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迭代,瞬間顛覆,飛速發展的科技革命對社會產生強烈沖擊,求新、求變、求快成為時代的主旋律,各行各業、社會各界都在奮力奔跑,生怕掉隊。在這樣一個被“快文化”裹挾的現實面前,“ 三農” 顯然跟不上節拍,滯后于時代。對此,一些人急得跳腳,大有恨鐵不成鋼的艾怨。在以快為特征的時代大潮中加速推進“三農”發展無疑是正確的選擇,但務必看到“三農” 慢的原因十分復雜,其中有社會認知的影響, 有制度設計的阻滯,也有自身規律的約束,必須穩扎穩打、久久為功,慢不得, 也急不得。
這是一個快得讓人來不及反應的時代。
農業生產動力更新換代的歷史周期越來越短。人類的農業生產動力經歷了刀耕火種的“人動時代” 、馴化牛馬的“ 畜動時代” 、機械化的“ 機動時代” 和“ A I ” 橫空出世的“ 智動時代”。人類從農業生產動力依靠人本身的“人動時代”到開始使用畜力的“ 畜動時代” , 大約經歷了100多萬年;從“ 畜動時代”到以蒸汽機發明和使用為標志的“機動時代”,大約經歷了數千年;從“機動時代”到數字技術在農業等領域廣泛運用的“ 智動時代” , 經歷了大約300 多年;“ 智動時代” 的到來雖然只有短短幾十年,但信息技術、數字技術的大范圍應用,勞動工具智能化的演進越來越快,呈現出不是以年為周期,而是以月為周期的加速狀態。
智動時代終結了人類主宰世界的格局。2017年5月,谷歌公司開發的AlphaGo與排名世界第一的世界圍棋冠軍對戰, 以3 比0 的總比分獲勝, 成為第一個擊敗人類職業圍棋選手、第一個戰勝圍棋世界冠軍的人工智能機器人。2017年10月,AlphaGo Zero 誕生,該系統在無任何人類輸入的條件下,從空白狀態迅速自學圍棋,以100:0的戰績強勢打敗了AlphaGo。AlphaGo的工作原理是深度學習,結合了數百萬人類圍棋專家的棋譜,以及強化學習進行了自我訓練。AlphaGo Zero 則“拋棄人類經驗”和“自我訓練”,系統一開始甚至并不知道什么是圍棋,只是通過強大的搜索算法,進行自我對弈,逐漸調整,提升預測下一步的能力,最終贏得比賽。AlphaGo Zero還為圍棋這項古老游戲帶來了新的見解,一年之內,推翻了人類四千年的圍棋理論。
算力革命推動量子霸權時代的到來。2019年9月,美國谷歌公司研發的量子計算機成功在200秒時間內, 完成傳統計算機需1 萬年時間處理的問題, 在全球首次實現“量子霸權”。2020 年12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潘建偉團隊構建量子計算原型機“ 九章” , 完成傳統計算機6 億年的算例, 成為量子計算研究的里程碑。“ 算力革命”推動世界進入量子霸權時代,超越經典的量子計算能力從理論走進實驗,未來超級算力將廣泛運用于各學科、各領域。一年之內把算力提升了五億九千九百九十九年,一個新的計算能力飛躍的時代不期而至。
落后于時代節拍的“三農”慢的原因復雜
首先,農業發展動力不足。一是農具滯后。中國工程院院士羅錫文認為,中國農機智能化不足10%,較發達國家落后30年。早在上世紀8 0 年代, 意大利菲亞特公司農機平均故障間隔時間是350小時,中國2019年才達到340小時。我國每畝地的平均農機動力是美國的6 倍, 發達國家一臺拖拉機后面帶3 —6種農機具, 我國只有1 . 6 種, 農機動力沒有充分發揮,農機的開發、普及、推廣較為緩慢,效率不高。二是糧食價格疲軟,生產者的積極性受挫。世界糧食實際價格呈現下降趨勢。過去2 0 年, 小麥價格年均增長速度為0.21%,大豆、玉米、水稻價格年均增長率為0.3%,扣除物價上漲,四大主糧價格普遍下跌,1961年以來, 全球糧食產量年均增長率達到2.2%,與之相對應的是,世界人口由1961年的30.72億增長為現在的76億,年均增長率為2.4%;肉蛋奶的消費急劇增長,使飼料糧消費量每年增長近6%。而對糧食的消費,世界已形成口糧、工業與飼料的4:2:4的消費結構。生產與消費增長的不協調、與價格增長的不匹配,使農業發展缺乏動力支撐。
其次,農民需要有一個認識自然、適應規律的過程。農產品生產相對于工業產品生產有六大自身特點:不可間斷, 不可倒序, 不可搬移, 是活的生命體, 遵循自然再生產與經濟再生產兩個規律, 結果只能最終一次性顯現。農業本身是一個弱質產業, 一遇旱澇病蟲等自然災害, 收入可能為負, “ 靠天吃飯” 的局面在一個相對長的時期內難以擺脫。復雜多變的自然規律要認識、要把握十分不易, 要遵循更是難上加難。但我國農村教育整體發展水平較低, 有能力的精英又都被城市的虹吸現象抽空, 要認識復雜多變的自然規律, 遵循農業生產的自身特點, 沒有一個艱難漸進的探索過程是難以把握、無法適應的。
第三, 農村地廣物古, 需要在傳承保護中發展。在我國9 6 0 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城市、縣城以及鄉和鎮所在地建成區面積只有1 2 萬多平方公里, 9 8%以上都是鄉村。要使這么大范圍內的鄉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都步入現代化,決非短期內就可以一蹴而就的易事,急不得, 也快不了。西方有句諺語,上帝創造村莊,人類創造城市。鄉村是自然形成的聚落, 是幾千年文化的堆積, 有幾千年積淀的鄉愁。中國的鄉村不同于“ 原始型落后” 的非洲及南美洲的村落, 中國的鄉村是“ 文明型落后” , 它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載體。因此, 推進村莊建設、改造舊村莊,不能像城市開發一樣,在一張白紙上,想怎么樣畫就怎么畫。對鄉村的改造不能一律推倒重來、大拆大建,抹去幾代人的集體記憶。村莊蛻變是“迭代” 而不是“換代”,只能是原生態改造,原風貌建設,在保護傳承中發展。
理性看待“三農”的“慢”
首先, 要有適應規律的定力。工業文明的理念是“人是自然的主宰”,人定勝天,改造自然;農業文明的理念是“人是自然的一員”,天人合一,遵循規律。不能用工業文明的理念看待農業、發展農業。例如,農作物和畜禽種子是自然界長期篩選的結果, 人類可以食用的植物有幾千種, 但訓化成熟的只有幾十種, 主糧只有玉米、大豆、小麥、水稻等幾個主要品種;家畜、家禽的馴化經過數萬年演進,少的也有幾千年,基因漸變,逐漸穩定。農作物和畜禽種子的篩選培育不同于工業品升級換代快,是一個漸進而漫長的過程。這是規律,規律不能打破, 只能遵循、只能適應。在農業發展進程中, 必須克服工業文明“ 人定勝天”“ 駕馭規律” 的思維方式,在大自然面前保持足夠的定力。
其次, 要有科學發展的耐心。人類對發展觀的認識大致經歷了經濟發展觀、綜合發展觀、可持續發展觀和科學發展觀四個階段。經濟發展觀是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綜合發展觀兼顧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可持續發展觀則在綜合發展觀的基礎上,關注未來發展。而科學發展觀在可持續的同時, 更加關注人的全面發展。今天黨中央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是依據中國國情,對發展觀的又一次認識提升, 創新著眼解決動力不足問題、協調著眼解決發展平衡問題、綠色著眼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開放著眼解決內外聯動問題、共享著眼解決公平正義問題。“ 三農” 發展必須堅持貫徹新發展理念,這是一個復雜的、綜合的、長期的過程,因此,應有足夠的耐心。破解發展中的難題、增強發展中的動力、厚植發展中的優勢,積小勝為大勝,而不能指望畢其功于一役。
再者,要千方百計加快推進“ 三農” 現代化。“ 三農” 現代化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 需要整體謀劃、分步推進、分類實施。一應變革“三農”體制、機制。把鄉村與城市擺在平等的地位上,創新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體制機制,實現高強度、高頻率的城鄉相互作用, 促使農村、農業和城市、工業有機結合, 推動城市優質資源下鄉, 縮減城鄉差別, 消減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 提升農民總體綜合素質, 建立更加可持續的內生增長機制,實現城鄉融合發展。二應想方設法在“三農”領域植入現代科技。現代科技直掛云帆,乘風破浪,而農業領域幾千年要使用的農具在一些偏遠山區丘陵仍然身影頻現。現代科技應與傳統農業廣泛嫁接,農具落后的狀況要加快改變,無人機噴灑農藥、服務田間管理、無人駕駛拖拉機、收割機、播種機等智能農具應加快普及,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機器人、算力革命更應在農業領域充分應用。加快提升農民的現代科技水平,加快建立農業現代科技服務體系,加速農業“智動時代” 的步伐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標志性體現。三應推進三體共化。建設現代化強國、實現黨的第二個百年目標“短腿”在“三農”。農業現代化,農業是本體,農民是主體,農村是載體,必須讓本體農業和農業經營的主體農民以及農業生產的載體農村同時現代化。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富, 農民必須富;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實現三體共化是建設強、富、美的中國關鍵所在,也是解決當下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不充分這一突出矛盾的關鍵所在。四應牢固樹立農業文明是人類母體文明的理念。一切文明都是建立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農業文明是與工業文明、城市文明并行不悖的文明形態, 不能因為農業文明發展緩慢而拋棄農業文明。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都沒有因為擁有現代文明而拋棄農業現代化。城市國家新加坡,寸土寸金,仍然在高樓大廈上發展現代農業。只有理念現代化、思維現代化,“ 三農” 才能跟上時代節拍。
鄉村與城市不同,它可以形成一個自我封閉的內循環系統, 可以與外界隔離, 實現自給自足。現代社會尤其是城市, 是一個開放的系統, 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則可能導致整個系統崩潰。陶淵明筆下“不知有漢, 何論魏晉”的桃花源只能存在于鄉村,不能存活于城市。鄉村在當今時代劇烈變革的移動性背景下, 對于應對各種新型災難具有特殊優勢。新冠肺炎疫情突發, 上億農民工在城市無業可就, 退守鄉村經營農業, 依舊平靜度日, 社會得以安然無恙。新冠肺炎疫情警示我們, 在難以預測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的人類各種新型災難面前,防患于未然,遵循自然規律,守好鄉村這個可以退守的后院,應是明智之舉。
(作者系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發展觀察》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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