯救鄉村既不能隨意移植西方的發展道路，也不能簡單地對鄉村施行改造，而應在考慮所面臨的約束性條件下進行“鄉土重建”。所謂鄉土重建，就是“企圖從我們傳統的小農經濟中去指出各種文化要素怎樣配合而發生作用的。……這企圖并不帶著要保守它的意思。相反的，這是一切有效改革所必須根據的知識”。他強調這種“改革并不能一切從頭做起，也不能在空地上造好了新形式，然后搬進來應用，文化改革是推陳出新。新的得在舊的上邊改出來”。
費先生的鄉土重建方案是在鄉土中植入新的要素形成有機配合的新結構。具體內容如下：
一是實現鄉村工業的變質。費先生經過長期觀察后堅定地認為，傳統中國的基本特點就是人多地少，農業為主，工業停留在手工業狀態，靠農業和傳統手工業的發展不能滿足現代化生活的要求，因此必須改變傳統的手工業為主的工業結構。這一觀點萌生于他在開弦弓村的實地調查，對他姐姐費達生幫助農民創辦的生絲精制運銷合作社的觀察，使他明確地感覺到農村需要現代工業。抗戰后在云南省內地開展農村調查時，他進一步看到在一個人口眾多、土地有限的國家里，要進一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重點應當放在發展鄉村工業上，即引進現代技術改造傳統手工業。他提醒在鄉土工業的改造中要避免工業化中人口過分集中的現象，應當盡可能地發展小型的、適當利用機械生產的鄉村工業。這種和農業生產密切結合的小型工業能充分利用農村里的勞動力和農村原料、生產成本低的生活用品，或機械零件，用來富裕廣大農民的生活。要實現“鄉村工業的變質”，一方面，需要技術改良，引入機器生產；另一方面，要采取合作的方式組織鄉村工業，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分散到參加生產的農民手中，以此避免貧富分化的問題。“鄉村工業的變質，主要是在利用動力和機器，變了質的鄉村工業，在它的結構中，生產工具的成本一定要加大，因之，決不是一個在生計壓迫下的農民所能購備。……家庭手工業和作坊工業在組織上要謀聯系，就得采取合作方式。作坊里生產工具的所有權，不使它集中在少數有資本的人手里，而分散到所有參加生產的農民手上。” 他所設想的“新制度的原則是很簡單的，就是要使每個參加工作的人，都能得到最公平的報酬。同時在經濟活動上，要能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營業絲廠相競爭而不致失敗”。
費孝通對他所提出的“變質”的鄉土工業的特征進行了刻畫：“我所謂鄉土工業包括下列幾個要素：（一）一個農家可以不必放棄他們的農業而參加工業，（二）所以地點是分散在鄉村里或鄉村附近，（三）這種工業的所有權是屬于參加這工業的農民的，所以應當是合作性質的，（四）這種工業的原料主要是由農民自己可以供給的，（五）最主要的是這工業所得到的收益是能最廣地分配給農民。”費孝通樂觀地預見：“在現代工業世界中，中國是一名后進者，中國有條件避免前人犯過的錯誤。在這個村莊里，我們已經看到一個以合作為原則來發展小型工廠的實驗是如何進行的。與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相對照，這個實驗旨在防止生產資料所有權的集中。”
二是根本在于人。一方面，鄉村工業實現變質的關鍵在于輸入現代技術，提高傳統鄉村手工業生產效率，因此，需要一批“像傳教士一般肯耐苦肯不求名利”的人將新技術的新鮮血液傳入農村。另一方面，鄉村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現代化都需要大批無私的服務人員。在費孝通看來，地主階層正應當在這方面有所作為，從而實現由寄生階層向服務階層的轉變，在新的社會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這也正是地主階層的出路所在。費孝通直言：“我所希望的是地主階層的子弟們曾享受了傳統特權，受到了現代教育的機會，應當從各方面去服務鄉村。”“我是認為中國的地主階層在這時代考驗之下應當可以自動轉變的，從特權的寄生地位，轉變成服務的地位。”
三是重建政治雙軌。在鄉村治理上，費孝通清醒地認識到，中央集權勢不可免，同時以“無為政治”的消極方式防止權力濫用已無客觀條件支撐，在這種情形下，要避免權力濫用，保持地方活力，維持政權穩定，必須重建上下相通的雙軌政治，避免只有自上而下單軌政治帶來的基層治理僵化問題。他在《鄉土重建》一書中多次論道：“限制權力的消極方法逐漸失去其客觀條件，是件不應當忽視的事實。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得在積極方法上去打算。這套積極方法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機構中并不發達……”“為了適應中央集權逐漸加強，政府逐漸大可有為的趨勢，要維持政治機構的健全，我們必須加強雙軌中的自下而上的那一道。”“能維持的政權必然是雙軌的，就是說在自上而下的軌道外還要有一條自下而上的軌道。”
重建雙軌政治最終仍然要著落到具體的社會群體。在英國訪問期間，費孝通發現英國鄉村中活躍著一群由都市退休之后回到鄉村的醫生、公務員、學者形成的鄉村“過渡性領袖”，他們在鄉村自治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我在《重訪英倫》的《訪堪村話農業》一文中曾提到過英國鄉村里缺乏社會重心的話。以往那種貴族、鄉紳、牧師等人物現在已經失去了被人民尊重的地位，但是在英國鄉村里卻有一種人在擔負過渡性的領袖責任。我稱他們的責任是過渡性，因為依我看來，將來鄉村社區里自會生長出新的社會重心和新的領袖人物來的。現在那些過渡性的領袖是從都市里退休回去的醫生、公務員、學者和富于服務心的太太們。這些人并不是從鄉間出身的，他們的職業也不在鄉間，但是退休到了地方上卻成了地方自治的機構中的重要人物了。”受此啟發，費孝通設想鄉土社會中的士紳階層可以轉變為類似英國鄉村中的“領袖人才”，以此實現政治雙軌的重建。
四是恢復城鄉循環。在費孝通看來，近代中國城鎮和鄉村的種種危機之根源就在于城鄉之間有機循環的關系遭到破壞。鄉土中國下保持地方人才的“落葉歸根”傳統已經難以為繼，鄉村子弟出村之后再也回不了家：“原來應當回到地方上去發生領導作用的人，離鄉背井，不回來了。一期又一期的損蝕沖洗，發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國社會的基層鄉土。鄉土培植出來的人已不復為鄉土所用。”因此，要實現鄉村現代化，關鍵在于重建城鄉之間的有機聯系，迅速恢復城鄉之間的循環關系。他多次強調：“都市和鄉村是必須來回流通的。” “城鄉對立是病態，它們本是相輔相助的經濟配合體。我們最后的目標是重建城鄉的有機循環，互相有利的配合。”有感于李林塞爾（Lilienthal）主持的用以實現土地復原的TVA計劃，費孝通提出應該改變鄉土損蝕的局面，實現“鄉土復員”，讓受過現代科學教育的鄉村人才還能回歸鄉土、服務鄉村。
從近代鄉村建設的經驗看，改造鄉村社會比認識鄉土問題不知要難多少倍！改造鄉村之難，在于外力介入一個本身結構、制度、文化高度契合的鄉村肌體時，不管動機多么良好，抱負多么偉大，理想多么神圣，都可能因為這些力量介入的方式不當或因與這一復雜獨特肌體的不契合而歸于失敗。到如今，鄉建派的教訓少見總結，而是被部分人效仿、神化，甚至誤導；棄鄉村而在城市擺開大工業化的路實際上成了現代以來的主線，主流觀點在贊美這條工業化、城市化道路快速和成功的同時，很少有人反思當下城鄉反差及鄉村問題與這一道路的關聯。費先生的鄉土重建方案盡管是針對受到外力強沖擊以后的鄉土中國的，但是，他提供的是一個以鄉村有機配合的結構為基礎松動鄉土，將農民和鄉村納入重建的方案。其路徑是：將現代要素引入鄉土工業——農民在產業和制度上的融入——鄉村企業家成長——鄉村精英參加鄉村治理——疏通城鄉有機聯系——鄉土復興。這是一條以農民和村莊為本位，引入現代要素重建鄉土的路。對比當下的鄉村振興，如果繼續沿襲著強力的介入，自然會在鄉村產業培育、活村主體、人力資本、城鄉關系各個方面加劇著城鄉脫嵌，鄉村振興的績效與戰略期待的距離自然難以彌合。
3、鄉村長出的工業化、城鎮化道路
“志在富民”的費孝通先生在平反以后又以70高齡馬不停蹄地投入鄉村發展之路。他思考和探尋道路的方法一如既往，從改革初期中國農村面臨的日趨緊張的人地關系出發，正視農村勞動力過剩的沉重包袱，將“怎樣把這樣巨大的剩余勞動力轉化成生產力”作為他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研究的關鍵問題。
（一）農業經濟多樣化的重要性
與他早期對中國鄉村“農工、農副有機配合”的認識一致，費先生一以貫之地認識到農業單一化的危害。1957年寫作《重訪江村》時，他發現，在江村出現了水稻單位面積產量增加，農業總產值顯著增加，但是農民收入沒有明顯增加的現象。他發覺，問題出在沒有發展副業上，江村原有的養蠶、運輸等副業不興。導致這種局面的重要因素是計劃經濟時期“以糧為綱”，搞糧食支持城市發展大工業，不僅導致農民手中無錢，市鎮上商品交換日益蕭條，而且連帶小城鎮萎縮。直到20世紀70年代，這種限制農村單純搞糧食生產的政策受到來自人口不斷加速增長現象的嚴峻挑戰，單純依靠種植糧食的低收入，使廣大農民在不斷增長的人口面前無法維持他們已有的生活水平。為此，他提出一個重要命題：“要顯著地提高這類地區的農民收入，單純的從農業入手是絕對不夠的。如果忽視了副業的多種經營，那就會發生嚴重的問題。”
從實踐來看，改革之初中國農村破局靠的就是打破“以糧為綱”，實行多種經營。費老20世紀80年代回到江村時發現，撥亂反正之后的農村發生巨變，特征之一是由單一經濟進入多種經營，多種經營包含了農產品商品化。他分析1979年以后開弦弓村農民收入增加的原因時提道：“那就是糾正了片面地發展糧食生產，而落實了多種經營的方針，大力發展多種多樣的副業，不僅包括已納入集體經濟的養蠶業，而且擴大了各種家庭副業。”直到20世紀90年代，他呼應當時關于發展大農業的主張，提倡“家家戶戶，用自己的勞動力、自己承包的土地，發展農、林、牧、副、漁，能搞什么就搞什么。……我們說的庭院經濟也是要發揮這個力量，把副業生產放到家里去干。”在他看來，農、林、牧、副、漁統統歸農業的“大農業”已走出自給經濟，發展了商品經濟，為農村走上工業化的道路做了前期準備。農業和工業關系好比“母子”關系，“在基層、在中國農村，農和工是血肉關系，血肉離不開。這不是哪一個人想出來的，也不是哪個人想分就能分離的”。
（二）鄉土工業化
光有農業的多樣化，不足以使鄉村脫胎換骨，費老認為還是要工業化。鄉土社會如何工業化呢？從理論上，主流的觀點是將工業化在城市展開，他20世紀30年代就對此予以了批判。從實踐上，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的工業化就是采取的建工業基地的方式，但無法形成對鄉村的帶動。費先生的藥方是，“在人口這樣眾多的國家，多種多樣的企業不應當集中在少數都市中，應當盡可能分散到廣大的農村里去”，即他所稱的“工業下鄉”。
1981年他第三次訪問江村時看到這里鄉鎮企業帶來經濟結構的歷史性轉變，農業與工副業比例結構倒轉，工副業比重大大超過農業，使他隱約看到20世紀30年代所倡導的“鄉村工業變質”圖景變成了現實。通過追蹤鄉鎮企業的發展，總結出根植于“人多地少、農工相輔”歷史傳統，借助城市技術人員流入等有利現實條件帶動本地社隊企業發展的蘇南模式。他甚至進一步將之總結為一條從鄉土長出的工業化，“實現工農結合，消除工農差距”的道路。“這條出路就是人口不走向城市集中而把工業拉進農村，使農村里的剩余的農業勞動力可以向自辦的工業轉移。通過農村工業化來改善農村經濟狀況，以提高農民生活。”其特質是，在國家經濟結構中增加工業的比重，而人口分布不致過分集中，甚至可以不產生大量脫離農業生產的勞動者，工業的擴散還可以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縮小城鄉差別。他將這條道路和計劃經濟的集中工業化進行了比較，批評后者是國家將投資布點的大中型企業主要放在三線，形成處在分散孤立的狀態的形如“孤島”的工業基地，再以此形成工業城市，造成城鄉分離的不利局面。這種“集中”的方法不光使得工業孤立于傳統經濟之外，還使中國的工業孤立于世界之外。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是由中國農民搞出來的工業，在城鄉二元經濟的對立和體制局限下，他們以農村為基地，以地方性社區為基礎，在傳統手工業的基礎上引進了機器，輔之以技術條件以及動力的改變和交通的改善，具備了使現代工業分散到農村去發展的條件。從沿海到內陸，中國農民創辦的鄉鎮企業從星星之火發展成了燎原之勢，其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適應性，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小草，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把農村里多余的勞動力變成了生產力，創造出財富，草根工業一步一步地發展壯大，創造出大量的財富，成了世人矚目的“鄉鎮企業”，它不光融進并且改造了中國歷史上以傳統手工業為主的工業結構，也使中國工業大步融進了世界經濟當中。這是一條具有工農結合、城鄉結合獨特形式的中國式的工業化道路。它與那種以農村的蕭條和崩潰為代價的西方早期工業化——集中于都市里的機器工業興起的同時，農村瀕于破產，農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離鄉涌進城市，充當新興工業的勞動后備軍——迥然不同。
（三）農民的城市化
在費孝通的富民理論里，農民的城市化一直是題中應有之義。他將小城鎮作為城鄉的紐帶，認為小城鎮是城鄉發展的必要環節。早在20世紀30年代江村調查時，他就發現，鎮與周邊農村（“鄉腳”）保持著密切聯系，他將這種關系形容為“就像細胞與細胞質那樣，相輔相成而成了一個細胞體”。小城鎮的經濟基礎在農村，當農村經濟單一時，小城鎮就失去了其作為商品流通和小手工業生產中心的作用，小城鎮由盛而衰。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問題就出在“左”的政策使星羅棋布的、和億萬農民直接發生關系的小城鎮的地位和作用被忽略，農村和小城鎮間千絲萬縷的紐帶被切斷。20世紀80年代鄉村發生的變化一方面在于把工業辦到農村里去的工業化過程，另一面是鄉村的城市化，即城市擴散到鄉村里去，他將之稱為“中國農民繼鄉鎮企業之后的又一個偉大的創造”。
農民城鎮化的邏輯在于，其一，它是鄉土工業化的去處。辦工業不同于農業，它必須要有一個集中的地方，要交通便利、有水有電，對于務工的農民來說又要距離適中。能滿足這些條件的正是那些衰落中的小城鎮，它使各村的農民可以“離土不離鄉”地兼顧工農兩業，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到小城鎮工作，帶來小城鎮人口在數量上增加，工業的興起也帶動了服務業、商業等第三產業的繁榮，使小城鎮人口在結構上起變化。其二，起到人口合理布局的作用。“從集鎮、鄉鎮、縣屬鎮到縣城，各個層次的小城鎮都在起著層層截流人口、聚居人口的作用，十分有效地減輕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壓力。”他稱小城鎮為“做活人口這盤棋”的一個“眼”。其三，開辟了農民入城之門。他提道：“廣大農民群眾不是等著計劃經濟體制內層層報送、層層蓋章的預算、立項、審批、撥款，而是說干就干、自力更生、自己投資去建設家園。”也就是說，廣大農民突破了計劃經濟管理的束縛，探索采用市場經濟的方式建設、發展小城鎮。“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和小城鎮，中國農民不僅是在創造著巨量的物質財富，也在創造著中國的市場經濟和富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四）一個目的、多種模式
看到蘇南鄉鎮企業創造的奇跡后，費孝通曾興奮地預言道，“蘇南的今天就是其他地區的明天”。他一度認為，“蘇南模式”應當是中國農村發展的不二法門。但此后，他先后赴蘇北、赤峰、包頭、定西、甘南等地調研，發現各地條件不同，選擇的發展道路也各具特點。湖南洞庭湖地區通過“先農后工”，先搞大農業富起來，然后再搞工業，走向了致富之路。珠江三角洲地區借助毗鄰香港的區位優勢，以“三來一補”的方式，將現代工業引進內地，形成了門店在香港，工廠在內地農村的合作格局。到了溫州調研后，費老“意識到在我的認識上有毛病，發生了偏差。中國農村的發展有共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假如只看到相同的一面，就發生片面性，而且會導致政策上的一刀切，工作上的一般化”。 為此，他提出，不同地區可以出于客觀條件不同而所走的路子也不同，不同的發展路子就是不同的“發展模式”。“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提出在發展路徑上防止了全盤照搬的辦法，在研究方法上形成從整體出發探索每個地區的背景、條件所形成的和其他地區相區別的發展上的特色，從而進入不同模式的比較。他通過對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的比較發現，它們的共同點為：都是農民自發行為；都是在人多地少地區發生并逐步發展起來的。但在發生和成長路徑上有明顯不同，蘇南模式在公社集體經濟的底子上出現，依靠農業集體積累，再加上外界條件，產生出自己特色的經濟發展模式。兩種模式的生成和發展因素也不同，既包括歷史傳統因素，蘇南模式有社隊企業傳統，溫州模式有八仙過海、外出經商的傳統，也有內發性因素，兩者的最大動力都是農民求生存、求發展，是農民在人多地少的限制下走出的一步。他也提醒研究者在進行不同模式的比較時，必須防止偏重于各模式之“異”，而忽視其所“同”，它們的共同基礎是傳統的小農經濟，同一目的是脫貧致富。費孝通后來又注意到“發展模式”的概念帶有靜態的意味，沒有照顧到條件本身是個變數，因此，進一步提出“隨勢應變，不失時機”，在發展模式概念中注入了動態的觀點。
（五）分業離土與農民的現代化
費老認識到農民鄉土工業化、城鎮化是中國獨特的發展道路。但是，他并沒有固守于此。他繼續用他拿手的基于實踐的研究方法預示可能的演化。20世紀90年代費孝通就敏銳地觀察到了鄉鎮企業分化發展的勢頭，提出“鄉鎮企業要上新臺階”。他結合自己的調研提出，鄉鎮企業的發展可能采取“上下兩手并舉”的辦法：“一手是引進高科技集中力量擴大規模，提高質量，向跨地區乃至跨國的、大集團的、農民和科技人員聯手的、體制多元的新型鄉鎮企業的方向發展，面向國際市場，開發現代化的新型產品。······還有一手在下面一層，是發展以農戶為單位的家庭工業為基礎，加上為其提供服務的、廣泛而高效的、提供信息和銷售渠道的中介體，即在近年來在廣大農村地區廣泛出現的‘公司+農戶’的新型企業結構。……生根在農戶基礎上的家庭工業，既具有頑強持久的特性，不怕風浪沖擊，又靈活易變，容易適應新的情況。隨著農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又易于接受科學技術的進步，并有化整為零、集腋成裘的能力。”
在城市化道路上，費孝通也沒有局限于小城鎮。他在區域發展的系列調研中，逐步意識到中心城市對周邊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指出“像農村發展需要小城鎮一樣，小城鎮的發展也需要中等城市。一個區域的發展，不能沒有中心城市的帶動。……城市可以對周邊農村地區發揮的輻射和帶動作用，是廣大農村地區的發展不可或缺的。中國農村現代化前景的最終實現，需要有遍布各地的中心城市的帶動”。“目前我對這個問題的初步想法是，以沿海的上海、香港、北京、天津和內地的重慶等為重點，發展500萬到1000萬人的大都會；以200萬到500萬人規模的大中城市為主體，帶動輻射周邊地區；以星羅棋布的幾萬個一萬到幾萬人的小城鎮和幾十萬人上下的小城市為依托，承載下一步農業產業化進一步解放出來的富余勞動力和新一輪農村工業化浪潮，形成中國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多層次、一盤棋的合理布局。”
費老更為關心的是，隨著農民逐步由窮變富，農民“富了以后怎么辦”或者說是“小康之后究竟怎么樣”？他在調研中發現，農民積累起財富之后，并沒有以之來擴大再生產，絕大部分都用在了擴建房屋等日常消費上，甚至出現了攀比消費的現象。費孝通認為，在亟需擴大再生產的階段，這種花錢方式并不理性。在他看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消費方式問題，而是一個涉及農民意識領域改造的大問題。“過去我們農民窮，知道窮了怎么辦，但是富了后，錢怎么花卻沒有經驗。這確是一個新問題。我個人的看法，現在我們迫切需要擴大再生產。……有了錢不知道怎么個花法。這個問題仔細研究一下很有意思，是個大問題。……我說怎樣花錢是個大問題，因為這牽涉到農民意識領域的改造問題。”他在調研中還發現，農民并沒有用現代化的經營思維、工業化思維來運作鄉鎮企業，他們仍然視鄉鎮企業為一種開辟新收入渠道、滿足生活需要的副業而已。費先生發現：“要理解蘇南的鄉鎮企業必須懂得這個地方的農民是把這些企業作為農村的集體副業來看的。在農民的意識里農業還是農村的主體，盡管副業收入超過農業。主副之別還是不變的。蘇南的鄉鎮企業當其初生時確實是為了吸引農村里多余的勞力和補充農家的收入，和其他‘副業’并無不同。”在農民看來，鄉鎮企業的作用“與過去在家里飼養幾頭羊并無差別，至于手段和形式的不同是另一回事。因為副業的本性就是易變，什么收益最大就搞什么，怎樣搞賺錢最多就怎樣搞，七種八養九行當輪著轉”。
在晚年的一次訪談中，他更是明確指出，農民現在的思想與以往相比并無不同，農民仍然沒有形成現代化的商品經濟思維。他在訪談中直言：“現在我們仍然在小農經濟里，一起分享，吃大鍋飯，那是小農思想。”中國要實現現代化，適應現代世界，就必須讓農民實現現代化。在晚年，費孝通大聲疾呼一些率先發達起來的地區需要更加重視農民自身現代化問題，研究如何讓農民轉變為具有現代城市文明特征的市民和公民，必須讓農民丟掉傳統的小農思想。“據我所知，改革開放之前，珠海是一個漁業村，中山是一個農業縣，兩地都沒有較好的工業基礎。現在，它們已經從漁村和農村發展到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中等城市，而且分別成為園林城市和花園城市。但是，它們都不可避免地要解決一個問題：如何使漁民和農民變成具有現代城市文明的市民和公民。”
如何實現農民的現代化轉變呢？費孝通在訪談中再一次提到鄉鎮企業發展對農村和農民生活帶來的深刻變化，認為農村工業化將現代化送入到農民家里。因此，他認為，要改變農民的小農觀念，培養現代化農民，實現農村現代化，必須要將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投入到非農職業當中去，但與此同時，并不必要將農民拉進城市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禮。“這條新的路子必定是農民不再是農民，這意味著我們必須發展不同形式的產業。”“我們必須拋棄農民思想。我的看法是除非80%在小農經營中的農民改變他們的職業，并離開在土地上勞作的老路，否則，中國將繼續顛簸難行。”“要等到農民改變了他們的職業才會起變化。我們必須走的第一步是把農民變成一個能離開土地的生產者。那意味著我們必須改變產業的結構。那時人們的思想和生活條件才會改變。這是我當前的觀點。”
4、幾點啟示性結論
本文旨在通過對費孝通關于鄉村發展與志在富民思考的回顧——從總結鄉土中國有機配合的社會結構特點、分析近代中國的鄉村危機、提出重建鄉村有機結構的近代鄉村救亡方案，到改革開放以后堅持開展實地調查研究，密切關注、跟蹤農村工業化、農村城市化發展進程，直至晚年深入思考農民現代化的問題，管窺費孝通觀察和思索中國鄉村現代化的立場和角度，即：始終堅持在城鄉格局的背景下關照鄉村，從不孤立地看待村莊發展；始終堅持將農村、農民作為實現現代化的主體， 強調鄉土中長出來的現代化，而非外部因素強加的現代化；始終重視鄉土中國工農一體的傳統經濟結構，特別是家庭手工業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農村工業化對推動農村和農民現代化的巨大作用。費老的鄉村發展理論對于思考當下的鄉村振興具有重要啟示。
其一，實施鄉村振興應當尊重鄉村既有的社會結構。費孝通揭示出，在以土為生、以村為居、差序格局、以禮為治、安土重遷的鄉土社會中，形成小農通過農業生產和家庭手工業生產結合的方式，以勉強維持不饑不寒的小康生活的穩態結構，這個結構是思考中國鄉村變遷的基礎。他始終立足于對鄉土社會，特別是對農工結合的家庭生產結構的深刻認識，但并不墨守成規，而是主張植入新的要素對這種有機配合的鄉土結構進行現代化改造。新階段的鄉村振興應當因地制宜、順勢而為，充分尊重、順應鄉村歷史形成的社會結構，找到政策切入的最佳“姿勢”，堅決避免枉顧鄉村實際，簡單化、一刀切、疾風驟雨的運動式改造。
其二，實施鄉村振興要注意統籌考慮土地、人口、產業等諸要素發揮合力。費孝通指出，鄉土社會是一個土地、技術、人口以及農業生產方式等諸多要素有機配合的社會，任何單兵突進的方案只會造成鄉村更大的破壞。在新階段，盡管鄉土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但是鄉村這種有機配合的特性依然存在。當下的鄉村振興也要統籌考慮人口、產業、土地等諸多要素的匹配，相關制度安排也應當是一個能夠充分調動各類要素綜合發力的體系，力避單要素驅動發展模式在鄉村簡單復制與蔓延。
其三，實施鄉村振興要準確把握城鄉中國的階段性特征。無論是早期提出“鄉土重建”設想，還是在晚年對農村和農民現代化的思考和探索，費孝通所處的時代仍是人口集聚在鄉村、城市吸納能力有限的鄉土中國時代。當下的鄉村振興所面臨的外部條件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社會已經從以農為本、以土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鄉土中國”，進入鄉土變故土、鄉村變故鄉、告別過密化農業、城鄉互動的“城鄉中國”，一方面是農民的高度異質化及其與鄉村的經濟社會關系發生分野，“農二代”引發代際革命，農業走向勞動集約化和多功能化；另一方面是要素在城鄉間配置活躍，城鄉分工與融合增強，鄉村在分化的同時也邁向業態、產業、功能多樣化。這就意味著，新時代鄉村振興的路徑選擇既不能固守鄉土中國觀念，也不能沿襲快速城市化慣性，而要充分利用“城鄉中國”階段城鄉互動帶來的機會，復興鄉村產業，活化鄉村空間，以“活業”帶動“活人”，進而實現“活村”。
其四，農民現代化的目標是他們向鄉土社會告別。費孝通晚年盡管也看到了農民離土又離鄉現象的出現，但是無緣看到此后大規模快速城市化對中國鄉村和農民產生的深遠影響。他主張以分業不離土的方式，鼓勵農民投入到非農職業當中去，而不必將農民拉進城市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禮實現現代化。實踐表明，簡單的鄉土松動并不會真正實現農民現代化。要使農民徹底告別原來的鄉村社會結構，必須經過城市文明、特別是市場經濟的磨礪和淬煉。特別是要看到當前，農民群體已經發生了深刻的代際革命，“農二代”出村不回村已經成為必須正視的趨勢，因此，新階段應當堅持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并舉，對進城農民的城市權利賦權，促進農業轉移、農村人口市民化，實現城鄉居民權利平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清華社會科學》2019年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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