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遵循了經濟社會發展規律，遵守了土地用途管制，是中國農村土地所有制的歷史選擇，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土地公有制。
衡量一項基本制度的優劣，主要看它是否符合發展規律，是否促進生產力發展，是否符合基本國情，是否讓大多數人受益，是否有利于社會穩定？對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它遵循了經濟社會發展規律，遵守了土地用途管制，是中國農村土地所有制的歷史選擇，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土地公有制，促進了生產力發展，讓廣大人民尤其是廣大農民受益，促進了社會和諧發展。
一、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遵循了經濟社會發展規律
（一）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遵循了農業農村發展規律
農業是生命再生產與經濟再生產相結合的產業，農作物的農時性與自然性、農產品的生命性與市場化、農業的基礎性與民生性，既決定了農業是產業之基、民生之本、可持續發展之源，也決定了農業的生產效率不高、比較效益低、自然風險市場風險較大。也即，農業既需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也需要遵循生物生長規律，還需要遵循宏觀調控規律。包括農業生產經營依賴地理氣候，需要精心種養、細心照料，宜適度規模經營，而不宜大規模經營；因農業勞動監督、計量等管理成本往往過高，宜家庭經營或包干經營、合作經營，而不宜集體經營、雇工經營；進入工業化中期后，農業產業的弱質性民生性顯得更加突出，宜政府大力扶持農業，而不宜讓農業完全市場化。我國人多地少、人均耕地更少，各地農業資源稟賦條件差異很大，很多丘陵山區地塊零散，因此，在當前和今后很長一個時期，小農戶家庭經營將是我國農業的主要經營方式。而且，相對城鎮，農村人口分布不密集、生產要素集聚度不高競爭力不強、公共基礎設施及基本公共服務人均配置成本較高或人均利用率較低，那么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普遍落后于當地城鎮，并且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在短期內難以消除。也即在工業化中期后，農業容易變成產業短板，農村容易成為發展短板，農民容易產生民生短板。因此，農民生產生活所需的承包地、宅基地等集體土地宜依法地無償地使用，甚至一些常住城鎮的農民工也可以依法地無償地占有集體土地，而不宜有土地成本，不宜將土地私有化。不但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或其繼承人可以依法地無償地使用或占有集體土地，還需要政府繼續加大“三農”扶持力度。因此，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應長期堅持下去。
（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遵循了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規律
1．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在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中具有自動調適功能。在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農村現代化不斷推進中，常住不常住農村、從事不從事農業生產經營、落戶不落戶城鎮、在承包期內退出不退出承包土地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或其家庭成員可綜合考慮自身情況、相關政策法規、對未來的預期等因素做出理性而穩妥的選擇。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向城鎮越多，常住農村的農民通過代耕代種、流轉土地等方式增加人均耕地面積，甚至深化耕地主要向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發包改革，加上購買農業社會化服務等，就越宜適度規模經營農地，從而促進現代農業發展，逐漸增加務農收入。這猶如市場自動調適一樣，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在市場與政策導向之下，努力實現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動態平衡。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或其繼承人僅依法占有或使用而非所有集體土地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本身允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既能遷出也能遷入，并在人口流動中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本身還具有很強的的適應性、衍生性、容納性：它既能適應不同資源稟賦不同生產力水平，也能從農村土地歸國家所有、被集體占有中衍生出土地承包權、土地經營權、宅基地取得權、宅基地使用權、公益性建設用地取得權使用權等產權，還能容納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宅基地使用制度、統分結合雙層農業經營體制、村民依法自治等制度，并受到土地用途管制（包括土地征收制度）的制約。只要長期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并圍繞著它在深化農民耕地承包、有償退出閑置宅基地（以破解住宅所有權“綁架”宅基地使用權這一困境）、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能進能出、提供城鄉一體化基本公共服務等改革中，就能逐步消除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逐步縮小城鄉差距。倘若不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就不但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反而會進一步擴大城鄉發展差距。
2．不宜大力提倡引進社會資本發展農業建設農村。倘若大規模引進社會資本發展農業建設農村，往往由家庭經營和合作經營為主的統分結合雙層農業經營體制轉變成雇工經營農業模式，由“家庭經營+鄉里關系”轉變成市場關系。這不僅影響到農業經營模式、生產激勵機制、利益分配機制等的變化，也會影響到人地關系、人際關系、村民自治等的變化，還會影響到對農業農村發展規律的遵循、對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對農耕文化鄉里文化的弘揚，甚至影響到數億農民的生存、社會秩序的穩定、執政根基的鞏固。社會資本往往是逐利的，而農村土地成本過低甚至沒有、用地監管成本過高，加上農業產業投資周期長、利潤薄、風險大而決定了發展非農產業或者開發建設農村土地往往具有更多投資機會。因此，在追求短期利益或“政績”驅動下，無所限制地引進社會資本往往導致農村土地非糧化非農化，不利于堅守耕地紅線、保障糧食安全，也容易違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甚至導致盲目投資、無序建設，進一步增大農業經營風險甚至開發建設風險。另外，由于資本所有者的主要群體常住城鎮，大力引進社會資本還往往容易導致部分農村發展成果倒流城鎮，從而形成新的城鄉二元體制機制，進一步擴大城鄉發展差距，影響城鄉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因此，發展農業建設農村，宜以村民自愿出資為主，社會類資本、技術、服務等生產要素在總表決權中不宜超過20%。其實，市場競爭機制難以承擔一個健康社會所應具備的扶持弱質產業、調控宏觀經濟、縮小城鄉差距、維持社會穩定、鞏固執政根基、保護生態環境、弘揚傳統文化等復雜功能。因此，讓市場在農村土地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只適宜一些能充分競爭的農業用地或農村土地配置環節，而并非適宜所有農村土地或全部土地配置環節。當然，凡能市場化的，政府就不應干預，只需強化法治保障就可，相信農民會開辟出市場來，也相信農民會經營好市場的；這已被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偉大實踐所證明。
3．工業化中期之后一般實行農業農村扶持政策。既然農村集體土地屬于國家所有或全民所有，那么國家或代表全民的政府就有權向土地承包權人、住宅所有權人等征收土地使用或占有方面的稅賦，而其他任何組織或個人都無權以他們各自名義征收。新中國成立以來，工業化中期以前，廣大農民就交了公糧或繳納了農業稅賦，甚至還在一定時期內實施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政策以支持工業優先等發展戰略。工業化中期之后，農業生產效率不高、比較效益低、風險多且難以管控的產業弱質性顯得更加突出，農業是產業之基、民生之本、可持續發展之源的地位作用顯得更加重要，而且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普遍落后于當地城鎮、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在短期內難以消除、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常住人口工作有待努力推進。加上農業經營主體或土地流轉主體數以億計，農業收益小、不穩定、難計量，并往往對個體或微型企業的營業、個人的所得等給予一定免稅額。因此，為了讓農民安心務農、鞏固農業基礎地位、促進工農業協調發展、促進城鄉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一般就不再從土地使用收益或土地流轉收益中征收土地使用稅賦，也不再征收農業稅費，而且還需要政府繼續加大“三農”扶持力度，以使農民經濟收入、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等與當地城鎮居民差距逐漸縮小。
（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遵循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規律
1．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含農房租賃經營）應依法納稅。這是因為：在實行土地公有制的我國，如果農村土地依法轉為經營性建設用地，那么它就與國有經營性建設用地并無本質區別——土地都屬于國家所有，都用于非農業生產經營，或者農村住宅不是村民用于自住。因而，就應同樣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同樣遵守市場競爭規則，同等繳納土地使用方面的稅費。否則，既不利于公平競爭，也不利于形成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還不利于構建城鄉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有償使用經營性國有土地看似與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依法地無償地占有或使用集體土地相左，但兩者都堅持了土地公有制，遵從了土地用途管制，有償與無償之別是緣于農業與工商業、農村與城鎮發展規律不同而需要作出產業有別、城鄉有別的土地制度安排。這種在我國曾長期存在并繼續長期存在的產業有別、城鄉有別的土地所有制，是鑒于農業比較效益低、農村相對當地城鎮落后的實際，為促進工農業及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而作出的較為理性的制度安排。而且，能將農村土地依法轉為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往往限于城郊，只惠及少數農民，而不能讓廣大農村、更多農民或以后的農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因此，有必要研究制定相應稅收制度，以建立健全統籌城鄉尤其是統籌農村區域的土地利益分配機制。
2．謹慎推進城鄉土地平等交換。有的建議平等交換城鄉土地，其初衷是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然而，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是緣于長期形成的城鄉不平等的體制機制，因此，要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就應從建立健全城鄉一體化發展體制機制這個根本入手。之所以依法無償使用集體土地而有償使用經營性國有土地，是由于農業相對第二三產業效益差、農村相對當地城鎮落后而作出不同的用地制度安排。這是實事求是，體現分類指導原則的，是遵從城鄉發展規律的。假若在用地體制機制上不體現產業有別、城鄉有別，就是不尊重產業有別、城鄉有別客觀實際，不遵循事物各自發展規律。因此，建立健全城鄉一體化發展體制機制并不排斥城鄉有別的體制機制，排斥的只是城鄉不平等的體制機制。那么，遵循城鄉發展規律、實行用途管制、堅持土地公有制的城鄉有別的土地制度就應長期堅持下去。目前應著力于通過深化改革逐漸消除城鄉不平等發展體制機制，比如提供城鄉平等的適合農村農業農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加大向農村傾斜的導向性精準性強的公共財政投入等。
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遵守了土地用途管制
（一）對土地實行用途管制既是國際通行也是歷代實行的做法
土地是稀缺資源，是人類經濟活動的重要生產資料、居住生活的重要載體。土地利用會產生非常強的外部性，既會影響每個人的切身利益，也會影響一個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甚至會影響一個國家的長遠利益；既關系到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建構與平衡，也關系到生產力的發展與生產關系的調適。因此，任一國家對土地利用，包括農業用地、建設用地等都實行嚴格的用途管制。即使是實行土地私有制的國家，也對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利用加以必要的管制。土地用途管制的本質是公權對私權的約束，體現了一國政府對土地的最終所有權和處分權，以最大程度滿足社會公共利益。歷史地看，資本主義社會、封建社會、奴隸社會下的任一國家，都無不對其國土利用加以一些管制，盡管往往主要以交稅費、交谷物等形式間接地實現土地用途管制，也盡管在相當長歷史里受限于土地管理手段落后而往往顯得力不從心。土地利用必須按全國總體規劃控制總量、分類管理、分類利用，不同類別、不同用途的土地不能隨意改變使用。尤其防止農業用地被非法地非農化、非糧化，防止總體地力不可持續。通過加強農業用地總量、種類、結構、質量等宏觀調控，以按時保質保量供給農產品及一些工業原材料。如果要對農業用地進行開發建設，就必須在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約束性指標之下按相關程序依法審批。假如不根據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使用或審批土地，必然會導致土地利用的無序、土地市場的混亂、土地結構的改變，必然會影響國家宏觀調控、影響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二）我國更有必要加強土地用途管制
人多地少人均耕地更少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國必須實行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也決定了我國必須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把14億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而土地管理制度的核心是土地用途管制。加強土地用途管制既是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的關鍵舉措，也是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這一基本國策的必然要求；既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也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實現偉大復興的重要基礎。我國是實行土地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更需要加強土地用途管制，以努力維護好廣大人民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我國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有償使用經營性國有土地、無償使用公益性建設用地等均是用途管制之下的重要土地制度。包括農村集體土地在內的城鄉土地，需要遵循體現國家意志的土地用途管制，包括遵從土地利用戰略、土地宏觀調控、土地用途轉用管制、土地節約集約利用、土地生態保護等。而當前，用地粗放較為突出，一些集體土地尤其是承包土地，時而在“政績”或者個人利益驅動下，違背農民意愿，違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或城鄉發展規劃，違反征地法規等，將之用于小產權房建設、開辦工廠甚至開發房地產、建設工業園區、擴張城鎮規模等。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強土地用途管制，進一步強化土地督察工作，尤其需要通過增大違規違法用地發現概率、提高懲罰額度、加大問責力度乃至追究刑事責任來制止農村土地被非法地非糧化非農化。而且，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權、宅基地取得權及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基準等農村土地主要配置制度既關乎生產力發展、生產關系調適、社會制度建構、農民切身利益，也關乎糧食安全、經濟發展、城鄉差距、社會穩定。因此，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中的主要土地配置制度在本質上屬于中央事權，宜由國家通過制定政策法規來統一規定；不屬于地方事權，不宜由地方政府來制定農村土地的歸屬制度；也不屬于市場行為，不宜讓市場在農村土地主要配置環節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不能將土地承包權、宅基地取得權以及公益性建設用地市場化，更不能將土地所有權私有化。
三、集體所有制是中國農村土地所有制的歷史選擇
（一）封建社會土地制度在中國行不通
我國農村長達兩千多年的歸地主階級所有的封建社會土地制度，曾迫使遭受地主重重剝削而饑寒交迫的廣大農民，多次揭竿而起連同其他階級去推翻當時的封建王朝。但歷次農民起義或封建王朝更替后，仍實行封建社會土地制度：農民沒有自己的土地可耕種，耕種時需要向地主繳納高比例地租；農民也沒有自己的土地可建住宅，只能寄居在地主那兒；農民往往生活艱辛，入不敷出，舉債過日，并償還高額利息。古代中國始終擺脫不了因土地兼并、喪失土地而導致農民起義——封建王朝更替——農民起義的歷史周期規律。中國封建社會土地制度既嚴重束縛了農村生產力的蓬勃發展，也長久阻礙了整個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
（二）資本主義社會土地制度在中國行不通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假定，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支配農業：實際的耕作者是農業雇傭工人，他們受雇于一個只是把農業作為資本投資或為利潤而經營農業的資本家；這個資本家為了得到土地使用的許可，需要在一定期限內（如每年）按契約規定支付地租給土地所有者。也即農業由資本家經營，讓資本去運作農業；耕作者沒有自己的土地，只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投資經營農業的資本家也往往沒有自己的土地，需要向土地所有者租地。在這里，土地私有、資本可由一個生產部門向另一個生產部門轉移、資本同樣能在農業領域里自由競爭、能形成同等水平的平均利潤等條件已完全成熟。土地所有者、農業資本家、農業雇傭工人三個階級并存是資本主義農業地租產生的前提；沒有這三個階級的并存，其地租就成無源之水。農業雇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被土地所有者和農業資本家共同瓜分。其中土地所有者坐享無需他參與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無需其他資本投資而由農業雇傭工人創造的份額不斷增大的剩余價值，因此，資本主義農業地租是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的實現。在農業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支配之下，其農業利潤往往按土地所有者、農業資本家、農業雇傭工人各自投入生產要素占比尤其是按資為主進行利潤分成，盡管任一生產經營活動離不開相關生產要素參與，盡管其利潤分成需要遵循生產要素分配規律，但并沒有突出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剩余價值這一真理、進而沒有按勞為主地進行利潤分成。在這里，是用生產要素分配規律替代了勞動價值規律，是用信奉市場的“資本的政治經濟學”替代了本應遵循的“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從而加劇了勞資之間矛盾，進一步擴大了貧富差距，讓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矛盾更加突顯，因而常常爆發周期性經濟危機，不利于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資本主義農業地租是土地所有者、農業資本家、農業雇傭工人三個階級并存而對立之下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的實現。其實，土地的可買賣（即資本主導土地配置）以及資本主義農業地租的產生，讓資本主義社會鼓吹的自由民主平等這座輝煌建筑只是建在柔軟的沙灘上而已。
（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一項重要制度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與資本主義社會、皇帝專制社會、封建社會、奴隸社會的土地可買賣制度存在根本性區別。它讓農村土地這一重要生產生活資料歸農民依法共同使用或占有，不允許買賣土地（包括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等），這回歸到了農村土地只是用于農業生產農村生活而不是用來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的自然屬性上。廣大農民依法在自己的土地上多勞多得，提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發展了農業生產力，保障了農產品供應。農民也有土地可建住宅，不再居無定所，終于實現了安居樂業。農民還因土地共有、利益相關、血親相連等而積極地依法參與村內公共事務管理，實現了村民自治，這有利于發展社會民主、促進社會和諧。盡管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只是讓農民依法享有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的權利，而不享有土地所有的權利，但它讓廣大農民成為了土地的“主人”，不再依附于土地，實現了他們數千年來夢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地的樸實愿望，鏟除了滋生土地食利階級的土壤，體現了按勞分配為主原則，遵循了勞動價值規律，為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實現人類的自我解放奠定了堅實基礎。過去數千年實行的土地可買賣制度，已從反面證明了這是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動蕩不安乃至封建王朝被多次更替的根源之一。實行土地私有制、以資本逐利為圭臬、雇傭農業工人、沒有遵循勞動價值規律、沒有體現按勞為主分配原則、土地所有者不勞而獲等生產方式，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病根所在。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農業發展規律的特殊性，實行以人民全面自由發展為目標、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等的社會主義制度，長久積淀的聚村而居、精耕細作、血親相連、鄰里相助等傳統農耕文化鄉里文化等，這些國情農情決定了我國農村土地只適宜集體所有制。資本主義社會的農村土地制度及其農業生產方式在資源稟賦、社會制度、傳統農村文化等方面獨具特色的我國是根本行不通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創新了社會主義社會所有制理論和實踐，也對世界土地所有制史作出了重要貢獻。它既是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一項重要制度，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之一。
四、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土地公有制
（一）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創新了土地公有制
1．農村集體土地歸根到底屬于國家所有。農村集體土地既非集體經濟組織所有，也非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集體所有，更非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所有，它歸根到底屬于國家所有。農村集體土地歸國家所有，只是土地所有權歸國家，而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土地經營權、土地流轉權等土地權益仍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或當時屬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依法享有。也正是農民對土地不具有所有權，只具有占有權（或承包權及其派生的使用權、用益權），才能讓全體而動態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依法地無償地使用或占有集體土地，這既符合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政策初衷，也是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內在要求。也正是農村集體土地歸國家所有，國家才利用土地用途管制、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土地承包經營制度、宅基地使用制度、村民依法自治、依法征收集體土地、不允許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因住宅所有權“綁架”宅基地使用權）在集體經濟組織外及非法在集體經濟組織內買賣抵押擔保等系列法律政策來強力保障農民的合法土地權益不受集體經濟組織、村委干部、任一地方政府等單位或個人侵犯。也正是農村集體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民只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權利，才是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根本保證，才能正確執行黨中央農業農村基本政策，維護農民土地權益，符合人民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鞏固黨的執政根基，維護好黨中央權威——黨中央政策與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其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制度實質，是在土地用途管制之下的全體而動態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依法共同使用或依法共同占有歸根到底屬于國家所有的集體經濟組織土地。似乎農村集體土地歸集體經濟組織、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集體、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所有有利于維護農民土地權益，看似體現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本質。其實，這些都與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政策初衷相違背，不符合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度實質；這些都是變相的土地私有制，與土地公有制相違背。倘若農村集體土地歸集體經濟組織或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集體所有，那么集體經濟組織就往往通過村民小組會議或戶代表會議議決收回調整承包地、處置宅基地、轉讓抵押集體土地，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等合法土地權益就容易受到侵犯。倘若農村集體土地歸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所有或按份共有，那么只是部分或彼時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或其繼承人擁有集體土地，或將集體土地分割給具體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因此，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本質是公有制，集體所有制體現了農村集體土地的公有本質，農村集體土地歸根到底屬于國家所有。
2．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一種非典型土地公有制。其非典型表現在：集體土地以集體經濟組織為地理邊界，當時屬于該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可依法地無償地使用或占有承包地、宅基地等集體土地。之所以集體土地以集體經濟組織為地理邊界，是鑒于國家、地方政府、村委以及集體經濟組織通常都不能親自經營農業用地或者農業勞動監管成本過高，需要符合國情農情、遵循發展規律、弘揚傳統農村文化等而作出的理性制度安排。這已被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人民公社化”運動所反證，也被改革開放以來實行集體所有制下的土地承包經營制度所取得的顯著成就所證明。之所以當時屬于該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可依法地無償地使用或占有集體土地，是鑒于我國進入工業化中期后，農業產業的弱質性民生性顯得更加突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普遍落后于當地城鎮、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在短期內難以消除、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常住人口工作有待努力推進等實際，為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鞏固農業基礎地位、統籌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簡化管理等而作出的理性制度安排。這并不像經營性國有土地通過征繳稅費的形式有償使用或有償占有來體現土地公有屬性。就農村集體土地保障糧食安全、供給一些工業原材料、解決農民生計生活、滿足市民農產品需求、維護社會穩定甚至鞏固黨的執政根基等作用而言，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也可以說是一種受土地用途管制（首先體現在土地宏觀調控下城鄉功能分區）的非典型全民所有土地制度。
（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符合中國農情并能弘揚傳統農村文化
我國農村人多地少、聚村而居，農業歷史悠久、農村文化深厚，在數千年里積累了精耕細作、復合耕種、用養結合、地力常新等豐富的農業生產經營經驗，積淀了利益相關、血親相連、鄰里相助、文化相聯等深厚鄉里文化，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農耕文化鄉里文化生態文化，并深深植根于廣大農村或數億農民的行為習慣、社會制度與道德理念之中。農村是熟人社區，一個自然村落本就是一個復雜的鄉土社會結構，其生產勞動、人際交往更多受家族姻親或風俗習慣的影響，不如陌生人聚居的城市更多依靠法律與市場機制來調節。而且，農業產業的弱質性民生性在工業化中期之后顯得更加突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普遍落后于當地城鎮。因此，不但應堅守以集體經濟組織為地理邊界并以此為基礎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村民依法自治等農業農村基本制度，也應堅守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依法地無償地使用或占有集體土地的土地承包經營制度、宅基地使用制度等，還應堅守國家繼續加大農業農村扶持力度的政策。這些農業農村基本制度或政策既符合我國國情農情，也遵循農業農村發展規律；既體現社會主義土地公有、人民當家作主等本質，也能弘揚傳統農村文化。
總而言之，資源稟賦、客觀規律、社會制度、傳統文化、歷史進程等決定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我國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農村基本制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也是一項已被歷史長河與長期實踐所證明、包容性強、能促進生產力發展、具有強大生命力而十分精致的社會機制。
作者單位：重慶市綦江區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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