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型視角
摘要：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快速人口老齡化引發出新矛盾，即老年人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老齡事業和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我國農村社會在“未富先老”和“未備先老”的雙重挑戰下，面臨著一系列養老風險，包括貧困風險、健康風險、養老照料風險、制度風險和社會安全風險。有效化解這些養老風險，不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同時也是順利完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目標的前提條件。政府應從頂層政策設計上重視農村老年人養老問題，實現城鄉養老政策協同發展；此外還應實施國家整體性治理模式，多部門聯動來應對老齡化社會風險，并根據農村實際和農村老年人的需求實施差異化養老模式，增強農村家庭養老能力，進一步提升農村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關鍵詞：農村老年人；養老風險；養老模式；家庭支持能力
一、研究背景
新時代我國在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上，必須牢牢把握人口老齡化這一新的基本國情。在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人口城鎮化加速推進及人口的大規模城鄉空間流動的大背景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人口老齡化特征相比，我國人口老齡化呈現出一些明顯不同的特征：一是城鄉老齡化水平與城鄉經濟發展水平相比，表現出更加明顯的倒置，即我國農村的人口老齡化水平在本世紀將高于城鎮地區；二是農村老齡化發展速度明顯快于城鎮，城鄉老齡化水平差異最高將出現在2033年左右，差值將達到13.4%；三是不同地區間農村的老齡化水平差異大，最早進入人口老齡化的上海農村地區和最遲進入人口老齡化的西藏農村地區相差40多年。國家衛生計生委《中國流動人口報告2017》中顯示，我國流動人口規模在2015年出現拐點，流動人口總量經歷了之前的大規模增長后開始下降。未來一大批中老年農村流動人口將因未能融入大城市而返回原流出地，所以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的養老壓力雪上加霜，這勢必在區域層面乃至全國層面增加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復雜度。
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變化，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成為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人口老齡化在新時代引發的主要新矛盾則是老年人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老齡事業與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也就是說，新時代農村地區老年事業與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終極目標包括：一方面是要充分滿足老年人的基本養老需求；另一方面，要追求高質量的老年生活，縮小城鄉養老差距，提高農村老年人的幸福感、獲得感和安全感，化解乃至消除農村地區老年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對未來養老的焦慮感。不過，我們必須看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以往維系農村養老的兩大保障機制——家庭養老和土地養老勢必隨著“人力”和“財力”的大幅度減少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與此相對應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醫療保障和服務體系、養老服務體系建設仍然亟須加快推進，新時代農村地區在“未富先老”和“未備先老”的雙重壓力下，特別是在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農村地區的諸多養老風險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并通過積極應對老齡化的前瞻性頂層設計加以規避。
二、農村地區老年人養老風險增長的理論闡釋
農村地區老年人養老問題的本質是農村老年人的養老需求能否得到滿足以及如何得到滿足。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人口老齡化所引發的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文化問題等將是我們沒有遇到過的發展問題，而城鄉老齡化水平倒置則更令我們擔憂。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城鄉間、區域間發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現實國情下，從制度性因素、經濟發展因素等方面出發的宏觀理論分析為我們更好理解與應對現階段乃至未來農村老年人養老風險提供一種制度性的思考維度。
（一）社會轉型理論：社會經濟轉型引發的城鄉發展鴻溝
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整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中國社會轉型發展的過程，也是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不斷從傳統走向現代、走向更加現代和更新現代的轉變。我國在社會轉型期的發展方式過分強調經濟增長，造成了現實社會中經濟和社會的失調，公平與效率的失衡，這歸根到底是與中國不發達狀況相聯系的，是與處于初級發展階段的國情相結合的。轉型期城鄉發展不平衡的趨勢也愈加明顯，城鄉之間戶籍壁壘的存在和相對隔離的生活狀態所構成的城鄉二元結構，使得城鄉之間的經濟社會發展差距在社會轉型期進一步拉大。農村地區老年人養老風險加劇是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城鄉發展不平衡和以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為主的農村社會建設相對明顯滯后的一種典型表現。這為我們認識和理解城鄉發展所引發的巨大社會經濟鴻溝以及農村地區老年人的養老風險機理的形成提供了一種宏觀背景的解釋。
（二）風險社會理論：農村地區的養老風險劇增
風險社會理論是烏爾里希·貝克在1986年發表的《風險社會：通向一種新的現代化》提出來的。吉登斯站在客觀主義立場，對當今世界發生的變遷提出了一種理論視角，他稱之為“失控的世界”，即新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增加的世界。因而需要有社會反思性來持續思考我們生活的處境。當代中國已經步入老齡社會，并且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都將面臨著人口結構老齡化的挑戰，而農村地區老齡化先于現代化的矛盾將對社會各領域帶來更多潛在風險。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農村地區老年人與城市老年人相比，在面對未來種種不確定性和潛在社會風險的時候，更加缺乏應對策略和制度保障，勢必產生對自身安全的擔憂和恐慌。這種擔憂會通過老年人傳遞給家庭其他成員，整個家庭處于壓力之下，可能會出現不同形式的社會焦慮。在無法獲得社會正式制度保障的情況下，社會成員會依據以往的日常生活經驗和非制度化方法來解決潛在的制度風險。風險社會理論在提醒我們處于潛在風險之中的同時，更為重要的是要思考如何面對風險，如何規避風險。通過明確全社會的養老主體的共同責任，緩解幾代人的養老壓力。
（三）政治經濟學理論：不平等制度下的農村老年邊緣群體
在近些年中，政治經濟學的視角成為老齡化研究的重要派別，該視角以卡羅爾·埃斯蒂斯（CarrollEstes）等為先驅。該理論描述國家和社會體制對支配和邊緣化老年人的體制所發揮的作用。它強調，政治和經濟體制在形塑和再生產各種權利及權利分配和由此產生的不平等中的作用。社會政策，如健康、社會保障等，被理解為社會斗爭、沖突和此時支配性權利關系的結果。影響老年人的政策反映了依據性別、城鄉和階級的社會分層。因此，老齡化和老年的現象直接與更廣泛的社會相關，它們處于這個社會中，并且不能離開其他社會力量來孤立地進行考察。老齡社會是一個包含了從嬰幼兒到青少年到中青年到老年的所有年齡段人口的完整社會。在現存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制度轉軌的過程中，老年人尤其是農村老年人的話語權較弱，容易成為社會發展的邊緣群體。為此，滿足老年人口不斷增加的需求，不僅要調整完善老年人的公共政策，還要從老齡社會的整個經濟形態和社會形態出發，形成一套覆蓋全人口和全生命周期的經濟社會支持系統。
三、新時代農村地區老年人的養老風險透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農村老年人不僅需要滿足基本的物質文化需求，同時也對老年健康服務，更高層次的老年生活品質和美好生活有更高的要求。但當前農村老齡事業和養老服務體系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經成為滿足農村老年人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
毋庸置疑，新時代農村地區老年人的養老風險是值得關注的，家庭子女數量減少和成年子女的外出流動直接或間接挑戰了幾千年形成的“養兒防老”文化傳統，加上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和養老服務體系發展不充分，無疑使得農村地區老年人對自身養老產生憂慮。當然，對抗風險的是養老能力，這取決于經濟、健康、照料、情感等養老資源。農村地區老年人在這些方面都存在潛在的風險，其中主要包括貧困風險、健康風險、照料風險、制度風險和社會風險，這五種風險相互交織，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農村老年人的養老風險恐慌。
(一)農村老年人貧困風險
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區域間、城鄉間的發展不平衡，特別是西部農村地區成為貧困高發區。《中國統計年鑒2017》顯示，2016年上海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5520元，而甘肅則為7457元，上海是甘肅的3.4倍。在全國人口中，老年人群因退出勞動力市場、身體機能老化等原因，其貧困風險高于其他人口群體。發達國家的研究表明，發達社會中的老年人口比人口中其他人群更可能具有不利的物質條件。在我國，農村老年人與城市老年人相比，缺少退休金和其他養老職業年金，其晚年生活與城市老年人相比不平等更加加劇，更容易陷入貧困之中。此外，農村老年女性發生貧困的風險高于農村老年男性。這既是因為女性老年人的壽命較男性長且更容易遭遇更多的殘障，也是因為照看子女和料理家務所導致的終生所得的損失。農村老年人的外部經濟支持有兩個來源：一是家庭，二是社會。家庭支持一方面取決于家庭子女數量，另一方面則受孩子本身對老年人經濟支持的程度。從子女數量看，估計2020年以后進入老年的農村女性大約有50%的人有2個孩子，20%~30%的人有3個及以上的孩子，有近20%~30%的人只有1個孩子。從子女供養的角度，一孩家庭和雙女戶家庭的養老將是最困難的。從生活照料角度看，由于子女數量減少，子女對老年人直接照料也會減弱。因此，農村地區老年人的貧困風險仍是當前乃至今后一段時期我國農村老年人，尤其是中西部農村老年人亟待解決的首要養老風險。
（二）農村老年人健康風險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我國醫療衛生事業有了長足進步，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35歲提高到改革開放初期的68歲，到2015年已達到76.34歲，增長速度快于發達國家。但我國城鄉間老年人健康水平差異顯著，2016年《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9——邁向健康城市之路》顯示，2000年我國農村居民平均預期壽命為69.55歲，城鎮為75.21歲，到2015年，城鎮居民平均預期壽命已經突破80歲。近年來，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的健康狀況統計中發現，隨著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人口的健康壽命卻并未隨著壽命的延長而延長，有的國家人口健康壽命卻出現了下降趨勢。這種現象在我國農村地區老年人中存在較高的發生隱患。《2016年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鑒》顯示，2010年農村死亡率最高的疾病為腦血管病、惡性腫瘤和心臟病。慢性病和退行性疾病已經取代傳染性疾病而成為農村老年人的主要致死病因。這些慢性病和退行性疾病也長期損害老年人的健康，造成老年階段的長壽但不健康風險。研究表明，1994-2004年，我國中西部地區老年人口的預期壽命增長速度快于健康預期壽命，也就是說中西部老年人的預期壽命雖然增加，但是不健康的壽命占平均余壽的比重也在增加，即存在長壽卻不健康的狀況。進一步的分析不難發現，農村老年人的健康意識不強，治病防病的意識弱，同時農村醫療衛生條件雖然有所改善，但老年階段醫療費用的大幅上升也使老年人支付感到困難。如果農村的醫療衛生條件和健康宣教不能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同步發展而不斷完善的話，那么農村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將無法滿足。
此外，農村地區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問題在近些年也日漸顯現，其中農村老年人的自殺問題尤為突出。《2016年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年鑒》數據表明，我國農村60歲及以上老年人自殺率明顯高于城市老年人，而且隨著年齡的增加，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率也呈快速上升趨勢。農村男性老年人自殺率遠遠高于城鎮老年人，也高于農村女性老年人，應引起關注。進一步研究發現，疾病和養老遭遇困境是老年人自殺的主要原因。
（三）農村老年人養老照料風險
在“長壽不健康”的狀態下，我國農村地區老年人具有較高的失能失智風險，導致未來可能形成規模龐大的失能失智老年群體，形成養老照料風險。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有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約4063萬人，占全國老年人口總數的近兩成。關于失智老人，相關研究表明，2010年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失智率為7.6%，且女性老年人的失智率高于男性老年人，且農村老年女性的失智率更高。
失能失智老年群體規模大，照料的時間長，消耗的資源多，其引發的長期照護服務需求對我國現有養老服務保障體系提出更高的要求，任務十分艱巨。同時，我國家庭規模的不斷縮小、家庭結構的不斷簡化，家庭養老功能的削弱造成其難以滿足老年人長期照護服務的需求。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和老年人照料需求的增加，加上農村老年人沒有財產性收入，處于財富分配金字塔的底層，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發展滯后，保障水平低，養老相關基礎設施明顯不足，使得農村老年人存在高的養老照料風險，這些都是應對農村人口老齡化的難點。此外，農村地區村落社區老年人居住相對比較分散，構建農村養老服務硬件建設不僅面臨投入成本高的問題，還面臨著照料隊伍缺乏的現實困境。
（四）農村養老的制度風險
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應對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重要戰略舉措。從2009年開始試點以來，參保范圍逐漸擴大，目前已經實現全國所有縣級行政單位的全覆蓋。不過，一些研究發現，新農保政策并沒有顯著提高老年人的消費水平。“新農保”保障水平低，其政策意義超過實際意義。未來，隨著農村地區老齡化速度的快速提升，新農保基金的平衡與可持續發展將是我國未來較長時間內面臨的挑戰，也是實現老有所養的難點。下一步盡快完善農村的養老保險制度，提供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待遇標準，真正發揮其保障農村老年人生活的作用，實現城鄉統籌，是我們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是我國農村主要的醫療保險形式，目前基本實現農村人口全覆蓋。新農合自實施以來效果明顯，對提升農村人口的健康水平，降低農民的疾病負擔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新農合在實施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一是目前城鄉老年人享有的不同醫保制度所提供的保障水平尚有顯著差異。以城市退休人員公費醫療為例，其住院費的報銷比例在95%以上，新農合的報銷比例沒有達到這個水平。二是新農合面臨著保險基金可持續的壓力。新農合解決了農村居民“有病不醫”的問題，但也促使農村老年人醫療服務需求增加，醫療消費增加，在目前參保人群年齡結構日趨老化，繳費人群不斷減少，在沒有其他渠道的資金解決老人醫療保險“隱形債務”的前提下，新農保基金面臨巨大的收入壓力。與其他年齡段相比，老年人在其晚年階段將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慢性疾病威脅，2014年的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數據顯示，75.2%的城鄉老年人自報患有慢性疾病，而慢性疾病的帶病生存時間長，醫藥資源消耗大，對家庭和新農保基金帶來經濟壓力。在醫療服務價格不變的前提下，人口老齡化引起的醫療費用負擔年遞增率為1.54%。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逐漸加深，老年人醫療費用將大幅度增長，給醫療保險制度的持續健康運行帶來巨大挑戰。
（五）農村老年人社會風險
面對農村地區老齡化先于現代化發展的現實狀況，農村地區逐漸加深的老齡化將會對當地政府財政支出帶來巨大壓力，很可能使當地經濟難以為繼，造成公共安全危機。未來隨著農村地區老年撫養比的不斷攀升，年輕一代也將會面臨日益沉重的財務壓力，形成社會的不穩定力量。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造成代際間沖突、區域間沖突、城鄉間沖突及階層間沖突都構成了老年社會的眾多風險點。這些潛在的風險因素會滲透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每個社會成員都會面臨著社會風險的威脅和考驗。此外，農村地區老人和貧困、殘疾、女性等弱勢群體問題交織帶來的新的社會風險點，所以，我們必須看到農村地區養老風險的來源多樣、影響范圍廣泛、影響人群交叉，將會造成更多的社會失范行為，使得法律和道德控制力減弱，矛盾和沖突隱患不斷加劇。因此，在對養老風險的認識和治理策略上，一方面要深刻反思社會快速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給農村老年人造成的諸多社會風險；另一方面應該關注養老風險治理。
四、應對農村老年人養老風險的思考與對策
在當前農村養老面臨的諸多問題中，既有政策制定方面的不足，也有農村老齡化現實的嚴峻挑戰。應對農村的養老風險，僅靠老年人自身是遠遠不夠的。在我國農村“未富先老”“未備先老”的雙重壓力下，我們需要將農村老齡問題納入整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進行超前謀劃，使農村老年人與其他社會成員一起共享我國社會發展成果。應對這些養老風險，需要根據農村實際，以農村老年人的需求為本，以實現農村老年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前瞻性制定符合中國國情和農村實際的一系列對策。
（一）優化頂層政策設計，實現城鄉養老政策協同發展
積極化解農村養老風險需要國家優化頂層政策設計，重視農村老齡化的現實和面臨的風險，密切結合我國的國情和農村實際，統籌城鄉協調發展，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縮小城鄉養老制度和服務體系建設的差距，確保城鄉老年人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一是進一步完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不同于城市老年人有職業年金、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等多來源的養老保障，農村老年人的養老保障類型單一，主要以新農保為主，同時針對“五保戶”和獨生子女傷殘死亡家庭有優待扶助政策，但現有制度保障水平低，并沒有發揮保障老年人生活的功能。因此，國家應加大財政資金的支持力度，適時提高新農保保障標準，使其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物價水平相適應，縮小城鄉養老保障水平差異。二是建立健全農村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培養鄉村醫生，保障農村基層的醫療衛生服務隊伍穩定，推動醫療衛生服務延伸至村莊、社區和家庭。醫生是提供醫療服務的主體，要重視鄉村醫生隊伍建設和發展，為他們提供好的待遇和有保障的生活，從而保障農村居民能夠享有便捷、安全的基本醫療服務。要繼續完善農村大病保險制度，擴大重大疾病醫療保險覆蓋面，提高報銷比例，避免農村老年人因（大）病致貧、返貧。三是構建農村養老照護服務體系。要發展互助型社會養老模式，將中國傳統農村的守望相助理念寓于社會養老之中，并根據南方、北方和中、西部農村在血緣宗族、地緣規則和情感宗教等方面的不同優勢選擇適合的互助養老模式。河北省肥鄉縣農村互助養老新模式，具有集體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務的特點，經濟成本較低，同時整合照料人力資源，對我國農村養老服務治理具有借鑒意義。
（二）發展居家養老服務，增強農村家庭的養老能力
首先，要多部門合力推進，實施農村家庭團聚政策。我國農村地區不僅老年人多，而且流出人口多。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外流直接造成農村家庭“空心化”，出現了大量農村留守老人，農村老年人獲得的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減少，家庭養老困難，部分老年人還要承擔照顧第三代的任務，生活壓力和勞動強度較大。另外，部分外出中老年農民工則面臨著“融不進大城市、回不去農村”的窘境，老年農民工的子代同樣離開農村，跨地域流動造成老年農民也將成為未來的留守老人。《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14年老年農民工數量為4600萬，未來十年還將持續增加。因此，讓農村家庭實現團聚是發揮家庭養老能力的第一步。一方面是繼續完善農民工返鄉就業創業的配套政策和支持力度，鼓勵農民工回鄉團聚；另一方面，對農民工流入較多的城市和發達地區，應降低準入門檻，為農村老年人異地就醫，領取養老金等提供便利，幫助他們實現在當地的家庭團聚。其次，要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的孝親、敬老等傳統家庭美德，構建家庭友好公共政策體系。基于目前我國農村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老齡化形勢，居家養老仍然在老年照料中發揮第一支柱作用。要進一步倡導農村家庭養老的優良傳統，發揮家庭在經濟安全和情感支持等方面的功能。要積極推動家庭公共政策體系向明確型和發展型轉變，明確家庭整體的福利保障，強化對家庭能力建設的投資，實現家庭政策的適度普惠，構建家庭友好型社會。第三，要建設農村居家養老服務體系，加快建設居家養老服務網絡。目前，大部分農村地區尚沒有建立像城市地區類似的助餐、助醫、助潔、助行、助浴、助急等居家養老服務，因此要結合農村實際，鼓勵和支持在農村建立更加靈活的居家養老服務，提供涵蓋農村老年人需要的生活照料、醫療衛生、文化娛樂等內容的服務。
（三）提升農村老年人健康水平，防范老年健康風險
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實施健康老齡化戰略是我國應對新時期人口老齡化新矛盾的重要舉措。在農村“未富先老”和“長壽不健康”的情況下，農村老年人的健康狀況具有脆弱性，也面臨著老年健康服務供給明顯不足的局面。首先，要充分發揮農村村委會等基層組織的作用，加強老年健康教育，開展老年疾病防治與康復、心理健康、健康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宣傳和教育，提高農村老年人的健康素養，積極開展農村老年疾病預防工作，同時為農村老年人提供日常關懷和心理支持服務。其次，長期來看，要關注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從少年、中青年開始重視對健康的投資和管理，從而減少不健康經歷和行為模式等在老年階段的累積，以便有效降低老年階段的疾病發生風險，提升老年健康水平。再次，要加強農村社會治理力度，推進老年宜居環境建設。一方面，要推動城鄉與區域間公共服務均等化，打破城鄉二元結構，促進城鄉資源要素雙向流動，保障農村老年人能享受到同城市老年人相同的安全、便利、舒適、無障礙的公共設施和服務；另一方面，要加強對農村垃圾、生活污水等的治理，推廣清潔能源，打造農村干凈衛生的養老環境。
（四）要實現國家治理的整體性治理模式，化解老年社會風險
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的影響是全局性和長期性的，不僅局限在一個地區或一個領域，化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各類社會風險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國家采取整體性治理模式，以社會整合、各方協作和可持續發展的視角來規劃和設計當前的各類公共政策體系。將人口要素和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等各要素之間的關系統籌考慮，同時將短期目標和中長期發展戰略目標相結合，在充分考慮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巨大慣性和未來人口發展趨勢的情況下，實現經濟社會長期可持續協調發展。
作者簡介：陸杰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張莉，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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