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農民工群體外出打工多年卻始終難以實現家庭財富的有效積累與向上流動？在歷時三十到四十年的發展歷程中，農民工家庭作為獨立的經濟組織單位，按照常理，應當實現了相當規模的家庭積累，不論是家庭財富還是人力資本，足以支撐其實現階層向上流動。可問題是，縱觀我國農村地區大多數農民工家庭，在日復一日的辛苦打拼后，仍舊在重復著父輩的故事，極少數方可穿透這一底層階層壁壘，原因何在？農民工階層流動的天花板究竟在何處？又存在怎樣的運作機制？
一、農民工家庭發展的“天花板”
從筆者的觀察來看，不論農民工兄弟如何努力，卻始終處于家庭收支結構的平衡邊緣，而且難以實現高度均衡，稍有風吹草動，便可能是農民工家庭的滅頂之災。這也意味著農民工家庭抗風險能力極弱。為什么這樣呢？接下來，筆者擬從其家庭收支結構來做一番梳理。
首先，農民工的中低勞動力素質結構決定了其始終處于經濟結構所能供給的職業體系邊緣地帶，勞動力市場價值有限，且受生命周期、家庭變故等因素影響較大，屬于天然的弱勢勞動力群體。農民工普遍從事的工作一般有三類：一是工廠工作，二是工地工作，三是賣水果、送快遞、收廢品、水電維修等三產服務業從業者或個體戶。從收入水平上看，這三種類型的工作始終處于收入體系的低端，而且高度依賴勞動力的身體條件。由于農民工身體自有其生理限制與家庭分工安排，使得農民工外出務工具有很強的波動性、流動性，且存在高峰與低谷之別。如此，也便形塑了農民工家庭收支結構中的“上不去”特征。
其次，農民工的人生任務安排和村莊生活屬性，內生性存在農民工家庭人生任務高峰期與密集期，加之村社內部的拉平機制，在某種程度上而言，農民工家庭支出具有硬支出的特征。對于一個普通而正常的農民工家庭而言，從20多歲成長到40多歲的生命歷程中，父母在不斷變老，子女在不斷變大，由此，養老負擔在不斷增加，子女的教育支出、婚戀支出、建房支出等也在日益增加，在不向親戚朋友借款的情況下可以順利實現人生任務已經難能可貴，遑論實現物質層面的有效積累。此外，熟人社會內部，面子文化天然發達，攀比竟勝之心在所難免，尤其是近些年興起的買車潮，少則六七萬，多則十多二十萬，也成為農民家庭的又一沉重負擔。人生任務與村莊競爭，形塑了農民工家庭收支結構中支出的“下不來”特征。
最后，對于農民家庭而言，其收支結構的脆弱性導致其抗風險能力天然較弱。而這一群體又恰恰是風險意識較差、風險隱患較多的群體，因此，家庭風險構成了農民工家庭向上流動的天然屏障。從筆者及所在研究團隊研究來看，農民工家庭的風險來源主要有三：一是鑒于目前我國醫療保障的低水平特征，家庭成員尤其是老人突發大病，將致使家庭支出驟然增大，數年積蓄很可能在短時間內消耗得蕩然無存，出現“辛辛苦苦干三年，一病回到解放前”的現象，這也從側面催生了部分農民工家庭“小病拖大、大病拖死”的應對策略與行為；二是由于工傷、車禍等事故致使家庭中青年等主要勞動力殘缺，使得家庭勞動力結構短時間內難以接續，家庭收入必然驟降，將直接影響子代的建房、婚戀等家庭再生產；三是洪水、泥石流、地震等天災，小范圍、區域性、小概率，但卻是真正的大傷害，一旦遭遇，數年不振。
二、未來向何處去
中國農民工究竟向何處去，這一議題的答案，據筆者及所在研究團隊長期的基層調研了解，主要受三大因素影響：一是是否有能力支付進城成本，主要集中在安居成本與樂業成本；二是家鄉吸引力如何，受產業結構、宗族文化、基礎設施等二級變量影響；三是個體或家庭主觀選擇，既有對教育、消費等城市優勢資源的期待，也有對落葉歸根的故土依戀。農民工進城與否，既不是一個價值問題，也不是一個純經濟學問題，而是根據以上三大因素在家計模式、家庭分工和家庭發展需要等大框架下具體的、實踐著的選擇，需要具體分析。
（一）進城能力是農民進城的經濟前提
是否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支付進城成本是農民進城的經濟前提，其中進城成本是關鍵變量。影響因素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安居成本，也就是是否有能力支付購房成本，房價高漲只擋住了一部分低收入群體，對于條件較好的農民工家庭而言，進城購房尚構不成障礙；二是樂業成本，是否有能力獲得穩定而有尊嚴的工作崗位，對于農民工群體而言，其學歷低、技術弱、身體條件周期性波動等勞動力素質結構決定了其工作的流動性，注定無法獲得體面而有尊嚴的工作崗位，強行留在城市務工，只能以淪為主流就業市場邊緣人群為代價；三是養老問題，農民工群體絕大多數是沒有社保的，隨著年老體衰而退出勞動力市場，老年生活怎么辦？關鍵是已經習慣了農村生活方式與價值體系的農民工群體，是難以在城市頤養天年的。有基于此，對絕大多數農民工家庭而言，進城消費是理想，返鄉生活才是現實。
（二）家鄉吸引力是農民工返鄉的社會基礎
調研時，筆者曾就城鄉之間如何選擇這一問題向各種類型的農民工群體代表請教，從回答來看，絕大多數農民工明確表示返鄉，理由如下：一是家鄉空氣好，好山好水好人家，不必忍受城里污濁的空氣；二是村莊熟人多，有人說話，辦事方便，人也不寂寞，到了城市，就像進了監獄，在小區里待久了，很有可能患上老年癡呆癥；三是老家有田地，種瓜種菜種莊稼，勞動有意義，關鍵是健康又有機；四是成本低，吃穿都是自己的，花費少，不必像城市生活，鍋上鍋下都需要錢。在他們看來，城市屬于有錢人，自己天然適合生活在村莊，有田地就有生活保障，有熟人社會就不會孤獨寂寞，有祖祖輩輩而去、子子孫孫而來的生命綿延不絕，人生價值實現就有依托。如果說，無力支付進城成本是農民工進城的客觀限制，那么家鄉吸引力則是農民工選擇在地生活的內生邏輯，兩者構成了農民工家庭在城鄉往返之間確立空間選擇的完整邏輯。
（三）城鄉定位是農民工家庭主觀意愿的綜合抉擇
城市與鄉村，各有一套自洽的生活方式與價值體系，而農民工群體，則是勾連這兩大體系的流動性力量。站在他者的視角看，城市與鄉村各有優劣千秋。城市自有其生活的便捷與優雅，教育、醫療、交通等公共服務資源豐富而優質，燈紅酒綠的城市體系，為生活其中的人們提供了豐富的生活選擇，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生活選擇是以選擇的能力作為基礎的，城市的消費體系是需要家庭支付能力與之相匹配的，否則只能享受廉價而毫無尊嚴的生活選擇，甚至淪為城市救濟的對象。
鄉村最大的特征在于其鄉土性，從土地中來，到土地中去，村莊內外到處都是熟人，交通等基礎設施較為落后，教育等公共服務資源稀薄，僅能滿足生活基礎性需要，而且在鄉村生活消費內容極其有限。鄉村社會屬于一個低成本、非規則性、有信用的高度靈活卻又自成一體的社會體系。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經過近四十年改革開放、十余年新農村建設，尤其是近些年精準扶貧等國家戰略的實施，鄉村交通、衛生等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迅速并逐步完善，教育資源均衡布局也已提上日程，尤其是中西部產業發展迎頭趕上，給予了外出務工農民工群體在地就業、享受完整家庭生活的機會。家鄉這一“家”與“鄉”的雙重吸引力大大增強，這也是近幾年出省務工農民工群體數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農民工家庭在面對城鄉生活空間時何處何從，將根據自身家庭進城能力、家庭發展需要、鄉土觀念、村莊吸引力等各種因素做出綜合取舍。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18年2期 （此為原稿，與書刊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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