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傳統經濟增長理論將農業的重要性概括為產品、市場、要素與外匯四大主要貢獻，但隨著現代經濟發展與需求結構的轉變，農業的發展使命將進一步拓展至生態、康養、人文與社會四大功能。中國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本質內涵在于保產（提升土地生產率）、高效（增加勞動生產率）、減量（保護資源環境）和增收（拓寬農業功能）。為此，從農業生產的經濟學轉向農業功能的經濟學，從“為增長而增長”轉向“為福利而轉型”，必須重構“目標—行為—組織”的農業高質量發展邏輯，實現從產品生產到生態經濟福利的目標性轉換、從分權激勵到交易制度安排的行為性誘導、從農戶獨立經營到卷入分工經濟的組織性拓展。基本的策略是，通過強化功能定位，走因“地”制宜的農業發展道路；通過靶向行為激勵，走因“人”制宜的農業發展道路；通過深化農業分工，走因“事”制宜的農業發展道路。
關鍵詞: 農業高質量發展 目標轉換 行為誘導 組織拓展
一、重新認識農業的重要性
由Kuznets（1966）開創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表現為人均收入增加和國民經濟結構轉型的工業化過程。其中，最為突出的現象是，在這一過程中，農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和農業就業份額有不斷下降的趨勢。但即便如此，農業依然能夠對經濟增長做出四方面的貢獻：一是產品貢獻，包括滿足人們的食物所需并保障營養健康，同時為食品加工、紡織業和煙草業等產業提供原料；二是市場貢獻，農業部門和農業人口是國內消費市場的重要主體，為工業產品提供著廣闊的市場空間；三是要素貢獻，表現為農業生產要素如剩余農業勞動力、剩余農產品和剩余農業資本等，向非農部門的轉移；四是外匯貢獻，在需要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但本國可供出口商品有限的情形下，調控農產品進出口成為平衡國際收支的重要策略。盡管Kuznets的經典分析得到了廣泛認同，但其將國家工業化及經濟增長視為根本目的，把農業作為工具性與輔助性經濟部門，使得農業的重要性及更為廣泛的能動性功能未能受到足夠重視。
事實上，在以經濟增長為導向、以要素配置為核心構建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分析范式中，農業被視為增長函數中的一個變量。這表現為：一方面將農業定位為一個以產品或生產要素供給為主的被動產業；另一方面將農業視作一個單純的產業部門且其作用僅局限于經濟貢獻，在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不具有任何特殊的功能（Federico，2005）。正因為如此，現代農業越來越呈現出“工業化”發展特征。盡管20世紀中葉以來，農業高產、高效的發展目標定位，以及集約化、化學化、機械化與設施化的發展路徑，成功地解決了人類的饑餓問題，但卻激發出更為多元的食物需求，既引發了社會對食物安全問題的擔憂，也加劇了生態環境壓力。對經濟增長和物質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將人與自然割裂開來，使處于工業社會的人們失去了在與自然的交互中本來能夠獲得的智慧、敬畏、驚奇、關懷與感動，以及對自然和勞動的尊崇等。事實上，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的偏好和需求變得越來越多元化與精神化，綠色食品產業、觀光農業、體驗農業與休閑產業等的蓬勃發展，表明農業不僅具有經濟價值，而且蘊含豐富的生態與人文的潛在價值。如何從“生產的農業”轉變為“生命的農業”，從農業的經濟功能轉到農業的生態功能（維護生態多樣性、穩定性與永續性）、社會功能（促進自然初心回歸、農耕文明傳承、生活福利改進），日益受到全社會的廣泛關注（祖田修，2003）。
已有文獻將農業的多功能性總結為食物功能、工業原料功能、貿易功能、經濟增長功能、就業與收入功能、生態與環境功能、文化功能、旅游與休閑功能、生物能源功能甚至健康醫療功能等（陳秧分等，2019）。其中，農業的經濟功能可以滿足人類的生存與安全需要，農業非經濟功能則能夠滿足人類對愛與歸屬感、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求。現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現代化，是不斷滿足人類多樣化、多層次需求的演化過程。因此，農業的重要功能既包括為社會做出的食物產品貢獻，也包括通過減少有毒有害要素使用和污染物排放做出的生態福利貢獻；既包括通過原生農藝與鄉土情境為人們提供的農耕文化體驗，也包括通過景觀、休閑、觀光和養療服務為人們帶來的身心愉悅。
中國是人口大國，也是農業大國。中國農業承擔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使命，因為其不僅要養活中國人，繼續做出有保障的產品貢獻，而且要貢獻環境福利、健康福利、文化福利和社會福利，隨著新時代背景下消費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尤其應該強化生態、康養、人文與社會等方面的功能。具言之：
其一，生態功能。已有文獻大都聚焦農業生產與生態系統的負反饋關系及其改善，即農業對生態的消極影響與修復補償（夏秋等，2018）。但容易被忽略的是，農業不僅基于生態系統提供產品，而且具有生態系統支持功能，在固碳、保持水土、調節局部小氣候、維護生物多樣性等諸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采取恰當措施正向強化農業生產的生態保育價值，亦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構件。
其二，康養功能。在鋼筋水泥構筑的城市里，擁擠的空間、快節奏的生活以及過大的工作壓力，導致城市人口普遍處于亞健康狀態。由此，田園景觀（如花田和梯田）和休閑生活（如農家樂和休閑農莊）備受城市居民青睞（郭煥成、韓非，2010）。《全國鄉村旅游發展監測報告》顯示，2019上半年全國鄉村旅游收入增至8600億元（同比增加11.7%），另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促進旅游投資和消費的若干意見》（國辦發〔2015〕62號），預計2020年休閑農業和農村旅游特色村會達到10萬個以上，帶動5000萬農民轉型提供鄉村旅游服務并從中受益。可見，農業的康養功能及其開發，正在成為既促進經濟增長又增進社會福利的重要增長點。
其三，人文功能。中國是世界農業發源地之一，極具地域和民族個性的農耕文化，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璀璨之星（龍文軍等，2019）。中國農耕文化所特有的“應時、取宜、守則、和諧”的價值理念，能夠修正經濟增長與物質至上的單極追求，重塑敬畏自然之心，繼而規制自我行為（夏學禹，2010）。悠久的農耕文明積淀伴生出國人濃重的鄉土情結，其中包含著可觀的開發潛力。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特別強調以鄉愁和鄉情為紐帶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鄉建設，傳承鄉村文明。
其四，社會功能。近年來雖然農業吸納的就業人口數量呈下降趨勢，但其仍然提供著大量的就業崗位。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第一產業從業人員為20258萬人，占就業人口總數的26.11%。農業是農戶維持生計可持續、避免返貧甚至實現致富的重要保障，也是維系村莊網絡與社會穩定的安全閥。不僅如此，因農業勞作而產生并維系的技藝與經驗等，經由口頭傳授世代傳承，不僅具有藝術價值，而且具有深刻的社會人文價值。
二、中國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本質規定
伴隨中國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的快速推進，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份額不斷下降。但經濟貢獻的下降，并不意味著農業地位的降低。美國的經驗表明，雖然農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相對有限，但農業是美國獲得國際話語權的重要王牌之一（呂曉英、李先德，2014）。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尤其在逆全球化思潮不斷有新的表現、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治理體系面臨嚴峻挑戰的背景下，中國的農業安全問題越發凸顯。
農業安全是一個多維的概念：第一，農產品的數量安全，決定著人們的基本生存與社會穩定，因難以替代而具有不可或缺性；第二，農產品的質量安全，決定著人們的生活質量，因維護健康而具有品質保障性；第三，農業的生態安全，決定著人們的生活品位，因保障康養而具有外部經濟性。尤為重要的是，農產品特別是糧食，已不再是單純的農產品，而是日益成為壟斷性經營品、金融性產品以及國家戰略性物品。因此，對于中國來說，農業安全具有全局性戰略意義。
中國不可能依靠別人來解決自己的農業安全問題。在“誰來養活中國”被深刻打上了政治烙印的背景下，中國的飯碗必須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并且主要裝盛中國的糧食。然而，農業安全的重要前提是農業成為一個有前景和有吸引力的行業，只有徹底顛覆其“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固有落后面貌，才能激活農業領域的投資與資源注入。這就要求強化農業的功能價值，通過農業產品保障功能以外的生態、康養、人文與社會功能的多維發掘，提升農業產品和服務的附加價值。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事實表明，人們生活的幸福程度并不單純取決于物質財富的多少，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活信念、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環境等的影響。由此，農業功能多樣化就具有了重要的現實意義。概言之，中國農業不僅應該是數量保障型農業，而且還應成為質量型、福利型農業。特殊的國情與農情，決定了中國農業的高質量發展應該具有如下本質規定：
一是保產，以土地生產率為主線的安全農業。中國已經且須繼續以占全球7%的可耕地，養活占世界約五分之一的人口。不存在可供拓展的耕地資源，甚至還面臨耕地的退化問題，也不存在農產品需求削減的可能性或者大規模依賴外部供給的可行性。中國的人地矛盾不僅將長期存在，且有逐步增強的趨勢。為保障農產品供給，中國農業發展必須著力提高土地生產率，即增加單位耕地面積的產品產量。與此同時，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使得消費者的需求由“飽腹”升級為“營養”“天然”“有機”“美觀”甚至“有趣”。因此，在保證產出數量以外，保產的另一重含義在于保證產出品質，增進單位面積耕地的高品質農產品產出率。
二是高效，以勞動生產率為主線的分工農業。伴隨農業勞動力的非農轉移，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短缺將成為常態，這一方面表現為農業勞動力數量不足，即農業可支配勞動力逐步減少；另一方面表現為農業勞動力素質不強，即由于較低的比較收益，農業在就業市場缺乏吸引力，導致優質人力資本不斷流失。而勞動生產率不高的農業，既無法對國民經濟發展做出足夠的產品、市場、要素和外匯貢獻，又無法實現其生態、康養、人文與社會功能；既不能保證農業從業者收入的有效增長，也無法滿足城鎮居民多樣化的產品與功能性服務需求，還會使農業發展失去重要市場動力。所以，通過引進現代生產要素（如良種、機械裝備、耕種技術等）替代勞動力，強化農業社會化服務，促進農業的專業化并深化農業分工，提升單位勞動力投入的產出效率，是高質量農業發展的重要構件。
三是減量，以綠色化發展為主線的優質農業。首先是資源消耗的減量。農業生產具有高度的自然資源依賴性，突出表現為對土地資源和水資源的依賴，所以尋找替代資源或者提升既有資源的利用效率，維持資源可持續是農業安全的核心內容。其次是污染物排放的減量。化肥和農藥等化學品的廣泛使用，會引致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如土壤板結酸化、水體富營養化和溫室氣體排放增加等，由此采取恰當技術措施減少農業化學品用量，增加環境友好要素的投入勢在必行（張露、羅必良，2020）。概而言之，農業高質量發展需要構建起農業與生態高度和諧的共生模式，使農業成為產品供給與生態維護的重要支持系統。
四是增收，以多業態拓展為主線的功能農業。農業的高質量發展有賴于各類農業經營主體積極的行為響應，而行為激勵源于農業活動可預期的潛在收入流。顯然，依托于傳統的農業種養項目所形成的農產品，較低的收入彈性與有限的市場容量，決定了經營主體增收的有限性，而農業的生態、康養、人文和社會功能所衍生出的功能性產品與服務，因其較高的需求彈性而具有廣闊的潛在市場空間，能夠拓展各類經營主體的增收渠道。因此，讓農民在獲得產品性收入的同時獲取更多的功能性收入，是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內在動力。
三、中國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邏輯轉換
中國農業經營的現實主體是小農戶。如何推動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優化農業資源要素配置，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是重要的現實課題。
（一）對傳統思維的批評
長期以來，美國高勞動生產率和日本高土地生產率的農業發展模式，往往被視為現代化、高質量農業發展的典范。為了推進農業的高質量增長，主流文獻大多關注于如何誘導小農引進現代生產要素，改造傳統農業，使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這遵循的顯然是Schultz式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思維范式。Schultz（1964）認為，在生產要素和技術狀況不變前提下，傳統農業中對原有生產要素追加投資的收益率較低，因而農戶難以內生出投資需求，農業領域缺乏資本投入導致傳統農業發展滯后，當且僅當通過外力引入新的現代農業生產要素、打破原有低水平均衡時，傳統農業才能得以改造。Hayami（1981）進一步強調了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遷對農業發展的誘致性作用。Schultz思維范式在本質上表達的是一種農業生產或者農業增長的經濟學，而不是農業功能的經濟學。這一范式強調農業的生產效率或資源配置效率，忽視了農業的多功能性及其福利最大化；強調農民的經濟理性，忽視了農民的社會理性與生態理性；強調農業外生性生產要素的引入，忽視了農戶卷入分工經濟的內生可能性。長期以來，關于我國農業發展的基本主張及論爭，也大都是Schultz思維范式的繼續。具體包括：
第一，經營能力說。在家庭承包經營體制下，中國的小農戶廣泛且大量存在。由農戶的小規模、自給自足特征所決定的農業形態往往被視為傳統農業。Schultz（1964）將傳統農業界定為“完全以農民世代使用各種生產要素為基礎的農業”，并視其為一種特殊的經濟均衡狀態。由于農民對其所使用要素的知識是經世代傳遞而獲得的，所以傳統農業生產方式本質上是一種長期沒有發生變動的生產方式，或者說是一種維持簡單再生產的、長期停滯的小農經濟。為此，打破這種均衡格局，誘導小農投入現代生產要素尤為重要。但是，由于小規模農戶的投資激勵不足，所以鼓勵農地流轉推進規模經營、培育新型經營主體、強化農業技術推廣與生產性服務等成為基本的政策主張。顯然，這些主張的共同特征依然集中于農業要素配置與生產效率的改善，農業功能及其生態福利并未受到重視。
第二，地權穩定說。土地均分是中國土地產權的基本制度安排，起初考慮土壤肥力、灌溉條件與距離遠近等諸多因素所實施的地權分配，因人地關系變動必須配合以定期或不定期的經營權調整與置換來保障土地賦權的公平性。顯然，由此引發的產權界定模糊或不穩定，可能削弱地權的排他性約束，引發農戶的短期投資偏好，甚至造成“公地悲劇”等集體行動困境。因此，保障地權的穩定性進而誘導農戶行為預期的穩定性，成為一種重要的政策主張。然而，對于按照“生不增、死不減”原則實施的新一輪農地確權，地權穩定究竟能否促進農戶的長期投資偏好，學界仍未達成一致。羅必良（2019）曾提出，地權穩定可能會激發農戶的稟賦效應，即對自身所持有產權的農地產生高于實際的價值估值，這會抑制土地流轉并與農地規模經營的政策目標相沖突。不僅如此，由此固化的小農經營格局，因小農戶不具備長期投資的偏好或能力，將會阻滯新技術的采納與高質量的生態經營。更為重要的是，農業的外部經濟性問題，一直沒有進入農地產權及其激勵機制設計研究者的視野。
第三，農地規模說。土地均分制及其調整，一方面造成了地權不穩定性問題，另一方面也產生了土地細碎化問題。這可能引發部分租金耗散與效率損失。部分文獻基于美國大農業的發展經驗，認為擴大農地經營規模是農業現代化的必經之路（鐘甫寧、紀月清，2009）。但此后有研究進一步指出，農地經營規模并非越大越好，而是存在一定閾值；長期鼓勵土地流轉與集中的努力并未取得顯著進展，且農地經營規模同新技術采納間也并非純粹的線性關系（張露、羅必良，2020）。特別地，農業的規模經營不是僅由土地要素決定，而是農地流轉的交易成本、農戶經營能力以及多種要素匹配的函數。不僅如此，規模經濟追求的是成本最小化，但農業的多功能開發需要進一步謀求社會福利與分工收益的最大化。可見，貫穿上述主張的核心邏輯是，通過地權穩定，激活土地要素交易市場，從而實現經營權從經營能力偏弱主體向經營能力偏強主體的轉移，由此實現農地規模經營，進而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其中，高質量被視為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表達的正是Schultz范式的傳統思維。
本文認為，改善農業規模經濟性，必須從強調單一的土地要素轉向注重多要素投入的均衡匹配、從僅僅關注生產成本拓展到同時考慮生產成本與交易成本、從關注規模經濟性的成本節約轉向關注分工深化的報酬遞增機制（羅必良，2017）。中國農業高質量發展，應該遵循中國農業發展的本質規定，從農業生產的經濟學轉向農業功能的經濟學，從“為增長而增長”轉向“為福利而轉型”的目標導向，從農業的產品生產轉向農業的功能拓展，由此重構“目標—行為—組織”的發展邏輯。
（二）目標性轉換：從產品生產到生態經濟福利
綜觀世界農業的演進歷程，農業借助外生動力實現發展的同時，也必須扎根地域生態系統特殊性以激發內生動力。單純由城市和工業增長極帶動的外生發展模式容易因忽略地域生態系統特性而造成資源與環境危機。經濟增長方式正在發生革命性轉變，農業發展也正在從生產主義（productivist）轉型為后生產主義（post productivist）。前者基于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通過集約化、規模化與專門化，達到產量最大化以確保糧食自給能力。后者基于自下而上的利益關聯主體共同決策，通過分散化、延伸化和多元化，降低外部投入品依賴以提高生產可持續性（Wilson，2007）。國際經驗表明，基于本土自然與人文生態探索契合地域特色的農業發展模式往往具有目標選擇的普適性。例如，美國勞動力相對短缺，通過機械化提升勞動生產率，發展資源與資本密集型農業；日本自然資源匱乏，通過資本密集化提升土地生產率，發展精細農業；荷蘭自然資源和勞動力均有限，通過科技化提升資本生產率，發展設施農業（張紅宇，2017）。
可見，農業高質量發展，需要從重視產品生產轉向重視生態經濟福利，即基于地域生態系統特點形成特色鮮明的農業功能區（任勝鋼、袁寶龍，2016）。以長江經濟帶為例，上游的云南和貴州地處高原地帶，以“壩子農業”著稱，分布于山間盆地、河谷沿岸和山麓地帶的農業種養活動，一方面形成引人入勝的農業景觀，如云南元陽梯田；另一方面產出獨具特色的農產品，如貴州織金竹蓀和都勻毛尖，由此，上游地區農業發展的重心應為觀光農業與特色農產品。中游地區的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和鄱陽湖平原，位列全國九大商品糧基地，2018年所在省份糧食產量占我國糧食總產量的12.24%，是重要農業產區，因此，中游地區農業發展的重心為保障糧食生產，保證農業產出效率與產品安全。下游地區的江蘇、浙江和上海等地，擁有我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際城市群，為都市農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容量，據此，下游地區可以在都市及其延伸地帶，以先進設施設備為基礎，以都市需求為導向，開展融生產、生活和生態于一體的農業生產（Zezza and Tasciotti，2010）。
（三）行為性誘導：從分權激勵到交易制度安排
在以往的農業效率目標導向下，產權界定被認為可以通過排他性約束，改善產權主體的穩定性預期與內在激勵，由此提升資源的利用效率；也可以通過產權交易激勵，促進產權的流轉與集中，從而改善資源的配置效率，但有兩方面的問題被忽略：
其一，并非所有要素或產品產權都可以被低成本地清晰界定。特別是生態經濟福利不僅依賴于經濟產品，更依賴于生態產品。而生態產品的供給往往具有公共性與外部性，由此為產權的明晰界定帶來困難。無法明晰界定產權的物品或者會引發搭便車行為，或者將導致供給不足問題，由此決定了其租金耗散的必然性。并且，農業領域的諸多生態產品或服務依賴于地域的生物特性或者景觀特性，從而使得產權激勵隱含著高昂的交易成本（羅必良，2017）。
其二，產品生產效率是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例如，農產品的生產效率是土地、勞動力、資本等多要素的函數，而非由土地要素單獨決定，所以，土地產權界定并不必然誘使農戶的長期投資行為或者積極的土地交易行為（鐘甫寧、紀月清，2009）。農村土地確權后仍然存在的大量拋荒現象就是最直接的例證。因為對兼業或非農就業農戶而言，持有土地是其抵御務工失業風險的最后屏障，由此可能不參與使用權交易；而且確權并未改變部分家庭勞動力非農轉移后的農業勞動力短缺局面，難以提升土地的利用效率。
由此觀之，恰當的交易制度安排尤為重要。Barzel（2015）將產權區分為“法定權利”和“經濟權利”，羅必良（2019）對應地將其闡述為“產權界定”與“產權實施”。前者（法定權利和產權界定）強調行為主體對既定資產的占有、處置和收益分配等權利，后者（經濟權利和產權實施）則強調對既有資產的處置方式。契合農業經營主體特征的迂回交易，可以突破產權界定或交易面臨的成本制約和行為激勵困境。例如，將無形的且產權模糊的民俗文化產品化，形成特色服務產品，由此強化其產權激勵及其可交易性；或者針對農業經營主體的要素稟賦特征，通過服務外包、股份合作與聯合經營，實現多元生產要素的匹配與多功能的整合經營。
（四）組織性拓展：從獨立經營到卷入分工經濟
經營主體的行為能力與產品生產經營特性隱含著重要的可匹配含義（劉守英、王瑞民，2019）。例如，在小規模分散化經營格局下，單個農戶幾乎不可能進行規模化、多樣化的農業生產活動。鑒于農業的多功能性，單個農戶的生產經營模式不僅面臨著規模約束、投資約束，也面臨著經營能力的約束。因此，一條可能的實施路徑是將農戶組織起來進行農業服務的規模經營。一方面依托企業家能力，強化功能開發的外包服務，另一方面誘導農戶進行專業化經營，從而卷入農業的社會化分工并使其分享分工經濟，進而形成共建、共營、共享的農業生產經營體系（羅必良，2017）。
伴隨農業技術進步，農業生產環節的可分離性不斷增強。如水稻種植的整地、育秧、插秧、植保、收割和秸稈處置均可作為獨立的中間性服務產品而存在，從而為農業經營權的細分進而為市場化運作提供了潛在空間。一旦小農的土地經營權存在進一步細分的可能性，其內含的贏利機會就能夠被企業家發現。企業家群體及服務組織的出現，一方面，通過提供作為中間性產品（服務）的“管理知識”，成為經營性主體，從而能夠深化農業的知識分工并改進其經營效率；另一方面，通過提供作為中間性產品（服務）的“專業生產”，成為生產性主體，從而能夠改善農業的技術分工并提升迂回生產效率（羅必良，2017）。所以，即使農戶不直接使用新要素進行生產，但當這種具備企業家能力的主體為農戶提供上述服務時，農戶就能夠以購買服務的迂回方式采納新要素與新技術，從而達到改造傳統農業的目的。
更為重要的是，與農地規模經營所倡導的經營權流轉不同，外包服務經營有助于誘導農戶卷入農業橫向分工（在臨近地塊上進行連片種植），由此引發的服務市場容量擴張與進一步的分工深化，可降低交易費用與組織成本。鑒于外包服務主體的專業知識、技術裝備與市場渠道均具有資產專用性特征，由此所決定的投資鎖定不僅能夠避免其短期的機會主義行為，而且在競爭性服務市場不斷發育的情境下，有助于增強服務契約的穩定性，激勵服務主體提升要素投入質量、促進化學品減量以及改進農產品品質，進而拓展社會化服務市場，強化服務品牌經營，實現服務的規模經濟。同時，外包服務與企業家能力的增強，還有助于發現功能性農業的市場機會，進而能夠在連片經營的基礎上進行景觀改造、功能布局與多維價值開發，延伸和拓展農業產業鏈，從而在共建、共營、共享的經營體系中實現農業的功能性收入增加。
四、中國農業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
促進農業的高質量發展，實現中國農業保產、高效、減量和增收的核心目標，不僅需要思路的調整與轉換，更需要合理選擇發展路徑及策略，從而走向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的發展道路。
（一）強化功能定位，走因“地”制宜的農業發展道路
農業高質量發展要從有效率的經濟增長，轉為有效率的功能拓展，要求我們擺脫傳統生產經濟學的發展思維，從生態系統服務的角度來系統審視農業發展，走因地制宜的多功能農業發展道路。所謂因地制宜，關鍵在于農業高質量發展與地區生態系統的三方面融合：
一是同地域自然生態系統的融合，即農業發展契合當地自然資源環境特征，發揮地域資源稟賦優勢并利用地域天然環境條件。例如更為契合本地土壤條件和氣候條件的作物品種決策，既能夠保證作物產量，又可以避免化學品過量施用可能引致的生態破壞和食品安全問題。由此，可實現現代農業發展的生態功能。
二是同地域人文生態系統的融合，即農業發展考慮當地民俗文化及其對種養行為的影響，并結合文化特色與民俗傳統開發休閑旅游與特色產品。例如在少數民族聚居地開展民俗文化村建設，不僅可以向社會傳播本民族的農耕文化，而且可以規避自然條件對農業生產的限制，提升農業活動的附加價值。由此，可實現現代農業發展的康養功能和人文功能。
三是同地域社會生態系統的融合，即農業發展結合當地社會經濟需求與相關技術實力，以優先滿足本地需求為重要前提。例如，居民的飲食習慣與偏好往往受本地環境影響，本地農產品更可能契合當地居民的營養和口味需求，因此傳統美食與地理標志產品能夠喚起人們的鄉土記憶，增進鄉土文化認同與自豪感。同樣，返璞歸真的農耕體驗、貼近自然的身心放松、天人合一的鄉土感悟、敬畏生靈的自然保護理念，不僅是城鄉生態和食物供應鏈的鏈接擴展，也是農業新型業態的結構性延伸。由此，可以實現現代農業發展的社會功能。
（二）靶向行為激勵，走因“人”制宜的農業發展道路
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不斷推進要素流動，使我國的農業經營格局發生重要轉變。其中，傳統的自給自足生存型小農戶已然發生明顯的分化：一類是基于家庭內部的代際分工，以青壯年勞動力的務工收入滿足家庭需求，留守勞動力開展簡單的農業活動，成為追求勞動價值感的生活型農戶；另一類是基于家庭所擁有的較強農業勞動能力，通過土地要素交易市場或者親緣關系，擴大土地經營面積，成為追求產量最大化的生產型農戶；還有一類是基于家庭良好的經營能力，利用獨特的自然條件或民俗稟賦，發展休閑農業或生態農業，成為追求農業功能拓展的功能型農戶。顯然，不同的農戶有著不同的農業經營目標及行為特征。所謂因人制宜，強調農業高質量發展與農戶經營目標的契合：
第一，追求自給自足的生存型農戶，其特點在于具有相對充裕的勞動力，因而偏好以密集的勞動投入來增加土地生產率。然而由于投資能力極為有限，所以對化肥和農藥等外部要素的投入相對謹慎，偏好綠肥和農家肥等以實現對生產成本的選擇性控制。所以這類農戶并非是先進技術和設備推廣的恰當對象，對他們的幫扶重心在于將其家庭剩余勞動力吸納至農業社會化服務隊伍，成為職業農民以謀求工資性收入來滿足家庭生活需求。
第二，追求田園舒適的生活型農戶，其特點在于農業勞動力相對缺乏，無法滿足高勞動強度的作業需求。但因家庭成員外出務工能夠獲得穩定的收入，這類農戶的農業經營具有明顯的副業性質。所以其較為偏好勞動力節約型的技術或者生產資料，愿意為節省人力的產品或服務支付額外的費用，因而易于鼓勵其開展連片化種植，是為農業社會化服務重點關注的目標群體。
第三，追求產量最大化的生產型農戶，其特點在于通過土地轉入擴大農地經營規模，以謀求農業經營的規模經濟性。但受強烈的經濟目標驅使，此類農戶可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通過多施化肥和農藥避免產量風險，由此帶來環境污染和食品安全問題。因此有必要調整化肥和農藥減量的相關政策，改變當前普惠制的激勵模式，強化生產性服務外包，有針對性地激勵這類群體的減量生產行為，促使其提升農產品品質并開展綠色經營。
第四，追求功能拓展的功能型農戶，其特點在于所開展的農業經營活動，如休閑農業和綠色農業等，具有可觀的附加值，以及天然的資源保護和環境友好傾向。這一群體偏好采納資源和環境友好型技術，并能夠通過較高售價彌補新技術引致的高成本，繼而獲得足夠的利潤空間保障。鑒于該群體是實現農業康養價值和人文價值的核心載體，且具有可觀的就業吸納潛力，因此有必要在信貸、用地等方面給予政策傾斜，以促進功能型農戶與相關經營主體的培育，由此實現農業的生態、康養、人文和社會的多功能融合與可持續發展。
（三）深化農業分工，走因“事”制宜的農業發展道路
中國的農業規模經營，在基于土地經營權流轉發展土地規模經營的同時，也正在謀求土地托管與服務外包等多種形式的服務規模經營。在我國主要糧食作物的生產環節中，收割機械化服務的覆蓋率已經高達90%（張露、羅必良，2018），充分說明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市場的廣闊前景。事實上，不僅農業的生產性服務，農業的功能性服務與職業經理人市場服務也在快速擴展。所謂因事制宜，強調農業高質量發展與農業分工的密切融合：
第一，通過農業社會化服務倒逼連片規模擴張。由于服務供應商具有生產要素采購成本優勢、要素質量甄別優勢和種養技術保障優勢，對小農戶具有充分的吸引力。然而，細碎化的農地經營現狀并不符合服務的連片作業要求，因而服務供應商通常會設置卷入服務的農地規模門檻。例如江西綠能農業發展有限公司以50畝為服務外包的門檻值（羅必良，2020）。為達到該閾值要求，農戶會通過土地要素市場交易轉入土地，或者同周圍農戶保持品種一致性，由此形成連片種植。所以，農地規模經營與服務規模經營需要進行有效銜接。
第二，通過農業社會化服務促進農業技術進步。農業高質量發展要以先進技術運用為載體，而社會化服務組織的比較優勢就在于通過新技術采納提高勞動生產率、土地生產率與價值增值率。所以，農業分工及其專業化發展，不僅依賴于農業的生產技術、加工技術，更依賴于農業的綠色減量技術、品牌與創意設計以及網絡營銷技術。技術的進步與分工的深化，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市場容量與潛在收益空間，將不斷促進農業多功能開發與技術服務市場發展。更重要的是，農業的技術受體由農戶轉為專業服務組織，不僅使技術采納的門檻降低，而且使得服務市場競爭格局生成，這將不斷激勵各類專業服務主體強化技術創新，從而形成農業綠色、高質量發展的市場自發擴展機制。
第三，通過農業社會化服務強化農民職業隊伍建設。農業分工、外包服務與經理人市場，能夠加快農業企業家群體的生成，形成代耕、代管與代營的職業化能人經營體系。其中，多樣化與專業化的服務市場，將提供新的農業就業機會，使部分農地經營的退出農戶轉型為職業農民；農業的多功能開發與技術服務，也將培育出專業化與職業化的農業技術人才隊伍。因此，農業分工的效率空間和農業功能的潛在價值將賦予農業以新的生命力，吸引“有知識、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專業化人才，形成“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職業化農民隊伍。而穩定的人才隊伍及其專業化支持，才是農業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鄉村振興與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研究”（項目號:19ZDA115）、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及其協調研究”（項目號:71933004）、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長江經濟帶農業綠色發展模式仿真、結構優化與主體博弈”（項目號:2019T120736）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羅必良系華南農業大學國家農業制度與發展研究院教授 ；張露系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華南農業大學國家農業制度與發展研究院博士后流動站研究人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天津社會科學》2020年第5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