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鄉治”傳統中，鄉規民約占據重要的地位。北宋時就有藍田《呂氏鄉約》，重道德教化，后經大儒朱熹編考增損，為此后歷代沿襲。明代時，出現了鄉約講讀制度，不只講枯燥的國家律令條文，而是輔之以道德事跡、格言諺語，使得鄉村民眾能喜聞樂見。清代鄉村治理繼續沿用鄉約講讀的方式，雖然基層推行中不免形式化，但仍有不少村民受到教化的事例。
傳統鄉規民約在鄉村治理中能發揮獨特作用，是因為自《呂氏鄉約》以來，它就主要是民間性的，是“人民的公約”，是村民族人共同約定的規范，自然認同它，遵從它。同時，傳統的鄉規民約雖然也不乏懲罰條款，但更主要是“德治”性的規范，德業相勸、患難相助等，包括明清時的講讀制度，都訴諸道德教化，通過內化的道德影響眾人。當然，在社會經濟層面，傳統的小農經濟，儒家的倫理道德，以及鄉村中宗族組織的強大影響力，也是其效力發揮重要的保障。
一
“治一國必自治一鄉始”，鄉村治，則國家安。黨的十九大以來，鄉村振興被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鄉村的善治、鄉風文明的培育得到更多的關注。新近出臺的《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中重點強調了村規民約在培育鄉風文明中的作用，提出村規民約“全覆蓋”。因此，各地出現了制定或修訂鄉規民約的熱潮。但冷靜觀察后會發現其中存在諸多問題。尤其明顯的是，這些公約既無法接續鄉規民約的鄉治文化傳統，又無法與當下鄉村治理有效配合，村民們不知曉，村干部用不上。
在浙江的一些村莊，雖然有村規民約，但它們流于形式，或者僅僅用于宣傳。筆者到諸暨市某村調研，問及村規民約時，駐村干部答稱：“村規民約原來也有，就掛在村委會的墻上，但村委會房子修整后就不掛了。我們這村規民約也就是個形式，沒什么看的，各個村都一樣。村里有些矛盾或者糾紛，還是靠風俗習慣，潛移默化地影響和解決。”該村處于經濟商貿發達地區，村民們多從事汽車配件等經營，普遍較為富裕。因此，鄉村的公共事務多是圍繞著經濟商貿展開，村規民約不被重視，并且與鄉村治理缺乏有機連接。
還有些村莊，雖然村規民約等村務管理的制度都有，也有村務公開等配套措施，但被人為操縱，村務公開、招投標都流于形式，導致村干部貪腐屢屢發生未能實現鄉村治理的公正。
也就是說，既有的村規民約僅偏重于倡導、宣傳性內容，與村莊治理中的村務公開、民主監督等關鍵問題無關，導致村規民約的治理實效缺失。
二
當下，中國鄉村發生著巨大的變遷，已經完全不同于百年前的鄉村。因此，滲透著儒家倫理的鄉規民約不可能再度“復活”。但是，鄉規民約所反映的傳統鄉治文化機理，卻有著超越時空的貫通性，特別是傳統鄉約的人民性、鄉土性，以及民間自治道德與法文化氛圍的塑造，仍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鄉規民約是一種自治性規范，或者說是村落的“習慣法”，來自民間，運用于民間，故不能完全脫離鄉土習俗，不能違背人情習慣。中國傳統法一向強調情理法的結合，“法不外乎人情”。傳統鄉規民約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所倡導的倫理道德價值，是鄉村社會普遍認同的，并形成輿論等制約機制，人們大多能自發遵從。
因此，鄉規民約的制定者需要保持謙虛和審慎。要真正發揮村規民約的實效，需要做的，可能恰恰是找到并總結潛藏于鄉村生活的“既存的法律”，發揮普通農民的主動性、創造性，讓新制定的鄉規民約更接地氣，更有鮮活的“生命”，而不是強行塞入一套看起來完美實則無用的規則。
村規民約的制定必須運用民主方式。之所以村規民約村民不了解、不認同，很大原因就在于其制定缺乏民主參與，村規民約變成少數村干部擬定的條文。盡管村規民約是鄉村自治規范，但對于受其約束的村民而言，無疑是一部“準法律”。現代法律的正當性基礎，很大程度來自其民主性，村規民約這一自治規范鼓勵什么、禁止什么，當然也需要村民的廣泛參與；只要民主參與制定的村規民約不違背國家法律的基本精神，就應該鼓勵這種形式。作為鄉村治理的引領者，基層黨支部可以先形成建議，由“村兩委”形成村規民約初稿，在全村公開征集意見，并組織村民代表積極討論。經過村民廣泛的民主參與之后，整合意見，進行修改，再經過黨群議事會、村民大會等形式審議通過，最后予以公布實施。村規民約制定中充分運用民主方式，既能使村民及早知曉其具體內容，又可通過民主參與增加對其認同度，能有效解決宣傳和實施脫離的難題。
村規民約的內容必須根植于特定鄉土社會。法律是現代的產物，但它又是歷史的，如法諺所云：“法律必須是古老的，只有古老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人類能做的只是發現既存的“法律”，而不是發明或創造法律。所以，在鄉村社會，真正的法律應該是人們長久沿襲的，是扎根于鄉土社會生活中的，也就是人們普遍認同的善良民俗習慣，就像中國傳統社會的“禮”，人們在教化中養成了敬畏之感，從而自動地服膺。村規民約作為民間自治法律，更應該充分體現鄉土性、自生性，要使它發揮實效，得到鄉民的認同，就要使其內容更加貼近鄉土生活的實際，接續良善的鄉土習俗，因地制宜、因時而變。平原地區更重視土地管理規范，依法保護農田；移民區域更側重關注原住民和新移民的關系調整，消弭村民矛盾；經濟發達區域需要關注村民集體經濟發展，保證分配公平；文化落后地區則需要提倡移風易俗，提升村風文明。唯其如此，傳統鄉規民約的當代形式——村規民約才能重新獲得生機，在村風文明、鄉村秩序構建中發揮實效。
本文為陜西省社會科學基金“延安精神與新時代黨的建設”專項研究項目“延安時期黨建引領鄉村治理及其當代價值”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北工業大學法學系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光明日報》2019年11月10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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